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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艺音乐系编撰《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

[日期:2007-02-12] 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本报记者 卞 振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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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中文歌词标注汉语拼音歌谱节选。

李双江向李伟老前辈求教。

陈克正在医院接受聘书。

1932年红军学校编印的《革命歌集》。

抗日军民使用过的《抗战歌声》歌集。

解放战争期间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编印的《淮海战役歌集》。

入朝作战的志愿军第六十军政治部敌工科编印的《政攻歌曲选》。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解放军歌曲》出版一百期纪念专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与她诞生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军歌密不可分。

    从《北伐军歌》到《八一起义》;从《粉碎“围剿”胜利歌》到《庆祝红军大会合》、《长征组歌》;从《八路军军歌》、《新四军军歌》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从《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到《打靶归来》、《学习雷锋好榜样》、《当兵的人》……几乎每一个加入这支伟大而光荣军队的人,都能从军歌声中找回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有位美学大师说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而我们的军歌,恰如一道“流动的长城”,忠实地记录着传递着辉映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英勇奋斗的伟大精神。今天,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迎来80华诞之时,我们欣喜地看到,一部音乐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由李双江领导的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及其所属的“军旅音乐研究所”编撰完成并出版,不仅荣获第十届解放军文艺奖一等奖,而且荣获国家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全军仅有两部著作获此殊荣)。与此同时,其姊妹篇《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经典文献库》,也在紧锣密鼓编撰之中,被列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该文献库前两集《长征路上的歌》、《抗日烽火中的歌》已正式出版,后几集《解放战争炮声中的歌》、《抗美援朝硝烟中的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歌》不久将正式面世。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每一页的背后,都浸透了编撰者和广大军旅文艺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也凝聚着军委、总部领导的勉励关怀以及军艺历届领导和师生的支持帮助。

不能没有一部完整的军旅音乐史

——肩负起山一般的责任从头跋涉

    唱了大半辈子军歌的著名歌唱家李双江,担任解放军音乐史的主编,这是他1994年从总政歌舞团调任军艺音乐系主任时所始料未及的。

    但是,就是在这个位置上,他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了他们这代军旅音乐人应肩负的山一般的历史责任!一方面,人民军队从建军那一刻起积攒起来的军歌,早已从涓涓细水聚成洪流;另一方面,创作这些军歌的老一辈军旅音乐家,如今大都已步入暮年,而蕴含在那些军歌背后珍贵的史料正悄然流失。与此同时,今天那些嗷嗷待哺的年轻音乐人和学员们,手头却没有一部完整的军旅音乐史可资借鉴和阅读。这,也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段空白。

    当时,李双江在总政歌舞团时的战友、创作了《说句心里话》、《小白杨》、《没有强大的祖国哪有幸福的家》等一批优秀歌曲的青年作曲家士心,因积劳成疾38岁英年早逝。而他的另一个战友、创作了《再见吧,妈妈》、《回延安》等许多优秀歌曲的著名军旅词作家陈克正,也查出患了癌症,住进医院开始了漫长的化疗……每每想起这些事,李双江心头都隐隐地作痛。

    所有这一切,促使李双江痛下决心,一定要把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的所有音乐作品收集起来汇编出版,告慰那些曾为人民军队音乐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他把自己酝酿了很久的这个心愿向军艺音乐系的同仁们表达后,大家一致赞同。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98年初,经上级批准,“军旅音乐研究所”在军艺音乐系宣告成立,李双江兼任所长,系政委孟宪华任副所长兼办公室主任。设立之初,就开宗明义:以开展和推动我军音乐学术研究、促进我军音乐的传播和交流为己任。而编撰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就是他们揭牌时宣布要做的首要工作之一。

    激情过后的李双江和他的同事们,一旦着手这项工作,才意识到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拓荒性工作。当时,研究所一没经费二无固定人员,一间屋子几个书柜,参与者柴志英、刘昙旻、霍平等人都是系里的老师,他们要在完成繁重的教学工作之际,才能利用业余时间参与研究所的工作。所以,当时仅为编史所做的前期工作的军歌索引,就耗去了一年多时间。

