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

第三章 军事艺术或军事科学

用词尚未统一  
　　 ---能力和知识。单纯以探讨知识为目的的是科学，以培养能力为目的的是技术---  
　　人们似乎至今还没有决定，究竟采用军事艺术这个术语还是采用军事科学这个术语，而且也不知道应该根据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尽管问题是很简单的。我们在另一个地方曾经说过，知识和能力是不同的。两者之间的差别极为明显，本来是不易混淆的。能力本来不能写在书本上，因此技术也不应该作为书名。但是，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掌握某种技术所需要的知识(这些知识也可能是几门独立的科学)，叫做技术理论，或者直截了当地称为技术，因此必然会采用这样的区分，把凡是以培养创造能力为目的的都叫做技术，如建筑术，把凡是单纯以探讨知识为目的的都叫做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在任何技术理论中都可能包含某几门独立的科学，这是不言而喻和无可置疑的。但还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科学也不可能完全不包含技术，例如在数学中，算术和代数的应用就是技术，不过这还远不是两者之间的界限。这是因为，虽然从人类知识的总和来看知识和能之间的差别极为明显，但在每一个人身上它们就很难截然分开了。  
　　把认识和判断分开是困难的  
　　 ---军事艺术---  
　　任何思维都是一种能力。当逻辑学者划一条横线，表示前提（即认识的结果）已经结束，判断从此开始时，能力即开始起作用。不仅如此，甚至通过智力的认识也是判断，因而也是一种能力，同样，通过感觉的认识也是如此。总之，一个人只有认识力而没有判断力，或者只有判断力而没有认识力，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能力和知识是不能截然分开的。能力和知识越是具体地体现在世界的外部形态上，它们的区别就越明显。我们再说一遍，凡以创作和制造为目的的都属于技术的领域，凡以研究和求知为目的的都属于科学的领域。由此可见，使用军事艺术这个术语比使用军事科学这个术语更恰当些。  
　　对这个问题我们所以谈了这么多，是因为这些概念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我们认为，战争既不是真正的技术，也不是真正的科学，人们正由手看不到这一点，才走上错误的道路，不知不觉地把战争同其他各种技术或科学等同起来，并进行了许多不正确的类比推理。人们早已感到了这一点，字是把战争说成是一种手艺。但是，这种做法是害多利少的，因为手艺只不过是一种比较初级的技术，它只服从较固定和较狭隘的规律。事实上，军事艺术有一个时期是带有手艺的性质的，那就是在佣兵队长时期。但是军事艺术产生这种倾向并不是由于内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在的原因，何况战史也已经证明，这在当时就是很不正常和很不能令人满意的。  
　　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  
　　因此我们认为，战争不属于技术或科学的领域，而属于社会生活的领域。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用流血方式进行的，它与其他冲突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战争与其说象某种技术，还不如说象贸易，贸易也是人类利害关系和活动的冲突。然而，更接近战争的是政沪，政治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更大规模的贸易。不仅如此，政治还是孕育战争的母体，战争的轮廓在政治中就已经隐隐形成，就好象生物的属性在胚胎中就已形成一样。  
　　区别  
