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路线战略》

第二十二章 大战略

    本书所讨论的主题，是军事战略，而不是大战略，或者换句话说，不是军事政策。为了充分阐述这个内容广泛的课题，需要单独写一本篇幅宏大的专门巨著，因为大战略虽然是指导军事战略的，但是它的某些原则又经常与军事战略所推行的原则相抵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希望在这里说几句话，谈谈自己研究大战略所得出来的一些结论。  

　　战争的目的是要获得一个较好的和平，这当然是从你自己一方的愿望来说的。因此，在进行战争的时候，你必须经常记住在战后所要追求的目的。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是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定义的基础，也就是说，在整个战争时期，甚至在和平时期，战争都是这一政治的继续。对于这个真理，永远也不应该忘记。一个国家，如果它把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那它也就不会有能力继续推行自己的政治，因而必然使其前途不堪设想。  
　　如果你把全部力量都集中起来，不顾一切地用去追求胜利，而不考虑战争的后果，那么你必然会使自己过分地精疲力竭，并在尔后的和平中得不到好处。而且，这样在战后建立起来的和平，必然是极不稳定的，甚至马上又蕴育着新战争的胚胎。这是历史经验所一再证实了的情况。  
　　假使这个战争是由几个国家联合起来打的，那么它带来的危险性还将更大。在这种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愈大，则确定公正而明智的和平的问题，也就愈复杂。到那时，胜利者们的胃口很大，由于没有敌对力量来加以限制，加上观点和利益上的不同，那些过去的同盟者必然要产生矛盾。这种分歧的发展，势将愈来愈尖锐化，因为危险时期所必要的友谊，在危险消除以后可能转化为敌意，上一次战争中的盟友很容易在下一次战争中变成敌人。  
　　这样又引出了一个更为深刻广泛的问题。在同盟者之间，特别是当他们的力量并不平衡的时候，通常都会出现摩擦。在漫长的历史中，正是这种摩擦导致了无数次武力兼并的尝试，比较强的国家总想吃掉比较弱的国家。可是，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兼并实际上导致一个国家争夺另一个国家的统治权力。把小的集团合并到一个大的集团里面去，这是一种自然的倾向。然而，在使用武力加速这一过程时，最常见的结果则是那种建立广泛政治同盟的计划遭到破产。  
　　此外，历史经验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说明只有几个国家联合起来，才能最可靠地保障获得真正的进步和自由。这对于理想家们来说，可能是要感到惋借的事情。实际上，要是几个国家的联合达到了思想上的统一，那这种统一通常都会导致观念的规格化，从而有害于新思想的发展。如果这种统一是采取耍手腕或强力的办法实行的，那么，我要不客气他说，这种成员之间意见并不统一的“联合”，其崩溃将是必不可免的。  
　　生活是在矛盾当中发展的。这些矛盾处在相互容忍并存的时候，可以激起真正的进步。它们所以能够容忍并存，是因为彼此都看到，如果不是相互迁就，和平共处，而企图一个压倒一个，那么其结果很快就会变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于能够激起进步的和平来说，最好的保障就是维持一种在力量平衡条件下构成的相互制约关系。无论在国内政治方面，还是国际关系方面，其原理看来都是一样的。  
　　从国内政治方面来说，英国的两党制度，尽管在理论上似乎比其他各国政府制度的缺点要多，可是在实际上，它凭着悠久的历史即已表明了自己的优越性。从国际关系方面来说，只要“力量平衡”仍然存在，则一个较好的局面就能够得到维持。不过，对欧洲来说，“力量平衡”的局面总是容易遭到破坏的，因而常常导致战争。于是，产生了一种迫切的要求，希望找到一种能够巩固和平的正确方法：或者实行合并，或者实现联盟。联盟是一种较有希望的方法，因为在合作当中可能出现生气勃勃的情景。几个国家的合并，则容易产生权力的垄断局面，使政权落到某一个政治集团的手里。历史表明，任何的权力垄断，诚如艾登勋爵那句名言所指出的：“任何的权力都是可以贿买的，绝对的权力更可以绝对地被卖掉。”由于具有这种危险性，联盟的本身也就很难保证不出意外。因此，必须特别关注的是，要保持相互制约和力量平衡的关系，以便维护有限的统一。  
　　以整个历史为背景来对大战略加以研究，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从实际来看，一般战略理论必须适应国家总的政治性质。应该看到，侵略性国家和非侵略性国家所追求的目的是各不相同的，因而它们在推行自己的政治时，所采取的手段(方法)也不会一样。  
　　如果注意到了这种差别，那么很容易发现，上面第十九章所概略地阐述的纯粹战略理论，比较地适合于一个以征服为目的的国家。对于只求保全自己的国界，而且主要是保障自己的安全和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民族来说，他们要想推行这种战略理论，就必须加以相应的修改。侵略性国家的特点是不满足于现有的境况，它们总想以胜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而不惜冒巨大的危险去求战。非侵略性国家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它们只要设法遏制侵略者，迫使其放弃征服意图，让对方相信“使枪弄剑是没有好处的”，这样也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它们的胜利，实际上就是打破侵略性国家的求胜计划。由于贪欲过度，侵略性国家往往会自讨苦吃，有时会把自己的力量用个干净，以致终于抵挡不住其他的敌人，或者由于过度的扩大和紧张，以致无法克服内部的危机。在战争中，因为自己弄得精疲力竭而失败的国家，其数量要比遭受外来攻击而失败的国家多得多。  
　　通过上述因素的分析和衡量，马上就能明白，对于非侵略性国家来说，它所需要的战略，只是一种适应自己有限目的的战略。它可以采取最经济的办法，保障自己在现在和将来都能够抵御外来的侵略。从第一眼看来，防御是进行战争的最经济的办法。于是，就有可能导致一种长期进行阵地防御的思想，而历史的经验却警告我们，专门依靠这种方法则是十分危险的。节约兵力和求取胜利的最好方法，是结合使用防御行动和进攻行动，这种以高度机动性为基础的攻防行动，可以保障迅速实施强有力的反击。  
　　东罗马帝国可以作为一个例证。那时，它采取的是一种积极防御的战略。这种战略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制订出来的，是它的军事政策的基础。东罗马的寿命能够延续那么长的时间，采取这样一种战略恐怕是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事实。英国也是一个例证。从十六世纪以来，一直到整个十九世纪，它在各次战争中都是采取一种以海上实力为基础的战略，而且是本能多于理智的。在这个时期的战争中，英国的实力是随着国力的增长而不断提高的，而它的敌国却因为迫切希望夺得胜利，结果在战争中自己消耗了国力，因而一个一个地遭到了失败。仅凭这个事实，也足以证明这种战略的价值。  
　　经过长期的破坏性战争，特别是三十年战争以后，交战各国因为相互消耗国力，最后都弄到了筋疲力竭的地步。于是，到了十八世纪，政治家们终于认识到，他们想要通过战争来达到目的的野心和欲望，不能不有所克制。由于有了这种认识，便产生了一种采取有限军事行动的趋势，也就是说，力图避免过多的损失，以免对战后的前途产生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如果交战双方都感到胜利渺茫，也就易于接受和平谈判。双方政治家们的野心和欲望，常常驱使他们背离目标而走得很远，等到和约缔结以后，他们不免会发现，自己的国家不仅没有比战前增强，反而遭到了削弱。不过，这些政治家总是知道悬崖勒马的，他们不会把国家弄到完全衰竭的地步。所以，最满意的和平解决，即使是对于较强的一方来说，都是通过和平谈判得来的，而不是采取决定性军事行动的结果。  
　　这种对于战争规模有限的认识，一直都在不断发展，但是后来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阻挡。革命使一些新人物掌握着政权，他们在管理国家方面都是生手。法国的督政府和执政府，以及其继承人拿破仑，在连续20年的时间内，为了追逐一个持久的和平，竟一个接着一个地不断进行着战争。他们这种疯狂的追逐，不仅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把法国的实力完全消耗光了，以致最后终不免于全面崩溃。  
　　拿破仑帝国的崩溃，重新证明了原来教训的正确性。但由于拿破仑神话的回光返照，这个教训仍然笼罩着一层烟雾，以致模糊不清。这个教训后来又被人们忘记了，所以在1914至1918年的战争中又重复犯了错误。然而，即使经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痛苦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政治家们，也并没有变得聪明一些。  
　　战争是一种违反理性的行为，是在谈判不能取得满意结果时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尽管如此，战争的实行还是要用理智来控制，只有这样，战争的目的才有可能达到。其所以如此，有以下几条理由：  
　　一、战斗虽然是一种物理性的行为，可是其指导却是一种心理上的活动。你的战略愈高明，则取胜的机会愈多，所花的代价也就愈小。  
　　二、相反，你毫无成效地浪费力量愈多，则战局可能逆转，使你所面临的危险也愈大。即使你终于取得胜利，但因力量消耗过大，在战后便将无力维护你的利益。  
　　三、你所使用的方法愈是野蛮残酷，则敌人的复仇心也愈强烈，其抵抗自然就会坚决，因而你所要克服的抵抗力也愈大。因此，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比较理智的作法，还是避免采取极端的措施，以免更加促进敌国军民的团结，以免激发他们拥护其领袖的热忱。  
　　四、你愈是顽强地使用征服手段来获得一个你所希望的和平条件，那你在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难，也就会愈来愈大，愈来愈多。  
　　五、你在达到了军事目的以后，对战败国提出的要求愈多，则事后所引起的麻烦也就愈多，对方将会力图使用武力来改变你所奠定的局势。  
　　力量，可以说是一个魔圈，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一个螺旋式的线圈。所以，对于力量的控制使用，必须要有极其审慎合理的计算。由此可见，如果战争已经违反理智而发动起来了，那么在斗争的各个阶段中，必须使理智重新恢复过来，即用理智来加以控制。  
　　要想在战场上夺得胜利，战斗精神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对于这匹烈马，一定要把缰绳拉得很紧很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经常保持头脑冷静的人，比起那些盲目冲动之辈来，还是占有上风。对于那些盲目冲动之辈，必须经常加以控制。一个政治家更不能使自己的意志为感情所左右，不能使自己失去控制力。如果那样，他就不能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不能担负身系国家安危的重任。  
　　所谓胜利，其真正的含义应该是在战后获得巩固的和平，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比战前有所改善。想要获得这样的胜利，办法可能是两条：或者速战速决，迅速取得战果；或者进行持久战，但要根据国家资源情况节约使用兵力。目的必须与手段相适应。如果夺取这种胜利的机会已经丧失，那么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决不会放过缔结和约的有利时机。和平，双方都因再无其他出路而缔造的和平，或者双方承认彼此还有实力的和平，比起那种已经两败俱伤之后而达到的和平来，实在要好得多。这也常常就是战后持久和平的基础。  
　　为了维护和平而去冒战争的危险，这是具有理智的；为了求得胜利而不惜在战争中经受消耗的威胁，那是违背理智的。这个结论似乎与一般人的习惯相抵触，但却是早已被经验所证明了的。只有当你看到确有良好的机会取得良好的结果时，把战争继续打下去才有意义。这也就是说，只有看到和平的前景将来可以补偿人们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和痛苦时，战争才可以继续打下去。若对过去的经验加以深入研究，那就可以作出一个结论：参战的各个国家，如果能利用斗争中的喘息时机，采取谈判的方法来解决相互争执的问题，而不一定要把战争继续到夺得“胜利”，那么它们反而有可能更接近自己预期的目的。  
　　历史证明，在许多的情况下，只有交战双方的政治家都对人们的心理有深刻的理解，并不断就和约的问题加以试探，才有可能缔结一个有利的和平条约。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政治家们好象是在国内进行党争和在家里吵架一样，每一方都害怕表现软弱而不肯让步。即使有一方终于愿意和解，但他们所使用的语言通常还是非常强硬的，因而仍使对方难以接受。其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是骄傲和固执的影响，人们有着一种虚假的感情；一部分则是误解，把这种本来是很平常的行动，当作是有意示弱的表现。实际上，另一方的让步可能正是它已经回复到具有合理思想的证明。这样一来，千载一时的谈和机会往往是溜走过去了，冲突继续发展下去，最后还是弄得两败俱伤。如果敌对双方都还要在一个天顶之下继续生活下去，那么长久地坚持争斗，实在是毫无利益可言。在现代化的战争中，这种情况当然要比国内党派斗争严重得多，因为工业发展以后，各国的命运都已经紧密联结在一起了，彼此休戚相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政治家的责任就更为重大，他们在追求“胜利的美景”时，万万不可忽视了战后巩固和平的前途问题。  
　　当双方势均力敌，哪一方都不可能指望获胜的时候，一个政治家就应该学聪明一些，要有能力在战略上利用心理方面的因素。在战略上有一条简单粗浅的原则，这就是：当敌人占据着坚固的阵地，而要攻克这些阵地必须付出很大的牺牲时，你应该给他们留出一条撤退的道路，因为这是削弱敌人抵抗的一种最好的方法。这条原则同样地适用于政治和军事，特别应用于战争。为了夺得胜利，你有必要给敌人准备一架梯子，使他能够自动地走下去。  
　　这里又可能产生一个问题：上述的结论，是针对所谓文明国家的战史进行研究而得出来的；它对于现时代所复活的纯粹掠夺性战争或宗教与掠夺混合一起的战争，是否也适用呢？前者的例子，有野蛮民族对罗马帝国的袭击，后者的例子，则如狂热的回教徒所发动的那些战争。在这种类型的战争中，任何一个通过谈判订立的和约都是极不可靠的。历史经验极其令人信服地证明，各个国家相互信任到什么程度，它们对于各自利益的相互促进也就达到什么程度。然而，有的国家可能并不重视道义上的义务，但倒重视物质上的力量，因而只要对方显示出极为强大的力量，就足以遏制它，使它不敢轻率挑战。这和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恰好是一样的。流氓或痞棍对于力量和他们差不多相等的对象，往往是不会轻易去挑衅的，而当他们遇着力量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则更加不敢妄动，他们这时的反抗态度，反倒不如一贯秉性善良的人那样坚决。  
　　无论是个人，或者是国家，对于侵略成性的对手，如果想以收买的办法去对付，或者用现代流行的语言说，想以“安抚”的办法去应付，那实在是太天真了。因为这样只可能刺激他的贪婪胃口，你收买的价钱愈高，他的身价也就愈抬愈高。但是，侵略者毕竟欺软怕硬。由于迷信实力的作用，侵略性国家对于实力比自己雄厚的对手，总是有所畏惧的。这样就对侵略者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不过，那些不顾一切的宗教狂热者却是例外。宗教狂热不能与侵略成性混为一谈。  
　　对于这种野蛮的敌人，固然很不容易同他们建立真正的和平关系，但是要引诱他们接受一种休战的状态，也并不是太难的事情。这样做，总比要想消灭他们少花巨大的力量，因为你要消灭他们，他们也会和所有其他人类一样，表现出顽强斗争的勇气。  
　　历史提供了大量的例证，说明许多文明国家的失败，由于敌人入侵而造成者少，由于内部分裂和战争消耗实力而造成者多。长期拖延不决的状态，对于国家或个人来说，都是极其痛苦的。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有可能使他们走上自杀的途径。但是，与其为了“追逐胜利”而使力量消耗殆尽，倒不如拖延下去，因为比较起来后者还要好一些。此外，暂时休战也可以使自己获得恢复和发展实力的机会。当然，这样做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因而又会使国家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爱好和平的国家，也有可能使自己受到不必要的威胁。这是因为它们与侵略性的国家不同，一旦奋起进行战争，往往要把战争进行到底，因而更具有追求极端的趋势。侵略性国家进行战争，本是抱着一种征服别人的目的，一旦发现对方过于强大而难以战胜，它们常常会停止下来。只有那些被感情推动而不是为理智所驱使的战士，才会固执地坚持打到底。所以，这种人即使不遭到直接的失败，也常常是达不到自己的目的。要知道，蛮族人的士气只有在停战以后才能予以削弱，因为战争反而会提高他们的士气，好象火上浇油一样。  

