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军队两院院士问卷调查引发的思考

一份军队两院院士问卷调查引发的思考

李炳彦　胡延宁　柴永忠　赵长勇

    编者按　6月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八次院士大会”上讲话时强调指出：“长期以来，两院院士作为全国科技大军的领军人物，崇尚科学，敬业奉献，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何发挥好我军两院院士在国防科技事业中的领军作用，事关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大局。前不久，总政干部部有关部门围绕“影响军队自主创新能力的人因分析”，对我军两院院士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来自全军各领域科研一线的院士们献计献策，对调查给予了热情支持。此次调查力求务实深入，调查内容涵盖20多个项目，整理、归纳、研究院士们的建言献策是一项艰苦繁重而又无尚光荣的任务。院士们的创新思想和创新经验对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让我们从这里走进院士们的精神家园，共同分享他们创新的硕果吧！
    

    2006年1月9日，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载入史册的一天。

　　这天，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新世纪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

　　胡锦涛总书记在大会上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

　　正当科技大会群英荟萃之际，一份由总政干部部有关部门组织的“影响军队自主创新能力的人因分析”调查表，夹在一张精美的贺年卡中悄然寄送到我军两院院士手中。从这里起步，一个全面总结我军两院院士创新经验，实际推进我军“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活动逐步展开。这样的问卷调查，在我军历史上还是首次，这是一次对我军顶尖人才的智慧之光的聚焦。这束智慧之光一旦射进全军将士的心田，必将催生千万颗创新种子发芽、成长、开花。

    ▇让智慧之光闪耀在“最佳创新年龄区”——

    新军事变革是个持续创新的过程，成功的军事变革需要不断开发广大官兵的潜质潜能，让所有的金子都闪光

　　当今世界这场持续发生的军事变革，实际上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军事创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什么优势比人才优势更重要的了。发挥人才优势，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让科技人才在“最佳创新年龄区”充分发光。

　　如果说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科技强军提供了历史机遇期，那么人才的“最佳创新年龄区”则是每一个体获得成就的“历史机遇期”。我们需要找到一条把两者统一起来的路子。

　　军事医学科学院黄翠芬院士在调查表中写到：按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应付考试至少花去约20年的时间，然后通过实践、探索，至少再花去约20年的时间。就是说，从知识积累、独立思考到步入创新实践，可能在30岁左右。再到能带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奋斗，可能到40岁左右了。

　　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在本次对我军两院院士的调查中，院士们几乎都把自主创新的“最佳年龄区”锁定在35-50岁。这既反映出中国的国情，也带有普遍性、规律性。

　　综观世界科技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和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最敏捷的青年时期。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时是38岁，牛顿和莱布尼茨发明微积分时分别是22岁和28岁，达尔文开始环球航行时是22岁，后来写出了著名的《物种起源》。爱迪生发明留声机时是29岁，发明电灯时是31岁。贝尔发明电话时是29岁。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时是26岁，提出广义相对论时是37岁。

　　人才学理论告诉我们，科技创新的“最佳年龄区”是出成果的黄金时代。有人曾对世界1249名杰出科学家获得的1928项重大科学成果分析后得出结论，科学发现的“最佳年龄区”在25—45岁之间，峰值在37岁左右。当然，搞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的，需要一定阅历，创新的成熟期可能在50岁左右。人才管理应当遵循人才成长的特殊规律，唯才是举，量才录用，人尽其才，才尽其时。既注意对“大器早成者”早发现、早扶持、早使用，又能对那些“大器晚成者”不以年龄“一刀切”，方能造就海纳百川的人才洪流。

　　我军测绘领域的领军人高俊院士在回信中写到：“我因文革错过了创新的黄金年龄，出成果和出思想均在45岁以后，但一些具有创新的思想却始于30多岁。”他接着谈到：“要为少数有创新思想和研究能力的年轻人提供一些特殊渠道，使他们有机会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和研究能力。这些同志常因‘年轻’，还没有高级职称，失去担当课题负责人或获得科研项目的机会；或被世俗视为‘偏才’，能力不全面等，得不到同志们特别是领导的认可；或因个性强，人际关系没搞好，成了科技创新中被边缘化的成员，致使他们许多好的创新思想得不到闪光的机会”。