　　战争同技术或艺术的根本区别在于:战争这种意志活动既不象技术那样，只处理死的对象，也不象艺术那样，处理的是人的精神和感情这一类活的、但却是被动的、任人摆布的对象，它处理的既是活的又是有反应的对象。因此，很容易看出，技术和科学加使用的机械的思维方法是很少适用于战争的，伺样也很容易看出，力图从战争中找出类似从死的物质世界所能找出的那些规律，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错误。然而，过去人们确立军事艺术时，正是以技术作榜样的。以艺术作榜样也听于不通，因为艺术本身还非常缺乏法则和规则，而现有的几条法则和规则又往往是不完善的和片面的，它们不断地被各种意见、感觉和习惯的巨流所冲击而淹没。至于在战争中发生和消失的这种活的对象之间的冲突是否服从一般法则，这些法则能否作为行动的有用的准绳，我们在本篇里将作一些探讨。但有一点很清楚，象没有超出我们认识能力的任何对象一样，战争这个对象用研究精神也建能阐明的，它的内在联系也是或多或少可以弄清楚的，而且只要做到这一点，理论就是名副其实的理论了。 

第四章 方法主义

为了要说清楚在战争中起着如此巨大作用的方法和方法主义的概念，我们必须概略地观察一下支配一切行动的那套逻辑层次（这象一级级的政府机构一样)。  
　　法则：这一始于认识和行动都同样适用的最普遍的概念，就词义来讲，显然具有某种主观性和武断，性，但是它却恰好表达了我们和外界事物所必须遵循的东西。对认识来说，法则表明事物同它的作用之间的关系，对意志来说，法则是对行动的一种规定，与命令和禁令具有同等的意义。  
　　原则：同法则一样是对行动的一种规定，但它只有法则的精神和实质，没有法则那样死板固定。当现实世界的复杂现象不能纳入法则这种死板固定的形这时，运用原则就可以使判断有较多的自由。因为在原则不能适用的场合，必须依靠判断来处理问题，所以，原则实际上只是行动者的依据或指南。  
　　如果原则是客观真理的产物，因而适用于所有的人，那么它就是客观的;如果原则含有主观的因素，只对提出它的人有一定价值，那么它就是主观的，通常称为座右铭。  
　　规则：常常被理解为法则，但是却和原则具有同等的意义，因为，人们常说“没有无例外的规则”，却不说“没有无例外的法则”。这表明，人们在运用规则时可以有较多的自由。  
　　在另一个意义上讲，规则还是根据外露的个别特征去认识深藏的真理并确定完全符合这一真理的行动准则的手段。所有赌博的秘诀和数学上的简便法等就是这一类的规则。  
　　细则和守则：也是对行动的规定，它涉及的是一些更细小、更具体的情况，这些情况太多而且过于琐碎，不值得为它们建立一般性的法则。  
　　最后，还有方法和方法主义。方法是从许多可能的办法中选择出来的一种常用的办法，方法主义则是根据方法、而不是根据一般原则或个别细则来决定行动。这里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用这种方法去处理的各种情况基本上是相同的。但事实上不可能完全如此。  
　　因而，相同的部分至少应该尽可能多些，换句话说，这种方法应该适用于最可能出现的那些情况。因此，方法主义不是以个别的情况为前提，而是根据各种相似情况的概然性提出一种适用于一般情况的真理。如果以同样形式反复运用这一真理，那么不久就可达到机械般的熟练程度，最后，就几乎可以自然而然地作出正确的处理。  
　　法则这个概念，对于认识作战来说是多余的，因为战争中错综复杂的现象不是很有规律的，而有规律的现象又不那么错综复杂，所以，法则这个概念并不比简单的真理更为有用。凡是能用简单的概念和言词来表达的，如果用了复杂的、夸张的概念和言词，那就是矫揉造作，故弄玄虚。在作战理论中，法则这个概念对行动来说也是不造用的，因为在这里各种现象变化多端而且极为复杂，所以普遍得足以称为法则的规定是没有的。  
　　但是，如果想使作战理论成为固定的条文，那么原则、规则、细则和方法都是不可缺少的概念，因为在国定的条文中真理只能以这种结晶的形式出现。  
　　在作战方法中，战术理论最可能成为固定的条文，因此，上述概念在战术中也最为常见。非不得已，不得用骑兵攻击敌人队形完整的步兵；在敌人进入有效射程以前，不得使用火器；战斗中要尽量节约兵力，以备最后使用;这些都是战术原则。所有这些规定并不是在任何场合都是绝对可用的，但是指挥官必须铭记在心，以便当这些规定中所包含的真理可以发挥作用时，不致失去机会。  
　　如果发现敌人生火做饭的时间反常，就可以断定敌人准备转移，如果敌人在战斗中故意暴露自己的部队就意味着准备佯攻，那么这种认识真理的方法就叫做规则，因为从这些明显的个别情况中可以推断出敌人的意圈。  
　　如果说，在战斗中一旦发现敌人开始撤退炮兵就应该立即猛烈地攻击敌人是一条规则，那就是说，从这样一个个别现象中推测出整个敌情，根据这个敌情得出了一条行动规定。这个敌情就是:敌人准备放弃战斗，正开始撤退，而在这个时候，它不宜进行充分的抵抗，也不象在撤退过程中那样便于完全摆脱我方。  
　　至于细则和方法，只要训练好了的军队能够掌握它们并把它们作为行动的准则，那么战争准备的理论就会在作战中起作用。有关队形、训练、野战勤务的一切规定都是细则和方法。有关训练的规定主要是细则，有关野战勤务的规定则主要是方法。这些细则和方法在实际作战中都是有用的现成的办法，因此，必然会作为现成的办法被包括在作战理论中。  
