从战略制高点着手维护我国文化安全

　　在当今世界的国际环境中，最终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安全状况的首要因素还是实力。邓小平所强调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包含着战略谋划的重要作用。高质量的战略谋划能充分调动国家战略资源，使国家力量最大程度地表现出来，发挥所谓"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反之，则可能白白浪费国家战略资源，使国家力量大打折扣。因此，维护我国文化安全，一方面应着眼于增强国家文化力，另一方面也应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谋划。实际上，如何有效增强国家文化实力，这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谋划问题。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当务之急，就是强化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意识，谋划全面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强化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意识，首先应在有关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及文化传播行业中营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理论研究氛围，使各学科和各不同文化传播行业都形成一个关注国家文化安全的文化自觉。理论工作者应从各个角度积极开展战略研究，真正发挥"思想库"的作用，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理论支持。而文化传播行业应充分发挥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作用，努力培养广大受众的国家文化安全意识，进而形成一种跟踪先进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和反对文化霸权的全民文化自觉，在国民的国防意识中增加一份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

　　谋划全面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考虑到国家文化力由文化势能、文化创新力和文化传播力共同构成，以及国际文化安全环境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影响，谋划我国文化安全战略有四个值得重视的战略制高点。

　　积极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积蓄文化势能

　　在国家文化力的构成中，文化势能是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的基础性资源，文化势能的积蓄将为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提供不竭的原动力，而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反过来也推动文化势能的积蓄。文化势能是特定的"文化基因"稳定性的决定力量，文化势能越大，改变该文化特性所需的外力就越大。积蓄文化势能有两个并存的有效途径，一是通过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各自的创新与传播不断积蓄文化势能；二是将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两股文化势能汇集在一起，这将大大增长总的文化势能。由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并不是从中华文化中原生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怎样有机地融入中华文化之中，一直是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因此，在文化势能积蓄的途径中，后者具有更大的战略价值。

　　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并不具有必然的同一性，不同意识形态可与同样的民族文化结合，例如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可与中华文化结合；而相同的意识形态可与不同的民族文化结合，例如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民族国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原生的意识形态自然汇集了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往往能形成较高的国家文化势能，意识形态的创新与传播和民族文化的创新与传播取得内在一致，两者交相呼应，共同发展。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的传播更多地融入到民族文化的自觉中，意识形态取得了最有力最稳定的传播形式。而非原生的意识形态能否本土化，这是决定该意识形态生命力与传播力的重要因素。没有在民族文化中扎根的意识形态，其创新与传播都主要靠政权来推动。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的融合程度越高，其文化自觉程度也越高，而其政权依赖性就相对降低。

　　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八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结合过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从这个意义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主要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层面的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却成效不大，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全面渗入民族文化的观念、认知、价值、素养、心理等层面，从而内化为中国人处世、行世、立世的行为习惯。作为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的，但离开深厚的民族土壤而片面强调其阶级性必然会丧失其文化根基，致使意识形态只有政策内涵而缺少文化底蕴，只有领袖的创造而缺少学者的思考，只有"官方"的灌输，而无"民间"的自觉。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这两种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长期的"分离"状态，大大削弱了中国在国际文化博奕中的整体战略力量。因此，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用民族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也用马克思主义精神改造民族文化，在大力培育和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过程中融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精髓，同时也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打上民族文化精神的烙印，使这两股文化势能汇集在一起，提高整个国家的文化势能，从而增强国家文化力。这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第一个战略制高点。

　　保持文化先进性，增强文化创新力

　　创新力在文化力的构成中居于核心地位。创新力是增强文化力的根本，是积蓄文化势能，扩大文化传播的发动机，因此，文化创新力是改变国际文化战略力量对比的关键环节。而增强文化创新力，要害在于始终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文化的先进性与文化的创新力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保持文化先进性，文化才会有创新的活力，而文化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保持其先进性。

　　回顾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每一次文化危机都是因为先进性丧失和创新力萎缩，而危机中的每一次飞跃都是源于先进性的追回和创新力的突破。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化由于封闭和僵化而遭遇空前危机，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经历了以民主与科学精神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改造以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传入并中国化后，中国文化才重新获得了先进性，才重新焕发了创新的活力。中国文化并不是一个固定和僵死的模式，而是一个不断在世界文化的激荡中发展的过程，因此中国文化的实质就是整个中国文化史，也就是在中外文化的相互交融与激荡中保持先进性和创新力的过程。如果把维护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错误地理解为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纯洁性"，保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那必然会导致中国文化画地为牢、固步自封、僵死停滞，最终，即使没有文化霸权与扩张的威胁，也会自取灭亡。

　　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史，"东西之争"、"华夷之辨"，一直是几代文化人挥之不去的文化情结。或者是全盘西化，或者是儒学复兴，这是至今仍在纠缠的话题。全球化的加速，冲击着我们的文化循环思维，只有超越"东与西"，立足当代中国文化实践，以一种全球的视野，全球的胸襟和全球的勇气在全球范围内吸纳当代先进文化成果，才能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才能不断焕发中国文化的创新活力。当然，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应反对和警惕残酷野蛮的"文化侵略"，恃强凌弱的"文化霸权"，包藏祸心的"文化渗透"，但是我们不能反对"文化"，特别是先进和优秀的文化，唯此，中国文化才会有真正的先进性，才会有鲜活的创新力，也才会有真正的安全。

　　以文化建设引领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文化传播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传播呈现全球化趋势，文化传播的途径和载体也更加复杂多样，其中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将在最大程度上决定国家文化传播力的大小。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产业是"中性的"，它作为载体所传播的文化信息并不是特定的，同样是文化产品却可以传播不同的文化信息。文化产业的这种"中性"载体特征，为各国文化传播提供了广大的战略空间。因此，文化产业的壮大和发展并不必然自动地增强国家文化传播力。文化产业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也不能等同。虽然文化产业发展状况与国家文化安全有很强的相关性，但文化产业安全仍有部分属于经济安全的范畴。

　　十六大把文化产业定位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胡锦涛在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也强调"发展文化产业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因此，文化产业的发展，不能仅仅看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更重要的是要作为加强文化建设、扩大文化传播的手段和途径来认识。所以，能否以文化建设引领文化产业发展，这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一个战略制高点。这要求我们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一方面要确保本国文化产品成为传播先进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WTO所给予的战略空间，促使更多的进入中国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投资包含更多的中国文化信息。

　　运筹国际文化战略，推动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

　　在影响和决定国家文化安全的众多变量中，国际文化秩序也是具有根本性的因素之一。在以往对国际秩序的考察中，更多关注的是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随着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凸现，国际文化秩序理应纳入国际秩序的考察视野。霸权扩张、弱肉强食、赢家通吃是国际旧秩序的典型特征，也是引发国际安全问题的根本性因素。要获得真正的安全，应着眼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其中自然应包含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立。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文化安全因国际文化旧秩序的存在而面临严峻挑战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运筹国际文化战略至关重要，因而推动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是战略运筹环节的另一个制高点。

　　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与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反击西方国家的文化侵略等等。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应重在建设，正如江泽民指出，各种文明应该"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其核心理念是平等、互助、和谐。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立就是要将这些核心理念贯彻到国际文化交流的"游戏规则"中。当前的国际文化秩序不合理，是因为国际文化交流的"游戏规则"不合理，而"游戏规则"不合理是因为它客观上由少数国家"制定"。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应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主流，争取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这才是一个明智的战略选择。我们应抓住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这一战略制高点，灵活运筹国际文化战略格局中的不同矛盾，大力开展文化外交，逐渐构建起目标明确、思路清晰、体系完整的中国国际文化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