　　俗语讲：英雄不问出处。如何让那些具有创新潜力但还没有冲杀出来的年轻人披挂上马，一显身手，已成为总部机关推进我军人才战略工程正在思考的问题之一。值得提醒的是：每一位置身于新军事变革实践的官兵，如何把握自己的“最佳创新年龄区”而不虚度年华？院士们的深切体会，很有启发。

　　科技创新需要把握时机，科技创新更需要团队精神。现代科技的发展，正走向复杂和综合。任何一项科研成果，往往是多学科、多层次、多专业知识融合的产物，是多部门、多单位、多个人合作的结晶。据统计，从1901年诺贝尔奖颁布起，在第一个25年里，合作研究获奖的人数占总数的41%；在第二个25年里占65%，到第三个25年里已占到79%。有人对1900年以来全世界的480项重大创新成果进行分析，发现技术创新的性质和方式从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原理性成果比例明显下降，重新组合则是产生创新的基本动因。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一个能思想的人，才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用人类历史上最宝贵的思想精华武装头脑，打开源远流长的智慧闸门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人类的知识结构像个倒金字塔，浮于表面的是成果性知识，中间层是原理性知识，最深层的是方法性知识，它是人类用于创造知识的工具，即人们常说的智慧，而智慧的背后是思维，是精神世界的思想。“思维是精神世界中最瑰丽的花朵”。

　　总参某部陈鲸院士填完问卷调查表后，满怀激情，写了洋洋5000言的回信。信中写到：“科学离不开创新，而创新最需要科学思想指引。作为创新的宝贵源泉——科学思想，必将使我们在创新的艰难历程中找到最可靠、最精华和最辉煌的导引航标，如果我们静静地领悟它们，从中提取要素、汲取营养，必将解放心灵，寻求到正确的态度与道路，将创新的火炬在新的千年高高擎起，最终照亮人类尚未探明的黑洞”。

　　这闪光的语言，这激扬的文字，道出了科技创新的真谛。大凡伟大的科学家，无一不是伟大的思想家。

　　科技创新固然需要学习和积累知识，但更为重要地是让思想能在自由的天空飞翔。在这个知识爆炸的年代，影响人们接受新知识的最大障碍不是未知，而是已知。

　　爱因斯坦对“教育”有一个特别的解释：什么是教育？就是把学校里学到的东西全忘掉，剩下的便是教育。爱因斯坦是极而言之。本意在于：成功的教育是让学生学会怎样思考，让知识成为思维的工具，而不是束缚思维的枷锁。

　　1987年，7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聚会巴黎。跟踪采访的记者问一位获奖者：“你在哪所大学学到了最重要的东西？”这位科学家平静地说：“在幼儿园”。记者不解其意，科学家的回答也是极而言之，本意是说：幼儿园学到了诚实，因为科学研究是追求真理的事业，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造假；在幼儿园思想没有任何条条框框，可以把老师在黑板上划的圆圈任意想象为月亮、苹果、盘子，等等。

　　根据科技创新实践的内在要求，此次院士问卷调查表中，有关智商因素列出了9项，即：“观察力”、“想象力”、“逻辑分析力”、“记忆力”、“实际操作能力”、“判断力”、“灵活性”、“领导能力”和“谋划能力”等。综合院士们的反馈信息，“想象力”排在了诸要素之首。“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现实世界是有限的，想象的世界却是无限的”。想象力是创新思维重要的实现形式。想象力越丰富，就越能把有限的知识和经验充分调动起来并加以利用，就越能获得别人得不到的东西和难以进入的领域。

　　“观察力”位列第二。不同的眼光看同样的事物，所获得的结果是不同的。见仁见智，大千世界纷繁复杂，人们极易停留在事物的表象，甚至被假象所蒙蔽。只有深刻锐敏的观察力，才能穿云破雾，透过现象看本质。