　　但是，对于自由使用军队的活动却不能规定细则，即不能规定固定的守则，因为细则是不能自由运用的.与此相反，方法则是执行任务的一般办法〈如前所述，这种办法是根据概然性制定的〉，它可以把原则和规则的精神贯彻到实际运用中去，只要它不失去本来面目，不成为一套绝对的和死板的行动规定〈即体系〉，而是代替个人决断的一种捷径，是一般办法中可供选择的最好方法，它就可以列入作战理论。  
　　在作战中常常按方法办事看来也是非常重要和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想一想，在战争中有多少行动是根据纯粹的假定和在完全弄不清情况的条件下决定的，我们就会相信这一点了。这是因为敌人会阻挠我们去了解那些对我们的部署有影响的情况，时间也不允许我们充分了解这些情况，而且即使我们知道了这些情况，也由于范围太广，过于复杂，不可能根据它们来调整一切部署，所以我们常常不得不根据某些可能的情况进行部署。我们还知道，在每一事件中需要同时考虑的具体情况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我们除了进行大致的估计，根据一般的和可能的情况进行部署以外，就没有其他办法。最后我们还知道，越到下级，军官的人数越多，就越不能指望他们具有独立的见解和熟练的判断力。既然除了从勤务细则和经验中得到的见解以外，就不应该要求他们有其他的见解，我们就不得不教给他们一套类似细则的方法，作为他们进行判断的依据，防止他们越出常轨地乱想，因为在经验特别有用的领域里，乱想是特别危险的。  
　　我们还必须承认，方法主义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还有很大的优点，那就是反复运用同一种方法在指挥上可以达到熟练、精确和可靠的程度，从而减少战争中的阻力，使机器便于运转。因此，职位越低，方法就用得越多，就越是不可缺少的；职位越高，方法用得越少，到最高职位，方法就完全用不上了。因而，方法在战术中比在战略中有更大的作用。  
　　战争，从它的最高角度来看，不是由大同小异的、处理得好坏取决于方法好坏的无数细小事件构成的，而是由需要分别处理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各个重大事件构成的。战争不象长满庄稼的田地，而象长满大树的土地。收割庄稼时不需要考虑每棵庄稼的形状，收割得好坏取决于镰刀的好坏；而用斧头砍伐大树时，就必须注意到每棵大树的形状和方向。  
　　在军事活动中，方法使用得多少，本来不取决于职位的高低，而取决于事情的大小。统帅处理的是全面而重大的事情，所以他较少使用方法。统帅如果在战斗队形、布置前卫和前哨方面，采取老一套的方法，不仅会束缚他的部下，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束缚他自己。固然，这些方法可能是他自己创造的，也可能是他根据情况采用的，但是只要它们是以军队和武器的一般特性为根据的，它们也可以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然而，象用机器制造东西那样，总是按照同一方法来决定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却是应该坚决反对的。  
　　但是，只要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理论，对作战的研究还不够完善，职位较高的人有时也不得不破例地使用方法主义，因为有些职位较高的人没有可能通过专门的研究和上层社会的生活来提高自己。他们在那些不切实际而又充满矛盾的理论和描判面前无所适从，他们的常识接受不了这些东西，于是除了依靠经验以外，他们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因此，在必须和可以单独地自由处理问题的场合，他们也喜欢运用从经验中得来的方法，也就是仿效最高统帅所特有的行动方式，这样，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方法主义。腓特烈大帝的将军们总是采用所谓斜形战斗队形，法国革命时代的将军们总是采用绵长战线的包围战法，而拿破仑手下的将领们则常常集中大量兵力进行血战，从这些办法的反复运用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一套袭用的方法，由此可见，高级指挥官也可能仿效别人的方法。如果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理论，有助于研究作战方法，有助于提高那些力图上进的人们的智力和判断力，那么仿效方法的范围就不至于这样大，而那些看作是不可缺少的方法，至于会是理论本身的产物，而不是单纯仿效的结果。一个伟大的统帅无论把事情办得多么高明，他办事的方法中总有某些主观的东西，如果他有一种特定的作风，那么这种作风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个性，但仿效他的将领们在个性上不会常常同他是一样的。  