附录一：北非战役中的间接路线战略

这是英军中东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多尔曼·史密斯少将于1942年从中东写给利德尔-哈特的一封长信。在1946年版的《间接路线战略》中，这封信曾作为该书的“前言”发表。  
 
　　亲爱的巴泽尔：  
　　我早已向你说过，在1940年和1942年，即在埃及的战事过程中，当我们处于严重困难的时刻，你的思想曾有两次给我们带来了益处。1940年，在埃及的西迪巴腊尼地区；击毁敌人格拉齐安尼集团军和打退其第一次入侵的进攻计划，就是使用你的间接路线战略的一个最好例证。1942年7月，在阿拉曼地区粉碎隆美尔进攻的计划，虽然是采取防御战略和战术行动而达到的目的，但也是以你的间接路线思想作为基础。很久以前，我就想把发生的故事详细告诉你。在这封信里你可以看到，每当我们忽视你的间接路线原则时，就不免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1940年9月，我在印度卸掉了军事训练总监的职务，被调往中东，在新组建的中东参谋大学担任校长。10月初，格拉齐安尼集团军在西迪巴腊尼附近被阻住的时候，我也到了西沙漠的前线，同阿康诺尔的部队在一起生活了2个星期。尽管格拉齐安尼在陆上和空中都拥有优势，但阿康诺尔还是研究了转入反攻的可能性。我们讨论了格拉齐安尼在兵力部署上的弱点，以及从大斜坡地区的南面作广泛机动的可能性。进行这个机动的目的，是想在艾萨鲁玛(位于西迪巴腊尼以西75公里)和哈尔法附近的敌军后方构成一个你所说的“战略性屏障”，或者是在西迪巴腊尼地区实行一个反突击。最后由于运输工具的困难，终于不得不采取了第二种方案。  
　　当时，中东地区的空军本来就比较弱小，但其中的一部分又被抽调到希腊去了。这样就使进攻的开始时间不得不向后拖延。直到1940年11月21日，魏维尔才又再次派我到西沙漠的英军司令部去。在那里，印军第4师正拟对一个设防的沙漠营地进行一次试验性的进攻。因为在西迪巴腊尼以南的防线上，意大利军正好有这样一个设防营地。于是，阿康诺尔希望我个人发表一点公平合理的意见。这个试验性的攻击，可以说是一场排演练习。它采取的是纯粹的正面进攻方式，一定要沿着敌人完全能够预料的方向前进，并且要直接穿过雷区，而在当时，我们还没有任何的扫雷工具。在时间方面，还必须使我们的炮兵在日出之后有4个小时的试射准备时间。这当然是很危险的，因为在这个间隙时间内，我们的攻击部队将被迫在敌人优势空军的袭击之下进行卧伏。总而言之，这种方法虽然与官方的指示不相违背但却与当时的战术情况完全不相适应。所以，这样的进攻毫无疑问是不会不失败的。那天夜里，阿康诺尔、格罗威和我三个人，经过讨论之后，制定了一种非常不合正统，但却具有明显的间接路线性质的作战方法。我们把自己的结论写成为一篇报告，题目就叫做《对于沙漠营地的攻击方法》。这个文件后来成了进行沙漠作战的指南，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文件的基本精神，无论是作战方向和方法的选择；或者，是时间的计算，以及精神因素的估量，都完全是应用你的“间接路线”原理。  
　　 1940年12月8日，我们开始进军，逐步接近敌人。就在这个夜间，我们把部队集结在尼拜瓦以南地区，即在敌人前线营地的南端，靠近了这个营地与索法费营地之间的一条通路。这两个营地正好掩护着从南方折转回来的意军翼侧。12月9日拂晓时，集团军的1个坦克营(由第7皇家坦克团中抽调出来的)，以及印军第4师的一部分摩托化部队，开始从后方发起了攻击，并很快占领了尼拜瓦营地。尔后，他们开始向图马尔前进，也从后方夺取了这个地方。这一次，我们改变了长时间地进行炮兵试射的作法，后来的炮火支援，完全是在没有进行试射的情况下完成的。72门火炮用猛烈的火力轰击着意大利军的营地，配合从正面进攻的坦克实行冲击。我们对于炮兵感到非常满意，把炮兵火力称之为：“打击士气的火力”，而事实上也确是如此。此时，第7装甲师已经迅速地穿过了通路，一直向西突进，前出到了敌人前进地域的后方，从而隔断了他们与增援部队的联系，遮断了他们往塞卢姆撤退的道路。这样在战术上结合使用间接路线的行动，彻底打乱了敌人的防御体系。于是，敌人的抵抗开始崩溃。我们在大斜坡地区的东面，把意大利军的大部分都包围起来了。尽管敌人在数量上拥有优势，而且还掌握着制空权，但我们所受的损失却是很少的。因此，魏维尔有一次在信中对我说：“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一点原则，当然是有危险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这一点让步，那就谁也很难赢得一场会战。”  
　　在这次发动进攻的过程中，有一件颇有趣味的事情：由于运输工具的奇缺，阿康诺尔不得不在前哨的机动地区之内，即在格拉齐安尼的鼻子底下，屯积饮水和弹药，以供2个昼夜的需用。如果在这个时限以内不能成功地结束战斗行动，那么由于饮水的缺乏，就只好实行撤退，同时还要利用输送补给用品的车辆来运送步兵。我想，任何一个英国指挥官，甚至于除了俄国人以外的欧洲大陆的指挥官，谁也不会象阿康诺尔那样，竟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发动进攻。而且，阿康诺尔还在贝达富姆做了第2次这样的进攻。阿康诺尔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善于计算，长于运用间接路线原则，因而也是一个很危险的对手。  
　　 1941年1月，当我军前进到昔兰尼加的东部地区以后，我编写了一份夺占巴尔迪亚和托卜鲁克的作战情况报告。阿康诺尔把他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告诉了我。于是，我参加制定了实施迂回机动的计划，并且获得了随同第7装甲师对贝达富姆实行迂回的机会。由于采取了这个机动，我们把班加西以南敌军残部的退路给切断了，使他们不能向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实行撤退。  
　　毫无疑问，从1940年12月到1941年2月，阿康诺尔的作战行动，无论从战略上来说，还是从战术上来说，正是运用你的间接路线理论的杰出例证。西迪巴腊尼附近的作战，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尔后一系列的光辉行动，直到最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贝达富姆结束战斗----这一切都是间接路线取胜的直接证据。请你记住，我的心灵在很早以前即已充满了你从历史经验中所蒸馏出来的精华，而在这个精华里面又充满了你自己的军事哲学。最使人感到惊奇的是，我们所有这些作战都把你的理论完全现实地表现出来了。阿康诺尔确是第一流的指挥官，严格说来，可以算是这次大战中英军野战部队的唯一领导者，他能够“在开阔平坦的原野上打死狐狸”。  
　　 1941年年底，我才收到了你再版的权威经典著作《间接路线战略》，那是你在夏天里寄赠给我的。在以后的5个月当中，我曾经一读再读，进行了反复的研究。这本书又唤起了我对于战略原理的再认识。用北非战役的事实来作为你的理论的印证，结果使它的意义更为明显了。  
　　 1941年春天，隆美尔粉墨登场，突然出现在北非战场上。于是，间接路线变成了对付我们的武器。我们这支兵力不大而装备也差的部队，仓皇地退向了托卜鲁克，算是勉勉强强地避免了覆灭的命运。令人遗憾，就在这个时候，阿康诺尔和我们分开了。当时，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以4个半旅的兵力在托卜鲁克以南45公里处进行防御，以便从隆美尔手中夺回使用间接路线的武器。不过，这么一点兵力对于组织防御来说实在是太少了，但这却是我们在北非所拥有的全部力量。这一个勇敢的行动阻止住了隆美尔的进逼。在整个夏秋两季，他们都感到了兵力的不足，只能够一方面在托卜鲁克围攻着我们，一方面在塞卢姆扼守着自己的阵地，阻止我们从陆上去救援托卜鲁克。这个坚守托卜鲁克的决定，是由于丘吉尔和魏维尔的坚持才作出的。1941年4月10日，我飞往托卜鲁克，给莫希德传达了坚守该城的命令。  
　　 1941年6月，我们向埃及边境发动了进攻。尽管当时的形势很适于广泛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但是我们的行动却偏偏是正面进攻，结果当然毫无成效。同样，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我们从巴勒斯坦向叙利亚(当时在法国维希政府的控制之下)的进攻，即直接而明显的进攻，曾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如果不是后来从伊拉克的北部进行了迂回，打击了敌人东面侧翼这个要害点，几乎就要失败。那个迂回的进攻行动，证明了攻击敌人后方的正确性。所有这些作战，又证明了你的理论正确。  
　　 1941年6月，中东地区换了指挥官，奥钦列克由印度调来，奉命改组和整顿这支已经在非洲西沙漠中丧失了元气的部队，准备再次向昔兰巴加地区的轴心国军发动进攻；从这时起，原来在西沙漠的部队，就改编成了第8集团军。托卜鲁克仍然被敌军围困着，隆美尔正在逐步集中兵力，准备对城防的薄弱地段实行一次决定性的打击。11月，赶在隆美尔尚未作好攻击托卜鲁克的准备之前，我们先发制人地向他发动了进攻。这次作战的代号称为“十字军”。战略企图是非常理智的。它使集团军司令孔尼汉处在一个有利的战略形势下：首先，他拥有一条有利的作战线，这条线从马达里拉附近隐藏在沙漠中的补给基地发端，一直伸到北方；其次，他可以从两个目标中任意选择一个，或者攻击围攻托卜鲁克的敌军后方，或者攻击其防守边界的部队。从另一方面来说，隆美尔的处境却是非常恶劣，其兵力配置的态势；对他极为不利：不仅背靠着大海，而且被迫两面招架，既要围攻托卜鲁克，又要防守哈尔法亚地域的阵地，因而其纵深非常短浅。我们的进军是从马达里拉开始的，迫使德国人在一个与其交通线成直角的形势下对我作战。尽管形势对我极为有利，但还是未能把隆美尔的部队击毁。这是因为我们的作战计划在战术方面不够完善。当时设想，要以我们的装甲部队把隆美尔的坦克兵力引出来，用战斗拖住他们，尔后再去进攻托卜鲁克附近的敌军，或进攻防守边界地区的敌军。这个行动虽然能在相当程度上对隆美尔产生战略突袭作用；可是，他却仗着自己的技术兵器比较优越，较好地组织了坦克部队和其他兵种之间的协同动作，从而一开始就使我们在战术方面遭到了失败。结果便形成了一场苦战，直到最后，英军才算是击败了德军的反击。总的战斗行动，分散成了各个部队的单独活动。对于经由比尔哥比和阿德姆(托卜鲁克以南)的间接路线行动，李特奇曾经迟迟未予采取，因而使隆美尔获得了一个机会，仅仅牺牲他部署在埃及边界和巴尔迪亚的部队，而把自己的主力有秩序地撤退到了阿盖拉地区。  
