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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略格局的互动效应，构成了一部千古奇观的长征史。它揭示局部与全局是相互依存的，带全局性的局部决定全局的命运；提请人们加强全局观念。
长征是一个逐步发展过程。起因不是全部原因，更不是原理。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就是战略格局的互动效应，但意义深刻，值得给予深入认识。
长征是由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引发的。因此，探讨长征的发生，必须弄清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前，红军的战略格局及其内部关系。当时，即1933年秋，红军战争全局主要由8个战略区组成。这就是由苏区和所在红军组成的：中央区、湘赣区、湘鄂赣区、闽浙赣区、黔东区、川陕区、鄂豫皖区和陕甘区。其中，中央区带全局性，它的范围约6万平方公里，人口430余万，红军约10万人，在全局中居于决定意义的地位；湘赣区、湘鄂赣区和闽浙赣区，地理上与中央区毗连，战略上为一体，实质上是中央区的卫星区；川陕区是第二大区，在全局中举足轻重；其他3区红军都不过4000人，对全局影响不大。
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就在于它导致了对红军战争全局起决定作用的中央区失败。这一失败带来的是3个卫星区伴随失败，湘赣区红6军团执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遣任务，接着是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红军的8个战略区格局破坏后，全局形成为：仍处于稳定状态的川陕区和陕甘区；已形成统一领导并转入创建湘鄂川黔苏区的红2、红6军团；已受到严重削弱并处于继续转移中的中央红军；已撤出鄂豫皖苏区也处于战略转移中的红25军；主力红军撤出后留下的已处于高度分散的原各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其中，主体是互为犄角已转移到贵州的中央红军，川陕区的红四方面军，湘西的红2、红6军团。这时，川陕区人口已达500万，红军8万余人，还有党政干部和后方人员近两万人，客观上已上升到带全局性地位，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军事影响于全局。
根据这一新情况，遵义会议的党中央寄希望于川陕区发挥稳定大局作用，在红2、红6军团湘西攻势的战略配合下，发动猛烈的攻势作战，威迫敌之根本重地川中，造成战略上轰动效应，转移蒋介石对红军的作战重点，打乱其战略进攻态势，策应中央红军迅速恢复稳定。但独揽川陕区全权的张国焘，反而命令所部主动撤出川陕苏区战略转移长征。川陕区的放弃，使红军战争大局更加动荡，中央红军在强敌围追堵截下，只好继续转移。
1935年夏，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造成了红军战争大局迅速恢复稳定的条件。这时，两个方面军共10万余人，而由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华北事变"引发的全国抗日民众运动浪潮高涨。在主客观条件都向着有利于红军的方向发展的情况下，党中央决定乘机北上，两军一同前出川陕甘地区开创新局面。但张国焘拒不执行，反而命令已北上至川西北的所部折返南下川西。这不仅使红军战争大局丧失了迅速恢复稳定的机遇，而且也造成了南下部队原不该有的严重损失。
此后，红军的战争主体形成为三大主力一线纵贯中国西部的态势。这就是已结束长征转入建设西北革命大本营的中央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包括原陕甘区红军和先期到达陕甘区的红25军）；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失败后退到西康甘孜地区的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的南下红军；已由湘鄂川黔苏区转移到黔西南的贺龙、任弼时统率的红2、红6军团。在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新情况下，贺龙、任弼时及所部，已在政治上处于对全局有决定意义地位。他们的这一票的投向，决定着党和红军的政治局面乃至于命运。
正因为这样，张国焘想拉拢贺龙、任弼时继续与中央对抗；被张国焘裹挟南下的红军总司令朱德。也想联合贺龙、任弼时促使张国焘放弃分裂主义，率南下部队北上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他们各怀目的联名电令贺、任率部到甘孜与南下部队会合。早已与中央失去联系的贺、任把这当成是中央的指示，当即执行。而当着甘孜会师得知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真相后，贺龙、任弼时率所部旗帜鲜明地站在党中央一边。于是，也就有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大本营，长征结束。