不辱使命谱写别样的音乐人生

——与自己赛跑搜集抢救珍贵史料

    人民军队的音乐史料虽浩如烟海,但是要将这些繁杂的资料去粗取精,编撰成结构完整、内在逻辑严密、经得起学术界推敲和岁月考验的真正的音乐史书,却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首先,要科学地搭起史书编撰的“四梁八柱”。当时,李双江等人对此还不太内行,他们亟须“高人”指点。于是,李双江把目光投向了他的母校中央音乐学院,投向了著名的音乐史专家、《中国音乐史》主编汪毓和教授。当时,李双江虽因病住院,但他还是心急火燎地让人把汪教授等专家请到他的病床前,悉心讨教。为了加强学术研究力量和有利于下一步的编史工作,李双江在军艺领导的积极支持下,多方协调,从中央音乐学院引进了我军第一位音乐学博士李诗原。不久,在音乐研究所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反复论证,一个严密规整的音乐史的编撰大纲终于在2001年1月完成,同时该书也被列入国家艺术科学“九五”规划。

    有了编撰大纲,搜集抢救珍贵史料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一时间,几百封寻觅音乐史料的信函飞往全军各文艺团体。同时,一队精干人马也穿梭在军内外老艺术家家中及军事博物馆等单位。

    一天,李双江带着研究所的同志来到医院,看望病中的著名的词作家陈克正,将该所颁发的第一份研究员聘书送到他手中,并对他现场采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录音录像。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9天,陈克正就与世长辞了。

    陈克正的溘然离去,陡增了大家的紧迫感。而他们的执著与诚恳,也深深打动了许许多多的音乐家和他们的家人。

    音乐系刘昙旻老师告诉记者,在她奔走于老艺术家之间的那些日子里,老人们热情相迎、不厌其烦,话匣子打开一谈就是一上午,从他们口中搜集了许多有价值的史实。90高龄的李伟老部长,不但把他用一笔工整的蝇头小楷写下的几十万字的工作笔记无偿提供给研究所使用,还送来他在中国音协的5次讲话稿,这些讲话,为音乐史编撰者理清建国初期直至1966年“文革”前的解放军音乐工作的思路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音协原主席吕骥家,老人接过军旅音乐研究所的研究员聘书异常兴奋,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工作期间从事过的抗日救亡歌曲的创作情况,临别时还和大家高歌他当年创作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总政歌剧团原团长陈奎及,把他在职期间搜集到的厚厚一大本中央、军委领导历次观看审查节目时所作的重要讲话,毫不吝惜地捐给了研究所。与此同时,丁家岐、黄河、彦克、胡德风、晓河、于林青、刘大鸣等一批军旅老音乐家,也都愉快地接受了采访,并无偿地提供资料。那段日子,许多京外部队文艺团体的老艺术家也纷纷打电话来提供情况,发出的资料搜寻信函很快就收到200多封回复。

    老艺术家“口”中抢救史料的工作收获丰硕,而在故纸堆里“刨金找银”的工作也惊喜连连。在军事博物馆同志的鼎力支持下,孟宪华、柴志英、李诗原等得以进入戒备森严的军博文物仓库,搜寻他们想要的军旅音乐史料。

    在整整一个多月里,他们在文物仓库里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不厌其烦地艰苦搜索着繁杂的史实,虽然有时阅读几百页的史料只搜寻到几句有价值的内容,但他们仍然锲而不舍地努力着。在此,一批鲜为人知的珍贵音乐文物及史料得以重见天日,不仅为音乐史书的编撰增光添彩,也为厘清某些历史史实提供了有力佐证。

    在这里,他们发现了当年根据毛主席亲自起草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填词的油印歌单,也见识了罕见的红军战士用草纸和针线缝缀起来的竖行书写的极粗糙的《五色五月歌》的歌谱。