　　此后，我们又完全忘记了间接路线的原理。隆美尔不久便从阿盖拉出击，进攻我军分布在辽阔地面上的各个部队，结果又使我们仓皇地溃败了。有一次，他居然突进到姆苏斯，同时威胁到班加西和梅基利(托卜鲁克以西160公里)，竟使李特奇处于左右为难的困境。从这里再往后退，李特奇几乎是一溃千里，回到了托卜鲁克，最后总算是在加扎拉-比尔哈凯姆(在托卜鲁克西南75公里)这条线上站住了脚跟。1942年，从2月到5月，第8集团军一直扼守着这一条防线，在那里休整以恢复元气。在此同时，隆美尔则稳占着杰布尔阿克达尔之线，准备作进一步的进攻。就在这个时候，我到达第8集团军的前线进行视察。于是，开始考虑现代集团军的作战部署问题。我想到，他们的部署几乎和格拉齐安尼部队在西迪巴腊尼的部署一样，其缺点差不多是相同的。这就是说，李特奇重复着别人以前犯过的错误。其兵力的配置，不仅纵深短浅，缺乏灵活性，而且各个兵力不大的支队彼此相距很远，不能及时进行战术上的支援。所以，其失败是无可幸免的。  
　　在这里，我们又要提到在沙漠中作战的一个最复杂的大问题，即正面与纵深的关系问题。究竟正面的宽度与前进部队和预备队配置深度应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在沙漠中，机械化部队有进行机动的巨大自由，但由于补给方面的困难，野战部队的规模必然要受到限制。所以，一支进行防御的军队，很容易遭到来自侧翼的迂回包围。为了预防这种危险，部队在沙漠中作战时，总是力图扩大其正面，这样就有害于防御的纵深和预备队的使用。可是，对于这个问题，始终都没有正确解决过。当一支军队的机动部队很少而且没有足够的坦克兵力时，或者当指挥官们考虑不到沙漠作战的特点时，上述的趋势就表现得特别的明显。1942年秋天，隆美尔本人即曾犯过这种错误。在7月份的作战中，他过分地延伸了作战正面，使自己的南面侧翼达到了卡塔拉洼地；因此，当蒙哥马利发动进攻时，他的防御就没有多大的纵深。  
　　格拉齐安尼和李特奇所遭到的失败说明，他们没有遵循战略上的一条基本原则：当敌人前进到了你的后方或者正好改变了战役态势的时候，为了能把部队调到新的方向去作战而不致受到削弱，必须避免使部队发生混乱和士气受到打击。所以，在配置兵力的时候，应当深思熟虑，要防止敌人向后方前进的行动在战略范围内构成间接路线。这也就是说，实施防御的军队必须在自己的两翼和后方都构成坚固的防御，其强度应同正面的防御不相上下。进行防御，不仅要能阻住敌人的进攻，而且要能创造条件实施反击，只有这样的防御才是有效的防御。  
　　担任防御的部队究竟如何配置自己的兵力呢？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作线式的配置，同时控制着快速的预备队；二是作环形的配置，这也是一种线式配置，只不过其后方封闭在圆圈内，可以称之为“刺猬”形配置；三是作棋盘格子式的配置，也就是组织许多的抵抗枢纽。这些抵抗枢纽之间的距离应该适度，以便于使用预备队和彼此能用火炮及时进行支援。所以，抵抗枢纽的配置要保证至少有75%的机动兵器能够及时向遭受袭击的任何一点实施集中，而且其速度应该抢在敌人之前，务使敌人不能摧毁抵抗据点。这就是说，应该在一定的程度上放弃在一个师的防御地带内进行硬性防御的思想，可是，我们的野战条令却一直坚持着这种传统的观念。根据条令精神，我们的指挥官们都倾向于这样一种认识：如果在一个地带内必须把几个师配置在一条线上，那么它们的注意力只须放在自己的防御正面上就够了，即使须对左右友邻进行某种支援，也要首先考虑自己的切身利益。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于第一梯队中遭敌攻击的师的增援，对于防御地带的后方的掩护，通常都是由预备队来担任的。以小型兵力在开阔的地形上进行防御，其困难是很大的。这时，防御者必然要过分延伸自己的正面，因而不可能构成足够的纵深防御，也无法留出较多的预备队。就人员数量、正面宽度和机动性来说，如果不是退回到滑铁卢时代的标准，那就必然会感到纵深和预备队的缺乏。  
　　把罗马“军团”的配置方式加以现代化，看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这样，一个集团军在进行防御时，可以把部队分开配置在许多的点上，各个地点的横直距离，大体上可以各达9公里。在每一个地点，都应留置相当数量的炮兵和步兵；其余的炮兵、步兵和装甲兵，则作为预备队，可以在防御地带内自由调动，或者集中起来用去支援遭受威胁的地点，或者用来打击企图对我进行迂回的敌军翼侧和后方。一个集团军如果拥有4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军的兵力，那它即可能防守一个横宽40公里，纵深30公里的矩形地带。这样的战役布势，可以保障各个单位之间的互相支援，而装甲军的装甲坦克部队，则可用来充当预备队。飞机场应该配置在阵地的后方，由地面部队加以掩护。在这个矩形地带的两个外侧，应该配置一些轻型的快速部队，并使他们拥有自己独立的补给维修地域。至于重型装甲部队，则应配置在比较靠后一些的位置上，但仍要在防御据点的炮火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这样进行部署，从总的要求来说，就是要使整个防御体系具有灵活性。在开阔的地形上，每一个“军团”的各个抵抗“枢纽”都应该占据高地，以便于观察四周的情况和控制周围的地形。如果地形起伏而又道路纵横，那么抵抗枢纽应选在道路的交叉点处。总之，整个防御应该是机动灵活的，而且又是坚固的。  
　　第8集团军在托卜鲁克以南的部署，当时要是符合上述要求，那隆美尔一定要遭到失败。可是，正如前面所说，第8集团军实际上是一线式展开的，分布很宽，敌人只要按照传统的方式实施突击，它便很可能被击溃。1942年5月27日，隆美尔正是这样实施进攻的。他的计划是：把意大利“非洲”集团军的大部分坦克部队用在正面，控制着李特奇的正面，而以数量较少的德国非洲军，和一些比较优秀的意军，绕过自由法国部队在比尔哈凯姆的守备区，插到阿德姆与莱特斯里德(武士桥)之间，直接打击着李特奇最薄弱的防御地段。尽管最初的一次攻击未能完全成功，但隆美尔还是把李特奇打败了，使英军发生了瘫痪现象，因而为其下一步行动创造了条件。接着，他首先消灭了第50师中陷于孤立的1个旅，进一步夺占了自由法国部队在比尔哈凯姆的一些阵地，从而保障了自己后方的安全。尔后，他连续击退了英军的几次正面反冲击，使英国方面遭到了重大损失，继而使向阿德姆方向发动了新的进攻。这次进攻又使李特奇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因为它同时威胁着2个目标，既威胁着格查拉防卫部队的后方，又威胁着托卜鲁克的正东面地区，而那里正是我们铁路卸货的终点站，而且有许多野战仓库。这个威胁对英军集团军司令产生了颇大的震撼，使他把第8集团军的一半以上的兵力都撤向了埃及边界。这样，留在托卜鲁克的兵力也就有限了，而且缺乏攻击机的掩护，以致终于没有逃脱被消灭的厄运。  
　　在这次作战中，隆美尔在运用间接路线原则方面，显出了高超的技巧。当时，德军的兵力并不多，总共只有2个坦克旅和4个机械化步兵旅。隆美尔就是靠着这少量的兵力，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把李特奇的整整一个第8集团军给彻底打败了。他把大量的意大利部队用在正面，不过也很难把他们用到其他地方去。  
　　 1942年6月25日，奥钦列克只好直接取代李特奇，亲自出马去指挥西沙漠的作战。我伴随奥钦列克来到了第8集团军司令部。隆美尔曾想切断第8集团军撤向埃及的退路，但是该集团军的残部摆脱了敌人，撤退到了马特鲁这个交通枢纽点上。奥钦列克的到达，给斗争带来了新气象。他把剩下来的全部兵力和兵器都展开在马特鲁与普尔西亚之间。作为总司令，他有权作出比较广泛的战略性决定，从而最大限度地把兵力集中起来，以应付当前的危急局面。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应在哪里迎击敌人？或者是在马特鲁附近，或者继续向东撤退。马特鲁地区的防御阵地，向来有着坚强无敌的美名，所以初看起来正是很合理想的战场。可是，如果真要守住马特鲁，则必须有一支足够强大的装甲部队，以阻止敌人从沙漠中绕道通过。假使没有这样一支兵力，则马特鲁和巴古希的防御阵地，最后都会变成缺水的集中营，敌人完全可以从旁边一扫而过，直接向尼罗河三角洲进犯。  
　　在前期的作战当申，我军装甲坦克部队的大部分都损失掉了。因此，总司令只好决定在马鲁特以南地区采取迟滞行动，减慢敌人的前进速度，借此争取时间，以便在阿拉曼附近组织起坚固的防御，预计在那里进行“保卫埃及之战”。不过，除了这个原则性的决定以外，他还作出了另外两个决定，力图以此转变整个战局的进程。这样一来，就使他的行动自然地具有了间接路线的价值。第一个决定是，在集团军范围内集中控制所有的炮兵，而在此以前，所有的炮兵都是以团为建制地分散配属给了各野战步兵旅。第二个决定是，放弃过去在阿拉曼与卡塔拉洼地之间的预设阵地，因为那些工事分布得太宽广，已经不再适合于他所要进行的战斗的方式。这后一个决定，在当时使敌人感到很大的困惑。于是，德军也尽量沿着正面分布自己的兵力，致使他们非机械化步兵的防地变成了很薄弱的环节。  
　　我想，历史已经提供了证明。在1942年6-7月间，奥钦列克对于第8集团军的指挥活动，不仅拯救了盟军，使他们不再遭受进一步的惨败，而且更使今后研究军事学术的人，对于间接路线的运用也获得了一个典型的例证；尽管他的战略不能不采取守势，但是他的战术行动却处处都是进攻性的。他把残存兵力撤到阿拉曼以后，首先关心的事情就是阻止隆美尔沿着海岸向亚历山大港的急速进军。在7月1日至3日，轴心国军队向阿拉曼以南的阵地实施攻击，但他们所遭遇的都是猛烈的炮火和空中的轰炸。我们的防线从阿拉曼一直延伸到外萨特山地，具有很大的弹性。这条防线的本身构造也是颇不平凡的，在那里步兵和炮兵居然混合在一起，比肩作战。实际上，这条弹性防线的基础是25磅的火炮，它们由紧密相邻的步兵进行掩护，并以我们尚存的一些坦克担负支援任务。面对着我们这样一道防线，德军的非洲军居然也为之失色。他们无法攻克这道防线，到了7月3日，终于停止了进攻。  