　　“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爱因斯坦这句名言，几乎成了创新者的座右铭。

　　一些院士还讲道，在我们的基础教育中，为了应试成绩过早地把文理科分开，致使一些理科大学毕业生甚至博士生的人文基础知识较差，不仅写出的文章辞不达意，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缺失，这是教育改革中一个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对于这样的年青科技工作者，只有补上文、史、哲的课，才有可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获得创新性的成果。

    ▇使命感、责任感是创新最根本的动因——

    创新者的成功秘诀是具有惊人的意志和毅力，敢于在茫茫荒原上独辟蹊径，坚定不移地走向光辉的顶点

    创新不仅需要智慧、需要知识，更需要一种意志和热情，一种使命感、责任感。

　　国外有一句名言：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科学家在后边加上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科学家是有国界的。

　　“国家利益”是牵引创新的精神动力，如果我们不从这个高度看问题，就很难解释为什么钱学森院士会放弃美国优越的生活和科研条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回到祖国，开创中国的航天事业，就很难解释当年贫穷的中国会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搞出“两弹一星”。

　　这次调查中，组织者提出了一个人才评估的新标准——“情商”。在情商选项中，列有七条，要求院士们按重要程度排序，几乎所有的院士都把使命感和责任心放在了最前列。

　　也许，用鼓励张扬个性、个人利益至上的西方价值观念，很难理解中国科学家们这种爱国情怀、报国之志，但这却是典型的“中华牌”科学家特色。“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中国知识分子这种把个人命运和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当代两院院士们的身上得到了集中展现。

　　钱七虎院士认为：“回顾我军科研战线上的学术带头人，基本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我军院校自己培养的，其中哈军工是个范例。另外一部分是地方院校毕业的优秀生。在五六十年代那样的环境里，献身国防、报效祖国是热血青年的向往。”毛用泽院士肯切地提出：坚持不懈地对青年一代进行使命感、责任感教育，比学历教育更重要。对此，各个国家都很重视，以致教育家们将此视为成功的秘诀。

　　美国哈佛大学曾提出一个“情商教育”理念。他们认为一个人的成功或取得重大成就，20%归诸于智商，80%归诸于情商。哈佛大学贯彻这一教育理念，先后培养出美国历史上6位总统，3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33位普利策奖获得者，以及十多位跨国公司的总裁。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21世纪人才素质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普遍认为，21世纪的创新型人才，必须具备三张通行证，即：学术性、职业性、事业心和合作精神。这次会议的主报告强调：如果一个人缺乏第三张通行证，那么他在学术和职业方面的潜力就难以开发和发挥，甚至变得没有意义。

　　很多人在去探索院士们的成功之路时，常常过多地注意他们的创新技巧、创新方法，却很少注意他们骨子里蕴藏的创新动力。如果缺乏这种动力，我们就不可能建成创新型国家，我军也不可能完成新军事变革。

    ▇营造“科学生态”是创新起飞的基点——

    军事变革重在把军事创新制度化、经常化，营造一个学术思想活跃、非急功近利的软环境

　　创新需要良好的环境，需要合适的土壤。“橘生淮北为枳，生于淮南为橘”。内因相同，外部环境条件不同，结果各异。

　　如果说新军事变革的本质是军事创新，那么成功地推进新军事变革，关键在于创造一个能够使每名军人为保卫国家安全发挥其才智，并拥有资源、信息、工具、训练和自由表现的环境。正是如此，军队的转型，首先是文化转型，是创造一种有利于创新的软环境。

　　《创造的秘密》一书研究世界著名科学家的创新实践提出：“创造力是受一种对智力并没有多少影响的特殊环境促成的。”

　　在对我军两院院士的问卷调查中，院士们把科研体制排在软环境的首位，个中原因可能有两个：现行体制与创新需求还不太适应，需要改进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还未能更好地转化为创新优势。

　　改革科研体制，创新科研机制。站在创新制高点的院士们对此提出了诚恳的希望和要求。

　　我军空气动力学专家、总装某部乐嘉陵院士在信中说：军队科研性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重大工程建设，需要集中指挥和严格的纪律；另一类是课题研究，这类研究应该十分灵活，研究人员可以有较大独立性和发言权，应有经费的支配权，课题组织亦可灵活。但目前后者的研究与组织十分薄弱与困难。在地方高等院校和研究所，确定方向后就能很快组织力量形成研究团队。军队由于受体制编制的限制，要形成跨建制单位、以学科带头人为首的研究团队比较困难。军队中行政、科技、政治都是纵向管理，很难承认跨行政单位的科研组织。