综观长征的形成过程，不难看出局部与全局是相互依存的，带全局性的局部会在正反两方面极大地影响于全局，甚至决定全局的命运。这给我们一深刻的启示：必须有战略格局互动效应意识，增强全局观念，自觉维护全局。
二、客观因素的决定作用，支配着长征各部激流归大海。它揭示人们只能在客观因素的决定作用下，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和事业的成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有个有趣现象。这就是图上的红军行进标示，恰似落在图上的一条气势磅礴一泄万里的江河。
这等奇观，是红军长征各部基本走向和主要路线大体一致的写照。然而，长征并不是预先计划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这当然有它的原理。如果说自然界江河的形成，是"水往低处流"的重力定理决定的，那么长征激流的走向，则是人类社会的"弱在贫处生"的无情现实的支配。现实社会中，弱势群体、弱小民族无不生活在贫困地区。
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是红军战争的基本特点。在中国大革命基础上兴起的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虽然发生在政治、经济、交通和文化相对发展的中国南部和中部，但敌强我弱的特点决定，红军的战略基地苏区只能在这一区域内，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贫困落后地区。而当着被强大的敌人逼迫不得不撤出这些苏区时，只能也必然是向更加贫穷落后的地区转移。现在的中国西部相对东部、南部和中部，仍然是落后的，而70年前的中国西部，则更加的贫穷落后，也是当时国民党统治最薄弱的地区。这就决定了弱小的红军被迫战略转移时，只有西去，在西部适当地区寻求生存发展。
红军各部战略转移后都受到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为了保存力量，各部只好继续西去。这就决定了从长江以南和中流地区撤出的主力红军，都不约而同地退到青藏高原的东侧。这时，如再西去，就进入青藏高原腹地西藏、西康。那是藏民聚居区，红军即使能克服高原缺氧的生理反映，也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长期诸原因形成的民族隔阂，不仅得不到给养、人员补充，反而会因与民争粮而造成矛盾和冲突，也会受到当地土司控制的武装的袭击，这些因素都会造成红军更加削弱，甚至消耗殆尽。显然，继续西去是自走绝路。而往南，又濒临国境，退无可退。剩下的唯有沿青藏高原东侧北上。
红军的战略转移并不仅仅为了保存力量，开创新局面才是根本目的。开创新局面的首先是落脚建立新苏区。而新苏区的地域是有条件的。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总结提出，根据地苏区的地域必须有很好的群众、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其中的"很好的群众"可以不苛求有很好的群众革命基础，但起码应当是汉族聚居区，有一定的人口密度。此外，还要考虑到它在政治上的影响度。显然，红军的落脚地区是客观要求和主观选择的结合，不能完全由主观意愿决定。
正因为是这样，中央在亲历了青藏高原东侧的横断山、雪山，认识到这一区域也不适合于红军大部队长期生存发展后，才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一同北上黄土高原落脚。那里地域相对平缓广阔，经济力也远比青藏高原东侧强，还有更靠近华北，利于党和红军在政治上影响日益高涨的抗日民众运动。
但这个决定遭到张国焘的反对。张国焘以主观意愿挑战客观决定，命令所部南下，无视蒋介石中央军薛岳兵团10万重兵已入川，四川敌情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无视敌强我弱的现实仍然存在；无视中央的"南下是绝路"的警告，企图先夺取川西平原尔后"赤化四川"。结果遭到现实无情的惩罚，最终被迫退到青藏高原东侧川康边，陷入饥寒交迫困境中，连同此前作战损失，使南下红军由9万余人锐减至4万余人。
而遵从客观规定并进行理智思考的党中央，坚信北上是唯一出路，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最终落脚于黄土高原腹地陕北，不仅站住了脚，而且把陕甘区发展为中国革命大本营，为主力红军全部落脚西北大本营创造了条件。
长征的激流就这样汇入大海。它揭示了战争乃至一切社会实践的一条共同的指导原则：人们不能超越客观因素的决定作用，企图战争的胜利，事业的成功；人们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因素决定作用下发挥主观能动性，争取战争的胜利，事业的成功。
