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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总体战》
【作者名】鲁登道夫
【朝代（国家）】德国
【作者简介】
德国军队将领。毕业于士官学校。1908年任陆军总参谋部处长，在总参谋长小毛奇领导下对修改施里芬计划曾起到重要作用。该计划的核心是：不惜破坏比利时的中立，从侧翼包抄法国，并一举击溃之。1913年调任步兵团团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调往东线任第八集团军参谋长，从此成为P.von兴登堡将军的得力副手。德军虽然在对俄作战中取得巨大胜利，但在西线马恩地区却遭到失败，从而表明了他参与修订的施里芬计划的破产。1916年凡尔登之役后，德皇为了在东、西两线同时发起进攻，委任兴登堡为总参谋长，鲁登道夫担任军需总监。他们追求所谓“光荣的和平”，企图孤注一掷，动员大后方全部力量实施总体战。1917年他批准对英国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战，结果导致美国参战。1918年在西线发动总攻遭到失败，他力主顽抗到底，但政府人士掣肘，乃愤而辞职 。德国十一月革命时避居瑞典，1919年2月返回德国，曾先后参与1920年卡普暴动和1923年希特勒的未遂政变。1925年为纳粹党总统候选人。1924～1928年为国家社会党的国会议员。鲁登道夫创立了“总体战”理论，并于1935年著《总体战》传世。他反对克劳塞维茨的关于战争是政治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论点，认为政治从属于战争，一个国家要动员全部物质和精神力量来进行战争，和平只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间歇。
【正文】
第一章总体战的本质
我并不想撰写一本战争理论的书。战争理论对我是陌生的。我早已多次说过，我是一切理论的敌人。战争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是一个民族生活中最为严肃的现实。我要讲的正是这个问题，但并不准备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东西；此书是写给人民和人民中的每一个成员的，因此我将深入论述在这个问题上人民所不熟悉的方方面面。人民必须了解民族生存斗争的本质。他们得到这些知识，并不需要借助浩瀚的战争教科书，而是要通过简明易懂的解说。我在这方面所讲述的东西，是我个人的、最为重要的战争经验，并非象国外可能臆断的那样，是什么官方言论。
大约一百年前，战争理论大师冯·克劳塞维茨根据弗里德里希大帝[旧译腓特烈大帝。——译者注]和拿破仑时代的战争经验，写成了《战争论》一书。书中认为，战争是一个国家迫使另一个国家屈从于自己意志的暴力行为。这是完全正确的。在研究为达此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时。他只考虑了通过会战和战斗歼灭敌人的武装力量。这成了进行战争的毋庸置疑的原则，也成了总体战领导者的首要任务。由此，克劳塞维茨关于在战场上歼灭敌人的思想，将永远具有深远的意义。冯·施利劳伯爵将军在1905年《战争论》再版前言中，对克劳寒维茨的这一思想作了中肯贴切的阐述。对此，我只能表示赞同。但从另一方面说，这部著作是过去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已远远落后于今天，甚至可以说，克劳塞维茨的研究成果会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将人们引入歧途。
克劳塞维茨所描述的关干“战争的多种多样性”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关于“战争的多种多样性”，他写道：
“战争的动机越大、越强，战争同整个民族生存的关系越大，战前的局势越紧张，战争就越接近它的抽象形态，一切就越是为了打垮敌人，政治目的和战争目标就越加一致，战争看来就越是纯军事的，而不是政治的。反之，战争的动机越弱，局势越不紧张，政治规定的方向同战争要素(即暴力)的自然趋向就越不一致，因而战争离开它的自然趋向就越远，政治目的同抽象战争的目标之间的差别就越大，战争看来就越是政治的。”
紧接着，克劳塞维茨又进一步分析了形成战争新的特性的原因：
“的确，战争本身在本质上和形式上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已经使战争更接近其绝对形态，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是因为法国政府已摆脱了政治的羁绊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法国革命在法国和全欧洲引起了政治的改变而产生的。改变了的政治提供了不同的手段和不同的力量，而使战争产生了在其他情况下难以想象的威力。在克劳塞维茨那个时代，国家首脑不顾人民的意愿而发动的所谓“内阁战争”，也就是政府以其军队进行的战争，已经不复存在了，当时所谓人民参与战事，一般只是交纳税款，或是由于军队的行军、宿营和作战而直接受到伤害。法国革命把完全有别于过去的一种力量，即人民力量置于战场之上，但当时的战争还没有从根本上形成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抽象的”或“纯粹的”形态。1866年和1870－1871年的战争，尽管在甘必大[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第二帝国时期共和派左翼领袖，1870年9月革命后任“国防政府”内政部长，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甘必大领导有民众参加的所谓新军进行军事抵抗，击溃了包围巴黎的普军。——译者注]领导下，在法国呈现出一派活力，并得到全民族的同情，但仍没有阐明战争的本质。而这种战争形式对我们来说还是陌生的。我不能不说，1870－1871年战争的德国领导者对于当时在法国出现的这种新现象茫然不知所措。在德国，战争始终只是军队的事。此时的战争还没有超出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本性的学说。世界大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下同。——译者注]与近一百五十年的所有战争相比，表现出完全另一种特征。不仅各参战国的军队在相互厮杀，竭力毁灭对方，而且人民也在为战争效力。于是，战争矛头也指向人民，也使人民遭受深重灾难。对这场战争，我在《我的战争回忆》一书中作了这样的描述：
“尽管武装力量和作战兵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了，但陆军和海军的作战仍一如既往。然而另一方面，人民倾其全力作军队的后盾，给军队以鼓舞和支持，这一特点在近年的所有战争都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当前的战争中，哪些属陆海军的范围，哪些属人民的范围，已难以区分。军队和人民已融为一体。人民战争真正体现出它的字面涵义。世界强国正以这种汇集起来的力量相互对垒。在宽大战场和海域与敌军作战的同时，也需对敌国人民的精神和肉体施以攻击，以达瓦解其精神，瘫痪其生命的目的。”
总体战不单单是军队的事，它直接涉及到参战国每个人的生活和精神。总体战的出现不仅仅是由于政治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犹太民族和罗马教廷日渐突出的争霸斗争，以及削弱各民族和镇压反抗者的勃勃野心而且还由于人口不断增长而实行的普遍义务兵役制，以及使用杀伤力日益增强的武器装备。战争的多种多样性时代已成为过去，而总体战却随着技术手段的改善广泛深入人们的生活：由于飞机性能的改善和数量的增加，不但可投掷各种炸弹，而且可向居民散布传单和其他宣传品；由于无线电设备性能的改善和数量的增加，可向敌方进行宣传。此类变化多种多样，不一而足。世界大战中，敌军作战区域纵深的正面已扩展到数百公里宽，致使这些地区的居民全部被卷入战争。因此，今天的所谓战场就其实际意义而言，已经扩展到了作战国的全部领域。不仅军队，而且人民都程度不同地直接承受着战争行动的苦痛，而且受着粮食禁运和宣传等活动的间接影响，尤如战史中所描述的被围要塞的居民，最后由于战争的折磨和生活所迫，不得不弃城归降。因此说，总体战不仅是针对军队的，也是直接针对人民的。这是无情的和确凿的现实，而且必将使用各种作战手段为这一现实服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一谚语，用在总体战中是再合适不过了。这就给总体战所有参战国的人民造成巨大的精神负担[所有裁军会议都是违反神圣的民族自卫准则的，势必毫无成果。清除犹太和罗马帝国主义，唤起民族觉醒，有利于和平的取得。——作者注]。只有当整个民族的生存真正受到威胁，全民决心投入战争时，总体战才能付诸实施。这一特性是由总体战本质所决定的。统治者不顾人民的意愿，以及为达到有限的政治目的而发动的战争，已经成为过去。这种战争与其说同总体战一样是维护民族生存的道义之争，倒不如说纯属强盗行为。在“殖民战争”中，侵略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一个民族或部族消灭，于是被侵略者便为其生存奋起而战。对于那个民族或部族来说，这种战争使具有总体战的性质，他们是出于道义上的理由而战。
除去这一点之外，可以说这种战争是最不道德的行为，根本不能冠之以“战争”这个崇高、庄重的称呼。这种战争完全出于利欲，而不是为维护民族生存而发起的[在世界大战中，美国在欧洲领土上对德国人民所进行的战争，便具有殖民战争的特性。他们认为金钱可以拯救世界资本家。——作者注]。
自克劳塞维茨至今的一百多年，战争的本质已发生变化，政治和战争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而政治本身想必是首先发生了变化。结合上述《战争论》的引文，我已经指出，克劳塞维茨在他那个时代是如何看待政治与战争的关系的。当时，他只看到了处理国家相互关系、宣战和媾和的所谓对外政策，而对另外一种“政治”却根本未加考虑。他把这种对外政策的意义看得远比战争的意义重变。他认为战争和战争指挥是紧密依赖于对外政策的，尽管他对战争指挥即统帅也给予了一定评价。
为了更好地理解克劳塞维茨的思路，我再从他的《战争论》一书中引述下面这段话：
“由此可见，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特殊手段而已。军事艺术可以在总的方面要求政治方针和政治意图不同这一手段发生矛盾，统帅在具体场合也可以这样要求，而且作这样的要求确实不是无关紧要的。不过,无论这样的要求在某种情况下对政治意图的影响有多么大，仍然只能把它看作是对政治意图的修改而已，因为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
在另一段，克劳塞维茨说：
“我们再重复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因此，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也许克劳塞维茨自己也对这种过分注重外交政策的观点产生怀疑。克劳塞维茨在另一处认为这不仅关系到外交政策，而且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全部政策，仅管他没有触及事情的本质。他写道：
“这种情况(即政治期待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得到同它们的性质不相符合因而不可能得到的效果)经常不断地发生，于是人们就感觉到进行政治交往时必须对军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进行政治交往”不仅要了解战争本质以使对外政策符合作战的需要，而且首先要了解由战争本质派生出哪些与民族生在各个领域有关的任务，留待全民族的领导者即政治去完成。重要的一点是，对这个问题，不仅政治家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且要作为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加以精心维护，使之代代相传。
政府、官员和人民乃至许多军官，在世界大战前和大战中囿于克劳塞维茨的学说，对这个重要现实知之甚少。政府及其官员不懂得已经给他们即政治提出了全新的任务，人民也不懂得战争正向和将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世界大战中，政治本应至少促进人民活力的充分施展，为人民的生活形态服务。而人民也必须团结一致，为军队竭尽全力，甚至献出生命。我在我的战争回忆录中，阐述了人民的这种生活形态和这种政治所依据的基础。我认为，应特别强调民族的精神力量,它是战争必不可少的因素，而这一点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却丝毫没有论及。关于这一点，我在吕蒂希作战的头几天就感受颇深：
“这场世界大战和人民战争向我们德国人提出了非同寻常的要求，给德国人造成沉重负担。想要赢得这场战争，每个人都必须不遗余力，奉献全部身心。我们必须理解世界大战和人民战争这个词汇的真正涵义，必须将生活的困苦和敌人向我们发动的表面不易觉察、但实际却具有巨大威力的宣传攻势置之度外，战斗和工作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汗，永远保持高昂的战斗意志和必胜信念。这是一个严酷、然而又是绝对必要的要求。
“陆军和海军，如同德国土地上的橡树一样，扎根于祖国。他们靠国土生存，从中汲取力量。他们能够得到，但不能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只有依靠家乡给予的精神和物质力量以及人员补充才能战斗。陆军和海军正是靠着这支力量的支持，在战争的千辛万苦中去争取胜利，去英勇献身，去忘我奋战。有这样的军队就能够保障德国的最后胜利。祖国正是依靠这支军队，进行着这场对整个世界的巨大战争。至于盟国的援助，以及根据陆战法对被占领土地的资源科用，皆属次要因素。
“陆军和海军必须不断从祖国获取新的精神活力、人员和作战物资，并藉此保持其战斗力。
“国内的精神状态和战斗意志必须坚不可摧。如若遭受损伤，必将大祸临头!战争时间越长，这种危险就越大，困难也就越多，同时对增强陆、海军的精神和道德力量的要求也就显得越发急迫。
“祖国必须在人员和物质力量上为作战提供最大限度的保障(今天，我认为还要增加精神力量)。
“这对后方来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后方不仅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国防力量的生存根基——不允许出现任何裂痕；而且是纯洁丰盈的力量源泉——必须保持久盛不衰。惟有如此，才能使陆、海军的精神坚如钢铁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人民内部需要强大，仅这一点就能给军队以源源不断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和军队的力量已水乳交融，无法分开。军队在前线的战斗力完全取决于国内人民的战斗力。在国内出现了一种为战争而工作和生活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史无前例，闻所未闻。政府和首相必须对这种生活和工作加以指导。使之永葆勃勃生机……没有任何一届政府象今天这样强烈地要求德国人民戮力同心，去为德皇夺取胜利……因此，政府的工作和行动对战争的胜负具有决定性作用……唯一的结论是：战斗力渊源于国内，表现于阵前。”
如此艰巨的任务，政治、政府及人民本应在世界大战的严峻时刻完成。当人民被作战行动、敌人的粮食禁运和宣传拖入痛苦深渊之后，完成这些任务就势必要困难许多。未来战争会在精神、体力和物质力量上，向人民提出完全有别于世界大战的要求。将来，军队对人民，尤其对人民精神团结的依赖性，肯定不会减弱，相反却会远远超过1914－1918年世界大战时的程度。世界大战时，故国自始至终都在竭力摧毁德国人民的精神团结。同样道理，在未来战争中，敌人除消灭我武装力量外，也必将以瓦解我人民的精神团结为目标。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我在我的战争回忆录中写道：
“这种强有力的作战手段(攻击敌人的后方战线[纳粹用语。泛指战争年代后方人民为战争服务的全部活动。——译者注])的威力，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亲身领受，为什么德国就不能利用呢？敌人成功地动摇了我国民族的精神团结．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去动摇敌国人民的精神团结呢？这一斗争应首先由国内展开，经中立国直达前线。诚然，德国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宣传武器：对敌国居民进行粮食禁运。”
总体战的本质需要民族的总体力量，因为总体战的目标是针对整个民族的。在不容更改的既成事实的影响下，战争本质已发生变化。我认为，按照规律政治的任务范围必将因之扩展，政治本身也必将发生变化，它必将象总体战那样，具备总体的特性。为发挥一个民族在总体战中的最大力量，政治必须提出维护民族生存的理论，而且要对人民为其生存在各个生活领域——自然包括精神领域——的需求，给予足够重视。战争对一个民族的生存是最大的负担。因此，总体政治必须在平时就为战时民族生存的斗争作好充分准备，加强这种斗争的基础，使其坚如磐石，稳如泰山，不会在战争的严峻时刻发生动摇，出现裂痕或被敌人摧毁。
战争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政治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克劳塞维茨的全部理论应被推翻。战争和政治服务于民族的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因此，政治应为作战服务。