    “瓦解敌军”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在军博,他们不仅找到了红军时期《告白军士兵歌》的歌词手抄件,也找寻到了鲜见的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我军用日文和英文填写歌词的用于瓦解敌军的劝降歌曲。

    《黄河大合唱》众人皆知。但是,当年冼星海虑及抗日民主根据地部队官兵的识谱教唱能力,而专门为他们谱写的《黄河大合唱》的缩减版就鲜为人知了。在军博,音乐研究所的同志不仅找到了它,同时也发掘出《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首次演出是冼星海指挥陕甘宁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乐队表演的史实,并发现了国际友人爱泼斯坦保存的《黄河大合唱》总谱的原件。

    此外,他们还在国家图书馆、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资料室查寻到国内音乐刊物发表的所有有关解放军音乐的目录、文献以及军地音乐理论工作者对我军音乐的评论。在军内新闻单位,他们也搜寻到大量有关我军文艺工作的有价值的图片资料。

    经过军旅音乐研究所同志们的不懈努力和全军文艺工作者的大力支持,各路搜集来的资料、史料达一万余件计上千万字。

    柴志英、李诗原等撰稿者面对收集来的大量无序的资料、史料,历时两年多进行了认真审读和整理分类工作。这些工作都是他们在各自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完成的。于是,闹非典期间的闭门封户,让他们得到了成块的工作时间,一写就是10余个小时不挪窝。每年寒暑假,斗转星移、花荣叶枯,而在撰稿者们的眼里,竟快得如同几个朝暮。但是,尽管大伙儿这样如春蚕吐丝般地工作,编撰进度离原计划还有一定差距,初稿完成时间从2002年“五一”改到2003年元旦,随后又逐渐推迟到当年的“五一”、“八一”,直到年底。那段时间里,李双江真有点急了。他是给院党委立下过“军令状”的,而当时的主要院领导也曾“激将”他:“你们牛皮吹出去了,搞好了请你们喝酒,搞不好打你们板子!”

    李双江下决心出“狠招”了,他把大家找来,让每个人在自己分工的那部分书稿的完成时限上摁“手印”。在那段最紧张的日夜加班的日子里,李双江陪着大伙儿熬夜。夜里11时,他和司机上街买来夜宵,端到每个人的案头。凌晨,在排版工作间,他又为大家送来早点,成了众人的“保姆”。

打造无愧于先辈与后人的音乐典籍

——三次重要专业会议功不可没

    回顾解放军音乐史的成功编撰,大家都说,当时召开的三次重要专业会议功不可没。它们是分别召开于2001年1月和2003年1月、12月的有关解放军音乐史编撰的论证恳谈会、学术研讨会及审定会。

    在这三次会议上,被军旅音乐研究所聘为顾问的总政宣传部原部长、著名军旅作曲家李伟及中央音乐学院著名音乐史专家汪毓和教授,应邀而来的中国音协主席傅庚辰以及总政宣传部、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部、系领导及解放军音乐史的编撰者们,与孟贵彬、秦西贤、杨平、张士燮、吕远、邵遗逊、韩夏、傅晶、胡俊成等老音乐家济济一堂,就这部军旅音乐典籍的编撰提纲进行了充分讨论,还就有关重要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严谨细致的论证,为这部长达114万字的鸿著的最终顺利完成,扫除了许多障碍。

    会议上,全书由绪论、上篇、下篇、结语、附录五部分构成的编撰大纲,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并明确了该书主体部分由记录建国前军旅音乐产生发展的“上篇”和记录建国后军旅音乐发展繁荣的“下篇”组成。同时,经过大家充分讨论,解放军音乐的性质最后确定为“革命性、战斗性、群众性、民族性”,同时也“吸收了专业音乐、传统音乐及大众音乐的精华”。对于具体的操作方法和目标,大家也明确了该书要采用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的编撰方法,既反映出新的史学观念和军旅音乐的既有成果,也要填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研究的空白,使该书具有开拓性、抢救性、学术性、实用性等重要价值。会上,还对书中涉及到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及政策性内容的表述,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和确认。