三、行动的组织实施形式错误，导致中央红军血染湘江，揭示了军事行动属性的误判或互混，组织形式的不当，都会造成行动受挫甚至失败。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血染湘江，是红军长征中最为被动惨烈的一幕。对此，相关史著都说是博古、李德的逃跑主义和"大搬家"的错误指导造成的。这个结论没有不妥，但过于简单。不论从词义上说还是从行为实际上说，逃跑与搬家完全是两回事。可想而知，前者轻装敏捷，仓惶诡秘；后者带着全部家当，从容不迫。把两种不同属性的行为并在一起，本身就是矛盾的，必须解释说明。其实，这是就不同层面而言。逃跑主义是就战略指导而言，指他们在行动前仓促从事，在行动中避战，形同落荒而逃；"大搬家"是就行动组织实施而言，指他们把红军的战略转移当成是苏区的搬迁，按苏区的搬迁组织实施。应当说，战略转移与逃跑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军事行为，但实施要求有某些相同之处，起码在轻装便捷这点上是相同的。如果博古、李德真是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当成逃跑来组织实施，倒也不至于造成中央红军在湘江被敌截住，酿成血战。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逃跑主义，而在"大搬家"。
军事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军队组织形式必须与作战形式相适应。战略转移是战略防御中为暂时摆脱进攻之敌，争取有利的战略态势，由原作战地域转移到新地区的有计划的战略行动。由于是以自己的运动避开敌之进攻，这就必须考虑到既要便于运动，又能在运动中突破敌之拦阻和追击，要求部队必须轻装，保证行动快捷；必须全部为战斗编组，保证各单位都有独立作战能力；必须尽量减少指挥层次，保证反映敏捷；必须给各级指挥员以临机处置权，保证其当机立断处理当面险情。
博古、李德的错误就在于把战略转移当成"大搬家"，用"大搬家"的组织形式遂行战略转移任务。
参加这次战略转移的共计8.7万余人，由战斗部队和中央党政军机关人员这两大部分组成。战斗部队是中央红军的5个军团共7.2万余人，各部除了司令部、政治部（处）、供给部（处）、卫生部（处、队）这些常设机关外，军团和师两级还有为战略转移增设的后方部，它包括医院、兵站、运输队、教导队、修械所、补充团等单位。出发时，4个军团部（红8军团部由红21师师部兼）12个师部和36个团部的机关人员（不含直属队）按编制共约4200人；各级后方部人员共约两万人，其中仅挑夫就达5340人。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之比大体二比一。中央各机关人员编为两个野战纵队，第一野战纵队由原红军总部和总政治部组成，共4693人；第二野战纵队由党政机关和军委后勤系统人员组成，共9853人。战斗部队机关人员和中央机关人员总和约为4万人，整个转移队伍中的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比，近于一比一。在强敌跟追的长途徒步战略转移条件下，如此庞大的机关队伍，明显累赘。
转移队伍出发时除携带全部武器、弹药外，还有库存食盐3.4万斤，银元164万余元，药品714担；中央苏区的全部纸币、硬币制币机，X光机，发电机；后勤部门的修械、制弹、制手榴弹、制地雷的设备，被服厂的全部缝纫机；各机关的文书、档案资料；军委炮兵营的山炮。其中，已经走到湘南时，仅第二野战纵队教导师的行李还有300余担。
如此庞大的机关和笨重的"行李"，带来了严重的问题。一是全部的作战部队成了掩护队，不得不放弃许多必要的战斗，更不能主动出击，迟滞敌人的追击，结果是给了敌人组织追击的时间；二是影响了行军的速度，以至作战部队不得不常常停止前进，等待机关和运输队跟上，使敌我的距离一天天接近；三是人员过度疲劳，出现大量非战斗减员，又影响行军速度。其中，走不动和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从启程到进入湘南汝城县境，全程不过千里，走了35天；从启程到越过都庞岭的大体1个半月间，非战斗减员达约两万人。
1934年11月28日晨，前卫红1、红3军团各一部控制了湘江咸水至界首地段渡口，并开始架设便桥，时后续大部队在距湘江约80里地段上，担负断后任务的红5军团一部在距湘江约120里处的都庞岭上警戒。就算是最后一支部队距江边120里，就算是只能夜间行军，用两个晚上也足以在30日拂晓前全部过江。但由于走不动，这点路程整整花了3天半，到12月1日午前，红军仍控制住渡口，但后卫部队仍撤不下来。下午，敌终于封闭了渡口，后卫红34师和红18团被阻于江东，最后全军覆没。而为了掩护后续部队过江，红1、红3军团付出了惨重伤亡，红8军团几乎被打散。湘江一战，中央红军损失约两万人，被俘近万人。至此，全军只剩下3万余人。
这一惨痛的教训说明：军事行动有它特定的属性和相应的组织实施形式，属性的误判或互混，组织实施形式的不当，都会造成行动受挫，甚至失败；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机关臃肿，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四、准确及时的情报，保障了毛泽东用兵如神，揭示了弱军战胜强敌是有条件的，除了部队素质外，极大地依赖于指挥员超凡的能力和准确及时的情报。