人民越是有强烈的种族意识，人民的种族意识越是受到激励，人民对其生存条件越是有清楚全面的认识，并且对那些超国家势力，犹太人和罗马教廷的摧残人民的作为，以及置人民于不顾而争夺强权的野心及其政治手段的洞察力越是敏锐，就越会从自身产生一种谋求民族生存和理解总体战需要的政治。这种政治将直接成为种族政治并自愿为作战服务，因为两者具有同一目标：维护民族生存。
第二章民族的精神团结是总体战的基础
军队扎根于人民，是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民的力量表现在其体力的、经济的和精神的力量上，并决定了军队在总体战中的力量强弱。精神力量在维护民族生存的斗争中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使军民团结如一，休戚与共。维护民族生存的斗争并非始于今天，也不会终于明日，而是旷日持久，绵长无期。今天，没有一个国家不对军队的武器、训练和装备给以高度重视，然而只有精神团结能最终决定这场争取民族生存战争的结局。单单依靠这种精神团结，人民便可以不断向艰苦搏斗的军队输送新的精神力量，就能甘为军队工作，甚至在战争艰辛和敌人攻击下，也能始终保持克敌制胜的不屈不挠的信念。和平时期，由于民族尚能维待精神团结，军队在国家中占据一种特殊地位并非难事。但是随着动员的实施，数以百万计的休假人员返回军队，这种特殊地位便会随之消退。接着，人民和军队的精神状态也会日趋低落；战争延续时间越长，这种情况越趋严重，如果前线不能以胜利消息给军队和人民以直接的精神鼓舞，那么军队和人民的精神力量最终便会丧失殆尽。
在1870－1871年的战争中，德国人于187O年8月6日在施皮歇恩和沃尔特，9月1日和2日在色当取得胜利之后，即取胜后数周，法国政府与其军队便失去联系，当时暂时还没有可取代这支正规军队的力量。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逊位后，犹太人甘必大得以发挥法国人民的力量，并使法国人民与军队协手同心，共赴外敌。但最后，这种团结终于受到共产主义革命的威胁，尽管共产主义革命并未成功。
在德国方面，在世界大战中，起初皇帝、人民、军队之间还是团结的，尽管社会民主党在战争开始的头几天就想对战争即动员进行破坏。此后，社会主义革命在人民中慢慢有了立足之地，并逐渐利用人民、后备军和休假者的渠道越来越多地侵入军队。1918年10月26日我被免职，1918年11月10日皇帝被其军队抛弃，甚至在军事当局劝告下离开德国后，变革发展成革命，人民和军队的抵抗力量被革命所剥夺，最终导致军事上的失利。战争失败了，军队遭到禁止，德国人民被解除武装，精神团结也荡然无存。
在俄国，战争爆发后的两年半即1917年3月，激进团体在军官协助下推翻了沙皇。革命波及军队。随着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人民中的传播，军队被解散，沙皇军队不复存在。布尔什维克在没有敌人进攻的情况下，成功地组建了一支新的军队，但这支军队与大部分人民并非同心同德。
从表面分析看，一般认为在法、德、俄发生革命的明显原因在于“内政”方面。在这三个国家中，国家体制和社会制度似乎是由一部分将战争和灾祸归罪于政府的不满的人民所推翻。在我看来，恐怕还有其他原因。
在法国，犹太人和共济会[共济会(又译石工同盟社)是一个国际性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民众组织，提倡博爱、真理、宽容和自我批评，政治上主张建立—个自由民主的世界共和国。该组织最早出现与十八世纪初，由英国泥瓦工创立，后相继传入北欧、德、法、中美、南美、南非等国，并各自有所发展。——译者注]会员依靠广大的不满群众的帮助，推翻了耶稣会[天主教修会之一。是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天主教内顽固反对宗教改革的主要集团。——译者注]的统治，对拿破仑皇帝的政策也深表不满。人民不满情绪的广泛传播，以及在德国军队压力下法国民族精神的强烈觉醒，为犹太人和共济会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可以借助这股内外之力，达到其首先推动法国人民抵御外敌的斗争，最终继承耶稣会的遗产、继续统治法国人民的目的。
在德国，犹太人和罗马教廷及其帮凶利用社会和经济的弊端，瓦解人民的团结。他们一方面通过纯粹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另一方面利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集体化理论，将民族团结作为他们争当世界金融霸主的工具。而人民，其中包括德国人民对此一无所知，而且满怀希望地去追求他们所憧憬的幸福。实际上，他们是在为超国家势力服务，并加剧了他们自己被奴役、被分裂的状态。而犹太人和罗马教廷又反过来竭力加深这种分裂。最后，人民身体的、经济的和精神的力量全部被摧毁，变得赢弱衰微，不堪一击，被融合在罗马的神权国家或犹太人的世界共和国里[对此问题，我在这里只简单提示了一下。在我写的《近一百五十年内战争的挑唆及人民的自杀》、《1914年的世界大战是怎么“干”的》两书中，对此作了历史的阐述，并指出人民是如何受超国家势力操纵的。——作者注]。将皇帝与其军队分离，推翻皇帝，消灭旧军队，都是他们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充当犹太人和罗马教廷工具的还有那些自私、呆痴、受骗上当和被“共济会化”的“知识分子”，部分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以及被驯服的、虔诚地崇信罗马教廷的德国人，他们自以为是在完成上帝的意旨，实际是被人用来充当反抗国家和军队的工具。世界大战前，政治当局对这些分子的活动袖手旁观，听任人民在犹太人和罗马教廷，以及共济会员、诡秘分子和被罗马教廷驯服的帮凶的活动面前束手无策，这些分子有的还组成秘密团体，甚至隐藏到军队之中。这种由此而造成的精神团结的分裂，早在世界大战前就显而易见。尽管军队理应对这一危险事实及其对未来作战的影响表示深切关心，但事实上军队对一切都置若罔闻。然而，造成军队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原因是，只要指出造成民族分裂的实际原因和可怕后果并为事实所证实，就会被冠之以从事“政治活动”的罪名，而军人“从政”就是犯罪。在军队中通过讲授一定的君主政体内容的课程——实际作得很不够——军队的精神本应逐渐得到加强。但是，军队对政治生活敬而远之，完全与之相隔绝，大部分德国人也是如此。当时，民族生存的基础还没有被人们所认识，破坏分子的活动极易进行。这种严重事态应归咎于当时的肇事者，而那些忽视民族破坏分子活动以及对此束手无策的政治家们不是没有责任的。不过，破坏分子的活动并没有得手，但这不是通过政府的干预和军队的介入，而仅仅是由于人民精神的觉醒。正是这种精神使误入歧途的工人群众，在国家宣布“战争威胁”和实施动员时，挺身而出，为民族和战争效力，而不是拒绝当局的征召，干扰动员的实施和军队的展开。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这种民族精神的表露，一部分人民对战争作出的有觉悟的贡献以及军队的战绩，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阻止了民族破坏分子企图的贯彻。破坏分子为消灭他们所仇视的俄国，利用了德国人民和军队的力量。当此行动于1917年得逞后，他们便利用他们的破坏工具对民族的精神团结开始了公开的破坏活动，诋毁人民为军队作出的功绩，甚至将革命思想输入军队，妄图摧毁军队的抵抗力。虽然我曾试图在和平时期，通过广泛讲授爱国课程，避免军队精神的瓦解，但仅靠这一种手段也是不够的，况且组织这种授课对军官团来说也是陌生的，因为他们自己在政治和民族意识方面就不甚坚定。精神瓦解造成的影响日见明显。起初，我还把它归咎于敌人的粮食禁运和宣传。这些影响也确实存在，但后果更为严重的是隐藏在人民中的犹太民族和罗马教廷代表的活动，他们的追随者甚至还隐匿在政治的、经济的和有“世界观”党派团体中。最后，他们与敌人的宣传一唱一和。遥相呼应，成为敌人得力的传声简。难道我们不知道坎宁勋爵[英国外交大臣。——译者注]早在1826年就曾说过：英国具有“艾俄罗斯的风袋[希腊神话中的风神。据说，艾俄罗斯有一只风袋，装有各种各样的风，能在大海上兴起各种风浪。——译者注]”。他说:“如果我们参加一场战争的话，我们将把敌对国家的所有不安分守纪者和不满分子——不管他们出于什么背景——都集中在我们的旗帜下。”我们的敌人正是根据这一原则，并遵照超国家势力的进一步旨意将坎宁勋爵的话付诸于行动。在世界大战中，由于人民对这种内在联系缺乏基本了解，只好听任这些分子以诽谤和咒骂对好不容易取得的精神团结轻易进行破坏。政府对此依然束手无策，或是有意袖手旁观。尽管我作了努力，但政府没有向人民解释其处境的严重性，也未采取任何行动，因此落得今天这样一个结局也是意中之事。于是，民族的精神团结彻底瓦解，抵抗能力丧失殆尽。接着，军队也土崩瓦解，尽管有些部队在与敌作战中建立了英雄业绩，最后也不免败北。结果，全民族被解除武装，成为犹太人、罗马教廷及敌国人民的附庸，听任其摆布。
对于俄国革命的经过我只想作一概略的追述。犹太人、共济会员和罗马教廷利用受他们恐吓和欺骗的俄国人民中的广大阶层的——有理由和没有理由的——不满情绪，推翻了沙皇统治，瓦解了沙皇军队，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通过前所未闻的流血和镇压将俄国民族力量扼杀。但俄国革命最终还是遭到犹太人的宰割，而罗马教廷由于与其原来的巨大期望大相径庭，对于这场革命采取了旁观态度。
奥匈帝国的革命具有另一种特征，因为在这里还有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拉夫和捷克民族的力量在起作用。但是，如同1870－1871年在法国那样，他们也被犹太人利用来巩固其对徒有其表的“被解放”的人民的统治。
以上粗略列举的事实都是重要的战争经验。我追述这些主要是为了说明，坎宁勋爵所说的“不满分子”对分裂民族精神团结和导致军队的溃败会起何种巨大作用；军队有—个精神上团结如一、力量强大的民族作其靠山是何等必要。只有当一支军队成功地在首次迅猛进攻中，将一支或数支敌国军队、一国人民或数国人民的力量一举击垮，民族的精神团结或许才不具备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的重要意义。但此类情况难以如期所愿，在对付优势之敌时尤其如此。还有令人担忧的是，随着战争的开始，各地的“不满分子”会乘机在大范围内扩展其活动，使进攻取胜的希望他为泡影。这种可能性越大，敌人越会利用它；换言之，敌国人民甚至在战争开始之日就着手行动了。这又是一条战争经验！
对任何—国人民来说，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认清破坏其团结的残忍的敌人，以及造成分裂的原因，并对破坏分子采取严厉措施，促成民族的团结。而总体战领导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要求总体政治领导推动民族团结——而这本来就是总体政治所应负的民族义务。如同要求对敌人有一个正确认识一样，对民族团结的本质及其基础也必须持正确看法。
从表面看，在意大利和苏俄国内，人民似乎是团结的。但认真考察一下便会发现，实际在两个国家内早已存在导致民族分裂的紧张关系，只要战争一爆发。这种紧张关系也会随之爆发。一个民族的团结如果没有有意识的种族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共同参与，而是一种徒有其表的、通过压力而达到的团结，那么这种团结绝不是人民和军队战时所需要的团结，而是一种机械的、对政府和国家都十分危险的幻象。
日本民族的团结则别具一格，它是一种精神的、建立在神道教之上的团结。神道教使日本人民深信，效忠天皇便可以其—生告慰列祖列宗。效忠天皇就是效忠国家，这就是日本人宗教生活的内容。这正适合从日本种族遗产中派生出来的神道教，符合其民族和国家的需要。今天我们看到，在日本，人们是如何虔诚地信仰神道教，认为天皇神圣不容侵犯。日本的强点就在于种族遗产和信仰的一致性，以及建于其上的日本民族的生活形态。象任何一种宗教一样，神道主义也隐藏着巨大危险。关于这点我不再赘述。
被基督化的各民族不象日本民族那样幸运，有一种自己的独特的信仰，从而使政府与人民的团结、人民与军队的团结，以及全民族的团结成为国家的基础。基督教义是一种与我们的种族遗产完全对立的外来异说，它扼杀德国种族遗产，压制德国民族特有的精神团结，使之丧失抵抗能力。关于这一点我还要进一步阐述。由于犹太人和罗马教廷不可能将各民族的民族血统完全绞杀，因此不得不保留了各民族的民族价值。但他们利用了这种民族价值，使各民族间相互争斗不已。然而，基督教义仍对人民中个别人产生着影响，他们的结局将是灾难性的。只有犹太民族能够根据基督教义生活，这符合他们的民族特性。
对上述重要事实的认识，是我对下列问题进行认真思考的结果，即犹太人和罗马教廷何以能在世界大战中将为其生存而战的德国民族的团结瓦解。我的结论是利用战争经验，以及对历史资料、主要对圣经进行深入研究得出的。在圣经中，犹太人的目的和为实现其目的而用来进行宣传说教的基督教义的实质跃然纸上，不言自明。因此，对于圣经，必须用清醒的、而不是被教士的精神诱惑搞得神魂颠倒的眼光去读。
在认识民族生存基础的过程中，不可因与基督教义发生抵触而在其影响面前踌躇瞻顾，停步不前。因为只有民族生存的基础才能决定整个民族的生活形态、每个人的人生观以及在民族中的地位，同时对于一个在危急时刻为其生存而奋斗的民族去争取和维护其精神团结，也具有决定性意义[有人背后议论我的夫人和我，说我们是出于对基督教的仇视或其他动机而反对基督教义的，这是不正确的。我们确实对我们民族和民族特性的敌人怀有敌意。我们反对基督教义的原因，在我们的书文中已有答案。——作者注]。认真考察的结果表明，犹太人和罗马教廷在建立其世界共和国或神权国家的斗争中，将各民族的特性和个性剥夺尽净，而基督教义则是他们达此目的而使用的最得力的宣传说教。
在《旧约全书》里，犹太人的民族之神和基督教的宇宙之神耶和华，直言不讳地指定犹太民族去统治世界各民族，并指明达此目的的途径，而罗马教皇则将耶和华的圣旨奉为上帝的戒律，作为证明执行神权统治合法性的依据。面对谋求违抗和自由生活的各民族，为使圣旨易于贯彻，基督教将每一个基督教徒的民族和种族情感剥夺得一干二净，并告诉他们，尘世生活的意义就在于履行耶和华的戒律，作为其报偿，死后将到天堂永享富贵荣华；反之，则永生永世被打入地狱，以示惩戒。对于基督教徒来说，尘世生活只是一种转向永恒的天堂生活或地狱生活的过渡形式。这种关于天堂和地狱的教义，使基督教徒变得极端自私，因为谁都希望在短暂的尘世生活之后能得到上帝的恩赐，升入极乐的天堂，不愿被打入地狱遭受苦难，基督教义通过耶和华的代表教士之口，告诉每一个基督教徒，为荣升天堂和免遭下地狱，应当作什么，不应当作什么，使他们过着一种与其同胞完全隔绝的特殊的精神生活。这种人很容易被教士从其民族中“拯救出来”，于是“被拯救者”便自愿听任教士的摆布。升天堂的希望和入地狱的恐惧正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手段还不止于此，他们还力图完全剥夺各民族的自卫能力和抵抗能力。为此，基督教义教导人们说，上帝决定一切。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即战争之初敌对的各民族都向同一个上帝、同一个耶和华祈求胜利，而正是这个上帝要将他们置于犹太人或神权统治天下。当基督教徒遇到灾难时，特别感恩于耶和华，灾难愈大，感恩愈甚，因为他们把灾难视为耶和华对他们的特殊宠爱，他们对失去的战争所造成的可怕不幸也同样表示感谢。按照他们的信仰，耶和华将灾难降临于某人，是为了拯救其人和他的民族，使其“改过自新”。基督教徒不能考虑存在于基督教义与民族自由之间的无法解决的矛盾，在宗教生活中不允许有任何思维能力和判断力。于是，他们便成了教士手中没有自卫能力和思维的驯服工具，犹太人和罗马教廷便可进一步利用精神诱惑使他们与自己的和其他的民族为敌。基督教义到此也就完成了它的任务。说到这里，世界大战中，在“不满分子”影响下基督教民族的崩溃也就找到了根源。基督教义以及按此教义而构成的生活形态，是在总体战困难时刻造成民族崩溃的最深刻的根源，犹太人和罗马教廷的推波助澜更加速了这一崩溃的进程。
在世界大战中，我们还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民族——许多教徒只是徒有其名——然而，我们取得了巨大胜利。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教徒，而是由于民族精神的觉醒。正是觉醒的民族精神使德国民族清除了垃圾，抛弃了基督教义，恢复德国民族的本来面目，并激励德国人民为民族生存而斗争。民族精神在战争后期的消沉，清楚地说明了这样一条极为重要的战争经验，即当我们需要用基督教义来对付“不满分子”的发难时，这种外来异说并不能保障我国民族的持久作战能力。俄国民族的处境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某些信仰基督的民族之所以能取得战争胜利，只是因为它们没有受到象德国和俄国民族这样严峻的考验，没有造成民族的分裂。但是若用另一种神秘的异端邪说去取代神秘的基督教义，那么对被引入歧途的民族来说，结局会更糟。
德国军队和人民之所以能坚持四年抵抗，是由于坦嫩贝格之战的胜利和我对德国军队的指挥。德国民族在世界大战中的苦难，以及世界宗教生活濒于崩溃，唤醒了德国民族的觉悟，种族遗产和与其有连带关系的民族精神，从未象今天这样强烈地重现在我们的意识中。我们需要维护民族的生存，但也需要维护本民族特有的宗教生活，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唤醒种族的觉悟。这个精神上的深刻的发展过程，向我们的民族指明了他们必须要走的道路，擦亮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认清民族内部的精神联系的重要性，以及种族混杂和外来信仰的危害，使他们能够在阅读历史书籍、自然科学书籍以及人类精神、民族精神方面的书籍时识别真伪。我的夫人正是这样作的，在她的著作中，她以其精辟的哲学见地给我们以启迪[主要指我夫人的下列著作。《民族精神及其权力的创造者。历史的哲学》、《我著作中的宗教意识》。——作者注]。一个民族的精神团结现在是、将来仍然是领导总体战的基础。只有将种族视为种族遗产的需求，将其对上帝的崇拜发展为对上帝的认识，才能使北方基督民族取得巩固的团结。这一点与日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种族没有什么区别。它深深扎根于人类精神的起源和精神本质，诞生于民族精神本质和作用之中，这是一条真理。而我们的这一真理上百年来被基督教所剥夺，酿成民族分裂，被置于犹太人和教士的奴役之下，使我们无法以统一的意志去维护我们的生活形态。