　　然而，在作战方法中要完全摒弃这种主观的方法主义或作风，也是既不可能又不正确的。相反地，应该把主观的方法主义看作是战争的总的特性对许多个别现象所起的影响的一种表现。当理论还没有预见和研究这种影响时，就只能依靠方法主义。革命战争有它特殊的打法，这不是很自然吗?但哪一种理论能预先把它的特点包括进去呢?可惜的是，一定情况下产生的方法很容易过时，因为情况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而方法本身却没有改变。理论应该通过明确而合理的批判去防止使用这种过时的方法。1960年，普鲁士的一些将军们，例如路易亲王在扎耳费耳特，陶恩青在耶纳附近的多伦山，格腊韦尔特在卡佩伦多夫前面和吕歇尔在卡佩伦多夫后面，都因为袭用了排特烈大帝的斜形战斗队形而全军复没，以致霍亨洛黑的军队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惨败。这不仅因为这种方法已经过时，而且还因为在那时方法主义已使智力极为贫乏。  

第五章 批判

理论上的真理总是更多地通过批判，而不是通过条文来对现实生活发生作用的。批判就是把理论上的真理应用于实际事件，因此，它不仅使理论上的真理重加接近实际，而且通过经常反复的应用，会使人们更加习惯于这些真理。因此，我们认为除了确定用什么观点建立理论以外，还必须确定用什么观点进行批判。  
　　我们把批判地论述历史事件同简单地叙述历史事件区别开来。简单地叙述历史事件仅仅是罗列一些事实，至多不过叙述一些最直接的因果关系。  
　　批判地论述历史事件，则有三种不同的智力活动。  
　　第一是考证历史上可疑的事实。这是纯粹的历史研究，同理论是两回事。  
　　第二是从原因推断结果。这是纯粹的批判的研究。这种研究对理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理论中需要用经验来确定、证实、甚至只需加以说明的一切，都只能用这种方法来解决。  
　　第三是对使用的手段进行检验。这是既有赞扬又有指责的真正的批判。在这里，理论是用来研究历史的，或者更多地是用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  
　　在后两种考察历史的纯粹的批判活动中，极为重要的是要探寻事物的根源，也就是一直到弄清毫无疑义的真理为止，而不能象常见的那样半途而废，也就是不能满足于某种随意作出的论断或设想。  
　　从原因推断结果时，往往有一种不易克服的外在的困难，那就是完全不了解真正的原因。这种困难在战争中比在实际生活的任何其他活动中更为常见。在战争中，事件的真相很少能完全了解，至于行动的动机，就更是如此了，因为这些动机或者被当事者故意隐瞒了，或者由于它们是非常短暂的和偶然的，因而历史上没有记载。因此，批判的研究大多必须同历史的研究配合进行，但是即使如此，有时原因同结果往往还是不相吻合，也就是结果不能看作是已知原因的必然产物。在这里就必然会产生脱节现象，也就是说，有些历史事件我们无法从中吸取教训。理论所能要求的是，探讨到有这种脱节现象的地方必须停止，不再往下推论。如果误以为已知的原因已经足以说明结果，因而对它过分重视，那才是最糟糕的。  
　　批判的研究除上述外在的困难外，还有一种很大的内在的困难，那就是战争中事件的结果很少是由单一的原因产生的，而是由许多原因共同产生的，而且仅仅公正而认真地追溯事件的一系列根源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还必须弄清楚每个原因的作用。这样，就必须对原因的性质作进一步的探讨，于是批判的研究就进入了纯桦的理论领域。  
　　进行批判的考察，也就是对手段进行检验时，必须弄清当事者使用的手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些结果是否符合当事者的意图。要想知道手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就必须探讨手段的性质，这又进入了理论的领域。  
　　我们已经说过，在批判中极为重要的是探寻事物的毫无疑义的真理，不能随意作出论断，因为随意作出的论断不能使别人信服，别人也可以用随意提出的主张加以反对。这样一来，就会争论不休，得不出任何结论，因此也就得不到任何教训。  