    很多人为编撰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撰稿人之一的李诗原博士,创造性地提出要在书中增加附录的建议得到专家一致认可。音乐史正式出版后,设立附录所凸现的学术价值也日渐显现。李博士告诉记者,解放军音乐史的附录由全军历届文艺会演获奖情况(音乐类)、全军主要文艺团体简介、军旅音乐家名录以及编书过程所采用过的参考文献目录四部分组成。李博士强调,这体现了国际上通行的“知识共享”的原则,它不仅能增强著述的学术权威性,也能细化丰富主体论述。

    搜集附录部分的资料,也是一项颇费周折、极为难做的工作。承担这一任务的孟宪华,当时虽然已从系政委的位置上退下来了,但他痴心不改,通过总政干部部科技干部局和总政宣传部艺术局等单位,查到了全军二级演员以上、副高职称以上从事音乐工作在职人员的名单及个人情况简介,搜集到了全军一至八届文艺会演的获奖节目单和全军各文艺团体历史衍变情况的资料。对于已撤编的原福州军区、武汉军区、昆明军区、铁道兵文工团的情况及部队离退休老音乐家、转业地方的音乐工作者的情况,孟宪华他们通过电话、信函一一认真查询,并找来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编撰的《中国音乐家名录》,逐页搜阅,凡是发现有在部队从事音乐工作经历的都逐一摘出来,列入军旅音乐家名录。于是,当人们翻阅解放军音乐史附录时,发现许多写过脍炙人口音乐作品的音乐家,都曾有过从军的经历。中国文联原主席周巍峙、著名歌唱家王昆夫妇,发现他俩的名字双双列入解放军音乐史的军旅音乐家名录,高兴地打电话给李双江说:感谢部队没有忘记我们这已离开军队几十年的老兵。

    初稿,终于在2003年底完成,不久,军旅音乐研究所召开了“解放军音乐史审定会”,吸收和充实了专家们提出的不少有针对性的建设性意见。本书编撰工作总顾问、90岁高龄的李伟老人,不顾别人让他“原则上把把关”的劝告,坚持把书稿带回家,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逐字逐句校改,送回来的书稿改得密密麻麻。与此同时,李双江也请院领导和各路专家帮助审改,并发动本系师生包括其他系的研究生,帮助音乐研究所的同志们精心校改。

    初稿从审读、修改充实、校验直至付印,历时近一年。为了给广大读者奉献一本没有瑕疵的权威性音乐典籍,大家严抠细磨,精益求精,仅校对的书稿叠起来就有3米多高。李双江充满感激地告诉记者,他们诚挚地感谢出版发行此书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尤其是责任编辑张良村、责任校对吴信尧、装帧设计符晓笛等同志,是他们极富责任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准,为该书增添了光彩。

让中国军旅音乐走向世界

——留在书页上的深深一吻

    解放军音乐史出版了。编撰者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收获着惊喜和感动。

    2006年秋,久负盛名的俄罗斯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再次来华演出。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李双江把解放军音乐史送给了红旗歌舞团前任团长亚历山大罗夫少将的儿子、现任团长小亚历山大罗夫,并向他介绍了该书的内容及编纂情况,小亚历山大罗夫听着介绍,眼眶渐渐有些湿润,随即,他颇多感慨地对李双江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苏联红军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幸福而存在着。可惜的是,我父亲那一代人的歌,那么辉煌的红军音乐的战斗历史,并没有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我们这一代人现在想做这件事也很难了。最后,小亚历山大罗夫捧起书,在书页上深深地一吻,向李双江致谢。

    去年暑假,军艺音乐系的老师们应邀去欧洲访问演出。在法国巴黎,当他们向中法文化交流协会赠送了五套解放军音乐史和解放军音乐经典文献库后,法国朋友高兴地说:“这是中国军队珍宝一样的资料第一次来到我们法国,它将在我们这里扎根!”