每一种种族遗产都包含着一种该民族特有的宗教生活，日本民族的宗教生活完全有别于北欧民族，因此我们血统的民族团结的基础与日本的不尽一致。比如，对于控制日本民族的那种约束力，我们的种族遗产是拒不接受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拒绝那种自由主义的、不顾他人命运的自由，因为它势必要产生一种使人们追逐私欲的基督教义。正如我夫人在其著作中所说的，德国的宗教意识对于维护民族生存和建筑在精神团结之上的自卫能力，有着重大的种族遗产和本民族宗教生活的意义，并把二者合二为一。这种宗教意识不是建筑在允诺升天之类的无法检验的神话上，而是建立在颠扑不破的自然科学及人类精神和民族精神之上的。对于地球上那些不能检验的东西，这种宗教意识并不去干预，也不触及那些难以启齿的东西。德国的宗教意识反对任何外来干涉和压力，它是每个德国人个人的事情，而不象日本民族那样是全民族的事情，它是通过另一种途径达到维护民族生存的目的。它扎根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之中，把每一个非永生的人置于其永生的民族之中，并赋于其重大义务和为完成其义务而不惜牺牲生命的勇气，使民族在世代相传中真正成为一个自卫能力，生气盎然的同命运的集体。这个集体自己依靠自己，自己对自己负责，不祈望“天命”或上帝的扶助。德国的宗教意识使德国维护民族生存的方式与日本神秘的强制或唯物主义——布尔什维克的胁迫大相径庭，与基督教义的、自由主义的自由也相去甚远。德国的宗教意识要求行动的自由，但又承认为维护民族生存所应受到的道德上的约束；为维护民族生存它需要国家领导，但同时又拒绝一切超越其范围的强制——如我上文所说——它尤其拒绝国家领导对宗教生活的干预。得到民族权利保障的道德自由，是德国民族在维护民族生存过程中民族宗教生活的一种表现，是同胞安居乐业和民族团结的基础。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暂且写到这里。其目的在于说明，何为德国民族精神团结的基础，如何取得这种团结，并为领导总体战的统帅和实施总体政治的当局指明一条相应的道路。只有具备牢固的精神团结的民族，才能在一场总体战中成为军队的可靠后盾，才能忍辱负责，坚持到底。
任何人都不能忽视宗教生活对民族生活形态和维护民族生存的意义，前者是后者的基础。犹太人和基督教教士深知此点。正因为如此，基督教义才竭力使各民族和人们忘却这一点。民族觉醒使各民族重新认识到它的重要。
德国的宗教意识保证了德国有自己的宗教生活，它是我们民族精神团结的基础。它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抽象的”宗教生活，它推动着维护民族生存斗争、军纪和军队训练的发展，对总体战的实施也是必不可少的。
只有尊重种族的和精神的法规，才能使各种生物措施在培养健康后代的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同时还必须采取措施，禁止危害正常生育和人身健康的酒精、麻醉品和尼古丁的泛滥。只有重视种族和精神的法规——当然还有健全的经济状况——才能激发男人和妇女繁衍后代的责任感，才能使妇女将完成其崇高的母性职责视为民族义务。只有如此，才能排除因出生率下降对军队造成的巨大威胁，也只有如此，才能养育众多的健壮后代，使军队有充足的、强大的后备力量，才能实施总体战，承受总体战的重负。
在种族特有的宗教生活中塑造民族生活时，必须注意对后代进行健康的意志训练，使他们成为理解自己所负的义务、又能识别民族敌人的有用之才，并注意保护其健康体魄和年轻心灵免遭害。保护成年人的心灵和体魄也是民族的义务。男女两性的歇斯底里病人，以及那些信奉占卜、星相或虔信上帝的潜在的精神病患者，在战争的危急时刻会对民族生存构成严重威胁。特别是当战争向民族提出巨大要求时，受到这些精神病患者感染的同胞们是难以承担的。很明显，上述这些任务应由总体政治来完成。即使尚未出现战争危险，单单出于对不朽民族的责任心，总体政治也应尽力承担这些任务。
我们需要一个精神健康、身强力壮的民族，它能坚忍不拔，持续作战，摧毁敌人的意志；它能在前线、后方甚至敌占区泰然承受战争带来的苦难；它能识别各种危险，并不因战争的延续而产生丝毫动摇。总体战是无情的，它要求男人和妇女都要不遗余力，奉献一切。战争不仅针对男人，同时也是针对妇女的，她们亲眼看到战争是如何威胁着她们的孩子和丈夫的生命。妇女对于促成民族团结具有无穷的精神力量。当有作战能力的男人开赴前线或从事其他军事勤务时，妇女只能自己依靠自己，她们还要为人民和军队从事经济工作。为繁衍人口，妇女要在总体战中冒着生命危险生男育女，妇女的这一责任与男人操戈杀敌维护民族生存同样重要。按犹太人、基督教和神秘主义的观点，妇女是无权的，只能成为阴险教士的虔诚信徒和神秘罪恶分子手中的工具，而正是他们想要葬送民族的命运。按照德国宗教意识形成的世界观，男女虽有两性差异，但应享受同等权利，应利用妇女本能，繁殖人口，加强维护民族生存的力量，使她们在平时和战争的艰难时刻，与男人一道成为民族精神团结的维护者。民族精神在德国孩子的母亲们身上的强烈表露，说明她们完全能够胜任这一职责。总体政治要想在总体战中发挥和保持全民的最大力量，就要特别认真地对待妇女在民族中的地位问题。只有当妇女在民族和国家中与男人和孩子相比，不是处于劣等地位，而是获得与男人同等地位时——这符合我们的种族遗产——她们才能完成其所负的义务。
这些重要的民族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军队领导参预，总体政治也需要付出努力。只要民族政治的本质对战争的意义尚未被人们所认识，那么它的实施就可能被国家所忽视或推延。然而，人们一旦认清总体战和总体政治的本质，迟延和疏忽就会被杜绝。而迟延和疏忽会使军队和人民自食恶果，因为总体战需要民族付出最大努力的时刻何时到来，谁也不能未卜先知。
不言而喻，国家即总体政治和总体战领导必须采取一些特别措施，比如严格的新闻检查、对泄露军事机密者进行严惩、封锁与中立国家的边境交通、禁止集会、逮捕“不满者”的首要分子——至少如此，以及对铁路交通和广播进行要监督，等等。因为“不满分子”或心怀恶意的破坏分子要么自发地，要么受交战国或超国家势力、犹太人和罗马教廷代表的唆使，或者敌人利用直接的宣传，来阻挠和破坏我们的民族团结。以最认真的态度，最严厉的手段对待这些人，极为必要，它关系到民生大计。一个民族，即使它的生活是建立在种族认识和种族特有的宗教生活之上，从而获得一个健康的、而不是依靠异端邪说而建立的有害基础，在这个民族中，也不免有威胁民族生存的害群之马。因此，必须采取预防措施和严刑峻法，阻止他们危害人民的行动得逞。除了种族特有的宗教生活之外，再没有任何东西能给一个民族及其成员的生活形态以健康的基础。至于各人走什么道路，完全听凭个人根据自己的特点去选择，任何人包括国家也不应去干预。国家只能是保护人民免遭坏分子的伤害。为保障国民的权利不受侵犯，采取和实际上述措施是理所当然的，否则目的就等于虚设。在漫长的战争岁月里，禁止人们发牢骚似乎是不可能的。于是，那些“不满分子”便乘机开始悄悄活动，并日渐猖獗。这些是我们从世界大战中得出的经验，当时国家已失去作用。但我知道，即使当时国家采取有力措施，随着战争的延续，也无法阻止“不满分子”的活动。全民的素质太差，尤其缺乏精神团结的基础。总体战和总体政治自然不但要防止不法分子对民族团结的破坏，还必须掌握诸如新闻、广播、电影、各种各版物及其他可利用的手段。只有当政治当局对人类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法规有清醒认识并加以悉心注意时，才能采取正确措施。维护一个民族的强大精神力量，不是通过机械方法所能达到的，必须充满情感地去塑造。歌德的《浮士德》并不要求士兵随身携带，但席勒对自由的炽热追求却能激发和巩固人们的英雄气概。在世界大战中，我们缺少一个蒂尔陶依斯[斯巴达克部下的诗人，以其诗歌激励部队作战。——译者注]，他通过他的歌声使斯巴达克的军队取得了胜利。而我们唱的所谓“自由歌曲”却是犹太人的“向上帝祈求正义”或是《守卫莱茵河》一歌中的“愿祖国升平”的诗句，而当时德国人民的生活及其家园正处在动荡不安之中，正被迫为其生存而自我奋斗。当时，对“精神动员”以及它对德国的民族精神和每一个德国人的精神的作用缺乏任何认识。
在这些领域，总体政治不单是战时政治，而且应当说是民族政治。为了充分发挥这种民族政治的作用，应在平时就创造一个能根据民族宗教意识塑造生活的基础，而不应到战时才付诸实施。只有如此，才能保证防范“不满分子”活动的各项措施和维持精神团结的努力取得成功，才能以一个团结的民族去制止“不满分子”的破坏活动和流言蜚语。
一个成熟的民族要求它的政府讲真话，不仅要将平时情况，而且尤其要将战时情况公诸于民，否则就很容易为“不满分子”和造谣惑众者提供可乘之隙。但一个成熟的民族也懂得，政府并不能每时每刻向公众公布真实消息，因为敌人常会从公布的真实消息中获取重要情报，使战争无法进行。因此，新闻报刊和官方公告都需进行特殊处理。总体政治如不注意此点，便会铸成大错，但事情的最后结局必须向人民作及时和如实的反映。政府对1914年9月9日在马恩河失利及其作战造成的影响没有如实通告人民，因而得到惨痛的报应。
战前和战中的经济状况可能会成为出现不满情绪的深刻根源，甚至对民族团结构成威胁，但事实已有力地说明问题不在于此，而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利用他们理论分裂了民族团结。一个自觉坚持总体战、团结一致的民族虽能忍受物资匮乏、食不果腹之苦——大部分德国人在世界大战是正是这样作的——但我们也知道，过去和将来“不满分子”都会充分利用我们经济上的困难，干扰战争的进行和胜利的取得，破坏民族的抵抗意志和民族团结。随着经济困难的出现，常会有一些丧尽天良的人，其中也有一些富有的德国人，从穷人身上榨取钱财，从而使实施经济供给成为重大问题，我将在下一章详加论述。这里所说的，只是与民族团结有关联的一部分。
只有当民族团结产生于以民族特有的宗教意识为基础的民族生活观时，才能通过改善经济状况达到民族团结的目的。这一论断想必已经足够了。此外，这种民族宗教意识还包括道德自由，对劳动民众的关心，以及对发展壮大骁勇善战的民族的整体利益的尊重。
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没有论及民族团结在战争中的必要性。近百年来，人民受到极大重视。由沙恩霍斯特倡导、博因继承的普遍义务兵役制，迫使人们对人民的作用倍加重视。义务兵役制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长期以来过着“分居生活”的因素联为一体，并使国家在战争危难时刻想到人民的力量。在这里，人民不仅只交纳税金和“俯首听命”，而首先应该保卫国家和政府。认为人民只能听命的观点由来已久。在我钢盔的雕象上还有这样一句话：“保佑国王和祖国”。这句话把人民排斥在外，因而未能挖掘出它的全部潜力。今天在总体战中，“人民”这个词汇及其这个实体，已被推到第一线来了。同时，民族精神在平时尤其是危难时刻对于维护民族生存的意义已为大家所认识。固然，在总体战中保卫国家与维护民族生存密不可分，但在总体战中作战的毕竟不是国家，而是“人民”。人民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将其全部力量奉献给前线或后方。要想让人民这样作，那只有使“战争是为了维护民族生存”这句话变成确凿无疑的事实，而不能只是口头禅。在总体战中，人民是中心，总体战的领导必须考虑人民这一因素、总体政治应为总体战领导提供人民的力量，并为维护民族生存而服务。只有尊重种族的和精神的法规，才能将民族、作战和政治凝聚为一个强大的统一体，成为维护民族生存的基础。
第三章经济与总体战
经济不是死东西，它充满了活力。人类耕耘土地，开采矿藏，加工粮食和原料，以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需求——这一切均靠广泛利用技术手段。人类只有利用技术，才能获取力量。技术不是死东西，它充满活力。技术通过能工巧匠之手的正确操作，也能为维护文明即民族的宗教生活服务。人类以其头脑和双手赋予经济以生命和力量。在我强调了经济是有生命的一个方面之后，下面我打算主要谈谈“死的”经济，即与民族生存以及人民和军队供给有关的原料问题。
在经济领域，军队和人民也构成一个强大的统一体。总体政治和总体战领导应在平时就对这一点有足够认识。他们必须对下列重大问题进行认真审查：依靠国内力量能为全民的生活需求——包括军队尤其是作战——提供什么保障？必须从国外进口哪些原料？战争爆发后进口能否推持？国家出海口是否仍能畅通？是否会因海战或敌国封锁而被封闭？此类情况在世界大战中曾有发生，当时由于英国进入北海和波罗的海，以及意大利和法国进入地中海，德国和奥匈帝国因此遭到封锁。对于供给遭到封锁或限制的问题，多数国家都必须事先有所考虑。甚至称霸海洋的英国的供给，也因1917年夏季德国潜艇的袭击受到极大威胁。
与人民和军队的经济供给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国家的金融状况，以及国家为战争动员和作战将要采取的财政措施。
这是一个总体政治能为总体战服务的巨大领域。这一任务对一场短期战争来说似乎不难解决。未来的欧洲战争很可能是一场短期战争，各作战国在组建军队时都肯定从尽速结束战争着眼，因为短期战争不需要付出过大的经济和财政力量，也不会危及民族的团结。人们希望加此，但谁能担保会如愿以偿呢？世界大战前，“军事领导和政治当局”也曾认为，未来战争只不过是一场短暂的战争。鉴于当时我军的弹药供给问题，我曾严肃地指出，战争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虽然事情发展正如我所料，但当时我也未曾想到，战争会艰难地进行四年之久。
每个国家在整个经济领域包括财政领域，应采取什么措施，自然无法回答。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无法提出的；如果一定要提，也无非是人民和军队的供应要充裕，必须确保战争的进行。然而这也是说得容易，作起来颇难，而且从来没有全部兑过现。现实和理论完全是两回事。理论付诸实践的结果如何，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战争的实施。我在下面将要提及的一些措施，都是以大战前和大战中的德国经济状况和当时的作战为背景的。读者可根据自己的见解，对下列问题作出相应的回答；在经济领域，各国军事领导究竟应向总体政治提出哪些要求？这些要求必须实现多少？能够实现多少？
对于1914年的战争，德国在经济和财政上未作准备，只在财政动员方面采取了充足措施。我首先讲讲这方面的情况，以便使读者对德国的金融状况和一场战争对一国财政的要求，有一个完整的印象。根据帝国档案汇集《世界大战——军事装备和军事经济》记载，战初德国中央银行有二十亿金马克储备，其中包括三亿马克帝国现金。依照法规，发行纸币前须有三分之一的黄金准备金——战争时期只能是这个数字[法国、俄国的黄金准备金稍多一些，奥匈比德国情况还要坏。英国黄金准备金虽少于德国，但在稳定财政方面却胜过所有参战国。当时还没有外汇管制，因此这里没有同时说明外汇即不同国家相互支付手段的情况。——作者注]——这样，就可发行六十亿马克的纸币。在德国经济中，由于还有二十亿金马克现金在流通中，因此必须发行十八亿马克纸币，以满足当时的金融需要。这样，在对黄金准备金不会造成任何威胁的前提下，还可再发行四十二亿马克纸币。然而，战争的第一个月(包括战争动员)就花费了四十五亿二千万马克，致使发行的纸币量超过了法定的准备金的限额。此外，其他方面自然也需要钱。
战争爆发后，由于人民不知道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尽管经济状况是正常的，人民仍可能争先恐后在交易所抛售各种证券，从储蓄所和银行提取巨额存款，对这种情况必须设法应付。此外，还必须有信贷支付手段，以维持经济的正常进行，并为军事装备工作服务。为此目的，当时发行了十五亿马克公债券和二十亿马克小额银行纸币。这种纸币和债券大部分早就印出来了。这样就满足了动员时国民经济和军队的最初需要。7月31日[1914年。——译者注]，德国关闭了全部交易所，英国也于同日采取了这一措施。在此之前，所有国家都早已采取了这一措施。8月1日，公布了财政动员措施。这些措施是建立在德意志帝国稳固健康的财政基础之上的[当时德国仅负外债五十亿马克，法国有二百八十亿，俄国一百九十亿，英国一百四十亿一千二百万。——作者注]。
让我们看看帝国档案汇集中的记载：
“对于德意志帝国来说也是如此，需竭尽全力，控制可怕的恐慌。由于政府有关当局以及德国经济界首脑的远见卓识而在近十年建立起的财政组织，在此危急时刻经受住了考验。现在可以看出，在各界人士不懈努力下所建立的德国金融信贷事业是何等必要，德国金融信贷事业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而拥有广泛雄厚的基础。鉴于此，德国经济的财政基石才能够在战争恐慌的冲击下岿然不动，德国经济才未出现特大困难。
“8月1月，对德国国防军发布动员令的当日，也同时进行了财政动员。将尤利乌斯塔[位于施潘道古堡上的一座塔楼。1914年前，塔楼内存放有法国支付德国的部分战争赔款及其他款项。——译者注]的帝国战时金库”(存有1871年法国向德国所付赔款一亿二千万马克和特别储备金八千五百万马克)“和手头的现金以及帝国的其他储备金，”(共计三亿马克)“按计划全部移交中央银行，以增加银行硬币存储量。陆、海军动员所需经费，主要利用中央银行的短期贷款。按计划，经济界和商业界所需的巨额信贷资金，则由中央发行银行贷出，并在帝国各大城市及时设立小额贷款处，以抵借商品和有价证券的大量款项。
“中央银行按政府所授权力，统一将短期无息国库债券和帝国汇票，同商人所持的可兑换汇票一样作为中央银行的纸币保证金。为应付危急情况而存储的‘储备钞票’”(即我前文提到的二十亿马克小额中央银行纸币)“也由中央银行支配，用于市场流通。为配合已颁布的法规草案的实施，中央银行宣布实施强制汇率，免除现钞兑换黄金的义务。这一重大法规的实施，是帝国为其生存而奋斗以度难关，而不得不采取的强制措施，也意味着废弃了经受四十年考验的金本位制。同时，为了作战的需要，帝国也大大限制了中央银行对国家的财政独立地位。
“但是，除了上述财政技术动员措施之外，帝国再没有采取其他战备措施……也未向帝国财政大臣提出非常时期实施财政计划的基本方针。为保证作战胜利筹措必要资金的途径，听任财政部门自行决定。虽然，德国于十九世纪末才开始在金融市场上巧妙地运用信用这一高雅的艺术，然而在过去的一百二十五年中由于国民生活日渐丰裕，无需为财力不济致使战争功败垂成而担忧。可以断然地说，为捍卫帝国，不仅有作战能力的德国人会召之即来，从戎赴敌，而且后方的全体人民都会自愿承受巨大的物质牺牲。”