提到长征，人们无不赞颂毛泽东用兵如神。但毛泽东并不认为战争指导全靠指挥员个人的神机妙算。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深有感触地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和对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这告诉人们，用兵的奥秘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周到和必要的侦察，一是对各种侦察材料连贯起来的思索能力。毛泽东用兵如神，"神"在他具有对各种侦察材料连贯起来思索的超凡能力，"神"在他有一支精湛的侦察队伍，特别是战役情报侦察队伍给予提供准确及时的情报。
这支精湛的战役情报侦察队伍，就是当时的红军总部二局，长征时编在第一野战纵队代号为"红星二科"。它是以无线电技术侦察为主的红军最高情报部门，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极少有人掌握的密码破译能力。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在湘南的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23日申时（15至17时），何键向各部下达将中央红军聚歼于湘江以东的部署命令，"红星二科"当即侦收破译，5小时后，野战司令部将它转换为敌情通报下发全军。红军对敌军的企图、兵力和各部现在位置及下一步的作战地域了如指掌，有足够时间采取相应对策，只是由于博古、李德的愚蠢，部队带着"坛坛罐罐"走不快，才酿成血染湘江的悲剧。
湘江战役后，蒋介石立即调整部署，将原来的五路"追剿"军重组为两个兵团，取捷径前出湘西，在红军将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途中张网以待。12日凌晨，"红星二科"又侦破了敌刘建绪第一兵团11日深夜部署电。这份情报说明，只要红军出通道县北上，就落进敌重兵伏击圈，它坚定了毛泽东转兵贵州的建议决心，也迫使博古、李德不得不在通道会议上，接受暂时转向贵州的意见，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逃过一劫。
在接下来的贵州境内的较量中，更是惊心动魄。这时，蒋介石已亲自披挂上阵，把"追剿"军由原来的20万人增加到约40万人。遵义会议后回到党和红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手中的兵力只剩下3万余人，有枪无弹，仍处于无后方流动中。这是一场极不对称的战争，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面对的是长征以来最为险恶的形势，全靠毛泽东与蒋介石斗智。但毛泽东手里有一张王牌，这就是"红星二科"。因为有它，毛泽东心明眼亮。蒋介石则是"瞎子"，他的战役情报全靠侦察航空队空中目视侦察。春天的贵州，不是雨就是雾，他的飞机要么不能起飞，要么什么也看不到。蒋介石不知道红军的具体位置，更判断不出红军的真实企图。
毛泽东则利用"红星二科"提供的准确及时的情报，利用红军特有的徒步快速机动能力，在赤水河两岸往复机动，让蒋介石的重兵打不着红军，并抓住蒋介石用兵的疏漏，给孤立突出的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甚至奇袭蒋介石中央军纵队司令吴奇伟的指挥所，差一点抓住吴奇伟。
3月22日，中央红军又东渡赤水河，即第四次渡过赤水，使蒋介石的围歼计划又一次破产，蒋介石认为红军又要攻遵义，于24日从重庆飞贵阳，要与毛泽东面对面决一雌雄。
25日下午，毛泽东得到"红星二科"报告，蒋介石已到贵阳，部署周浑元、吴奇伟等部，企图将中央红军聚歼于遵义地区。他决定中央红军迅速突出敌之合围，越过遵义、仁怀大道，南渡乌江，向南发展。蒋介石发现红军乘隙南下，即以周浑元、吴奇伟各率两个师向南追击。30日，"红星二科"发现周、吴两部已逼近我军。这时，我预定渡江地段距敌预定到达地域，最远处不超过30公里，如敌人发现我军南渡乌江，必迅速扑过来，迫我背水一战。这对我极端不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使出"杀手锏"，利用我"红星二科"掌握敌之密码和电文格式，抓住蒋介石常常越级指挥特点，假在贵阳的蒋介石发电周、吴，命其部队追击路线偏离我渡江地段。这一着果然奏效。31日，除在江北担任佯动任务的红9军团外，中央红军全军顺利南渡乌江。此后，毛泽东见敌大部队已被我甩在乌江北岸，贵阳兵力空虚，又虚晃一枪威逼贵阳，迫使蒋介石把滇军孙渡纵队由靠近滇北地区调到贵阳保驾，我中央红军则乘机挺进滇北，北渡金沙江，从根本上摆脱了蒋介石40万重兵围追堵截。
毛泽东就这样把蒋介石玩弄于股掌之上。但他清楚他的"得意之笔"有着幕后的无名英雄的协作。他在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高度赞誉"二局"这个建立殊勋的幕后英雄集体。他形象地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象打着灯笼走夜路。
这个历史的侧面告诉我们：即使像毛泽东这等战争指导大师，也离不开准确及时的情报保障；弱军要打败强敌，极大地依赖于情报的准确及时。
一部红军长征史，是一部我党我军进取的百科全书。当然，不仅仅上述的几个问题，还有不同层次的许许多多的问题，有待我们给以认识。但仅此上述问题，就足以说明它给我们的不仅是进取的精神鼓舞，还有进取的科学态度--认识事物运作的原理，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