　　这时，奥钦列克毫不犹豫地决定转入反攻。他以高特指挥的左翼兵力，其中包括了新西兰师的机动部队和第7摩托化旅，向隆美尔的右翼部队实施攻击。当时，这支敌军正好处在海岸与卡塔拉洼地之间的路途中。这个反攻使意大利的“阿里提”师遭受了惨重损失。为了挽救危局，隆美尔决定把他的大多数德国部队都调到右翼方面来，并且一直向卡塔拉洼地伸展，而让他的左翼完全由意军部队去防守。7月10日，莫希德指挥的澳军第9师发起进攻，隆美尔靠着克里特岛空运来的部队的支援，才勉强地逃过了溃败的命运。接着，他又把那些疲惫不堪的德国部队从右翼撤到了北面。此后，奥钦列克又发动了第三次攻击。这一次使用的是新西兰师，攻击的是隆美尔防线上中央部位的意大利部队。  
　　奥钦列克实施了这样三次计划良好的攻击以后，意大利军队士气低落，几乎完全瓦解，这就迫使隆美尔不得不把他的德国非洲军分散展开，散布到从海岸至卡塔拉洼地之间长约60公里的防线上，以便加强意大利军的抵抗力。这样一来，隆美尔坦克集团军中最有战斗力的一个因素，即所谓的“非洲军”，也就完全丧失了机动性能。  
　　到了1942年的7月中旬，轴心国军想要突入埃及内地的企图，也就完全破产了。从此以后，由于战斗和疾病的缘故，敌人的死伤增多，损失一天比一天加大。他们在这个开阔的沙漠中，据守着一条长达60公里的防线，不断地遭到我方强大空军的无情轰炸，以及300多门野战炮的集中轰击。隆美尔进攻尼罗河三角洲的计划彻底破灭了。自从他到达阿拉曼防线以后，其部队的被俘人员总数，已达9千人之多。但是，隆美尔这时还有相当雄厚的恢复能力。因此，有必要大大增强埃及的防御能力，提高第8集团军的现有地位。一旦隆美尔再次发起进攻，就可以将他彻底打败。如果由于情况所迫，他不得不实行撤退，以摆脱这条完全暴露而且过于伸长的防线，那就可以对他实行追击。不过，就隆美尔的个性来说，要使他走上这一步，可能性似乎是很小的。  
　　我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在海岸与外萨特山山脊之间的开阔地区，大力加强第8集团军的地位。他们阵地的南翼，是完全暴露着的。而且在这些战役中，我们已经两次看到，配置在这个沙漠中的部队，是很容易被较小兵力所击毁的。  
　　奥钦列克面临的问题，是要使第8集团军的翼侧不再受隆美尔的威胁。他所采取的办法，也就是我前面说明了的那种理论。放弃了1941年构筑的那些已不合用的阵地以后，他立即在第8集团军的后方，在离防御前沿不太深远的地方，构筑了一道新的防线。这道防线延伸到了外萨特山山脊南面一点，距离约32公里，是由支撑点(抵抗枢纽)构成的。这些支撑点布成了一个棋盘阵，每个据点横直相距都是9公里，各由1个25磅炮的炮兵连和2个步兵营协同防守。1个师有3个步兵旅，每个旅负责一个防区，其中有3个这样的支撑点。没有一个据点是孤立的，所有这些据点都可以相互支援。  
　　然而，这些据点只不过是构成了一个骨架子。凡是不负责防守某一据点的部队，可以在这个棋盘中自由作战；他们配置在各个中间地点，统归奥钦列克指挥，可以根据情况需要随时调往别处，因而前后左右都可应付自如。在这个大棋盘上，还设置了地雷场和地雷带，其设置原则是，使它们既不能妨碍己方的反击，也不会为敌方所利用。一支军队若作如此部署，则他们的正面可视情况需要随时加以转换，而且不致丧失自己的稳定性。这样每一个单位都不会再有孤立作战的危险，他们能够互相进行支援，而高级指挥官也不会因为担心后方受攻击而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过去格拉齐安尼和李特奇的失败，都是由于这个缘故。奥钦列克的司令部处在这个棋盘防御体系之中。但是，仅有此种改变还是不够的。如果敌人对这个防区的一翼或两翼实施进攻，那么他可能采取内外两侧夹击的方式。所以，奥钦列克准备使用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从东南面对于这种行动实行反击。他的这个计划，可以说是从三个方面运用了间接路线：为了以间接的方式抗击敌人的进攻而设计了棋盘式的据点；散处防御地带内的部队可以箝制进攻的敌人；重型坦克集团和机动的轻型坦克集团可对进攻敌军的侧翼或后方实施突击。  
　　在第8集团军尚未获得国内运来的增援部队和补充物资以前，隆美尔即使能把我们从阿拉曼-外萨特山棋盘防区逐出来，也绝不至于把我们打垮。因为在建设阿拉曼防线的同时，我们即在它的东面地区开始构筑第二道防线，以防阿拉曼阵地的丧失。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还在亚历山大港地区进行了防御部署，其防御工事已经延伸到了安里亚(亚历山大港西南23公里)的沙漠地带和尼罗河的东面。拉特鲁乾河的障碍物也已用来作为一个防区的基础。在开罗以西，尼罗河河谷地区的防御工事，已经延伸到了法荣河一线，并且准备在马地附近以及以南地区作横跨尼罗河的架桥准备。这些防御工事给第8集团军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当它在隆美尔的压迫下不得不从阿拉曼阵地撤退时，它仍可以实行有秩序的退却，并且可以随时从两个方向去威胁敌军的侧翼。  
　　 1942年8月6日，魏维尔在访问第8集团军离去之前，曾经对我说：“你们这种部署是非常有利的。采取这样的防御方式，当然可以作正面的撤退，以来引诱敌军，使他们自投罗网。你们有过这种打算吗？”事实上，我们的确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并且认为这种观念是很有成功希望的。  
　　对于军事科学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幸，因为第8集团军的这种防御布势，竟没有经受实战考验的机会。等到隆美尔在9月间再次发动进攻时，第8集团军已经获得了补充，无论在人员数量方面，还是在火力和装甲武器方面，都已超过了德军，因此，当德军向我们棋盘方阵的南翼进攻时，立即遭到了我方预备队的反击。他们损失了60多辆坦克，结果一无所获。从总的进展情况来看，战斗局势是按照奥钦列克的计划发展的。隆美尔终于丧失了主动权。这次的成功，可以说完全是奥钦列克的胜利；其他指挥官们只不过由于他的远见而受到实惠罢了。当然，也不能因此而降低了司令官的功绩。隆美尔的败局虽然早在7月就已经决定了，但是直到10月，当蒙哥马利发起反攻时，才真正获得了奥钦列克所开创的这场胜利。这次阿拉曼防御部署所发挥的间接路线和攻势防御精神，在你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得到理论的根据。  
　　在这次战争中，我们驻中东的部队曾经有两次经受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当时，如果处置失当，则情况将是另一个样子，部队的命运也就很难设想。第一次发生在西迪巴腊尼的进攻战中，第二次则是保卫埃及的防御战。如果说，阿康诺尔在西迪巴腊尼不能取胜，奥钦列克直接指挥第8集团军时在阿拉曼地区遭到失败，那么，轴心国的部队将会占领埃及和中东。那样的话，战争的历史可能会完全改观。任何一个将军，当他处于奥钦列克的地位并面临如此严重的危局时，恐怕很难象奥钦列克那样表现出冷静和明智。在军事学术史上，无论是攻还是守，恐怕很难找到这样完整的例证，以来说明间接路线的妙用。很明显，阿康诺尔和奥钦列克所以作出这种决定，你著作中的思想，对于他们是有影响的。1942年的局势最后能够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其主要原因看来就在于此。坦率地说，而且我也曾多次指出过了，事情正是这样。当然，这并不是说，阿康诺尔和奥钦列克，以及其他任何一位优秀的将军，都是照着书本来打仗的。但这却可以说明，他们是系统地研究过战争理论的，而且不仅平时研究，战时也在研究。从这一连串战役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采用间接路线的战役，几乎都能赢得胜利。由此便能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司令官决不应该忽视间接路线原则。当然也有例外。当地面兵器、机动力和空军力量方面拥有绝对优势时，或许可以不用这一原则。我还要指出一个情况，在加扎拉的隆美尔，和在西迪巴腊尼的阿康诺尔，都曾是没有空中优势的。所以，尽管空中优势能发挥巨大威力，但它还是不能补救地面指挥官的无能。  
　　凡是头脑清醒的读者都知道，在你的这本书里是找不到包打胜仗的现成答案的。不过，他们却可以从中找到一把解决战争问题的钥匙----这就是采用间接路线的作战方法。这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工具，但是却只有头脑精明而又没有保守思想的人才可能使用它。换句话说，只有视野广阔的军人才能用它。人们也许会问：这是否适用于今天的战争呢？应该说，对于怎样进行战争，不可能有一条固定而现成的规律。只有具体地判明情况，正确地估价各种行动方法的利弊，才能找出最好的间接路线形式，从而在心理方面和物理方面剥夺敌人的行动自由。在某种情况下，这可能与破坏敌人的补给有关，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在于保证各种火器充分发扬威力。是实行攻击，还是采取防御，要根据间接路线的要求来确定。在战略性的防御中，可能要采取某些进攻性的行动。而战略性的进攻，有时就是从战术防御开始起来的。在这里，头脑的判断力具有重大意义。摆脱各种陈规陋俗，常常可以达到进攻的目的。总想进行防御，即使力量相当雄厚，也是一种失败情绪的表现。采取间接路线的目的，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摧毁敌人的士气。有的，这个目的就只是在心理上瓦解敌军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取胜的程度如何，取决于积极行动的一方在采取行动过程中究竟有多大的自由权。为了达到最终的目的，必须经常考虑到下一个突击的行动方向。然而，决不可能预先准备好一套方案，不能坐待间接路线形式自行到来。这一切的一切是没有成规可循的，运用之妙只是存乎一心而已。  
　　所以，已经用不着再多说了。为了夺得胜利，在军事活动的各个领域中，首先需要的是健全的理智，严密的逻辑和摒弃一切俗套的能力。对于负责独当一面而需要自己作出决定的指挥官来说，这后一种素质是特别宝贵的。毫无疑问，间接路线原则是赢得战争胜利的一种工具。  
　　永远忠于你的  
　　艾利克  
　　 1942年10月  