对于一个坚信黄金准备金必不可少，但尚未认识到金融本质的国家来说，只能选择适宜的财政动员措施。此外，还要补充采取其他经济措施。我记得当时采取了延期偿付的措施，从而推迟了偿还债务的时间。由于世界市场已对德国关闭，政府为维持战争采取了在国内借贷的办法，人民认购内债达八百四十亿马克。政府没有象英国那样采取增税政策。敌国在很大程度上靠借债过日子，这是人所共知的。在美国尚未对德国宣战前，犹太和罗马的世界资本就以美国的名义，热心向德国的敌对国家提供资金，后来美国对德宣战则是为了收回它的资本。
由于世界大战和由世界资本家造成的经济灾难，给各国财政造成巨大混乱和动荡，只有英国的财政状况令人满意。在此情况下，当今各国究竟能为一场战争等措多少资金，实在是个疑问。倘若未来战争与犹太人和罗马教廷的愿望相符，世界资本家定会为此提供资金。当然，象在世界大战中一样，他们的目的无非还是将所谓“战胜国”及其民族置于犹太世界共和国的经济集体中，或罗马教廷的神权国家的统治之下。这类事我们已在世界大战的“战胜国”那里亲眼目睹了。奥匈帝国将军蒙特库考里曾经说过，作战首先需要钱，第二还是钱，第三仍然是钱。弗里德里希大帝一再提及军队实力与财政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之所以能进行七年战争，完全依仗英国的财政支持。金钱对于一场战争的意义很久以来就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的祖先作战时没有金钱，因为那时的战争完全是人民自己的事，今天已作不到。然而，总体政治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维持作战和民族的生存，而且这些途径已远远超过1914年德国动员对财政部门所采取的措施。
我认为，只要战争能得到国内支持，每个能坚定地领导其人民的国家都能为作战筹措到资金。当然，国家不应破坏健康的财政管理的基本原则；否则，军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危险的反冲击。必须向国外购买人民和作战所需的物品时，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因为国内的支付办法在国际上是不适用的。今天，如果没有外汇，国外货物只能以黄金购买，结果势必对国内币值产生影响。然而，战时也只能如此。
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发行银行和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受到最大程度的限制。这是值得效法的事，今天仍应给以极大重视，虽然当时由于道威斯计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提出的德国赔款计划，由美国垄断资本代表道威斯制定。计划规定：赔款数额逐年增加，即由第一年的十亿金马克增加到第五年的二十五亿金马克，德国以主要财政收入作为赔款的担保；德国在协约国监督下成立纸币发行银行，并举借二亿美圆外债，以稳定币制。——译者注]中央银行对于国家的独立地位比任何时候都高。总体政治要求发行银行置于国家权力之下。
在许多国家中，金本位制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金本位制的基本原则对我们来说就是，所流通的货币需有三分之一的准备金，这在世界大战中早已被废弃了，德国今天也没有多少准备金。世界资本家利用阴谋诡计迫使各国人民使用一种“国内货币”，这种货币的保证金立足国内，币值也完全不同以前。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如果商定另外一种价值标准，那么停止使用金本位制也未尝不可。然而这毕竟还是将来的事。如果人民都不将钱存入银行，而留在自己家里，那么国内币制也毫无用处。一个国家只有当它能使货币保持流通，其金融业才能永葆健康。广泛实施无现金交易，如果从财政技术角度来看是可行的，那么它在人民经济生活中的意义将是巨大的。本位制、币制对一国人民的经济生活和作战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应始终为总体战创造一个坚实的财政基础而努力。
在第38、40页引文中提到的“战争恐慌”和全体人民乐于承担的“物质牺牲”，它说明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在经济领域对保证战争的进行具有多么深远的意义，说明一个领域对另一个领域具有何等巨大的影响。在总体战中也肯定是如此。只要国家不采取另一种全新的货币制度，不安定因素和“战争恐慌”可以通过采取诸如提前关闭交易所，限制从银行和储蓄所的提款数额来加以缩小。至于说到“牺牲”，政府是无能为力的，除非以强制募捐代替自愿募捐，以强制认购公债代替自愿认购，然而这始终无法实行，因为多数人腰包里并没有钱。不管怎么样，事情是非常清楚的，为了总体战的准备和实施而必须采取的财政措施，将给人民带来巨大影响。当人民把为民族安全献出生命看成是一种应尽的义务，而把奉献钱财则看成是一件不愉快的事，那么这种影响就会更大。如果人民真正感到全民族是一个同命运的集体，自己就是其中一员，这种影响就会小一些。在这里，民族精神团结的意义，以及一个民族对总体战有透彻了解所具有的意义，可谓一目了然。只有如此，才能使“不满分子”的阴谋活动失去立足之地。另一方面，也要求总体政治秉公执法。人民为其生存而捐赠的钱财，要全部用于公事，不允许有任何贪赃枉法的行为，不能沦为窃取民财的盗贼。此类事在世界大战中就曾有发生。人民当时认购战争公债不是为了捐躯，而是为了维持民族的生存。世界大战的经验清楚地说明，上述现象必须彻底肃清。只有如此，才能在财政领域实现和维护民族的团结。
财政的组织对人民和军队各种生活必需品和作战器材的供给至关重要。首先不言自明的是，战时一个国家依靠本国资源提供的补给品、饲料和原料越多，对于人民和军队以及总体战领导来说就越是一大幸事，总体政治也就越易实施。然而没有一个国家能出现这种有利的局面。人民，尤其是作战的需求五花八门，不靠国际贸易是无法满足的。倘若一个作战国的国际贸易中断了，其物资供应也自然被切断，人民和军队的需求也因之无法得到满足。因此，各大国都力争在和平时期就在至少战时能够自给的领域实施自给，进而从国外进口原料，大量储备，使人民的供给和军队的装备至少有一定的保障。然而，进口是需要钱的，需要大量的钱，而这些钱又是在国家财政状况恶化和动荡，以及货币不稳定情况下筹集的。为此，不得不牺牲民族自由来换取世界资本家的资助[在世界大战中。美国与世界资本家曾向我们的敌国政府提供数十亿贷款，以维持对我们的作战。今天，这些世界资本家还不急于向这些国家索还所提供的经费。担是，这些受援国家人民的依附地位却日渐恶化。——作者注]。这种情况因各国条件不同而异，其中地理条件也是一个因素，就是说，是不是与中立国家毗邻，是否临海。因此，各国为民族生存和作战，在经济领域所作的准备工作的方法和水平是大不一样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供给在遭到破坏后也能基本维持，那么它与一个战时只能通过中立国和海洋少量进口的国家相比，对国外物质供给的需求就要少得多。为使读者弄清这个问题，我下面讲讲德国人民在世界大战中的经济供给情况。
众所周知，人民和军队的食品、饲料、燃料供给是头等大事。这个问题我将在下面评加论述。人为了工作和战斗，首先要生活和维持生命。马匹和牲畜只有靠饲料才能维持生命；机器只有靠燃料才能运转。
凡经历过世界大战的德国人都不会忘记，当时德国的粮食和饲料供给日趋恶化的情况。这些记忆不能忘却，以便使大家都认识到，当时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至少能保障人员的食品需求，进而保障牲畜的饲料供应。我在东线时，饲料十分缺乏，为了至少能让马匹填满肚皮，不得不下令将锯末混入饲料喂马，结果使马匹的健康和体力受到极大损伤。在罗马尼亚对德宣战后，我决心对罗作战，直至占领瓦拉几亚地区[指罗马尼亚境内南喀尔巴阡山同多瑙河之间的广大地区，盛产粮食、石油。——译者注]，其最基水的指导思想也是为了改善中欧诸国[专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夹在协约国之间的欧洲国家，即德国，奥匈帝国及其盟国。——译者注]的粮食供给状况。1918年，将东线战场扩展到乌克兰，也是出于同样考虑。我也许能够极大地改善中欧诸国的粮食供给状况——奥国情况比我们要糟得多——但我无法彻底根除这一困难。粮食的匮乏对当时的婴儿或儿童的影响，至今还留有痕迹。所以，世界大战后我一再指出农业必须自给自足，就不足为奇了。这已成了一条颠扑不破的原则。
世界大战前，我们每年要进口小麦一百多万吨，据一份备忘录记载，最高数额甚至达一百八十三万吨。饲料，国内只能满足需要量的五分之二，必须进口约八百万吨。这一令人生畏的巨大数字表明，我们当时的粮食供给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国外。至于黑麦、土豆和肉类，国内尚可提供足够的数量。谷物和饲料竟没有任何储备，这一方面大概是因为政府对这个重要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战争只是短时间的事，同时也缺少储存这些东西所需的经费——约十亿马克；再则农业和商业也表示反对，大概他们担心，政府在更新库存的粮食的会调节粮价，使其自肥私囊的企图难以实现。粮食供给处在这样一种状况下，运输又告中断，动员后不久灾难随之降临是不足为怪的。由于工人、马匹和肥料的不足，土地耕作不良，粮食减产，至使人员、马匹和牲畜的困难有增无减，尽管有关人员尽心努力也无济于事。今天，由于军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机械化，使马匹对饲料的需求大力减少，再加上农田可施用丰富的氮肥，使我们如今的条件比世界大战时要好得多。当时由我倡导建立的洛伊纳工厂[德国生产氮和合成汽油的工厂。创立于1916年，最初生产合成氨，后转产军工重要产品氮和合成汽油。现为民主德国“瓦尔特·乌布利希”国营企业。——译者注]，对于在总体战中保持民族力量具有重大意义。
其他食品和享用品，如蔬菜、豌豆、扁豆、米、咖啡、茶以及牛奶、蛋、黄油等等，在战争初期都没有足够数量以供人民和军队在一段较长时期内食用。
陆军和海军管理部门在和平时期，已为平时、动员时期和战争初期的补给储备有一定数量的给养和饲料，因此军队在战争初期尚能按计划实施供给。对于要塞的供给制定了特殊的计划，以保证各要塞能坚持数月。同时，在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时间内，对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的供给也给予了特别的重视。然而，很多计划和设想并未能实现，致使战争中危机四起，捉襟见肘。当时采取的一些措施中，正确的如发放面包票，错误的如有名的屠宰生猪。最后，象被围要塞的居民那样，在全体人民中实行了粮食定量分配制。对重体力劳动者则按军人的标准实施分配，因为他们必须得到足以维持其体力的粮食。然而尽管如此，贫困仍然显而易见，在广大人民阶层尤甚。广大人民出于真正的民族情感，只领取国家所分配的那一部分。可是另有一些人却损公肥私，危害国家。这大概就是国民中产生不满情绪的根源，至使民族团结大受伤害。
在补给方面，对人来说，衣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必需品。作衣服需要的原料如亚麻，国内能提供一小部分，羊毛和棉花则全部依靠进口。1914年，军队的服装尚有一定储备，居民衣服所需原料在服装厂和商业部门也有一定数量的积存，个人的服装至少可以维持一段时间。此外，在纺织厂羊毛和棉花有三个月的储备。但是战争对服装业的影响日益明显。在进口不足和前线对军装的需求大增的情况下，服装原料严重短缺。首先是那些贫困的劳动居民，在战争爆发时他们认为眼前的衣服足够穿着，未作储备。因此，在服装方面政府也实行了配给制。这个时期还生产出羊毛和棉花混纺的代用品，用这种原料作成的衣服质量大大降低，极易损坏。其他可以代替羊毛和棉花的人造纤维，当时还尚未发现。
制作皮靴和马鞍所需要的皮革，国内既无储备，也不能提供，平时就要靠大量进口。因此，不久皮革也大感缺乏，最后也不得不象衣服那样实行配给制。
关于服装问题我就说这些。很明显，在总体战中。服装问题如同粮食问题一样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军队，而且也关系到人民，也就是说它不仅维系着军人的生活，也维系着后方德国人民的生活，尽管应当承认，前线士兵理应较后方人民享受某些优待。服装问题与民族团结是密切相关的。缺衣之苦不仅涉及到军队，也涉及到人民，尤其是那些衣服容易破损的手工劳动者。对服装问题作出富有远见的安排，对总体战领导和总体政治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象原料问题一样，服装问题与国家的财政组织和国民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和平时期就应为军队的动员储备大量服装。当时，我们还在俄国设立一些特别军用被服局，与私营企业合作生产服装，供平时和战时之用，到战时它们的工作倍加繁忙。
将来，由于对粮食和服装的大量需求，政府将不得不实行配给制。
以各种战斗装备武装军队，是经济的另一个重要任务，也是一国总体政治的重要任务。关于技术器材的意义我下文再进行探讨，但今天可以毫不怀疑地说，军队是不能缺少武器、弹药、器材、军舰和坦克等作战物资的，而且某些装备的需求量极为巨大。
军备工业的基础如同其他工业一样是煤和铁。世界大战前，这两种原料我们还是充足的。当时，帝国拥有洛林铁矿，煤的供应我们也不担心，只是需要解决劳动力问题。下面我再论及这个问题。1913年，德国的许滕·施梅尔茨企业冶炼铁矿四千万吨，其中有一千一百五十万吨由国外输入；其中部分铁矿石优于德国的，含铁量较高。战时，只要通向北部瑞典的海路保持畅通，瑞典的优质铁矿便可源源输入。因此，我们不担心战时没有足够数量的铁矿，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可以暂不考虑。然而，一些军备工业所必需的其他原料却不同于铁矿。下面让我们看一篇关于报道最重要的炼钢金属及其他重要金属奇缺的文章。
“德国工业所需要的金属基本从国外进口，假设没有国外货源，德国高水平的钢铁工业的发展势必受到极大局限。这些矿石的需求量虽小，但作用额大，对于钢、铁的质量以及用这些钢铁制造的产品的可用性，具有决定意义，国内只有铅和锌的产量尚够制造国内产品的需要，其他金属则大部或全部依靠进口。几乎所有工业都需要的软金属铜，国内只能满足平时需求量的五分之一。一些炼钢所需金属，如钨、铝和锑，还有镍、铝、锡，其中几种除国内有少量开采外，全部由国外输入。德国钢铁工业炼钢所需要的最重要的原料锰矿石，则全部依赖进口。如果从俄国、西班牙、巴西和印度的进口中断，势必会出现严重短缺。”
这段引文讲的基本是和平时期的正常经济和武器装备的生产。战时，由于炼钢金属及辅助金属的短缺，势必使弹药生产和发动机的制造出现无法克服的困难。大家知道，钢和淬火钢象铜等软金属一样，对于火炮和弹药的生产十分必要。我们还记得，世界大战中由于装备工业奇缺各种金属，不得不从各个家庭回收铜器，以解燃眉之急，但仍不敷用，最后还是通过犹太人帕尔武斯·海勒普汉德[社会主义理论家、政治家、商人。1867年生于苏联明斯克的别列津纳，1923年死于柏林。早年参加德团共产党，在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大胆经商成为百万富翁，曾在财政上给俄国革命以大力支持，1917年返回俄国。——译者注]与哥本哈根的关系搞到了铜。后来，这个帕尔武斯·海勒普汉德作为社会民主党的朋友和“名人”，成了德国经济的破坏者。
为军队制造装备的除了私营军工企业(如克虏伯企业、莱茵金属制品和机器制造厂、索林根·苏尔武器制造厂、勒韦公司、毛瑟工厂)，还有国营工厂，如施潘道军工厂、机枪厂、炸药厂及其他工厂。军工企业的工作异常繁忙，产品质量尚好，只是数量不敷使用。我为增加炮兵弹药储备所作的无效斗争，将被载入军队史册，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同样。我为军队装备各种技术器材和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所进行的斗争，也会名垂青史。我对即将爆发的战争本质不可谓不了解，然而对弹药的实际需求量我却没有完全估计到。今天，如果仍然有人认为，似乎当时军队有关当局对用技术器材装备军队缺少足够认识，那就错了。遗憾的是，政府总是顾及财政问题，致使许多必不可少的事情没有办成。当时，政治当局在一段时间内提出这样一个原则：“没有储备金就没有支出”。直到世界大战爆发前，才放弃这一原则，采取特别措施，筹集必要资金，以改善平时军队的装备，但为时已晚。这是我们今天应当引为借鉴的战争经验。看一看各国报纸，便可知道各国装备工业的兴盛状况，以及各私营企业所赢得的高额红利，这是上述战争经验的有力佐证。可以肯定地预计，未来战争中所有军队的军事装备数量之大，将是前所未闻的，更不用说随着军事技术的提高，军事装备的性能会有极大改善。在一系列有军备工业的国家中，德国并不算先进，因此必须重建德国的军备工业。不仅要重建被凡尔赛条约破坏了的军备工业，而且要扩大其规模。但是，这必须首先具备大批受过训练的工人，而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在动员情况下，非军工厂也可生产军工产品，尽管只能生产一些诸如引信一类的专用产品。在总体战中，装备的补充、制造以及弹药和装备的维修，其范围之广将是难以想象的。世界大战的前两年就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结果造成许多部队士气低落，人民怨声载道，白白浪费了许多力量。自1916年8月29日我到德国最高统帅部任职后，我才开始采取补救措施。在后方，开始投入大量人力为军队工作，但其作用自然要待到许多许多星期之后才能看到。象许多战争一样，在下一场战争中，兵员需要越多，对军事装备的需求量也就越大。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有制造装备的原料和劳动力，自然还需有现金或外汇，以便在必要和可能时，于平时和战时从国外进口原料或直接进口军事装备[美国的世界资本家除了给我们的敌国数十亿资金外，还直接提供装备。——作者注]。