    曾拜师李双江、用一首纯正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歌曲夺得北京电视台“外国人唱中国歌”大赛金奖的中国女婿、美国朋友戴维,收到李双江的赠书后,高兴地振臂一呼:“长征路上的歌万岁!”

    给音乐史书中刊登的军歌配五线谱,同时也给每首歌曲的历史背景、歌词大意、教学及演唱提示介绍配中英文对照,并在歌谱的中文歌词下面标上汉语拼音,便于外国朋友学唱,这堪称是李双江和他的同事们在世界音乐史书出版历史上的一个创举。事实证明,这一前瞻性很强的推广中国军歌的做法,很受外国朋友欢迎。

    据悉,《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及《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经典文献库》,目前不仅被国内各大图书馆收藏,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而且远涉重洋送赠英国、德国、法国、奥地利、芬兰、挪威等十几个国家。近日,著名钢琴家刘诗昆先生还从李双江那里要了两套送给了香港音乐图书馆。

    谈及编撰解放军音乐史的感悟,李双江坦言:“一个军旅歌唱家的歌喉,也许会因岁月的流逝而哑然。但是,军歌所蕴含的博大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将会随着时光的飞驰而永远昂扬向前。”他说:“编撰军旅音乐史,自己只是带了个头,将来还会有更为翔实的比如解放军声乐史、器乐史、军乐史、歌剧史乃至解放军音乐传播史等面世,这将是人民解放军一道绵延不尽的‘流动的长城’!”

    (本版照片卞振、俞根泉摄)

    

    专家学者感言    

    龙新民(新闻出版总署署长)

    解放军音乐经典文献库《长征路上的歌》,这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重点图书的出版,不仅是部队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出版界的一件大事。所以,我代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向为这套书的出版、编辑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所有的编辑人员、包括我们的主编李双江同志,向所有支持这本书出版的部队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于润洋(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是一项了不起的大工程,它的出版体现出了军队音乐理论工作者的实力,也体现了军队对文艺理论工作的重视。

    傅庚辰(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是解放军历史的一个侧面,是国家音乐史的组成部分,是改革开放、文化繁荣的体现,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独特的贡献。

    佘开国(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原总编)

    该书是我军先进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项目,是对我军近80年音乐工作历程的全面回顾、系统梳理和理论提升,也是我军第一部全方位、多视角地反映我军音乐文化整体面貌的文献性图书,集开创性、权威性、史诗性、抢救性、学术性于一体。

    李伟(著名音乐家)

    《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填补了科研空白,本书通过对具有全国影响的军旅音乐作品的分析,介绍了我军的音乐成就,向世人昭示了这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也历来是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同时,该书也为军旅音乐的继续研究和发展开辟了道路。

    汪毓和(著名音乐史学家)

    解放军艺术学院编写这一具有开拓性的史学巨著,使我回想起5年来与有关编写者一起策划、讨论工作计划和交换编写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亲身经历,感到分外的亲切和兴奋。因为,它填补了我们过去音乐史学研究工作的不足与缺陷,为今后进行军队音乐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景建树(著名指挥家、作曲家)

    《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是流芳千秋的煌煌大作。刚拿到书我就忍不住兴奋的心情翻阅了通篇。以后每每读起它,总能激发起无比的自豪和感动。

    晓河(著名作曲家)

    喜闻《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问世,我非常激动。军旅音乐研究所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该书主编李双江同志和编写组的同志们经过多年的奋战,终于完成了这部巨作,我以一名音乐老兵的名义向他们致敬!这本书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具有抢救性、学术性、实用性,必将为我军音乐事业的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张自强(著名手风琴演奏家)

    《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为当前的音乐创作指出了方向。音乐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我们要唱具有民族性、充满奋发向上精神的歌曲,来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

    (孟宪华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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