　　我们已经说过，不论是对原因的探讨，还是对手段的检验，都会进入理论的领域，也就是说，进入一般真理的领域〈这种真理不是仅仅从当前具体情况中得出的〉。如果有一种有用的理论，那么考察时就可以把理论中已经确定的东西作为根据，不必再去追溯。但是-当还没有这样的理论上的真理时，考察就不得不追溯到底。如果经常这样，那么著作家就会不胜其烦，就有无数的事情要做，可是要对每一个问题都进行从容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为了限定自己的考察的范围，他就不得不满足于随意提出的主张，这些主张尽管他本人不认为是随意提出的，但在别人看来仍然是随意提出的，因为它们本身不是十分清楚的，而且也没有得到证实。因此，有用的理论是批判的重要基础。批判如果不借助合理的理论，一般是不能使人获得教训的，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是令人信服的和驳不倒的。  
　　但是，如果认为理论能够把每一个抽象的真理都包括在内，批判的任务只是看看具体情况是否符合相应的法则，那也是一种幻想。如果规定，在批判时决不能侵犯神圣的理论，这就会是可笑的书呆子的作法。创造理论的那种分析探讨的精神也应该指导批判活动，而且，批判有了这种精神，常常就会进入理论领域，进一步说明对它特别重要的问题。反之，如果在批判中只是机械地搬用理论，那就完全不能达到批判的目的。理论探讨得出的一切肯定的结论，一切原则、规则和方法越是成为死板的条文，就越缺乏普遍性，就越没有绝对真理的性质。这些东西本来是供人应用的，至于它们是否适用，永远应该由判断来确定。在批判时，决不应该把理论上的这些结论当作衡量一切的法则和标准，只能象当事者那样，把它们当作判断的依据。在总的战斗队形中骑兵不同步兵配置在一线，而应配置在步兵的后面，这是战术上的一个规定，但是对违背这一规定的任何配置都加以责难却是愚蠢的。在批判时，应该探讨违背这个规定的理由，只有发现理由不充分的时候，才可以引用理论上的规定。  
　　又如，理论上已经确定多路进攻会减少胜利的可能性，可是，凡是采取了多路进攻而战斗恰好遭到失败的场合，不进一步了解实际情况就认为失败是多路进攻造成的结果，或者在多路进攻获得胜利的场合，就反过来认为理论上的规定是不正确的，这两种看法同样是不合理的。两者都是批判时的分析探讨精神所不容许的。总之，理论上经过分析探讨而得出的结论是批判的主要依据，理论上已经规定了的，批判时就不必重新确定了。理论上所以作出规定，就是为了批判时有现成的东西可以使用。  
　　批判的任务是探讨原因产生了仲么样的结果，是探讨使用的手段是否同目的相适应，当原因同结果，目的同手段都很直接时，这一任务是容易完成的。  
　　如果一支军队遭到奇袭，因而不能有条不紊地和合理地发挥它的力量，那么奇袭的效果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如果说理论上已经确定，在会战中进行包围攻击能获得较大的胜利，但获胜的把握较小，那么问题就在于指挥官采用这个方法是否主要是为了获得较大的胜利。如果是这样，那么，他选用的手段就是正确的。如果他用这个手段是为了获得较有把握的胜利，如果他不是从具体情况出发，而是象常见的那样只根据包围攻击的一般性质采用了这个手段，那么，他就弄错了手段的性质，因而犯了错误。  
　　在这里，批判地探讨原因和检验手段并不困难，只要局限于考察最直接的结果和目的时，事情总是容易的。如果人们撇开同整体的联系，只考察事物的直接关系，那么当然可以随意地这样做了。但是，象世界上其他活动一样，在战争中组成整体的一切都是彼此联系着的，因此每一个原因，即使是很小的原因，它的结果也会对整个行动的结局发生影响，都会使最后的结果有所改变，尽管改变得很小。同样，每一个手段也必然会影响到最终的目的。  
　　因此，只要了一个现象还有考察的价值，就可以继续研究原因导致的结果，，同样，、人们不仅可以根据直接的目的去检验手段，而且也可以把这一目的当作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来加以检验，这样，对一连串相互从属的臼的进行探讨，一置到目的的必要性没有怀疑，不必再作检验时为止。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涉及到有决定性的重要措施时，应该一直考察到最终的目的。即直接导致娟和的目的为止。很明显，在这样的向上追溯过程中，每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在判断时就有一个新的立足点。因此，同一个手段，从较低的立足点来看可能是合适的，但从较高的立足点来看却是必须抛弃的。  