除了以金属为原料的装备工业外，化学工业也占有特殊的地位，如火药、爆破材料、燃料以及医药的生产和制造。当毒气被用来作为作战手段后，化学工业的意义随之大增。大家都希望禁止毒气战，然而多数是欺世盗名，并非真意，因而毒气战仍是屡禁不止。在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化学工业所需原料并不是全部都不依赖于外国，但它满足了军队的需要，而且成绩卓著。此外，它还提供了肥料以及载重汽车用的人造橡胶，尽管数量不多。特别是它还生产了汽车用的汽油，使燃料困难大为缓解。
在世界大战中，陆、海军的燃料问题是我极为关心之事，当时燃料处处告急。占领瓦拉几亚地区的目的除了是为搞到粮食外，就是为解决燃料短缺问题。尽管罗马尼亚的石油设施遭到破坏，但是通过占领罗马尼亚最终还是保障了一部分轻型车辆和飞机所用燃料的供给。然而，燃料的需求量却还在不断增加，使我不得不于1918年进军高加索。战后，由于陆军的不断摩托化，全部军舰几乎都使用油作燃料，加之空军的扩编，对燃油和润滑油的需求急骤增长，使得控制和开发地球上的产油区，成了美、英、俄以及跟随其后的犹太和罗马世界资本家全球政策的一部分。燃料的准备对所有国家的作战来说是一项绝对必要的工作。一个国家的原油和石油加工品的产量越少，这种准备就越发必要，同时还要考虑战争中的进口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国家现金和外汇的多少也起着决定性作用。
我不可能把每一种在世界大战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原料都谈到。在这方面的一些重要的战争经验，在我的战争回忆录中也有记载。在这里，我只想再谈一谈木材和水泥。两者对于阵地构筑具有重大意义。坑木对于采矿是必不可少的。我在东线司令部时，从占领区的俄国、立陶宛、白俄罗斯部分地区和波兰东部搞来大批木材和水泥。
在占领区内首先要养活当地居民。西线的居民不能自给，致使美国向其提供给养，经手人藉此大发横财。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占领区又可为军事装备的各个领域提供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原料。在总体战中，可向每个占领区提出类似要求。
农业、工业及其他许多经济部门的重要任务，就是满足人民和军队的需求，它能使后方的经济秩序得以维持，使成百万工人得到精神满足，使他们有机会挣钱养家，否则他们就势必由国家来养活，国家却得不到任何报偿。农业、工业和劳动力是战争的支柱，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它却占用了成百万工人，其中大部分具有作战能力，从而使军队失去一大兵源。此外，国内交通和对前线的运输要保持畅通，大部队靠铁路实施机动的计划要能随时付诸实施，这都要大批工人。如果加上这些因素，那么适于服役而未能服役的德国人的数量还要大得多。对这些问题我曾给以高重视，总体战的领导者也要对这些问题经常给以关注。我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为能维持必要数量的煤，我被迫将成千工人从前线调回国内，零星技术工人的回调更不待言。然而，这种劳动力的回调是一种危险手段。它助长了另一部分劳动力要求所谓“立即”工作的煽惑，使工作效率大大降低，而工厂要求更多劳动力的呼声却与日俱增。对工作效率下降负有直接责任的机构别无他法，只好将这些“不满分子”的头目送往前线，从而造成军队士气消沉。恰恰在这里，说明德国民族缺少精神团结，说明民族精神团结与军队士气两者之间没有造成相互促进之势，同时也说明当局对此已回天乏术。当前线的人听到，他们的同事在后方和平环境中工资如何优厚，并能养家糊口，而在前线尽管冒着生命危险与敌作战，国家也给其后方家人以一定补助，但军饷之微薄仍难以养家时，军队士气更会低落。为消除这一不均现象，我曾竭力主张实行普遍义务劳役制，但我的目的没有达到。我的一番努力甚至遭到政治当局的严重歪曲，至使国家损失日大，人民不满情绪日增。于是，便造成这样一种惨痛后果，工人不将自己视为士兵的伙伴，不效仿士兵将生命献给维护民族生存事业的精神，不去努力工作，而是利用民族和军队的困难，追逐私利，谋求政治企图。这个事实再也清楚不过地说明德国民族是缺少团结的。工人之所想与大部国民一样，无非是想趁人之危捞取好处。大发横财。经济不是死东西，它可以产生力量，也可消耗力量。两种后果在世界大战中都曾出现过。
在世界大战中，曾设立有力的中央机构，管理生活必需品、饲料和原料的筹集工作。象过去类似的行动和组织一样，这些中央机构却远远超出这一工作目标，排除一切独立自主的行动。这种统制经济的出现固然有其某些依据，但并没有更多道理。领导是需要的，但必须摈弃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集中管理制度是由犹太人瓦尔特·拉特瑙首创的，他的目的就是全部接管早于世界大战前就已受控于犹太、罗马世界资本的德国经济。这一企图在世界大战中和战后，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现了。这种集中管理剥夺了每个人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采购联营社的设立也未能挽救民族的分裂。联营社的作为及其措施，促使不满情绪增长，使囤积和走私盛行，罪责难逃。人们为采购生活必需品需在商店排数小时长队，为“不满分子”的活动提供了极好的机会。经济方针对民族精神团结有着深刻影响，从事经济工作必须谨言慎行，秉公廉正，对经济工作的必要性必须反复向人民作解释。如忽视这些，国家就要遭殃，如果因投机倒把、行贿受贿使人民对这种统制经济政策的信赖产生动摇，国家也将遭殃。统制经济对一切自主劳动者都是一种阻碍，必须给以否定。
上面，我利用回顾的方式将一国经济对于总体战的意义作了一个概略的叙述，并着重指出，为服务于作战，平时和战时总体政治应解决哪些重要任务。我在“民族精神团结是总体战的基础”和“经济与总体战”两章里讲了两个不同领域，实际上它们是互为影响的，对总体战领导来说缺一不可。克劳塞维茨在他的《战争论》中，对民族团结的必要性和经济对战争的意义很少论及，就是冯·施利芬将军这样一个伟大的军事理论家也没有认真对待这些问题。世界大战，特别是它延续时间之长，才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民族团结和经济对战争的意义。今天，各国政治和军事当局对这个无法否认和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到底理解到什么程度，暂且不论，但可以说，大概多数国家对其民族团结问题是束手无策的。他们对于人类和民族的精神世界一无所知。对人民和军队的供给问题，他们试图通过采取机械的组织上的措施得到较好的解决，然而严酷的现实却时时有力地阻碍着这些措施的落实。
第四章军队的兵力及其内涵
如我前文所说，总体战的领导都力争尽快结束业已开始的战争，防止民族团结的涣散，防止在长期战争中人民和军事当局都难以忍受的经济困难危及战争的结局。鉴于此，就必须在战争开始之际，将由全民力量组成的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和编制合理的军队提供给军事当局，而不应留待开战后在各方面进行补救。
在最初决战乃至任何一次决战中，交战双方从来都不会感到自己军队的战斗力太强，兵力过多。胜利属于兵力强大者，这是一条传统的作战经验。但在作战指挥中对这一经验常有分歧看法，使统帅意志难以贯彻，同时敌人也想方设法加以阻挠，期望其铸成大错。弱军也曾有过胜绩，但世界大战最终向人们揭示，还是我们的数量居优势的敌人取得了胜利。在战争中，数量常常起着决定性作用。忘记这一点就难免犯错，在处于劣势时要善于化弊为利。对数量的意义必须有深刻而坚定的认识，不允许有丝毫含糊。法国在世界大战前的所为，说明它当时已意识到总体战的实施要靠全国的支持。德国民族对自己所犯下的罪孽是何等深重！尽管我一再催促，普遍义务兵役制终未实行，应征者只占适合服兵役男人的54％，至使战争爆发时有五百五十万适于服役的人未接受训练，还有六十万受过训练的士兵未被征召。这一事实大概已逐渐为人们所认识。这一疏忽所造成的损失再也无法在战争进程中加以弥补。作为应急措施，1914年9月新组建四个军，1914年末至1915年初又组建四个军。部队编制不断变化，因此只能零打碎敲地投入战斗。如果战争爆发时再有八个军，便可稳操胜券。英国情况与德国类似。象现在一样，英国在世界大战前未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大战中才被迫实行。如果德国最高统帅部于8、9两月在西线取得决定性胜利，那么即使英国实行义务兵役制，也无法挽回败局。实施总体战的全民自卫力量需在平时准备就绪，战争一经爆发便可投入战斗，这是在维护民族生存斗争中必不可少的要求。它渊源于总体战的本质。
按总体战的要求，约满二十岁的有作战能力的男人均应应征入伍，接受军事训练，编入战斗部队或后备队，听从军事当局的随时调遣，直至最高年限[各国对服役年龄的要求不一。譬如，德国的服役年限就高于法国，然而德国只能征召54％适合服役的人入伍。而法国则达82%。一个国家的军队不包括异族人。譬如，犹太血统的人不应属于北方民族的军队；白种人的军队不包括有色人种的部队，因为在这里他们并不是为其民族的生存而斗争。——作者注]。平时和战时，经常有因工作需要而免服兵役的人，其数量相当可观。对这种人，我已经提到过。人民和军队要想生活，要想得到补给，不能没有他们，况且国家行政机构的工作不能有一日停息。
世界大战前，在一些主要军事国家中，实行二年或三年兵役期制。这个时间对于将士兵训练成具有作战能力的人是够用了，甚至他们在退入预备役和卫国军后通过训练仍能开赴前线作战，即令他们年事已高，也完全能够作到。兵役期短于二至三年，能否保证达到这一水平，尚不得而知。今天，士兵所使用的武器和技术器材均有很大改进，且更加精良，士兵训练的难度因此加大了，年纪稍大的人便不易掌握。认识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战时的军队不仅由平时的常备军编成，其中也包括预备役部队和卫国军。
良好的军事训练包括体魄和意志的锻炼，加之精良的装备，可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并给其以安全感和优势感，当然维护民族生存的战斗意志是一切的前提。尽管所有国家都比过去更加注重军事训练和优质装备，但总体战领导仍可进行优于敌人的训练，以求略胜敌人一筹。1914年战争爆发时，我军的训练和装备尤其是重型火炮，质量尚优，某些方面当然还可以更好些，只是弹药短缺。但这在最初几场会战中尚未对作战造成不利影响。德国最高统帅部不顾其当时所处的严重境遇，企图以其西线的精锐部队一举将法军击溃，摧毁其军队和人民的意志。为此，有计划地动员了部分预备役部队开赴前线，参加最初几场决战。最高统帅部的这一措施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会战迟迟不决，战争被迫延长，由于预备队已投入决战，人们开始感到预备队的不足，于是纷纷谴责最高统帅部所采取的措施。如果靠预备役部队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类谴责是绝不会出现的。西线的失利是因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受挫，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其责任在指挥而不在部队。对这个问题，我不想在这里详述。训练素质优于敌人的德国陆军未能在西线取胜。战争还在延续，它迫使各国奋起直追，弥补和平时期所贻误的时间。各国军队都十分注重提高战斗力的训练，相比之下，德国军队的训练优势日渐消失。在此情况下，我们要想在数周数月就训练出可以作战，并具备一种超越敌人的优越感的士兵是不可能的。军队的数量成了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况且，德国军队的弹药和其他装备开始出现严重不足。在这个问题上，拥有全世界军备工业的敌人，处境要比我们好得多，他们能够日益成功地利用其军队数量和装备的优势。这首先表现在阵地战中。敌军比德军可以更经常地得到休整；不仅如此，位于前沿的德军还处在敌人最强大的火力之下。同此，在数量上居劣势的我军需要比敌军付出更大的力量。
自古以来，军队中除能发挥力量的人之外，就属技术。刀、盾、箭、弓、战车、投石器、石筑胸墙，都是“技术辅助器材”。技术常此以往，而器材——进攻器材和防御器材——却不断完善，出现了前送部队和兵器的必不可少的铁路、运输车、军舰和飞机，以及其他器材。没有这些“技术”辅助器材，军队及其运用简直无法想象。
在世界大战中，军队仍由士兵和各种技术辅助器材构成。作战器材，从消耗大量弹药、射程达数公里的大口径火炮，到近距离投掷的手榴弹，多种多样。机动方面，除铁路运输外，又出现了汽车运输。海上，有装甲战舰游弋；水下，有潜艇航行；空中，有飞机翱翔。然而，世界大战前，军事技术还不象大战中和现在这样完善。军事技术的意义在世界大战中逐渐为人们所认识，战争时间越长，人们对它的意义认识得越加清楚。战场上，力争以强大火力消灭敌人，同时保护自己，这就要求部队不断增加新式装备。于是，除了轻机枪之外又出现了重机枪，研制出不同口径的迫击炮，制造了速射枪，增加了各种口径的火炮，弹药数量大增，还出现了装备机枪和轻型火炮的装甲车，小部队利用汽车和摩托车进行转移更是屡见不鲜，根据不同任务制造了种类各异的飞机，由飞机投掷的炸弹、爆破弹和燃烧弹也设计得日臻完善。而人的地位似乎不断下降。自我到最高统帅部任职之时起，我便开始着手在最前沿尽量以“机械”代替人的工作，也就是说，增加诸如机枪等兵器的数量，以增大火力，并将只装备步枪的步兵从最前沿调回。为消灭敌人并保存自己，我三令五申要求增加弹药数量。在这方面，敌人已经走到了我们的前面，为应付世界大战的技术装备会战，我们不得不奋起直追，以弥补过去的损失[当我到最高统帅部赴职时，德国军队的装备状况极差。迫击炮、机枪和弹药大量短缺。解决途径只有大量生产，后来也确有增加。但此前已损耗大量人力，这一巨大损失是无法挽回的。——作者注]。但是，最终还是要看掌握技术辅助器材的人。技术和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人和技术这两个因素构成了军队的实力。然而人总是处在第一位的。虽然是没有生命的装备将人运往前线，但装备却是由人来操纵的，并由人赋予它以消灭敌人的力量。
“技术对抗技术”，自古至今都是如此。在世界大战中，往往是有了某种进攻器材，就出现一种防御器材与之对抗。由于军舰有了装甲，人们便研制了能摧毁这种装甲的火炮。由于敌舰航速的提高和我舰航速的随之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命中精度的困难，人们设计了自动测量仪和瞄准具。在其他领域，因有坦克而有轻型火炮或大口径机枪；因有飞机而有高炮，以及精确的瞄准设备和作用距离很远的探照灯。可以说，技术辅助器材间的相互斗争，逐渐使攻防手段趋于平衡，或者促使人们另辟蹊径，巧妙与敌对抗，譬如设置各种障碍物和器材，阻滞摩托化纵队的行进。
这并不是说，一种新的技术器材的发明不能暂时对战争的结局产生巨大作用。但尽管如此，在一场欧洲战争中，士兵始终处在第一位。殖民战争会呈现另外一种景象，因为在这种战争中是装备精良的部队与手无寸铁的部族作战。总体政治的义务就是将有作战能力的人征召入伍，赴敌作战。同时，还要使部队装备保持最佳状态，平时就要装备各种用于战胜敌人、保存自己和保护人民的技术器材。战时制造和维修技术器材均需耗费时间。这是技术装备的弱点所在。为弥补这一弱点，平时就要为装备的制造和维修采取多种措施。但是这会给训练带来困难。习惯于完全依赖技术器材作战的士兵，在战争中是离不开军事装备的[一支数百万人大军所需要的装备数量是常人难以想象的。1914年，由于装备不足，德国陆军行政管理机构不得不使用1870年后生产的装备，以解燃眉之急。今天如果有人认为，世界大战后敌人剥夺了我们的武器是一件好事，以为我们现在的武器全部是新制的，那是欺人之谈。——作者注]。
现代战争所投入的作战物资，以及精良、速射的轻武器、机枪、迫击炮和各型火炮所使用的弹药数量之巨，令人生畏。这使在敌人射界内和前沿的部队，不得不以前所未有的疏开队形作战，并进而发展为各自为战。当我还是年轻军官时，在训练场上进行的还是以建制营实施最后决战的训统，这在当时就已经是不适宜的了。今天在陆战中，每个士兵都是各自为战，冒着枪林弹雨和生命危险去夺取胜利。在这个人胆寒的时刻里，他们必须战胜自我保全的念头，最后以手榴弹和刺刀与顽敌拼搏。这是总体战向每一个士兵提出的巨大要求。为能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引用《我的战争回忆》一书中一段关于德国士兵在堑壕战中，为民族生存独立艰苦作战的描述。这段描述也适于任何其他作战行动，因为来来战斗所使用的武器弹药都大体相仿：
“(1917年)10月22日，在佛兰德开始了第五次攻击行动。各种弹药以前所未闻的数量向躲在泥泞的弹坑中以苟活的人体倾泻。弹坑遍野的恐怖景象与凡尔登一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不是生活，这是无以言状的灾祸。密集的进攻者在一片泥泞中甸甸前进，速度虽慢，但不停顿。在前沿，在我们的密集火力下，敌人往往成群成群地倒下，而那些躲在弹坑里的单个士兵却能偷生。接着，进攻者蜂拥而上，步枪、机枪为泥泞所掩埋，人与人扭打成一团……”
总体战中，这种战斗的本质要求极大地增强士兵在独立行动中的精神力量。当我到统帅部任职后，我便令军队采用一种新式的疏开队形，并增加装备数量。这一措施在1917年就收到极佳效果，1918年当部队开始失去精神支柱时，便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起初，我们的士兵并不畏惧敌人的坦克，把它摧毁了。后来，由于革命的影响和负担过重，丧失了精神活力，情况就大非昔比了，敌人的坦克成了巨大威胁，要想取得原来的战果已是不可能的。
前面我所列举的都是步兵战斗的例子，因为它最能说明问题。其他兵种也是如此，当他们在战斗中履行其庄严义务时，在冒着生命危险消灭敌人时；或是在执行某项特殊任务时，在敌人火力下都需要独立行动和个人的精神力量。即使在敌火力下操持复杂的军用机械，也需要坚定的精神。譬如，在敌人毁灭性的火力下，镇定自如地排除机枪的装填故障；再譬如，当敌我舰队遭遇，军舰被敌破甲弹击中起火或敌人施放毒气时，射手仍需坚守岗位，沉着对敌。