附录二：1948年阿以战争的战略分析

这是一篇节译文章。作者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扬丁将军。文章刊登在1949年9月的《军营》杂志上，其中对于间接路线的运用，颇有详尽说明。  
 
　　战略计划的任务，必须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战术计划也是一样，只不过范围狭小一些而已。一方面，要竭尽全力去阻挠敌军，使它不能根据作战的基本原则采取行动；另一方面，要使我军能够充分利用这些原则，以便更好地达到我们的目的。因此，负责制定我军作战计划的人，必须估计到敌人可能运用的所有各项原则。  
　　现在就来看看，敌人可能运用哪些原则，为了对付这些原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事情。这些就是：  
　　突然性的原则----为了对付它，必须使各级侦察机关不断地进行活动；  
　　目标合理的原则----为了对付它，可以使用战术性的佯动，采取战略性的、心理上的和政治上的攻势；  
　　节约兵力的原则----为了对付它，可以袭击后方的交通线和仓库，以此牵制敌军的兵力，迫使敌人分兵作战；  
　　协同动作的原则----为了对付它，必须打击敌军的指挥渠道；  
　　集中的原则----为了对付它，可以采取佯攻和空中袭击的办法，以便把敌军割裂开来；  
　　保障安全的原则----为了对付它，必须综合采取上述各项原则，以及其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将在下面谈到；  
　　进攻精神的原则----为了对付它，就须自己发挥进攻精神；  
　　机动性的原则----为了对付它，可以采取破坏交通线的办法。  
　　至于谈到我们自己的行动计划，那么其着眼点必须是：保证达到政府对于战争每一阶段所规定的军事政治目的；同时要使主要行动与次要行动和佯攻活动配合起来。但是必须经常记住：一个计划的基础，应该是尽量发挥作战原则的效用，要尽量做到，在战斗尚未开始以前，一场会战的命运即在战略方面预先作了决定，或者退一步说，至少应在会战过程中为自己创造最有利的取胜条件。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完美战略计划的秘密所在。克劳塞维茨有句名言：“血液是胜利的代价。”现在看来，这个观点已经过时了。  
　　从正面实施战术性进攻的日子，正在逐步变成传说。现在出现了一种战术艺术，其主要任务在于进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关于这种方法在战略方面是否适用的问题，将领们还在进行争辨。当然，这种方法在战役上也是完全适用的，只不过它是采取另外一种形式来加以运用罢了。毫无疑问，间接路线战略是一种唯一健全合理的战略。关于间接路线战略，以及间接路线在战略上的应用问题，利德尔-哈特上尉在其著作中进行过卓越的论述。他说明，战略方面的间接路线内容，要比战术方面广泛和复杂得多。为使作战原则有利于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运用战略性的间接路线，只有这样才能在战斗开始之前即预先决定战斗的结局，使其有利于已方。而要作到这一步，必须首先完成下述三个任务：  
　　一、切断敌人的交通线，阻止其预备队的开进和物资补给的前送；  
　　二、遮断敌人的退却道路，以此摧毁他们的抵抗意志和瓦解其士气；  
　　三、打击敌人的指挥机关，剥夺其司令部有效指挥部队的能力。  
　　这三项任务的重要性，可以借用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来表示。他说：“军事学术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使自己成为交通线的主人。”  
　　完成了这三项任务，就为实现战略的基本使命创造了条件。利德尔-哈特在分析战略的目的和战略家的责任时，曾经作过确切的说明：“战略的真正目的并非要寻找一场会战，而在于寻找一种有利的战略形势，即令这种形势本身并不能产生决定性的结果，但在这种形势之下继之以一场会战，就有可能达到这个目的。”  
　　要想获得这种具有决定性的战略形势，最主要的手段是完成上述三项任务，以求涣散敌军的组织。如能作到这一步，一般说来，就有可能瓦解敌军，或在战斗中打垮敌军。从另一角度来说，为完成这些任务而拟制计划时，又必须考虑到政治的因素，因为政治因素对于完成任务的方法是有影响的。举例来说，在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封锁他们的后退道路时，如果执行任务的地点离敌人的主力愈近，那么我方采取行动也就愈快。或者用另一种说法，对敌人浅近的后方实施攻击，则其效果的反映就快；对其深远后方实施突击，则其效果不会那样迅速得到反映，但其影响却会增大。因此，在制订计划时，必须考虑到作战所需的时间因素。在我们去年的战争中，由于性质的特殊，有一种“人为的原因”，即联合国不断进行干涉，时间因素却受到了限制。所以，在拟订计划时，不得不选择快速取胜的路线，而且宁愿放弃更大的效果。关于这一点，我们要在下面进行详细的说明。  
　　关于目标的合理性问题，还要补充几句话。目标，一定要提得单纯，但是达到目标的方法，则应该有多种多样。否则，一种方法失败了，则整个行动计划就会随之而破灭。所以在拟订计划时，要有几个方案：“如果……那么……；当……时，就要……；或者说，一旦出现……，那就应该……。”关于这个问题，利德尔-哈特曾经正确指出：“计划也象果树一样。一棵果树如果不分枝丫，当然不可能指望它结出果子。计划如果只有一个方案，只有一个目标，那它就象一根不能结果的光杆木头。”  
　　我写本文的目的，是要促使我国军人对于他们所参加过的战役进行一番仔细的分析与研究，使他们尝试应用这种战略见解和假定，而不要抱残守缺，因为那种情况在我们的军事刊物上是有过不少反映的。在这里，我还要根据上述见解，对我们去年战争中的几个战役，简单地作一点介绍。去年最重要的战役是：“十瘟”战役(对埃及军队的作战)；“撞击”战役(还是对埃军作战)；“埃拉特”战役(在亚喀巴湾北部地区的作战)；“希南”战役(解放加利利湖地区)。如果从战略的观点来看，按照前面所讲的那些原则来衡量，那么，“罗德斯”战役(即签订停战协定之战)也应算在里面。对这些战役进行一番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战役的计划，都是以上面谈到的那些战略原则和方法为基础来制订的。这就是在战略上采取间接路线，破坏交通线，进行封锁，尽量利用计谋以达到突然性，并迅速而彻底地粉碎敌人的展开计划。至于时间因素，从重要性来说当然不是属于末位的，但有时却不能取决于我们自己，但它对于方法的选择还是具有相当的影响。  
　　埃及入侵入我国时，曾希望弄得我们门户洞开，所以他们沿着海岸公路一直北上，前进到了伊斯杜德。敌人被阻以后，才又派出部分兵力朝着耶路撒冷方向进攻，前进到了法卢贾。当时，他们在兵力上拥有巨大的优势，据守着好几个防御地区，在防御性兵器方面也比我们优越。这就迫使我们必须避免正面攻击作战。不过，敌人也有弱点。正如拿破仑当年所说的：“军事学术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使自己成为交通线的主人。”埃及部队最基本的一个弱点，就是交通线太长了。  
　　 “十瘟”战役的目的，是要打开通到内格夫(即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以前叫做内德热普)的道路，破坏敌人的展开计划。在行动时，应充分利用埃军交通线漫长这个弱点。我在前面列举的三种方法，即破坏敌人的补给路线，封锁其后退道路，打击敌人的指挥机关，在“十瘟”战役当中，都可以找到典型的例证。请看以下事实：  
　　一、在艾曼西亚以东实施突破，同时使用伞兵破坏队进行大量的骚扰性活动。此举的结果，切断了敌人东面的交通线，抢占了113高地，使得埃军无法展开自己的兵力。  
　　二、抢占艾斯卡隆，于是便遮断了敌军主力的后退道路，同时也切断了他们的交通线，使其陷入惊慌失措的境地，从而彻底动摇了敌军的意志和士气；这样，敌人只好决定后撤，致使士气更加低落了。顺便说一句，这也是直接在敌军后方封锁退路的一个例证。  
　　三、对加沙、马季达勒、腊法(加沙西南30公里)和阿里什(腊法西南43公里)等城实行轮番反复的轰炸，破坏了敌人的通信体系和指挥机关，也就是彻底瘫痪了他们的神经系统。  
　　必须指出，我军是分成几个独立的大单位进行作战的，分别对付敌人的北方集团和西方集团。这就使得我军在指挥上具有一定的弹性，能够根据实际的要求来调遣部队，转移重点。  
　　 “撞击”战役是在奥贾-阿里什地区进行的。作战对象还是埃及军队。这个战役也可以给军事学术提供几个有益的例证。作战一开始，埃及方面就未能使其东西两个集团的行动协调起来，从而也就得不到战略上的决定性利益。在“十瘟”战役结束以后，埃及人迟疑不决，没有使用其东方集团去切断和封锁内格夫地区的南部。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对付敌军进攻精神的最好办法，就是发扬自己部队的进攻精神。这个原则正是“撞击”战役的作战基础。我们的先知早已说过：“谁要跑来杀害你，你就先打死他。”从后方对敌人发起强有力的攻击，选择一条经由哈鲁扎到贾奥的道路(敌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对海岸沿线的埃军西部集团采取战略性的佯攻行动(从战术上、心理上和政治上同时施展威胁)----所有这些措施综合起来，保障了我军的胜利。  
　　 “撞击”战役很清楚地证明了前面提到的一个真理----战略计划的目的，应该力求做到在战斗尚未开始以前，一场会战的命运即预先作了决定，或者至少应在会战过程中创造有利条件，以便夺得决定性的战果。“撞击”战役的胜利，发展成了在埃及境内向敌人进行追击。这个事实也很好地证明了另外一条原则的正确性：封锁敌军的地点与封锁的快速程度，与效果的大小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我军改向阿里什方向进行突破，并在西奈沙漠中控制住艾布艾韦吉拉(奥贾以西30公里)这个点，那么，还将获得更大的决定性战果。当然，这样做会需要更多的时间。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军迅速转向腊法近郊，牢牢箝住了敌人，这样从表面上看，由于距离敌人主力过近，而且他们在战术上甚至还具有优势，似乎难于产生重大的作用，但是，实际上却很快获得了结果，迫使埃及方面提出了休战的要求。  
　　进行“罗德斯”战役(即签订停战协定之战)，在赫拉萨站稳脚跟，以及在所谓三角地带和阿拉赫地区扩大领土的战斗，都给我们提供了教训，说明战略上使用的工具与战术上使用的工具是有所不同的。有时，战略可以借助于政治手段来创造有利条件，以便战术上易于取得胜利。只要对这些工具运用得当，是可以节省大量兵力和血汗的。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我要谈谈“希南”战役。这是一次典型的闪电战，同时也是一个从战略上解决任务的良好例证。这种战略性解决的意义，较之于战术性解决毫无逊色，而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甚至于还显得更有成效。高克吉在对马拉纳施加压力以后，是很想从战术上解决任务的，如果我们受了他的引诱，派出兵力向他作新的正面攻击，那么他就会强迫我们接受一次会战，使他获得有利的战果，而我们则前功尽弃。  
　　在“希南”战役中，我们采取了间接路线战略，尽量使用灵活多变的作战方法，根据总的计划和目的，不断地给予敌人打击。然而，我们一切行动的基础，还是前面说过的三种基本方法：破坏交通线，封锁后退道路和打击指挥机关。我军兵分两路：一路从萨费德出发，往北向萨沙进攻；一路从卡布里出发，朝东，经过塔布哈，继续往前突进。在1948年战局中，这是一个计划得非常出色的战略合围行动，它使我们很快取得了胜利，因而也就成了一个光辉的范例。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还要强调一下，我并不打算详细论述整个战斗行动的进程，只想从战略的角度上把这些行动指点出来，从而促使大家去理解它们的意义和作用。  