　　军事创新“研究团队”的设想，或许不是乐嘉陵院士的创造，因为在我国“两弹一星”的创新过程中，国家就是集中优势兵力，组成“科研集团”，采用系统管理，保证了创新成功。但在军队自己组织的科研活动中，我们还是分兵把口、各自为战居多。

　　“军队创新群体或团队建设，有利于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和涌现。目前，我军许多科研院所的领导，行政管理方面的任务繁重，基本没有精力担当学科带头人。但学科带头人如果不是行政领导，创新群体的各类研究活动就很难展开和坚持。”戴浩院士如是说。

　　谈到科研软环境，院士们呼吁：要创新需要营造一个非急功近利的环境。既鼓励成功，还要宽容失败。

　　我军两院院士的呼吁确有代表性。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汪曾感叹地说：“我在国内工作近半个世纪，还从未听说哪个重大项目鉴定最终以失败告终。科研失败是很正常的，所有科研都成功才是不正常的。”

　　华东师范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曾参与过多次高校科研项目鉴定会，他表示，“一般说来，科研鉴定结果大致分为三个档次：一类是国际领先，二类是国内领先，三类是国内先进。科研鉴定中，国内先进属于最低，没有‘失败’这一说。换而言之，科研鉴定是以国内先进保底！”鉴定报告会为何缺席“失败”评价呢？唐安国分析说，现行体制下，主管部门、学校、科研个人，以及鉴定专家三方，是利益共同体，都希望有一个好的鉴定结果。

　　专家学者指出，现行科研成果鉴定机制存在三大缺失：缺失“失败机制”、“反方机制”、“时间机制”。我们一定要克服浮躁、大跃进的心态。反观诺贝尔奖，大多是过了几十年才评定颁发的。

　　营造非急功近利的软环境，最需要的是争鸣精神。“争鸣是激发创新火花的燧石，争鸣是吹散理论雾霭的清风。水尝无华，相荡方成涟漪；石本无火，相激而发灵光。”

    ▇完成由科技驱动向战场驱动的转变——

    舍得在科技创新上投入，反映出国家走向强盛的意志力。完善的创新设施是支点，科学的经费投入就是杠杆

    法国著名思想家圣西门当年曾讲过一句经典的话：“假如法国突然失去了自己的50名优秀物理学家，50名优秀化学家，50名优秀诗人，50名优秀作家，50名优秀军事家和50名民用工程师……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因为这些人对祖国最有用处，而要重新培养这样一批人，则至少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列宁对这句话大加赞赏，称之为“圣西门名言”。

　　“圣西门名言”启示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建立一大批精英人才队伍，而这必须有投入。

　　我们虽然不能简单地把自主创新成果大小，与投入经费多少简单地划等号，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有投入才会有产出。

　　在问卷调查表中，军事自主创新所需要的“硬件环境”一项中，有“工作条件”、“经费支持”、“成果转化”、“具有一定权力”、“生活保障”和“课题任务”等6个选项。问卷结果多少有点出人意料：“经费支持”被视为第一选项。

　　院士们没有回避“钱”这个最让知识分子羞于启齿的话题，因为他们不能回避，也不可回避。作为科技创新的领军人物，他们清楚地知道，没有必需的基本经费保障，不可能有完备的科研设施，不可能改进科研手段。我们需要加强重点实验室的建设，需要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这都需要经费投入。要消除科技人员的后顾之忧，吸引人才、保留人才，也必须给他们相应地待遇。

　　应该说，以有限的经费进行科技创新，这是中国军事变革的“特色”之一。“舍得在军事创新上投入，反映出一个国家走向强盛的意志力。如果说完善的创新设施是支点，那么合理的经费投入就是杠杆。”事实上，真正能在全球市场的自由竞争中赢得胜利，以国家为主体的竞争意志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重大的关键性科技创新领域，存在有风险性，只有上升到国家意志层面，才能科学的组织、规划和实施。美国由政府预算推动的科技攻关计划、日本通过“产经联合会”牵头的国家工业现代化整体推进经验，都同样证明了科技创新中“国家意志”的重要性。