总体战及其没有生命的技术辅助器材，向士兵提出前所未有的要求。这一点怎么强调都是不过分的。它不仅取决于训练的深化，而且尤其需要通过增强精神力量来加强军纪。关于这一点，在《我的战争回忆》一书中有一段我任团长时的记载：
“我认为，在依靠军纪加强的军队中，重要的是要训练士兵的独立作战能力和责任感。军纪不应扼杀个性，而应发展个性。军纪应当引导大家摈弃自我私念，整齐划一，向一个目标迈进。这个目标就是胜利。”
军纪要求对士兵进行上述这样的严格训练，使他们能在生命受到威胁的危急时刻，即在与其保全自我的斗争中更“机械”一些，这是战争对他们的作战能力提出的无情要求。惟有如此，他们才能将生命置之度外，奋勇杀敌。一个处在群体之中的士兵，是随集体一起行动的，他会感到他处在众目睽睽之下，感到集体的庇护，集体也给他以精神支持。他作为集体的一员，在集体所处的心理状态下行动。但当他孤独一人时，需要自己作出判断，自己定下决心，在空旷的战场上单独完成任务，此时情况就迥然不同了。他失去了依靠，他必须具备能克服偷生的精神力量。这个时候，军纪将给他以帮助。然而，军纪并不仅是“严肃紧张”和纯熟的作战技能——这两点，平时在胆小鬼和“不满分子”身上都能得到体现。为欺世惑众，他们常常会这样表现的——军纪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增强精神力量，培养在紧张战斗中承受巨大负担，坚忍不拔、果敢无畏的能力，这些都是随总体战的出现而提出的要求。它根植于种族和民族意识以及对民族和祖国的爱，根植于两者的紧密结合之中，并以民族精神的表现和为民族的永存奉献个人短暂生命的认识为基础。我们种族遗产的精神特性要求自觉性，即行动的自主性，德国的宗教意识赋予每一个人以维护民族生存的重大义务。对种族遗产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宗教生活和宗教意识的尊重，正是战斗向军人提出的要求，是使部队坚不可摧的真正的军纪的基础。是军纪而不是誓言将军队凝聚为一个整体。1918年11月9日和10日在德国国防军中发生的事件[指11月革命。由于德国军事上的失利，经济崩溃和生活必需品的严重短缺，人民对现政权极端不满。1918年1O月29日和11月3日，威廉港和基尔的水兵相继哗变，违抗德国军事当局在战争无望的情况下下达的出海作战命令。11月7日慕尼黑也爆发革命并蔓延到柏林，11月9日首相马克斯亲王被迫辞职，11月1O日威廉二世皇帝退位，逃往荷兰，11月9日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君主政体宣告结束。——译者注]，或许能消除人们对宣誓作用的信赖，打消人们对给国防军以一种全新的支柱的必要性的怀疑。德国的宗教意识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总体战所要求的民族团结和军纪都建筑在德国宗教意识之上。战争中，我曾写道：
“精神创造胜利。”
今天，我看到各国对军队及其训练和装备的关注，我应将上面这句话改为：
“坚强的精神创造胜利，同时还需要健壮的体魄。德国的宗教意识能造就坚强的精神，铸造健壮的体魄。”
军事教育必须具有种族特色，唤发民族精神，能继续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如果家庭和学校尽到了所应尽的义务，那么士兵的民族教育完全会自发地进行。这样，他们就懂得了种族遗产及其精神特性，懂得了不朽的民族精神，懂得了自己对个人、对民族所肩负的责任。这种教育在多数国家中尚未实行。许多国家只是对男青年进行一定的集体军事训练，它适于被基督教义肢解的民族，它可以使青年具备民族集体生活的情感，认识到对民族、对国家所负的义务。如果我们的青年人具有健壮的体魄，饱满的精神，能得到自由发展，扎根于民族和国家，并按德国宗教意识的要求，既了解民族的敌人，又知晓本种族的缺陷，那么他们入伍后在完成任务的能力上，大都比那些受过集体训练并被剥夺个性的年轻人胜过一筹，后者比前言具有更强的自主行动的能力。试图以牺牲年轻人的纯朴天性而进行的军事训练是不可取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让他们进行机械的学习，都将一事无成。只有精神力量才能使他们将来出人头地，作出异乎寻常的成绩。
今天当我想到，在旧军队中是如何忽视对年轻士兵进行强化民族感情的教育；当退伍士兵加入预备役和后备军后又是如何听任民族敌人的破坏而漠然处之，并以何等拙劣手段对士兵进行爱国教育时，我惊叹不已的是，在前所未闻的贫困、紧张、无止无休的战斗、生命和健康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他们竟能如此长时间地抵制了“不满分子”的诱惑。这是民族精神在士兵身上何等强烈的体现啊！我深信，在德国士兵乃至全体德国人中，唤起深沉的民族情感，使其奉献个人生命以捍卫不朽民族的生命，并非难事。每个国家在对青年进行军纪教育时，都要注意唤发本民族宗教生活中的民族精神，激扬人民，尤其是士兵——现役士兵和退役士兵的民族精神。
军队没有等级和服从，也就无军纪可言。这是常理，无需我强调。
在总体战中，军纪将受到最严峻的考验。军纪应按总体战的要求，在军队尤其是后备军中加以精心维护。使人感到不解的是，在战场上军官竟不了解维护军纪的意义，也未为此采取有力措施。停泊在国内海港而无所事事的舰队以及后备队，在分裂分子影响下，军纪日渐松弛。究其原因，这里既有缺乏对军纪意义的认识，也有“不满分子”的活动；而后备队教官的选择不慎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总体战中，不仅战斗部队，就是远离敌人的部队也要加强军纪，抵制“不满分子”的影响。战时，军纪比平时更为重要。在维护民族生存的斗争中，依据特殊法规对那些违反军纪者给以迅速、严厉、无情的制裁，是十分必要的[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要求，实则不然。世界大战中，军纪松弛，逃兵日增，而1918年的德国军事法庭却对此不闻不问。军事法庭对逃兵施以监禁，不处以死刑。而一年前，法国军事法庭就已宣布，为履行拯救民族的义务，对逃兵判处死刑。——作者注]。
军纪将整个军队凝聚为一体，惟有如此，军队才能发挥效力，同时才能保证军队有统一意志的行动。军纪将单个人组合为一个整体。我在上文所说的独立自主的行动，是在极度紧张的条件下进行的，尽管是一种特殊情况，但它赋予了今天的军纪以现代特性。当然，军纪不仅要求“无名小卒”遵守，他们的上级直至统帅麾下的著名将军们也应当遵守。虽然他们更需具备独立行动和迅速决断的能力，但必须在同样的军纪，同样的隶属关系中行动。隶属关系中的军纪与独立行动中的军纪之间的协调也必须由他们去处理。关于此点，下文再予论及。
和平时期，军队成员不断更新，退役一批，征召一批，而士官和军官却继续留在军队里，他们以军事为职业，维系着军队新旧人员的衔接。他们平时为部队教官，战时为部队指挥官。虽然，各国军队的士官和军官都有因休假而带来的离队和归队问题，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士官和军官的上述职责。军官和士官这一职务在常备军中异常重要，而培养军官和士官也成了有关部门的重要任务。军官和士官应当成为性格突出的表率，具备出众的武德，过着模范的生活。当第一枪打响之后，士兵的目光都集中到他们身上。下级对他们的信任程度，是检验他们是否正确理解士兵心理而给以正确指导，是否将下级疾苦置于个人利益之前，是否进行正常训练和公正严肃地执行军纪的试金石。而信任又是这些因素的重要基础。
除此之外，士官作为人和军人必须在各个方面诚实可靠，这是士官所应具备的突出特征。它可以赢得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下级的尊重。
军官的任务在一定程度上较士官为易，因为他们与士兵距离较远。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责任要比士官重大，这完全是由其地位决定的。他们要实施广泛的监督，贯彻士兵和部队训练教育的基本原则，加强部队的内部团结。这些职权随部队级别的提高而增大。在人民军队[德文为“Volksheer”。是指以普遍义务兵役制为基础，区别于职业军队的军队。最早出现于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期。法文为“leveeenmasse”，即全民征召。——译者注]和总体战的时代，军官只有明了民族团结和军纪的基础及其意义，扎根于民族之中并了解士兵和民族心理的本质，才能胜任其所肩负的任务。旧军官团缺少的正是这些，他们对民族生活茫然不知。这种不了解民族思想只知道国家和君主的状况，是由时代决定的。但世界大战的进程说明，军官在这些方面仍缺乏足够认识。对于军官来说，不存在一种由着军服而产生的特殊的等级荣誉。荣誉只有一种，那就是作为民族一分子的荣誉—一男人如此，女人也如此——就是在维护民族生存的斗争中作同胞的表率、教育者和领导者的荣誉。他们的义务就是自愿地、而不是为追逐“功名利禄”去完成这些令人自豪的任务，这样他们才无愧于军官的职称。
只有如此，他们才不仅能对士兵进行所谓强迫命令，而且能理解他们的心理，成为名符其实的领导者。否则，部队将无法坚持长期的总体战。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在和平时期就会损害军官团和军队的道德基础。
这里就军队士官和军官所讲的一切，同样适用于军队特殊兵种的士官和军官，如管理炮兵器材或其他技术器材的部队，或是舰队中管理舰上机械、保障其运行的士官和军官。它还适用于担负保障全体军人健康和伤病员康复这一重要职责的医务士官和军官，同时也适用干部队财政管理机构和指挥机构中负责行政管理的官员。战斗中，虽然通常没有军人接受他们的领导，但由于他们担负着补给和生活福利工作，责任重大，对部队战斗力的消长和军纪的执行有着直接的影响。
譬如，一个医务军官在医治伤员，在处理痊愈者重返前线，或新兵体格检查时，不认真负责，会招致什么结果呢？再譬如，一个行政官员，在部队补给工作上或采购货物时漫不经心，又会造成什么损失呢？军队不是机器，而是一个保持生命力和健康的有机组织，一旦有病，呈现衰老迹象，就会对民族的精神团结造成破坏性影响。
军队数量、训练和装备是一支军队的外表，只有精神的和道德的内涵才能赋予军队以力量，使其坚持旷日持久的总体战。
第五章军队的编成及其使用
军队的任务就是在战斗中战胜敌人。为此需进行任务区分，使其能在陆上、海洋和空中作战。军队由陆军、海军和空军编成。三个军种的价值因国家不同而异。英国将海、空军视为主要军种，陆军次之。而在德国，陆、空军在总体战中的作用却重于海军。在其他国家，各军种的作用也因其地理条件、海岸状况、世界贸易和战略可能性的不同而异。空军与陆、海军的比例究竟为多少，虽莫衷一是，但随着飞机的日臻完善，空军却能对付敌国经济和人民，影响战争的结局[对一国无设防城市的居民进行轰炸，是不符合国际法所规定的战争法规和战争惯例的。按国际法规定，只许对要塞的居民实施轰炸，但在生死存亡的斗争中，任何国家都不会放弃使用敌国所使用的作战手段。此外，以各种作战手段干扰敌国军事经济，是国际法所容许的行动。在这种干扰行动中，敌国居民受到伤害在所难免。在轰炸居民地或营房中的敌军时，敌国居民也不免遭受损失。——作者注]。
至于飞机在侦察方面的巨大作用，人们还尚未有足够认识。为进行作战，除有强大的陆军之外，还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和强大的空军。空军必须强大且胜过敌人的空军。但这种强大会受到国家技术和财政的局限。空军的使用取决于天气、云、雾等条件，而陆军除浓雾天气外，能在任何天气里开进和作战[海军舰队无法在雾中以及强大风暴中航行和作战。——作者注]。
内陆国家所进行的决战是在陆上进行的。在各国防军一决雌雄的作战中，空军除遂行侦察任务外，会直接参加作战，与陆军协同去夺取胜利，但其火力却不及陆军。为战胜敌人，必须具备火力，最强大的火力。任何一位统帅都不会认为，仅仅通过轰炸敌国居民—一无论其意义如何重大——就能夺得战争的胜利。况且，由于敌国防御能力的提高和天气条件，飞机能否飞抵目标，能否投弹，尚属疑问。作战是实实在在的事，并非理论。它要求首先战胜敌人的陆军，然后取胜的陆军才能与空军协同，深入敌国领土，绕到敌陆军背后作战。因此，对于内陆国家来说，军队的力量在于陆军。对这个问题，这里只是原则地谈一谈。
陆军的战略单位是步兵师，通常由三至四个小兵团、九个或更多的营编成，每营下辖三个步兵连。每营除装备弹仓式步枪外，还有轻机枪，此外还编有一个重机枪连。预计，各师除编三、四个步兵团和一个迫击炮连之外，还将增编若干机枪队。步兵所需的大量弹药和手榴弹，由步兵自己携带，其他弹药则由车辆运输[我在这里和下面所谈到的陆军及其下属部队的编制。只为说明本书之用。还有许多新编制尚在探索之中，比如炮兵的摩托化，步兵分队还要装备步兵随伴火炮和反坦克炮。——作者注]。
就炮兵而言，步兵师编有九个或更多的炮兵连。每连装备轻型加农炮和野战榴弹炮四门[加农炮的弹道平直。榴弹炮炮弹道弯曲。前者多从正面命中目标，后者多从上方命中目标。——作者注]，有的连还有随伴步兵进攻的小口径火炮和重型火炮，预计将装备100毫米加农炮，120或150毫米重型野战榴弹炮，以及高炮和反坦克炮。上述各种火炮的大量弹药，均由车辆运载。
此外，步兵师还编有少量骑兵，装备轻机枪和装甲战斗车辆[装甲车辆的设计五花八门，即使在一个国家中，其设计也不尽相同。——作者注]。有的师还编有一个野战航空支队、一个装备有电报、电话和无线电设备的通信营、一至二个工兵连及其他特种编队，再有就是纵队和辎重队，负责给养、弹药、燃料和润滑油的补给。此外还有面包队、卫生队、野战医院，等等。
上述这种师由常备军部队编成，或者由常备军和少量预备役部队混编而成。由于这种预备役师担负与常备军师相同的战斗任务，因此必须具有相同编制和装备，而不应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陆军那样对预备役师有丝毫轻视。
在某些国家的军队中，以军作为战略单位。这种军除编若干个师之外，还有直属的纵队和辎重队。特种通信队和航空支队通常隶属于军司令部。
为完成较小的战斗任务和执行保障任务，常将上年纪的人组成各种卫国旅和后备队。他们利用其现有装备可在任何方向上完成所受领的战斗任务。
这些部队的成员，自携数日的食品，其余食品和饲料由车辆运载，他们也装备能对伤员进行初步处理的医疗器械。我下面将要提到的部队，其编制情况与上述类似，只不过形式各异，这里不再重复。
作战部队除步兵外，还有骑兵师。骑兵师由数个骑兵团编成，骑兵团下辖若干骑兵营。在多数国家中，骑兵师已装备大量机枪和弹药，大部实现摩托化。实现摩托化的部分，装备轻型战斗车辆，以及大批用于运载人员、机枪和弹药的车辆。
在某些国家中还有重型战车队，装备造型和装甲各异的坦克。这种装甲车部队可借助其装甲车的履带、克服任何地形障碍，通过敌筑垒阵地。
至于摩托化在其他特种部队中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如能否利用摩托车或载重汽车运载更多的步兵部队，尚属疑问。其实现摩托化的最大障碍是必须携带高级指挥官和其他官长的马匹。
此外，陆军还有重型和最重型牵引炮兵和摩托化炮兵，不仅有师属加农炮连和榴弹炮连，还有独立的野战炮兵部队。甚至还有人想将最重型火炮放在铁轨上使用。除此之外，还有探照灯队、喷火器队、工兵队、攻城队、通信队和毒气战部队，等等。
上文提及的部队可以组编成集团军，若干集团军又可编成集团军群。集团军和集团军群司令部通常配属特种侦察、通信部队，以及防空火炮。
为保障战局、会战和长途行军的进行，集团军司令部编有强大的兵站部队和铁路部队，用以运输、物资和人员的补充、伤病员的护理，以保持陆军与后方的联系。如果战局是在敌国进行，还要从国内前调特种部队，以保障敌国铁路的运行。
空军装备有重型和最重型飞机，用于投掷炸弹和遂行特殊任务，如将武装人员运至敌后方。轻型飞机则用于作战和观察。所有飞机，包括用于观察的飞机，都根据其大小，装备可在空中和对地面实施火力战斗的武器，包括弹仓式步枪、轻机枪、直至小口径火炮。由于装备了火箭、炸弹和化学战剂，使空军的战斗力大为提高。飞机装有降落伞，用以拯救受损飞机的飞行员，在飞机易受袭击的部位装有装甲。飞机还可以投掷宣传材料。
空军由数架飞机编成支队，数个支队编成中队，数个中队又可编成更大的单位。飞机均备有指定的飞机场，飞机库和供油设施部分建在地下。飞机需要防空和摩托化的辎重，需要在部队驻地附近建造空军基地，飞机高速运转的发动机需消耗大量燃料。
海军装备排水量约为三万五千吨的战列舰、一万吨的装甲巡洋舰和约六千吨的轻型巡洋舰、辅助巡洋舰(即过去的商船)、驱逐舰、鱼雷艇、潜艇、炮艇、布雷舰、扫雷舰、航空母舰等。所有舰只均有能保证在水上长期遂行任务的装备。此外，虽然医疗船、油船和其他特种补给船只可由港口向海上舰只转运补给品，但各种军舰仍有指定的港口，以进行船员的补给，燃料及其他物资的补充。
军舰根据其体积大小，装备重型和最重型大口径和小口径速射火炮和高炮。火炮通常装在军舰两侧，利于集中射击，部分火炮安装在船头和船尾。大部分军舰还有特殊的鱼雷发射装置。
除了巡洋舰和潜艇可单独出海，完成巡洋作战和水下作战任务外，海军军舰通常编成大队、分舰队，再大为舰队，由战列舰、重型和轻型巡洋舰、驱逐舰、鱼雷艇和潜艇编成。
如同陆军辖有航空部队一样，海军也辖有航空部队。航空部队的飞机或由航空母舰运载，或停在陆上机场。
全部战斗部队，即陆空海战斗部队均装备防毒面具。
军队各组成部分即陆空海军，在国内均有后备部队和其他设施，可以不断从国内获取新锐力量。
此外，在国内还有防空部队、探照灯部队和空中障碍，以保护某些设施和居民。
最后，军队还拥有庞大的无线电台，进行情报传递和宣传。
军队是个庞大的组织。军队的各个部分并不都直接参加作战，但须合力击溃敌人的抵抗，决战时刻尤其如此。
决战能够决定战争胜负，会战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作战行动。会战必须投入战斗部队。假若敌人不具备与我相同的火器，不能从远距离发射毁灭性炮弹，那么己方部队在火力战斗中的运用本非难事。因此，不但要消灭敌人，而且要保存自己。
武器的作用在不断提高。起初，在发明火药之后，发射的是实体弹，后来逐渐有了榴弹，即在弹体内填满火药，装上引信，当榴弹撞击地面、墙壁或船体时，使发生爆炸，将弹体炸成碎片，起到毁伤附近人员和物体的作用。有些榴弹还可击穿遮蔽物和装甲。后来，又制造了火炮使用的炮弹，它的引信可以使炮弹在弹道的一定位置上爆炸。炮弹在爆炸时，可将弹体内的铅填充物炸碎，从上方掷向目标。今天，炮弹已极为完善。有一种榴弹可击穿极厚装甲，以击入目标后爆炸，借助弹体碎片或榴弹排出的充填气体的作用击毁目标。还有一种榴弹只要轻轻触及地面，便会炸成无数、密集的碎片，紧贴着地面向四处飞散。经改进后的炮弹(榴霰弹)，可在空中爆炸。
机枪和步枪是单发子弹发生作用。
手榴弹、迫击炮弹、布设在海中的水雷以及鱼雷的作用与榴弹类似。飞机投掷的炸弹的弹片和施放的毒气，可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并同时引起大火。有一些炸弹专以引火为目的。