 
作战经过概述  
　　----由以色列军总参谋部战史处处长洛尔奇中校编写  
 

 
一、“十瘟”战役(1948年10月15日至21日)  
　　在第一次停战和第二次停战之间，即从7月9日到19日的10天里，其他各条战线的战斗情况表明，主动权完全操在以色列军手里。他们成功地进行了战斗。至于埃军，其正面的情况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埃及军队的迫切希望，是要赶快打败装备恶劣而又已是疲兵久战的以色列陆军，获得一次迅速而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可是这个希望终于成了泡影。自从第一次停战以后，他们就集中全力来巩固自己在巴勒斯坦所占据的阵地。这些阵地主要分布在阿拉伯人的居民地内，其布局情况是：  
　　 (一)沿着海岸公路向北延伸，一直到达伊斯杜德；  
　　 (二)沿着奥贾往北的大道北进，经过阿斯鲁热、比尔谢巴、希布伦和伯利恒等据点；  
　　 (三)沿着马季达勒的道路东进，横插到贝特-贾夫林，这是一条东西方向的公路，正好连接着上述两条南北方向的道路。  
　　埃及人作了巨大的努力，但还只是在沿海公路线上攻占了两个犹太人的居民点。那里还有第三个居民点，但当地居民竟成功地击退了埃军的多次进攻，而在缔结第一次停战协定以后，这些居民就都撤离了那个村庄。内格夫是巴勒斯坦南部的一个半沙漠地区，根据联合国1947年11月的分治决议，已划归以色列国，那里成了犹太人的一个主要居留地区，由于距离公路较远，所以仍然平安无恙。但是，它同北方，即同以色列国中心地区之间的交通线，却被埃及军队从东西两面切断了，他们占领了前面所述两条横贯公路的侧翼阵地。  
　　很明显，上述这种态势不可能延续很长时间。即使埃及人打算遵守停战协定的条件，停战也只能是暂时的，何况他们并不会认真遵守这些条件。  
　　当时，根据停战协定，埃及人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使用横贯的道路，而以色列则可在另外的时间内使用奥贾至维弗列姆(伯利恒旧称)的道路。这一形势有利于埃及方面，他们可以指望在尔后把内格夫地区内的犹太人根据地完全铲除掉，或者以饥饿的办法迫使犹太居民投降。补给的问题逼着以色列方面不得不争取主动权，而且，还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业已形成的军事态势将作为未来政治解决的基础，这也就是说，以色列可能要丢掉整个内格夫地区。  
　　以色列军事当局所面临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作战地区内的军事情况很不稳定。根据联合国的决议案，以色列人可以向南派遣一支装载补给物资的运输车队。可是，这个车队遭到了埃及部队的袭击，一些车辆起火燃烧，致使车队被迫返回原来驻地。事情已很明显，以军采取任何还击措施，对埃及方面来说，都不会产生什么奇袭的效果。然而，通向内格夫只有一条路线，这就是从马季达勒通向贝特贾夫林的道路，要想保障这条通路的畅通，必须在道路两侧占领一个或几个据点。可是，埃及人却在这些地点有了坚固的设防。而且，对以军当局来说，这一步棋是应该在战争初期下好的。换句话说，以军不仅要暂时地丧失奇袭的手段，而且将不得不把自己的打击矛头直接指向埃及部队可以预料得到的地方。  
　　从埃军方面来看，他们的部署是缺乏纵深的。埃军的阵地，分布在几条狭窄的防御地带内：一条是沿海地带，夹在海岸与内格夫地区之间；另一条是沿着马季达勒到贝特贾夫林的道路展开的；第三条向东北方向发展，一直延伸到朱代亚山地。埃军部署上的这个弱点，正好可以为我所用。我们在作战当中，可以借此抵消自己的大部分缺点。然而要想达到此一目的，我们在南面的兵力应比现有的大些才行。因此，在“十瘟”战役开始以前，我们即利用空运把相当数量的机动兵力运到了已被隔绝的内格夫地区。  
　　完成这些准备工作以后，我们于1948年10月15日开始发动进攻。当天下午，以色列空军袭击了埃及在阿里什地区的机场，同时攻击了以下一些目标：如加沙、艾斯卡隆、马季达勒、法卢贾等。这次袭击使埃及空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因此，在以后的作战中，埃及空军尽管还在继续活动，但却一直未能夺回制空权。紧接着，以色列陆军部队便在夜间发起进攻，在海岸公路上的艾斯卡隆村附近深深突破了埃军的防线。这一突破严重威胁着埃及人的交通线，尔后竟把他们的交通线完全切断了。于是，埃方无法向马季达勒自由调运增援兵力和物资补给，被迫从主战场上抽去了相当多的兵力。由于同样的目的，以军又向南面地区实施了一连串的突击，其任务是要炸毁阿里什、腊法和汗尤尼斯(腊法东北8公里)之间的桥梁和铁路。  
　　与此同时，在贝特贾夫林地区，以军也占领了几个没有埃军驻守的高地，从而切断了由马季达勒到贝特贾夫林的横贯公路。这样一来，到10月16日早晨，虽然没有任何激烈的战斗，可是埃及人的交通线，在北面的已被切断，在西面的也受到威胁。业已形成的局势，有利于以军在北面突破埃及人的防线。10月16日黎明时分，以军的装甲部队和步兵协同作战，向艾曼西亚村和捷利古城发起了进攻。可是，进攻部队遭到了埃军组织良好的炮火痛击，一些坦克被击毁。没有坦克火力的支援，步兵无法进行冲锋，结果只好奉命撤退。  
　　攻占艾曼西亚村的目的，是想从后方的道路接合部去威胁埃军阵地，可是这个目的未能达到。因为没有其他办法可想，只好在靠近道路接合部的地方直接冲击埃军阵地。当时，埃军的防御是以若干个高地为依托的：一部分阵地直接靠近道路交叉点；另一部分则相距有1公里半以上；此外，在交叉点以东3公里处，有一个依拉克-苏维丹要塞，它可以瞰制周围几十公里的地区。冲击这类高地，当然毫无间接性可言。在10月16日夜间，通过激烈的白刃格斗，有时甚至要用牙齿作武器，终于攻占了113高地和另外几个高地。这次肉搏战证明，埃及人不仅知道如何组织防御，而且也懂得如何坚守防御阵地。  
　　那天夜间，以军对于在耶路撒冷西南面朱代亚山地的埃军右翼，也发起了进攻。这次进攻的目的，是希望在战略上起一定的箝制作用，可是，它对于攻占道路交叉点的部队却没有多大的帮助，因为这是所有乾果中间最硬的一颗。  
　　 10月17日，埃军进行了顽强的反冲击，其目的是要恢复马季达勒到法卢贾之间的交通线。但他们毫无成果。我们所已攻占的高地，他们一个也没能夺回去。这样一来，当时就形成了如下的一种局势：虽然埃军已经不能再使用东西向的横贯公路，可是我们也未能打通从奥贾到维弗列姆(即伯利桓)的南北向公路。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两种方法：或者在胡莱卡特地区攻下埃及人沿着南北公路两侧所控制的其余据点；或者攻占该地以东的其他据点，以使我们可以绕过胡莱卡特。以后两天，我们一直把力量消耗在这个地区，希望能达到上述两个目标之中的一个，然而埃及人却在那里继续进行着顽强的防御，并不断地组织反冲击。  
　　虽然埃及部队一直坚守着依拉克-苏维丹要塞以东到艾曼西亚之间的阵地，也就是说，守住了那时所称的有名的法卢贾袋形地区，可是胡莱卡特终于在10月19日夜间被以军攻占了。经过了好几个月的孤立处境以后(实际上是从1947年12月开始的)，内格夫和以色列的其余领土之间，终于架起了牢固的桥梁。  
　　这次作战的其余部分的情况，可以简述如下。在西线，由于以色列部队已经深深突入到艾斯卡隆地区，埃军的交通线有被切断的危险，于是他们几乎不放一枪便撤出了马季达勒；在此同时，当然也放弃了许多据点，其中包括亚德莫尔得哈和尼特查尼姆两个犹太人村庄，而这是在5月份经过顽强激烈的战斗之后才落入埃及人手中的。在东线，由于我军作了迅猛的进攻，抵达到伯利恒(即维弗列姆)的郊外地区，埃及人完全被从山地阵地上赶走了。在北线，只有法卢贾袋形地区内的埃军仍然顽强地进行着抵抗。埃军的这个行动，暗示着我们采取间接路线给他们造成的危险性。以色列部队切断了敌人的交通线，不仅使得埃军无法撤退，而且逼迫他们只有依托现地组织顽强的防御。然而，以军对袋形地区的合围圈愈来愈缩小，并在11月8日攻克了依拉克-苏维丹要塞，这样一来，埃军除了缴械投降之外，已没有别的办法可想。  