　　在批判地考察某一军事行动时，研究某些现象的原因经常是同根据目的检验手段配合进行的，因为只有通过对原因的研究，才能找到值得作为检验对象的东西。  
　　这样从下而上和从上而下地追溯，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事件离开原因越远，支配它的各种力量和情况就越多，所以人们探讨的原因离开事件越远，人们需要同时考虑的其他原因就越多，并且还要辨别这些原因对事件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如果找到一次会战失败的原因，那么当然也就找到了这次失败的会战影响整个战争结局的原因，但是这仅仅是一部分原因，因为，根据不同的情况，还有或多或少的其他结果的原因也影响着战争的最终结局。  
　　同样，随着立足点的提高，检验手段时的复杂性也就增大，因为目的越高，为达到这种目的所运用的手段也越多。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所有军队都追求的，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做的或可能做的一切都必须加以考察。  
　　这样一来，有时就要扩大考察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很容易迷惑并遇到困难，因为对那些实际上没有发生、但很可能发生、因而不能不加以考察的事情也不得不作出许多假定。  
　　当1797年3月拿破仑率领意大利军团由塔利亚曼托词进攻卡尔大公时，拿破仑的意图是在卡尔大公所盼望的援军还没有从莱茵河方面开来以前迫使他决战。如果只从直接的目前来看，那么手段是选得很正确的，而且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卡尔大公由于兵力很弱，在塔利亚曼托河只做了一次抵抗的尝试，当他看到敌方兵力过于强大和行动坚决时、就退出了战场和放弃了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山口。拿破仑利用这一幸运的胜利可以达到什么目的呢?他可以一直进入奥地利帝国的心脏，支援莫罗和奥舍率领的两支莱茵军团的进攻，并进而同他们取得紧密联系。拿破仑就是这样考虑的，而且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从较高的立足点，也就是从法国督政府(它能够而且应该看到，六星期以后才能开始莱茵战局)的角度进行批判，那么拿破仑越过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进军只能看作是过于冒险.的行动。因为假如奥国人利用从莱茵河方面调来的援军在施太厄马克组成强大的预备队，卡尔大公就可以用它们来攻击意大利军团，这样，不仅意大利军团可能全军复没，而且整个战局也会遇到失败。拿破仑到菲拉赫后看清了这一点，所以他很乐意签订累欧本停战协定。  
　　但是，如果从更高的立足点进行批判，并且知道奥国人在卡尔大公的军队和维也纳之间没有预备队，那么就可以看到维也纳会因意大利军团的进逼而遭到威胁。  
　　假定拿破伦知道奥地利的首都没有军队掩护，同时知道他在施太厄马克对卡尔大公仍然占有决定性的优势，那么他急速地进逼奥国的心脏就不再是没有目的的了。至于他的这个行动的价值，就是取决于奥国人对保住维也纳的重视程度了。因为，如果奥国人很重视保住维也纳，以致宁愿接受拿破仑提出的媾和条件，那么威胁维也纳就可以看作是最终目的。如果拿破仑从某种根据中知道这一点，那么批判就可以到此为止。如果对这一点还有疑问，那么就必须从更高的立足点来继续批判，并进一步问:如果奥国人放弃维也纳，向本国辽阔的腹地继续后退，那么情况又将怎样呢?很明显，如果不先分析莱茵地区双方军队之间可能发生的事件，就根本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在法军兵力占决定性优势(十三万人对八万人〉的情况下，取得胜利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又产生了一个问题，法国督政府想利用这个胜利达到什么目的呢?是想乘胜席卷奥地利帝国从而彻底消灭或打垮这个强国呢，还是仅仅想占领奥国的大片土地，作为缔结和约的资本呢?必须找出这两种情况可能产生的结果，然后才能断定法国督政府可能选择其中的哪一个。假定研究的结果表明，要想彻底打垮奥国，法国的兵力还太小，以致这样做必然会引起整个局势的根本变化，甚至只想占领和保持奥国的大片土地，也会使法国人在战略上面临兵力不足的局面，那么，这样的结果就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意大利军团所处地位的评价，寄予它以较小的希望。