火焰喷射器通过火和烟发挥作用。毒气可使粘膜和肺中毒。
有一部分武器的作用之大是人们难以想象的。
公元前后，人与人还以短剑搏斗。为了造成对敌人的优势，当时也有了一些弓、箭或长矛、投石器。投石器可在攻击要塞时在远距离使用。到中世纪，发明火药和发射武器之后，敌对双方分开，保持一百米以内的距离，成密集的线式队形，相互射击。随着火炮、步枪及其弹药的改进，敌对双方的距离更大一些。到十八世纪末，逐渐开始有了步兵部队，他们可以利用地形作掩护。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出现了有膛线的武器。由于火药和炮弹、子弹的改进，发射距离不断增大，几十年后终于达到了今天的距离和效力。这一变化加大了战斗地带的纵深和正面宽度，使战斗队形更加疏开。海军大口径火炮可发射二十至三十公里，陆军除特种火炮外，其射程则不及海军。陆军师重型火炮的发射距离为十多公里，轻型火炮则低于十公里。步枪和机枪的最大发射距离为二千米，迫击炮还不及一百米，鱼雷现在可发射十多公里，炸弹自然可以从任何高度投掷[以上情况仅就一般而言。需要补充的是，手榴弹仅能投掷数步之远，火焰喷射器的作用距离也不甚远。毒气在顺风时作用距离可达数公里。——作者注]。
事情很清楚，发挥武器、火药、炮弹技术(不包括飞机投掷的炸弹)的最大作用，不在于其最大射程，而在于近距离内的命中精度，距目标越近，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在海上和空中，由于没有遮蔽物，敌对双方可以利用最大距离射击，只有云、雾和特殊天气会造成一定影响，地面曲率会对海上射击造成影响。在陆上，情况迥然不同。陆上的遮蔽物和建筑物虽可为敌人提供方便的隐蔽条件，但却妨碍其视野，使其兵器的射程无法充分发挥。然而借助于望远镜、气球和飞机等观察手段，又可扩展视野。但无论是在陆上，还是在空中、海上，战斗总是从远距离开始的——陆上作战区域纵深可达数公里——尔后逐渐向敌人接近，以发挥武器的最大效能，使全部武器投入战斗。
在这数公里作战区域内，战斗队形疏开，步兵和轻机枪手均独立行动，各自为战。在敌人猛烈炮火下，步兵仍需以在公路上的行进速度——十二分钟前进一公里——接近敌人。这只有在敌人火力逐渐被压制后才能作到，而敌人则要进行抵抗，因此陆上战斗需要时间，通常要延续数天。快速装甲车辆的使用也无助于战斗时间的缩减。空战中，飞机时速达数百公里；在海上，军舰时速约为二十海里[一海里相当于一千八百五十二米。——作者注]，即每小时三十七公里。两者都力争在战斗中发挥其最大速度。陆上战斗与空中、海上完全不同。然而，争取构成对敌火力优势，却是其共同特征。
为取得火力优势，必须发挥全部火器的作用。为此，陆军作战部队通常以宽大正面投入战斗，海军则以绵亘的线式队形作战。由于当今的陆军异常庞大，战线之宽度已大大超过以往的战争，这从世界大战中看得很明显。但是，战线的宽度也不是无限的。譬如，步兵师的步兵需要师属炮兵的支援；海、空军必须集中多艘军舰或多架飞机的火力于同一目标，这都对战线的宽度提出一定限度。只有集中大至火炮小至步枪的各种武器的火力，方能在关键地段取得火力优势。这种火力的集中——特别是在陆上——只有将重型火炮乃至步枪等各种武器配置在能发挥各自最佳射程的位置上，才能取得。这样，作战双方均处在对方最佳射程之内。在这种正面对抗中，火力优势是难以取得的。
众所周知，当火力能从多面向敌人发射，即以包围方式向敌人进攻、而敌人只能向一面转移时，才能发挥集中火力的最大效能。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不仅会受到正面，而且会受到侧翼、甚至背后和空中的攻击——空战中，飞机也会受到地面的攻击。
在战争中，无论是小规模还是大规模决战，都要运用巧妙的战术和战略，使敌人犯错误，我则利用之。坦嫩贝格会战就是这样一个例证，同时它还说明，实施这种进攻可以收到保存自己的效果[关于这一观点，我在《坦嫩贝格》、《受世界大战审判的“低贱的战史”》、《战争中的违命》等书籍中从不同角度作过阐述。——作者注]。此役，敌人死亡、被俘十二万人，得以逃脱的伤员尚未计算在内，而已方仅死伤一万二千人。所谓歼灭战有双重含义，它要求给敌人以决定性打击，同时己方只受微弱损失。攻击敌人侧翼面不攻击其正面的思想是一种误解。敌人不是僵死不动的，他会不断转动正面以迎敌，也就是说，它会将未受攻击的正面转向进攻的敌人，其结果仍是正面较量。对于这一点，东线第9集团军在1914年11月初对由华沙向波森开进的敌军北翼实施的进攻中深有体会。该集团军想取得超越坦嫩贝格会战的战果，将包围圈设得过大，而未给俄军正面以应有的打击。结果，敌人将正面转向第9集团军，气势汹汹开来，给集团军以巨大压力。敌人还对集团军外翼实施攻击，至使态势进一步恶化。这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实施包围部队的深远后方需部署一支强大的、成梯次配置的部队。在军队如此庞大的今天，包围者极易为被包围者所包围。这一点我们不仅于1914年在东线，而且1914年9月初在巴黎都亲身经历过。冯·施利芬将军曾提醒，要保持包围部队侧翼的强大，但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当然首先须有部队可供使用。
大范围的战略包围最终也要在某一地点实施战术性包围，将敌人一翼击退，不断投入其他兵力，断敌退路。当敌人战线出现缺口时，情况与此类似，进攻者可通过缺口突入敌军内部。在坦嫩贝格我就是这样作的。在这种情况下，首先以火力对敌人内翼实施纯战术性的包围，割断敌军各翼之间的联系，不断扩展缺口，并通过缺口不断扩大包围圈。
陆战中，如果其他行动无法实施，最终也可投入大量炮兵和装甲车辆以及空军，对敌实施正面突击，将敌击退，尔后将其击溃于某一地点。在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在西线以及俄军在东线的强大突破进攻均告失利，德军于1918年夏所发动的进攻也仅使敌军防线大大后撤，并未能将其割裂。在实施1918年3月21日进攻时，如果我事先知道位于第18集团军右翼当面的敌军是敌人的薄弱部位，或者集团军利用了敌人的这一薄弱部位，进攻也许会达成突破。正面进攻始终避免不了己方的巨大损失。
敌对双方都以强大火力作战，尽量利用对方弱点，因此均在实施包围部队的后方部署梯次配置的部队，在战线后方保留预备队，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危险。但双方究竟谁能实施进攻，迫使另一方转入防御，取决于谁能在关键地点取得火力优势。如果一方从决战一开始便放弃进攻，那将另当别论。
并不是说，发扬最大火力就能将敌人歼灭。火力要在进攻中直至对敌人阵地的冲击中得以发扬。在凡尔登、索姆河畔和佛兰德的作战中，炮火尤如雨注，然而人却仍能在弹坑中生存。企图仅仅通过火力就能将顽强敌人的抵抗粉碎，是一种错误想法。或许能在此处或彼处取胜，但最后的胜负还要取决于人与人、坦克与人或坦克与坦克的战斗。在空旷的战场上，进攻的步兵须从远方向敌人接近。为此，需要己方炮兵提供不间断的强大炮火支援，以压制敌炮兵火力，尔后逐渐向敌步兵转移火力。己方步兵在前进中还需要轻型随伴火炮的直接火力支援。最后，步兵在重机枪火力掩护下——还不时得到迫击炮的火力支援——依靠步枪和轻机枪的强大火力接近敌人，最后以肉搏战迫敌屈服。坦克的速度快于步兵，但只是在实施突破时才使用。最后制服敌人的仍是步兵或坦克上的人员。无论武器的作用如何巨大，人还是决定战斗胜负的主要因素，这不仅在陆上如此，就是在条件特殊的空中、海上和水下也依然如此。空、海军在进攻中，也是依靠各种武器的火力，不断接近敌人，在最近距离上将敌人制服。
总体战要求进行决战，因而要求指挥者在关键地点实施进攻。我之所以说在关键地点实施进攻，是因为在多面进攻以及在绵亘的战线上。不可能处处都实施进攻，敌人会设法阻止。领导的艺术在于，在陆上、空中或海上，利用已方兵力武器的优势，构成主要突击方向，对薄弱部位的敌人实施进攻，一举将敌击溃。其中，突然性具有巨大意义。
摩托化部队的快速机动性，以及空军所具备的将作战部队集中到任何作战地点的能力，有助于突然性的达成。然而，敌人的空中侦察又会给突然性的达成造成一定困难，但不会将全部可能性排除。在陆上，可以利用步兵师在正面和侧翼攻击敌人，利用摩托化部队攻击敌人背后，并从空中对地面实施扫射和轰炸。空战中，情况与此类似，即在敌机上方作超越飞行，逐渐对敌实施包围；海战亦然。如果空战取胜，取得了空中优势，那么陆战和海战的胜利就容易取得。这又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敌对双方中，丧失侦察能力的一方，极易被能从空中对地面和海上实施有效攻击的一方所压倒。
面对不断提高的火力，人们不断加强探索避免火力杀伤的途径。这使得战场变得渺无人迹。军舰装备了装甲，出现了战斗车辆和钢盔，这些都成了各国军队的共同财富。与此类似的还有象坦克和军舰施放的人造烟雾，用以欺骗敌人，迷盲敌人的视线，或是阻碍敌人的行动。至于消除发动机噪声特别是消除飞机和潜艇发动机噪声的愿望，至今尚未实现。为躲避敌火力杀伤，人们在地面挖掘壕沟以及利用地面的遮蔽物进行荫蔽。自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在战争中利用野战工事的意义得到人们的肯定。世界大战中，野战工事进一步得到重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阵地战乃是战争的一种蜕化，因为当时各交战大国还不善于利用运动战去夺取胜利。即便是采用了运动战，阵地战也可能是经常运用的作战样式。但无论是阵地战还是运动战，进攻还是防御，都不可不挖掘战壕。战壕是躲避敌人火力杀伤和保障己方火力得以发扬的最可靠的手段。至于能否建造抵挡曲射火炮和飞机火力的遮蔽物，取决于对战斗间隙的掌握。如能掌握住这个时机，可在阵地前方设置障碍，避免战场中的士兵遭敌突然袭击。战斗车辆可以跨越障碍物和战壕[在世界大战中，坦克之所以能跨越阵地，是由于它的异常强大，也由于当时还没有象今天这样精良的反坦克武器。——作者注]。但如果战壕垂直陡峭、坚固宽大，战斗车辆便无法通过，而这一点在远离前线的阵地上难以作到。
过去，克劳塞维茨等人——或许今天也有些理论家——在进攻和防御谁是战争的最强有力的形式，先让敌人进攻，待其进攻受挫后再发动反突击，是不是最高超的作战艺术等问题上争论不休，这简直是多余之举，是危险的装腔作势，它妨碍了人们对总体战严肃性和单纯性的正确认识。在具有可靠遮蔽物和良好射界的条件下，消灭由地面接近之敌，比起消灭荫蔽在遮蔽物内的敌人要容易得多，其道理之简单，答案之肯定，尤如1乘1等于1。就此点而言，在运用大规模军队的战斗中，防御“强”于进攻。作战双方的弱者，或是处于战场某一局部的弱者，常选择防御战，目的在于争取时间，牵制敌人，使己方远程武器和摩托化部队在广阔战线上投入战斗。武器的远大射程迫使进攻者在远离敌人的地点，提前展开成战斗队形，这势必使进攻者浪费大量时间，同时进攻者通常难以摸清防御者的企图。进攻者从不感到自己的兵力过多，而防御者考虑的却是如何以最少兵力御敌。这也是防御的一个强点。但无论怎么说，能够决定会战胜负的作战样式始终是进攻。如果防御者有可乘之机，也会发动进攻。进攻蕴藏着一种居优势地位的自豪感和无法估量的力量，它能使施以正确指挥的进攻发挥巨大威力，可以战胜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
我已说过，总体战向我们提出举不胜举的任务，在此情况下，不可能在整个战线或同时在各条战线上发动进攻。因此不得不在某些地段实施防御和加固阵地。平时，就要根据未来战争态势，在边境构筑工事或要塞，以牵制敌人部分进攻兵力，或迫使敌人采取于敌不利、使我有隙可乘的作战行动。当然，今天要塞的作用已不如以往。
对于法国从凡尔登到贝尔福的筑城体系，德国军队无力克服，因此才被迫实施借道比利时的作战行动。然而比利时的那幕尔、安特卫普和里尔均牵制了德国兵力。德国的梅斯要塞和摩泽尔河防线迫使法国在进攻中分散了兵力，如果德军指挥能高瞻远瞩，足以全歼突入洛林的法军部队。在东线，由托伦至马林堡，德军构筑了维斯瓦河防线。只因俄军在远离该防线的东部地区便被击溃，因此孩防线的价值在战争进程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今天，法国在法德边界上构筑了封锁线，这使人们回忆起世界大战前进攻者采取的构筑阵地体系的作法。然而，法军当局并不想防守这一阵地体系，而是想越过它实施进攻，因此它作为被击溃的法军收容阵地或许更有价值。陆上防御工事是陆军作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手段，对于海战亦然。筑有工事的军港、基地和江河入海口，给本国舰队的出海和停泊以可靠的后盾，使重要沿海地区免遭敌舰炮击，阻止敌人在重要地段实施大规模登陆。构筑有工事的港口也会使商船和保持外贸畅通受到裨益。
在形形色色的作战样式中，工事和依托阵地的防御肩负着重大使命。它使己方在其他地段实施的决战易于取胜。但防御者只有从防御转入进攻，才能夺得决战的胜利。进攻始终是决定性的作战样式。
在大规模陆战中，陆军通常得到空军的支援，但海军舰队却很少能从海上给陆战以直接支援。
在大规模海战中，通常得到空军的支援，有时岸防工事内的部队也参加作战或掩护舰队出海。
在空战中，双方航空队有时得到陆军或海军高炮部队的支援。
三军作战的最终目的是：消灭敌人。
为进行会战，在陆上、海上和空中，三军部队都要分别进行长途行军、远距离航行或飞行，预先派出疏开配置的保障部队。为发挥各兵种的武器效力，力争决胜，部队需进行兵力兵器区分，这种区分必须有利于发挥部队的威力。
由于空军的改进和加强，以及它的快速性和应用于侦察；由于陆上有快速的摩托化部队；海上有快速侦察舰；以及其他侦察、间谍勤务，为侦察敌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它使部队的指挥化难为易。可是敌人也具备相同的手段，可以了解己方灭敌的措施，所以从另一方面说，也增加了指挥的困难。因此，作战行动必须更加迅猛有力，一举击溃陆上、海上和空中之敌，使其来不及采取反措施。部队以急行军接近敌人并展开火力战斗，是极端必要的。火力战斗一经开始，战事就不会象开始前那样“仓促”了结。军舰和飞机可以通过提高其速度，加快火力战斗的进程，这是由它的本性所决定的，并非“仓促”行事。
在陆战中，行军纵队长达二十公里以上，行军速度每小时四至五公里，每天前进二十五至三十公里。摩托化部队的时速虽大有提高，但无助于提高整个部队的行军速度。双方就是以这种缓慢的速度，不间断地在数百公里宽的战线上[1914年，德国军队在从亚琛北部至施特拉斯堡的三百多公里宽的正面上向前开进。另一次，在从布鲁塞尔至梅斯的正面上开进，宽度与此差不多。——作者注]相向运动着。如果不是一方进攻，另一方防御，就将是一场大规模遭遇战。如果准备实施决战，就要将担负决战任务的部队编成正面窄、纵深长、间隔小的行军纵队，或者作梯次配置，将主力放在决定性方向上；若不寻求决战，各行军纵队的间距就可大些，纵深小些。行军无论采取哪种形式，都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目的是决战，消灭敌人，夺取战争的胜利。对敌人的行军纵队，可实施空中突击，袭扰其行军。一个坚定果敢的防御者总是会选择进攻者的薄弱部位，以优势火力，在进攻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部队在陆上的行功十分缓慢。但由于飞机和军舰的高速度，使空中和海上的作战行动异常迅速。这两种武器平时为节省燃料通常不以全速飞行或航行。只在作战时才发挥其最高速度。尽管如此，飞机的最低时速也达一百二十五公里，军舰最低时速为二十至二十五公里。空、海军虽有上述的特殊性，但均需经过远距离机动和战前展开，并与陆军遵循同一原则：集中优势火力于战场的关键地段。当然，海战和空战中只有进攻，没有“防御”这一概念，而且由于双方的高速度，战斗进程远远快于陆战。至于海军能在远距离上进行迟滞作战，也并不与此相矛盾。
通信器材的改善为大部队的领导、作战及其统一指挥提供了便利条件，借助通信器材可以沟通军队内的通信联络，可以下达命令。陆战、空战和海战中可使用无线电报和飞机；陆战中可使用电报、电话、汽车；海军可使用信号，等等等等。但无线电报无法排除上级指令被敌人窃取的可能。因此使用密码已是当务之急[世界大战中，破译密码已成为一门专门科学。——作者注]。
无论陆上还是海上和空中，只要进攻取得胜利，应立即实施追击，使敌人的失败变成溃逃，这是一条必须反复要讲的真理。“追击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口气”的指令，尽管是正确的，但通常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事实是，迄今在陆上，战败者往往比战胜者跑得快。战败者可以少量器材阻滞追击者，为其主力撤退赢得时间。今天的条件比任何时候都有利于追击者，飞机可从空中突击战败者，摩托化部队和装甲部队可超越敌人，从翼侧或正面攻击敌人。当然，敌人也可设置障碍，投入人员人力物力，使用摩托化部队，在国内开展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最后使战胜者无法尽收胜利之果。正因为如此。为通过追击而取得全胜，应投入更大的力量。最后胜利即在眼前。就海上和空中而言，要发挥军舰和飞机的最大速度，促成决胜的取得，将敌人全歼。
关于战斗和战斗中兵力的运用，我就讲这些。至于登陆等特殊作战行动，我不准备探讨。但我还想谈一谈空、海军在作战行动中的运用，因为它们的行动是由总体战的本质决定的，是总体战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空、海军的作战行动绝不能造成兵力分散，影响整个作战行动。全部作战行动都要为总体战这一中心服务，除非一个民族在战争初期就已经处于分裂状态，或是一个被围要塞由于受饥饿所迫投降敌人，然而这些情况是极为罕见的！
空军的特种作战行动应针对敌人后方，如攻击其前送道路、铁路，以及其他与作战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重要设施和在这些设施中劳动的工人，还有居民区。
破坏敌国军事经济是战争的一个发展阶段的行动，但不能因此而妨碍空军夺取制空权或与陆、海军的密切协同。空军的任务应由最高军事当局决定。对于空中、陆上或海上的决战，军事当局不应有任何踌躇，应投入最强大的空军兵力。当敌国有较强的防空力量时，袭击敌国居民的企图就不会轻易实现，而且敌国人民出于求生的愿望，也会全力参加防空。如果取得了空中优势，并将敌军击溃，那么空军就可在敌国领土上空横行无忌。
