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甚于刀剑
徐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描写的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是一幅荡气回肠的壮观场景，以史实考证却是中国人口损失率最惨重的灾难岁月。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事，经过董卓乱朝和三十年军阀混战，官方的人口统计由汉灵帝时的5648万人减至魏、蜀、吴三国鼎立形成时的总计763万人，竟损失了85％以上！虽乱世多有隐漏户口，不过曹操控制了北方十州时，“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当时黄河流域的惨状，正如诗人王粲所记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看到东汉末天下人绝大部分死于非命的可怕数字，后人往往惊叹关云长辈的大刀竟有如此杀伤力。其实当年人口死于屠刀毕竟是少数，却因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青壮年大量被征当兵并战死，老幼妇孺便难以耕作而出现粮荒，大批战死、饿死之人横尸于野又会引发瘟疫和传染病流行。据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记载，从建安元年（196年）起不到十年，他的族人病亡三分之二，患伤寒又占其中十分之七。217年曹操征伐东吴时军中又出现瘟疫，很快蔓延中原。按曹操的儿子曹植的说法：家家有死人，室室有哭声。东汉末的文豪“建安七子”中，王粲等五人都病死于此疫，由此可见大疫才是那时的头号杀手。
古代天下大势合久必分，东汉末战乱引来大疫这种灾难便一再周期性出现。中国从汉朝起便有人口统计（目的是税收），从中可看出改朝换代的战乱时常出现“人口减半”。西汉末王莽篡汉引发全国性大战，瘟疫随起，东汉建立后经二十年休养生息，至公元30年统计人口为2253万，只及西汉末的五分之二。隋末的战乱，也使全国人口统计由4601万下降到唐朝初年的约1000万。唐朝崩溃后的五代军阀混战、蒙元灭金之战，又都使人口统计数减少大半。
看到疫病这种巨大的破坏力，一些统军者也想加以利用。汉武帝派大军北击匈奴时，发现水源中已被故意投下病亡牲畜，由此造成不少官兵染疫并将疫病带回内地流行。这一历史记载，被一些史家看作最早的生物战萌芽。后来的一些围城者，也运用过以腐尸困敌的毒计。同大战如影随形而来的疫病如此可怕，使精明的将领都不能不认真防疫。
先秦时期，古人多重神学而轻医学，至东汉初年遇病患还多求助于阴阳五行之道。东汉末年的战乱和大疫，才使医学摆脱神学束缚走上科学正轨，并涌现了古人尊称的“医圣”张仲景、“神医”华佗，其中华佗还开创以麻醉药实施外科手术之先河。在三国期间及其后各朝，军中防疫知识持续得到发展，医官成为营中不可少的编制。宋明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古代医学也提升到一个较高水平，不仅提高了战伤治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战时瘟疫蔓延。当时凡是出色的将领，都无不把军旅中的防病作为征战之要务。
回溯历史可看出，自宋元之后国内大战乱仍不少，大瘟疫却能逐渐得到遏制。明末农民起义和满清入关的战乱杀戮，使原先的1.6亿人口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不过多死于直接杀伤和饥饿，同期大疫的记载已不多见。1851年起至1873年告终的国内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死亡也有数千万，清廷的全国户口统计由此前的4.32亿减至战争结束时的3.58亿，不过这一时期国内没有出现大范围瘟疫。当时社会上并没有近代科学的医疗手段，病死量得以减少，主要是因军中和民间抗疫手段增多。
追溯古今事，可见战时疫病之烈往往甚于刀剑，虑兵事者不可不思防疫。不过随着社会发展及科学进步，“华佗无奈小虫何”的悲剧终将被逐渐制止，在防疫斗争中“人定胜天”会是一条铁律。
( 来源：解放军报第10版 2006-07-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