这无疑是拿破仑明知卡尔大公孤军无援却同他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的缘故。这个和约除了使奥国丧失一些即使在最成功的战局之后也难于收复的地区以外，再没有要它作更大的牺牲。但是，如果法国人没有考虑下面两个问题，那么甚至不可能指望签订这个好处不大的坎波福米奥和约，也不可能把签订这个和约作为大胆进军的目的；第一个问题是，奥国人如何估价上述两种结果？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下奥国人都有最后获胜的可能，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也就是在继续战争的情况下，他们就不得不作出牺牲，而签订一个条件不太苛刻的和约就可以避免这些牺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否认为值得作这样的牺牲，第二个问题是，奥国政府是否会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坚持到最后胜利，它是否考虑过对方最后可能得到的是什么，它是否不致因一时的失利而丧失勇气。  
　　对第一个问题的考虑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有重大的实际意义的。人们每当提出极端的计划时，总会考虑到这一点，而且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人们才常常不去实行这样的计划。对第二个问题的考虑也同样是必要的，因为人们并不是同抽象的敌人作战，而是同必须经常注意的具体的敌人作战。大胆的拿破仑肯定是懂得这一点的，也就是说他一定相信自己的威名能够先声夺人。正是这种信念促使他在1812年进攻了莫斯科，可是那次他失算了，他的威名经过多次大战已经有所降低。在1797年，他的威名方盛，而且坚决抵抗到底的威力，还是个没有被人们发现的秘密，尽管如此，如果不是他预感到可能失败而签订了好处不大的坎波福米奥和约，那么他的大胆在1797年也可能使他得到相反的结果。  
　　到此可以结束我们对这个战例的考察了，因为这个考察作为实例已足以说明:在考察中当人们要追溯到最终目的时，也就是检验为最终目的而采取的决定性措施时，将会涉及多么广泛的范围和多么繁多的对象，将遇到多么巨大的困难。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除了对事物的理论认识以外，天赋的才能对批判的考察的价值也必然有巨大的影响，因为要阐明各种事物的相互关系，在错综复杂的无数事件中辨别哪些是真正重要的，这主要是靠天赋的才能。  
　　同时，在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天赋的才能。批判的考察不仅要检验实际上已经使用的手段，而且还要检验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因此在考察中必须提出，即找出可能使用的手段，如果提不出一种更好的手段，就不能指责已经使用的手段。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提出的这种可能使用的打法是很少的，但不能否认，提出这些没有使用的打法并不是对现有事物的单纯分析，而是一种独立的创造，这种创造不能用理论加以规定，而只能依靠丰富的智力活动。  
　　我们无意把那些归结起来只是少数实际可行的、非常简单的打法都看作是伟大天才的表现。有人常常把提出迂回敌人阵地这一打法当作是伟大天才的表现，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可笑的，但是尽管如此，这种独立的创造活动还是必要的，而且批判的考察的价值主要取决于这种行动。1796年7月30日拿破仑决心放弃对芒托瓦的围攻，以便迎击前来解围的乌尔姆塞尔，并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了被加尔达湖和明乔河隔开的乌尔姆塞尔的军队，他的这种做法看来是获得辉煌胜利的最可靠的途径。事实上他确实获得了这样的胜利，而且，当敌人以后几次前来解围时，他用这种手段都取得了更辉煌的胜利。这一点受到了异口同声的赞扬。  