　　有一件事情是很耐人寻味的。在这个要塞里所缴获的敌人文件中，居然发现了一本《间接路线战略》。该书是埃及驻军指挥官的私有财产，现在，它变成了我军攻击部队指挥官的战利品。(扬丁将军注：这对于我们可以说是万幸，因为他们对于这本书的精确含义并没有真正理解，否则，他们就不会为我们的突然袭击所乘，而我们的战略计划，正是以该书的思想作为基础的。)  
　　与此同时，在南线，我军攻占了比尔谢巴，从而使这次作战发展到了最高峰。为了迅速扩张战果，我军沿着刚刚打通的公路向南挺进，开入内格夫，与我方原先已在那里的部队会合一起，于10月20日夜间攻占了比尔谢巴城。  
　　埃及驻比尔谢巴城的卫戍司令，也许并不了解北线战斗的发展情况，他完全没有料到以色列部队竟会这样迅速地出现在该城面前。因此，卫戍部队在突然袭击之下陷入了惊慌失措的境地，只经过5个小时的战斗便宣告投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军队占领了比尔谢巴城。几乎就是英军在31年以前进入该城的那一天，埃及人宣布了投降。比尔谢巴失陷以后，希布伦地区守军的命运也就被决定了，不过，他们很快又获得了阿拉伯人的增援，因而将其右翼部队从比尔谢巴向南撤退，并进入到了阿斯鲁热地区。  
  
图15 1948年阿以战争中的《十瘟》战役  

 
二、“撞击”战役(1948年12月22日至1949年1月7日)  
　　 “撞击”战役开始以前，埃及军队的部署与“十瘟”战役以前有某些相似之处，只是这次作战的规模要比上一次小得多。埃及仍然分成两个集团：左翼集团沿着濒海公路集结，其北端已经抵近了加沙；右翼集团沿着奥贾到阿斯鲁热(在比尔谢巴以南)的公路配置。在这两个集团之间，有两条横贯的公路：一条是从腊法到奥贾，其中一部分位于埃及境内；另一条在其南面，从阿里什到艾布艾韦吉拉。此外，埃及方面还有一些部队停驻在希布伦附近的法卢贾袋形地区。尽管埃及军队还没有被击溃，但是看来很明显，如果没有阿拉伯国家中那怕是一支军队的援助，埃军是不敢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役的。只要埃军还在巴勒斯坦境内控制着相当大片的地区，那它对于我们年轻的国家来说，总是一个颇为严重的威胁，而要消除这个威胁，就必须彻底把埃及人打败。  
　　埃军的部署主要是以两个假定作为前提，其中一个是正确的，而第二个却错了，并且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失败。第一个假定是，在内格夫南部这类人口稀少的地区内，谁占有交通线，谁就能控制整个地区。第二个假定是，只把现有的碎石公路看成是这个地区的交通线。因此，他们在该地区内的防御，又一次采取了支撑点体系，而且是沿公路配置的；其射界(射击地带)的布置，只是为了防卫交通线，所以公路本身成了主要射击对象。  
　　埃及人从“十瘟”战役中所汲取的教训，仅仅是下述两点：一是认识到以军具有夜间作战的经验；二是必须重视以色列的空军。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更好地对自己的阵地进行了伪装，并加强了夜间的防卫措施。  
　　我们总的进攻计划，与1917年秋季艾伦贝进行第三次加沙会战的计划，大体上差不多，只是进攻的方向有所不同：艾伦贝是从南面进攻，而我们则从北面进攻。战役的主要观念，是设想在西部地区尽量吸引并钉住大部分埃军部队，而后进行一次决定性的突击，把埃军的东面集团压挤出去，赶回到埃及的国境以内。完成这一任务以后，我军即应折向西北，威胁敌人通向埃及国内的交通线，迫使他们从加沙地区撤出濒海地带。如果有必要，还可在战役的最后阶段直接向加沙发起进攻。  
　　这次战役开始时，以色列空军对于分布在腊法、汗尤尼斯和加沙地区内的埃军机场和部队，进行了集中猛烈的袭击，而在整个战线上，对于埃军的各个支撑点，则进行了火炮轰击。就在当天晚上，西线我军在加沙以南大约13公里的地方，攻占了好几个高地，从而对敌人造成了威胁，有可能切断其腊法至加沙的公路。正如以军司令部所预料的那样，埃及人立即中了圈套。他们在这一地区集中起相当数量的兵力，其中包括大部分的坦克，用来进行反冲击，同时，还在加沙至腊法整个地段上加强了防御力量。  
　　尽管埃及人经过顽强战斗把86高地夺回去了，但是我方分散敌军兵力的目的早已经达到。所以，当我们在东部地区开始发动进攻的时候，从战略上就完全取得了突然袭击的功效。第一个目标是肃清比尔谢巴至奥贾公路上的敌军。当然，埃及人对于我们这个行动是有所准备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我们的侦察人员竟发现了一条罗马时代的古道。它从比尔谢巴出发，几乎是走直线通到了奥贾的后方。他们尤其想不到，我们的工兵部队居然隐蔽地对这条道路进行了修筑，使得中型和重型坦克都能通过。然而事情正是这样进行的。当埃军驻守在阿斯鲁热的战斗警戒部队以为攻击将会来自比尔谢巴方向的公路上，因而正紧张地监视着那个方向的公路时，以色列军的轻型快速部队却突然地在沙漠中出现了，不仅在较南面的地方抢占了一系列支撑点，而且在两个地点切断了奥贾至腊法的公路。12月25日拂晓，奥贾城受到攻击。这时，它与北面前哨和西面基地之间的联系都已经被切断。那里的守备部队虽然进行了拼命的抵抗，可是由于外援早已断绝，增援部队又被封锁腊法方向的以军所击退，他们无法抵抗以军的强力猛攻，因而在12月27日凌晨放弃了奥贾城，主动向沙漠中撤走。这样，在几小时以后，完全陷于孤立地位的阿斯鲁热也就被我军攻克下来了。于是，从比尔谢巴到奥贾的整个公路，完全控制在以军手中。我们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至此即已完成。  
　　我军各个部队尽管在连续作战之后深感疲劳，但还是只进行极短暂的休息，一当补给品运到，便立即开始了第二阶段的作战，即开始向埃及境内挺进。12月28日夜间，我军占领了艾布艾韦吉拉，这是埃及在西奈半岛上通向伊斯梅利亚途中的一个基地。随后，我们的装甲坦克纵队即沿着通向阿里什的公路开进，并在该城以南抢占了一个机场，机场上还停有几架完好无损的飞机。这时，只要再向前跃进一步，我们就可以夺得横跨濒海公路的若干阵地，并在阿里什附近抵达海岸边。可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们不可能采取这一步骤。虽然埃及军队曾经在以色列境内作战，而且一直没有人说话，但当以色列军队进入埃及国土时，却马上有人认为是不能容忍的。由于面临着强大的政治压力，并且受到英国方面进行军事干涉的威胁，这支装甲部队只好奉命撤回到以色列境内。  
　　我军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边界线以北的腊法地区追求上述目的，即前出到海岸边上。为此，在那里集中了几个旅的兵力，从腊法的东南面发起进攻。随后，在一片公墓附近攻占了一些阵地，从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腊法城----这个由英国人所建造的巨大要塞。同时，也在阿里什至腊法的公路南侧占领了一些高地。战斗发展到这个阶段，迫使埃及方面在1月7日下午提出了休战要求。  
　　我军虽然是在进攻发展到最高潮时接到了撤退命令，但是事后检查战果，还是感到满意的。除了加沙这一狭窄地带以外，埃及军队完全被赶出了巴勒斯坦。他们的军队，绝大部分都被消灭，或者被击毁，因此，要想恢复其作战实力，必须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以色列军虽然在数量上几乎没有超过担任防守任务的埃军部队，而且武器装备要比他们弱得多，但是仍然取得了上述成果。  
  