正因为空军的特殊任务是袭击敌国领土上的设施和居民，因此保护已方领土和居民免遭敌机空袭，就成了军队的一项义务，当然必须局限在极为重要的目标上，如卸载车站、大型工业中心、重要军工厂、大型仓库以及大城市，还要为这些目标装备防空器材，设立通信勤务。处处设防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也不是每一枚炸弹部能命中其所选定的目标或其他任何目标。防毒面具总是有用的。
海军也担负特殊任务。它负责切断敌国人民和军队的物资供给。通过海上决战可以掌握制海权，但这对于完成上述任务还是不够的。切断物资供给的有效办法是封锁，以及运用巡洋舰、辅助巡洋舰——过去使用的商船或客轮——和潜艇，进行巡洋舰贸易战。
封锁曾使我国人民遭受饥饿之苦，削弱了民族的抵抗能力。我们的潜艇对敌国人民虽未达到同一目的，但也大大阻止了在法国的敌军作战物资的供给，以及英国本土的供给。它对协约国的作战尤其是对英国产生巨大影响，成了它们的重大负担。关于取消全面潜艇战的努力，即禁止在某一封锁区内击沉任何国籍的商船，包括悬挂中立国家旗帜的商船，如同禁止轰炸交战国居民一样，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在总体战的要求和人民奋力自卫面前，废止无限制潜艇战这一空洞无物、毫无实际价值的愿望，成了不屑一顾之事。自有潜艇和飞机以来，封锁方式为之一变。潜艇和飞机能够阻止任何舰只接近本国港口。过去，一国舰只可在另一国港口附近布设障碍物和水雷，对该国港口实施封锁。而今由于有了潜艇和飞机，故技无法重演。譬如，在世界大战中英国是这样对德国实施封锁的；除在德国领海布设水雷外，还控制了通向荷兰的运输线，同时封锁苏格兰北部通向挪威的海域。但果敢的舰长们仍突破了这一封锁线。
水下巡洋舰战和水上巡洋舰战的目的，就是击沉商船。水下巡洋舰战是袭击中立国船只，水上贸易巡洋舰战只袭击敌国船只，以及向敌国输送禁品并被视为其盟友的中立国船只。对付潜艇可使用快艇、携载水上炸弹的飞机、水雷和障碍物；对付巡洋舰可使用巡洋舰和飞机。
封锁和巡作舰战是旧时的作战手段。然而各国人口的增长，军队对军事工业的依赖，以及军工对原料的依赖，使如今封锁的作用比过去更为巨大。缺少给养和作战器材，军队就丧失了战斗力，饥饿会涣散民族团结。
在阐述了军队与军队的作战之后，还要提一提战斗中的人民。在战斗中，人民也通常遭到不幸，被对方视为作战行动的目标。某国一旦沦为战场，该国人民就会倍受苦难；不仅如此，敌人还以各种宣传大力瓦解人民的精神团结。
还有一种特殊的作战样式需要提及，即“人民战争”。它是于1870－1871年以法国游击队作战的形式出现的。这种游击队由若干爱国者集合而成，没有军事指挥，着便服，无标志，因此也不受国际法的保护。在比利时，我们也曾见过类似的组织，叫国民近卫军，类似于我们的后备军。他们也没有军队标志和军事指挥。由一些比利时人资助。但比利时的人民战争与法国的游击队战争具有相同的特性。他们主要出没于我军的开进地域，而不在我后方行动。尽管人民战争也符合陆战法规和惯例，但正如世界大战所表现的那样，这些法规和惯例并没有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强权政治在这里起着决定性作用，强权政治就是“法规和惯例”。但是，如果人民战争是在战胜军背后，由一支经军事训练、佩戴军队标志、有军事指挥的队伍进行的，那么这种人民战争就是符合国际法和惯例的人民战争。民族的痛苦需要这样的人民战争。但只有当人民具有牢固的精神团结和强烈的争取民族生存的愿望时，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成为可能。在世界大战中，俄国似乎预计到德国会进行一场这样的人民战争，因此将其占领的东普鲁士领土上适于服兵役的男性德国人迁至他处。正因为如此，1914年秋我在波森城堡时，便决定将适于服兵役的年轻人和男人从当时受到俄国威胁的领土上撤出。这是由于取胜的敌人如不按国际法行事，那么人民战争所涉足地区的全体人民都将遭受最深重的苦难。
军队的种类名目繁多，其组织形式和使用方式也五花八门。两军决战，惊天动地，长途跋涉，疲劳至极，各项工作，纷繁杂乱，人民也要尽水深火热之苦。也许就在明天，军队便会奉命赴敌，人员会应召献力。军队和人民必须时刻作好准备，为民族生存贡献其全部力量。
第六章总体战的实施
以为战争必须从宣战开始，是一种错误观点。日本1894年对中国的战争和1904年对俄国的战争，是以突袭中国或俄国的运输舰或战舰开始的。英国对布尔共和国的战争[即英布战争，也称布尔战争或南非战争。布尔人是荷兰在南非移民的后裔，19世纪在南非建立奴役黑人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英国为夺取该地重要矿藏，意图吞并这两个国家，于1899年发动战争，布尔人战败，1902年媾和，两个国家被英吞并，1910年并入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译者注]，是以一支游击队入侵布尔人居住区为发端。1914年8月，德国首相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向俄、法宣战，这是一次多灾多难的宣战，对此人们还记忆犹新。宣战书中的某些词句被敌人用来当作宣传工具，激励了敌国人民的精神，却削弱了我国人民的精神力量。人民不理解进攻战，但却懂得为其生存而战。他们容易从宣战书中发现进攻别国的意图。他们没有感觉到别国的威胁，民族精神也无从受到激励。因此，“战争威胁”这个词比起动员令来更能激发民族精神。世界大战中，德军在西线实施了进攻，德国人民便认为是我们发动的进攻战即侵略战争，于是人民为民族生存而战的意志受到极大削弱。我们被迫实施的防御战必须以进攻方式来进行，如果我们不想被人制于死地的话。而人民对这一道理缺乏理解，加之我们在此方面缺少军事教育。总体政治的最重要任务是——军队统帅亦然——不要象1914年那样，发表什么宣战书或漏洞百出的人民宣言，它曾使德国的作战和人民在战争初期遭受了难以言状的损失。只有人民深信，战争是为民族生存而进行的，人民乃至每一个成员才会不遗余力效忠于战争，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一国作出作战决定之后，使开始在军队、经济、人员方面为作战作准备。这种准备即动员，需按审慎周密、准确细致的规定和计划实施。这种计划和规定应在平时准备就绪，年年加以修订。我在《我的军事生涯》一书中论及了军事动员及其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召回休假人员募集马匹；使常备军队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改平时编制为战时编制；向要塞发出警报；设立行政机构；进行后备人员的征召和训练。这些都是我处在当时地位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作者任西线第2集团军司令部军需长(相当于副参谋长，负责后勤事务)，1914年8月任东线第8集团军参谋长，1916年8月任德国最高统帅部第一总军需长(相当于副总参谋长，负责作战)。——译者注]所处理的事情。然而今天，准备工作不仅限于军队的各个方面——如我在第五章中所阐述的——而且涉及财政、经济领域，乃至人民的生活和供给，还要为维护民族的精神团结制定方针政策。关于最后一点，我已在第二章中作过探讨。一切工作都为了一个目的，即调动每一个德国人——不管在前线的还是在后方的，不管是军人还是百姓——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效力于战争。如有可能，应在战争开始之时让人民有一个表达其维护民族生存意志的机会，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向“不满分子”显示，人民不会给他们以活动机会和余地，也可使军队统帅觉察有无破坏分子趁动员之机混入军中。衡量人民是否效忠的一个可靠标准，就是看适龄者中实际有多少应征入伍了。当然，也应考虑到“不满分子”会有意混入军中。但事实上，他们乐于在后方活动，而不愿上前线。我记得，1914年敌人曾期望社会民主党对我们的作战进行破坏，孰知事情并未如愿，敌人大失所望。1915年他们又欣然宣布，他们现在又“可以依靠德国工人的力量”了。
在作出进行战争决定后数小时，庞大的空军部队、骑兵师、摩托化部队、陆军各兵种、海军轻型舰只，以及用于贸易战的舰船，均应作好全部战斗准备。军队的其他部队也应迅速完成动员。剩余的陆、空军部队和海军舰队，应于动员后的第二天原地作好战斗准备；一切平时编组的和补充常备军的队伍，应在动员后第三至五天作好战斗准备。此后数日，预备役部队、卫国军、后备队、攻城部队、兵站应作好战斗准备。与此同时，应为后备队选派干部[我列举的这些数字均指过去，和平时期骨干力量越强大，动员也就会进行得越迅速。法国的常备军就计划在很短的时间内作好战斗准备。——作者注]。
为配合空军的快速动员，防空部队须在决定作战后数小时即宣布动员后，作好战斗准备，空中通信勤务与此同时投入工作。为防敌边境部队入侵，要作好边境防御准备。为防止敌舰接近我海岸，须作好海岸和军港的防护工作，在港口和航道上设置战时标记。
对于某些国家来说，如意大利和法国，由于有高山峻岭分布于边境线上，进行边境防御并非难事，更何况法国在其边境上还筑有拦阻工事。处境最难的是处在敌国包围之中的国家，它四面受敌，又无险要地形，无法避免在正式作战开始前就遭敌入侵。这是这种国家无法解决的难题。如四处御敌，必将分散兵力，极易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譬如，1914年德国最高统帅部就无力保卫东普鲁士省的东南部分。在动员的最初几天，敌人没有入侵这里，并不是因为我们采取了什么防御措施，而纯属敌人的疏忽。英国海军未出航北海，封锁那里的德国港口，也同样是由于英国的大意。
战争准备的最重要一项内容是战略展开的准备，即作好战斗准备的军队如何对敌使用的问题。如果象1914年法国、比利时和英国那样，是一面作战，那么战略展开即军队力量区分的决心很容易下定。正因为如此，法、比、英等国能够集中其全部兵力对付德国，企图给德国军队以毁灭性打击。至于英、法海军为什么不合力击溃德国舰队，我个人以为这是敌国作战指挥上的一个难以理解的错误。
俄国也是将其全部军队集中于它的西线，企图将敌军一举歼灭。但是难以理解的是，它为什么重点对付奥匈帝国，而不象其盟友一样集中全力对付德国这个最危险的敌人，为什么不动用其西部海军与陆军协同作战。
与上述国家相比，德国、奥匈帝国所处的地位要困难得多。德国最高统帅部为解决这一艰巨任务，在东线只留置少量兵力对付俄国，以其主力对付西线的比利时和法国，当然也势必会与英军接触。如同对英国海军的举动一样，我对于德国海军为什么不与陆军协同夺取西线的决胜，同样无法理解。估计，可能是缺少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指挥机构。关于这一点，我下文再论及。
奥匈主力在加里西亚展开，但却将大部兵力用于对付塞尔维亚。它企图在此迅速取胜后，转而对俄。但奥匈的企图未能如愿。由于匈牙利铁路的运输能力有限，至使奥匈部队在企图与俄军决战的地点终未形成优势。
在下达战略展开指令以进行战争准备的同时，需对外交态势作全面估价，对敌情和敌人可能采取的一切措施进行细心周密的考察，要明了战场的地理条件，对己方军队也要了如指掌。
象瑞士这样的国家，其军队只用于边境防御，其结果肯定不妙。总体战要求歼灭敌人。瑞士自己虽然进行防御，但也期望别国能将其敌人歼灭。因此，战争的歼灭敌人的本质并不因瑞士这样的国家而有丝毫改变。
如1914年德国最高统帅部所遇到的问题一样，在决定战略展开时，在大多处于不利地理条件的国家的军事领导面前，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在众多的敌人面前，首先击败哪一个便会决定战争的胜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哪一个是“最危险的敌人”。作战时，指挥官需首先确定主突方向，尔后攻敌弱点，从而取胜，这便是指挥者作战用兵的艺术。同样道理，在战略展开时，必须选定“最危险的敌人”为主要进攻方向，将军队主力部署于此，同时力争战争在敌人国土上进行。对付其他敌人只需少量兵力，以阻止这些敌人对主战场的行动施加影响。为了说明这一思想，不妨回忆一下1914年8月末至11月在东线时的情景：当时我与奥匈军队配合，牵制了数量占优势的俄军部队，为德国最高统帅部创造了在西线从容对敌的机会。但实际上，德国最高统帅部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在西线无所作为。或许德军统帅出于国家处于极为不利的地理条件考虑，将部队留置在国内有利的铁路线上，待情况明了后再向所需要的方向转移。但也不能因此而破坏一开始就全力迎敌的基本原则。如果处于这种不利的地理条件下，统帅所考虑的是保护国家免遭战争的灾祸，则另当别论。但1914年在东线并不存在这种可能性。由于取得了坦嫩贝格和马祖里湖会战的胜利，东部国土已得到有效的保护。保卫国土的努力绝不能导致战略展开时兵力的分散。1914年8月末，最高统帅部为肃清东普鲁士领土上的俄军，从西线作战部队中抽调两个军，调往东线，至使西线马恩河的决定性会战功亏一篑。如果国家一部领土不得不让与敌人，那么在动员时，就要将有能力服兵役的男子以及于作战有价值的人员和设施撤离该地。如果打算进行人民战争，就要采取相应的动员措施，将受过训练的人留在原地。
对于战略展开来说，无现成方案可言。但人们的一致看法是，在寻求决战的地段应投入最大兵力，对其他地段则只以必要的兵力给以应付。必须从一开始就毫无顾忌地投入“最后一兵一卒”。对许多已知的、可能产生的威胁置之不顾，听从战争的安排。这需要坚强的意志。
一旦下定以军队主力寻求首次决战的决心，就必须在决定性方向上集中兵力，以备进攻。而在其他战场上则有多种战法可供选择。1914年，我在东线就是通过尽量利用敌人弱点的办法，取得了坦嫩贝格和马祖里湖会战的胜利。如果敌人未暴露弱点，也许我就会在维斯瓦河一线实施防御，依托此处防御工事实施迟滞作战，边打边撤[我必须强调指出，1914年8月我并未曾考虑过这一方案，绝不象柏林大学教授瓦尔特·埃尔策先生这样的历史学家后来散布的关于我的不实之词。——作者注]。统帅在战略展开指令中对于完成任务的方法不要作任何规定，只是明确地提出任务，准确地指定任务。
统帅要牢牢把握的一点是，战略展开指令仅规定展开事项，不涉及其它。指令中，在规定展开地域部队区分的方式方法时，必须考虑到尔后的作战，但不能仅根据最初的敌情资料便决定尔后的作战行动。纸上谈兵无济于事，战争是严肃的现实。照计划行事并不能保证取胜，重要的是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即使我们选择的主攻方向正是敌之弱点所在——这固然很好——但敌人的情况也绝不会与展开计划中的预想完全吻合。因此，统帅不应受根据臆断的敌情而制定的计划的束缚，而应当根据侦察得来的实际情报计划行动，在关键地点将敌人歼灭，或完成预定任务。冯·施利芬将军制定的对法国的展开计划，对于1904-1905年来说极为适宜，但并不适用于1914年，因为法军当时肯定要以强大兵力向洛林开进。但冯·毛奇将军并没有抛弃这一计划，而是稍加修改，企图让其军队以迪登霍夫[法国城市，今称蒂翕维尔，地处洛林地区。——译者注]为轴，向左转，预计在此过程中与敌人遭遇，借此包围其左翼，并将其歼灭，其余之敌也便会逐渐被歼。因此，对敌人在其他地段真正出现的弱点，他却未加利用。德国军事当局也犹豫不决。一个领导制定的计划由另一个领导去执行，如果后者不将此计划完全变成自己的计划，计划肯定不会落实。对此我将在下一章论及。
军事当局如若拥有一支优势舰队，事情就简单多了，只要用这支舰队与敌进行决战即可。反之，若想以劣势战胜优势，就很不容易作到。陆战中，在不能寻求决战时，便被迫选择迟滞战或撤退；海战亦然，处于劣势的舰队也要采取同样战法。在这里，同样没有如何削弱敌海军兵力的现成方案可循，因为谁也不知道，敌人将会为我们提供哪些有利时机。但不管怎么说，海军的作战计划必须与国家总的作战设想相吻合。在总的作战范围内，首先应当安排的是水上和水下的巡洋舰作战，以及划定敌国沿岸的封锁海域，以切断敌人的海上交通线，击沉任何驶入封锁海域的船只，包括中立国的船只。
空军也是如此。我这里所说的空军，不是指战争爆发时陆、海军所使用的直属自己的飞机，而是指为取得空中优势而有计划的、统一使用的空军主力部队。在寻求战略决战的地方，都必须有空军参加。在战略展开指令中必须确定空军力量的分配，使陆、海军得到一定的配属力量。否则，将无法保证行动的统一性，这一点至关重要。
作为战争行动的基础，战略展开指令必须对各军种的任务作出上述各种明确规定。毛奇曾说过，在战略展开中所出现的过失，将无法在战争进程中加以弥补。在当今时代，庞大的铁路网都是依据战略预案兴建的，因此毛奇的话也就丧失了一部分意义，但也仅仅是一部分。
和平时期，可以对战略展开的各项部署进行特殊的分析研究，以验证其可行性，比如图上对抗作业等。通过这些方法可对双方情况和计划实施的可能性有更加透彻的了解，但作战绝不能受这种理论经验的迷惑和束缚，以一个“一成不变的计划”去应敌！
部队一经部署完毕，即可投入作战，不可有丝毫迟疑。在军队主力还没有按战略展开指令利用铁路实施大规模展开机动之前，就可以在国家决定进行战争的同时开始战争行动。在边境，所谓“走火”现象会自然发生，平时驻守边境地区的摩托化部队或骑兵师便可由敌人无设防的边境线上突入敌国，但这种行动也常会失利[如1914年，俄国骑兵师侵入东普鲁士便是意料中之事，但我们也未从中受益。——作者注]。在两国相邻海域，双方派出遂行侦察任务的舰只会零星交火或开战。公海上，则应开始水上和水下的巡洋舰战。封锁也可宣告开始。空军可开始遂行陆上和海上侦察任务。
此时，作战行动的重点是集中空军力量夺取制空权，袭击敌人开进中的部队及其飞机场。接着便是大规模空战。空军在遂行这些任务过程中，肯定会使处在敌军展开地域的居民遭到空袭之苦。至于说，空军应以多大兵力去轰炸敌国重要的工业城市和设施、发电厂以及政府所在地，无法一概而论。
在空军开始行动之后，也许在战争打响后的四十八小时，也许早一点，海军就要全部出动，准备实施决战，或是遂行展开指令为其规定的任务。要预计到，这种行动有可能导致大规模海战。这种海战与水上、水下的巡洋舰战和封锁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陆军的机动可迟一些开始。庞大的陆军部队不可能飞到边界，必须通过精心安排的铁路运输，由内地向边界和作战地域实施大规模机功。以战斗车辆实施这种机动是不可能的[军队展开时以公路和汽车代替铁路之说，纯系危险的梦幻。所谓运输，不仅指人员的运输，还包括机枪和弹药，作战需要全副武装的成建制的作战单位。这种部队无法用汽车运输。但在其他情况下，如在局部地区为防御敌人突破或突袭即在实施机动防御时，作为一种在局部地区采取的措施，汽车和公路是具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