　　谈及硬件环境建设，不可忽视组织结构。按照统筹学的观点，事业价值取向与组织结构的统一，是走向成功的保障。

　　有位企业家谈到他的成功经验时讲：人才群体的最优结构，可以用三个字概括：“精、气、神”。精——一批战将组成的精英队伍；气——一位气魄浩大的统帅人物来组织和驾驭精英队伍；神——幕后有出思想出思路的智囊人物作为群体的精神支柱。我们在对院士的调查中，发现他们也有同感。一个硕果累累的科研院所，也是“精、气、神”结构。

　　科技创新中，硬件环境与软件环境是不可分的。院士们还谈到，投入的关键是效益，提高效益靠管理。营造良好的环境，推动科技创新，从根本上讲涉及到管理的革命，乃至国防管理的革命。

　　著名的华为公司曾有过因为过于追求技术完美而失去商机的经历。后来他们一改不问效益的创新思想，很快实现了“从技术驱动到市场（需求）驱动的转变”。他们虽然也瞄准世界顶尖技术，但不研发“卖不掉的世界顶尖水平”。军事科技创新，也必须实现“由技术驱动到战场驱动的转变”。最先进的并不一定是最需要的。

　　有数据表明，我国虽然处在人均GDP1000美元的时期，但科技创新综合指标已相当于国际上人均GDP5000-6000美元国家的水平。现今，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一，这是我国独具的最大优势，是军事创新特有的大环境。

    ▇输掉科学也就输掉了未来——

    战场上的主动权，要从自主创新中去把握；军事变革的中国特色，要用自主创新来锻造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86%的研发投入、90%以上的发明专利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凭借科技优势和建立在科技优势基础上的国际规则，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形成了对世界市场特别是高技术市场的垄断，从中牟取了大量超额利润。

　　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规则下，后发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挤压，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最大不确定因素。“蓝色海洋圈地”、“太空高边疆圈地”、“生命专利圈地”、“网络领土圈地”等等，一个个来势汹涌、虎视眈眈由西方发达国家掀起的新世纪圈地运动，正在陆、海、空、天、电五维领域全面展开。一种原产于我国长江中下游的野生大豆品种，被美国一家研究机构将基因标记申请专利，这意味着有可能我们将来不得不面对“种中国豆，向美国人付钱”的尴尬境况。

　　要改变这种发达国家制定“游戏规则”的局面，惟一的出路是增强本国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国家振兴如此，军队图强更是如此。能够赢得战争胜利的新技术，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如果这种力量的核心技术不是自主创新，就可能失去安全屏障，打起仗来就有可能变为敌手掌控的力量。未来战场上的主动权，蕴藏于今天的自主创新之中。

　　中国的振兴和富强有赖于自主创新。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对于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劳动力以及资源环境成本的逐步提高，长期处于低端产品环节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尖锐。比如，我国现在生产的个人计算机平均利润不到5%，一位企业家说，“卖一台PC机只能赚一捆大葱的钱”；我国企业生产的DVD机，每台售价不到30美元，交给别人的专利费接近10美元，生产企业的最终利润只有1美元；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我国企业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着自身特定的需求，我们不可能指望别人来帮我们解决自身所面临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许多院士讲到，多年来，我国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取得了很大成就。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今后我们仍然需要广泛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实践表明，一个伟大而自尊的民族决不能幻想别人的恩赐。

　　科技部副部长尚勇曾谈到，我国建成创新型国家需要跨越4道“门槛”：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5%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对外技术依存度低于30%；本国人发明专利数量和科技论文被引用数进入世界前5位。

　　未来的信息化军队，本质上是创新型军队，也需要跨越一些“门槛”。孙子曰：善战者先胜而后求战。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浪潮，院士们满怀豪情地说，中国军事自主创新最紧迫的是思想创新、观念创新。只要我们继续发挥“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我们就能够以自主创新打造出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以自主创新争得未来战场的主动权。

( 来源：解放军报第11版  2006-0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