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理论的创新成果需要法规来固化
新军事变革的推进，从本质上讲，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军事创新活动。而军事创新通常包括军事理论创新、军事体制创新和军事技术创新，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军事理论创新。不过，理论创新毕竟不同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物化的东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来检验其正误的，理论创新则不同，特别是有关新军事变革的理论创新，有许多内容是不能用实践来先行检验的，只能通过百家争鸣等方式来论证。正因为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非常强调营造宽松、自由的军事学术与军事理论研究环境，由此产生的军事理论创新成果之多，也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军事理论创新并不是只强调百家争鸣。在军事理论创新中，经常会出现由于一个定义而争论不休的现象。当然，科学研究是要强调严谨细致的，但是有些争论的焦点只是相差一个或几个字，并且这几个字对于整个理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这样的争论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所以，在某些军事理论研究成果大体定型并得到广泛认同的时候，就有必要用一定的法规确定下来，停止不必要的争论，以便及时加以推广利用，并节约人力物力用于其他方面的研究创新。也就是说，为了充分发挥理论的先导作用，应把军事理论创新中提出的、经过论证试验并得到大多数人认同的新概念、新思想、新战法等写进军事法规或权威性文件，以便使其得到贯彻执行，落到实处，切实发挥先导和指路作用。近年来，美军就通过纳入国会通过的法律、一年一度的《国防报告》、国防部和参联会制定的长远发展规划以及参联会和各军种制定颁发的作战条令等来“固化”军事理论创新的成果，使其新军事变革的推进得到了有效的牵引。
军事人才的培养使用需要法规来促进
军事人员既是军队的核心组成部分，又是开展新军事变革的主体力量。信息时代呼唤新型军事人才，进行新军事变革、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要求军事人员必须具备不同于机械化战争时代的观念和素质。因此，世界各国军队都把人才培养与使用摆到战略位置，作为一个关键环节来抓。而要培养、引进和使用好优秀的军事人才，就需要建立完善配套的人才培养、使用和管理制度，以确保聚积和培养出真正优秀的军事人才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军事变革的推进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于是，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规制度，便成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军队在人才培养和使用方面的共同选择。以美军为例，在培养创新型人才方面，美国防部近期对军队人事政策和军官考评制度进行了改革，建立了“360度回馈评鉴制度”，以便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优秀人才，对那些在转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创新型人才及时提升使用并延长任职时间。美陆军则在改革军官发展制度，鼓励各级军官倡导创新精神，其在新版的AR5-1号陆军条例《陆军整体质量管理》中明确规定，倡导创新精神、形成创新文化是衡量部队整体效能的指标之一。在加强联合职业教育方面，美国防部目前正在依据美国《弋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对“联合职业教育”和“联合军官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进一步扩大联合职业教育的对象范围，明确各级各类人员接受联合职业教育的时机和方式，确保现役军官在职业生涯中能够持续不断地接受联合教育，并具有联合任职经历，同时又让那些在联合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高级士官、预备役军官和文职人员也能更多地获得联合职业教育机会。
武器装备的研发采购需要法规来规范
随着新军事变革的不断深入，军队的各项构成要素都要实现跨时代的跃升，其中，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转型最快，世界各国都走上了武器装备信息化的发展道路。不过，要使武器装备的研发采购和更新换代有效展开，同样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规制度，否则很有可能造成部队战斗力的整体跃升缓慢，装备资源浪费，尤其是在高新武器装备成本大幅上升的今天，更是如此。比如，如果没有统一的规范，缺乏系统集成观念，就很有可能造成先进武器装备不能形成整体战力，还会造成后勤保障困难等问题。在此方面，美军前些年在研发“十字军”火炮、“科曼奇”武装直升机等方面的各行其事，就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因此，上世纪末以来，世界各主要国家军人都在设法完善和强化武器装备研发及采办的法规和机制，美国就在国防部设立了三个决策机构，即国防采办委员会、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和国防规划与资源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中都有作战指挥部门的负责人参加，如参联会副主席任国防采办委员会副主任，参联会主席既任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主任，又是国防规划与资源委员会的重要成员。通过设立和完善各种制度和机制，保证了武器装备研发和采购的不断优化。
总之，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规制度，以使武器装备的研发采购步上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使之具有更强的通用性、联动性和整体性等，已成为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军队的共同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