图16 1948年阿以战争中的《撞击》战役  

 
三、“希南”战役(1948年10月28日至30日)  
　　当阿拉伯国家的正规军侵入巴勒斯坦的时候，原来由法弗齐·高克吉指挥而担负着作战重担的“解放军”，随即撤退出去进行整训，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准备去改编成为正规军。在第一次休战以后，高克吉成了加利利地区的主人。他相继与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国建立了联系，但名义上只接受阿拉伯联盟的直接指挥，而不在这些国家中任何正规军的指挥体系以内。  
　　在两次休战之间的10天战斗中，高克吉丧失了下加利利的大部分地区，并且包括拿撒勒在内。不过，他仍然把自己的大部分队伍撤退到了上加利利，在那里占据着一个长约32公里，宽约24公里的矩形地区。由于已经遭受严重的损失，一般看来，他似乎不可能在短时期内采取大规模的进攻行动，但他有可能同某一个或者几个阿拉伯国家的正规军联合起来，因而仍然是一股潜在的威胁力量。而且，他当时盘据在加利利高原之上，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从巴勒斯坦西部的高地上，可以向以色列部队所控制的三个狭窄地带的任何一个发起进攻：向西，与黎巴嫩军配合，能够攻入齐布伦谷地；向南，与伊拉克军配合，能够攻入埃斯纳伦谷地(艾尔莫卡达河谷地)；而最可能的是，与叙利亚军配合，在富拉湖地区攻入约旦河谷地。  
　　大约在10月中旬，高克吉看到以色列部队正忙于埃及前线的战斗，认为时机巳到，居然不顾停战协定的约束，贸然决定首先动手。他期望获得部分的胜利，至少挽回一点威信，因此，决定对夏吉克-阿贝德地域内的以军阵地发起进攻。这是一个要塞，位置在山脊背上，标高为760公尺，从那里可以望到马拉纳居民地，能够瞰制富拉湖谷地。由于遭到突然袭击，这个要塞终于失守了。于是，马拉纳村再度被切断，富拉湖谷地也处在危险当中。  
　　可是，高克吉又失算了，而这一次的错误竟引起了致命的后果。以色列军最高统帅部考虑到，高克吉既然破坏了停战协定，进行了挑战，那就赶紧利用埃军战线刚刚趋于平静而以色列空军正好空了出来的机会，一劳永逸地把高克吉的解放军解决掉，即把他们完全赶出巴勒斯坦，若有可能，就把他们全部消灭。这样一来，便引起了一场“希南”战役(“希南”是黎巴嫩古代一个国王的名字)。这次战役的进行，总共不到60小时，高克吉的部队被完全赶出了巴勒斯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被我军歼灭的。  
　　高克吉所驻守的地区，本是一个进行游击战的理想地区，只要拥有相当的兵力和斗志，那是很适于组织防御的。对于现代的正规军来说，这个地区却有一个很大的弱点，那就是道路稀少，交通不便利。而这一点正是对高克吉的作战行动有所影响的。那里可供使用的大道，南北向的只有1条，东西向的算是4条。其余小道，只能徒步通行，绝大部分难于使骡马通过。萨沙村是整个地区交通道路网的枢纽部：从海岸边上过来的，有巴沙至塔尔希的公路和纳哈里亚至塔希哈的公路；从南面来的，有法拉底亚公路；往北进入黎巴嫩的，是马利基亚公路，而黎巴嫩是高克吉的补给基地。  
　　高克吉的兵力区分为人数大体相等的三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叫作“雅尔莫克”旅。但是把它们称之为旅，似乎有点名不符实，也不能把它们的名称去同拜占廷时代夺取巴勒斯坦的“雅尔莫克”那个名字相比。他们的部署是：第一个旅配置在艾克里公路以南，第二个旅扼守着包括萨沙在内的东北地区，第三个旅驻防西北地区，司令部则设在塔希哈。  
　　我军的计划大致如下：派遣两支部队，分别从南面和西南面实行佯攻，吸引住高克吉驻在南面的兵力，而以第三支部队从西面进攻，抢占塔希哈这个据点。同时，以轻型装甲车辆、半履带车辆和步兵组成主力集团，从萨费德地域出发，向西实施进攻，力求夺占萨沙村，使我进攻部队的侧翼和后方在南面和西面都不致受到威胁。而当我东西两面实行夹击的部队汇合以后，他们即应扩张战果。其任务：一是肃清突出部上的残敌，消灭那些已经落入“口袋”中的敌人；二是沿着东北方向发展进攻，扫除马利基亚至梅图拉公路两侧的敌军，以保障富拉湖谷地中犹太人村庄的安全。  
　　空军的任务：在进攻开始前的那个下午，首先对主要目标如塔希哈、萨纱、马利基亚等进行轰炸；尔后，根据召唤对进攻中的陆军部队实行支援。炮兵数量很少，基本上只能配属给主力集团，即使如此，其实力也不过勉强地凑成起1个炮兵连。  
　　这个计划中对装甲部队的使用，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初看起来，在这个地区使用坦克是很危险的，因为它们必将限制在少数几条道路上面，而敌人已经占领了道路两侧的高地，随时都对我构成威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决定使用装甲部队，而且把它作为突击力量，用来进攻主要目标，以阻止或迟滞敌人援军的接近。行动的快速性是夺取胜利的决定性条件。这次作战能否成功，从政治理由和军事因素来衡量，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在任何一支阿拉伯正规军来援以前把高克吉打垮，或者迫使他来不及把辎重撤出而逃走。否则，高克吉即使丧失了萨沙，也很容易恢复态势，有卷土重来的机会。在这样的条件下使用装甲兵力，的确是一种冒险，可是很幸运，我们用得颇为成功。  
　　关于计划的执行方面，可以略述如次。在进攻的第一夜，由于扫清路上的障碍物和排除地雷花了过多的时间，打乱了原来的计划，以致本来应在夜间发起的对于梅伦和吉希的进攻，推迟到拂晓才进行。不过，东面那支部队却进展顺利。到10月29日凌晨，他们已在萨沙方向上前进了很远的距离，在该据点南面占领了两个村庄，并击退了敌人几次反冲击。叙利亚正规军的一个营，曾经趁着黑夜来援，开进了战斗地域，可是，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占领阵地以前，我军就对它发起冲击，把它完全歼灭了。总之一句话，敌人当时陷在惊慌失措之中，又在突然袭击之下被打败了。  
　　在此同时，从南面和西南面实行佯攻的两支部队，却没有完全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们成功地迷惑了敌人，使高克吉以为我军的主要突击仿佛来自南面。但他们并未能在那里钳制住高克吉的兵力。高克吉随即命令他的部队沿着阿克里公路向北撤退，而那里正是我军实施主要突击的地区。不过，敌人撤出去的这些兵力，对于那里战斗行动的结局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影响。  
　　西面那支部队，在28日夜间未能完成攻占塔尔希的任务。因此，一些已经向我军投降的村庄又采取了近乎叛变的不即不离态度。这是因为那里的居民有所畏惧，害怕万一高克吉获胜而招来麻烦。  
　　 10月30日拂晓，我军攻占了萨沙村。于是，高克吉所部撤离了塔希哈，我军随即于早晨进入了该城。几个钟头以后，东西两支兵力的先头部队已经汇合一起。但是，大部分的阿拉伯士兵都突出了我军的战线，逃进了黎巴嫩境内。尔后，我军乘胜追歼高克吉残部，不仅肃清了上加利利地区，一直抵达巴勒斯坦北面由联合国所决定的分界线上，而且有少数部队进入了黎巴嫩，到达了瓦迪-杜比边上。  
　　 10月31日6时，也就是战斗打响以后还不到60小时，“希南”战役使告结束了，我军几乎没有什么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