　　但是，拿破仑如果不完全放弃继续围攻芒托瓦的想法，在7月30日就不能采取上述行动，因为这样的行动无法保住攻城辎重，而且在这一战局中他也无法取得第二套辎重。实际上，以后的围攻已变成了单纯的包围，尽管拿破仑在野战中取得了胜利，但这个只要继续围攻七八天就能攻陷的要塞，又继续抵抗了六个月。  
　　批判者由于提不出更好的对付援军的打法，曾认为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憾事。在围攻防卫圈上迎击前来解围的敌军这一手段早就受到批评和轻视，以至完全被遗忘了。路易十四时代常常奏效的这一手段，在百年后竟没有人想到至少是可以加以考虑的，这只能说是时髦的观点在作崇。如果认为这种手段是可以使用的，那么进一步研究情况就可以看出，当时拿破仑在芒托瓦围攻防卫圈内配置的四万世界上最精锐的步兵，在筑有坚固工事的条件下，是不必惧怕乌尔姆塞尔所率领的前来解围的五万奥军的，因为他们就是向围攻防卫圈作一次进攻的尝试也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在这里不打算进一步论证我们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上述看法已足以说明这种手段是值得加以考虑的。至于拿破仑本人在当时是否考虑过这一手段，我们不想妄加推断，但是在他的回忆录和其他已出版的资料中都找不到他曾考虑过这点的痕迹。后世所有的评论中也都没有提到可以采用这一手段，它已经完全被人遗忘了。重新把这种手段提出来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功劳，因为人们只要摆脱时髦观点的影响就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提出这种手段加以考察，并且把它同拿破仑所使用的手段进行比较，却是十分必要的。无论比较的结果如何，在批判中都不能不作这种比较。  
　　 1814年2月，拿破仑在埃托日、尚波贝尔、蒙米赖等地的战斗中击败了布留赫尔的军队以后，他就抛开布留赫尔，把矛头转向施瓦尔岑堡，并在蒙特罗和莫尔芒打败了他的军队。人们十分钦佩拿破仑，因为他忽东忽西地调动自己的主力，巧妙地利用了联军分兵前进的错误。拿破仑在这些方向上进行的出色的战斗，虽然没有能够挽救他的失败，但至少在人们看来失败不是他的过错。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提出问题:如果拿破仑不把矛头由布留赫尔转向施瓦尔岑堡，而是继续进攻布留赫尔，并把他一直追到莱茵河边，结果又会怎样呢?我们确信，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战局可能会有根本的转折，联军的主力可能不会进军巴黎，而会退回莱茵河东岸。我们并不要求别人都同意我们这种见解，但是既然有人提出了另一种打法，在批判时就必须加以探讨，这是任何军事家都不会不同意的。在这里提出来作比较的打法，比在前一例中提出的打法本来是更容易被人们想到的，但是，人们只盲目地追随某一种见解，缺乏公正的态度，因而没有看到它。  
　　虽然有些批判者认识到有必要提出更好的打法来代替受到指责的打法，但是他们只是提出了自己认为是较好的打法，而没有提出应有的论据。这样，提出来的打法并不能使每个人都信服，别人也会提出另外一种打法，这样就产生了没有任何论据的争论。所有的军事著作中都充满了这一类例子。  
　　只要所提出的手段的优点还不明显到令人信服的程度，就必须提出证明。所谓证明，就是探讨两种手段的特点，并且结合目的进行比较。如果能这样用简单的道理来说明问题，那么争论就必然会结束，或者至少可以从中得出新的结论，否则争论就会无休无止。例如，在上例中如果我们不满足于仅仅提出一个较好的打法，而想进一步证明继续不断追击布留赫尔要比把矛头转向施瓦尔岑堡更好，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下列简单的理由作根据。  
　　 (1)通常向一个方向连续进攻要比忽东忽西地进攻更为有利，因为采用后一打法会浪费时间，同时因为在敌军由于损失惨重而士气沮丧的情况下，连续进攻更容易取得新的胜利，并且能够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优势。  
　　 (2)布留赫尔，虽然他的兵力比施瓦尔岑堡少，但由于他敢作敢为，是更为重要的敌人，因此他是他们中间举足轻重的人物。  
　　 (3)当时布留赫尔所受的损失几乎等于惨败，拿破仑因而占有很大的优势，要想迫使布留赫尔一直退到莱茵河边几乎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布留赫尔在这个方向上没有值得一提的援军。  
　　 (4)没有其他结果比布留赫尔被迫退到莱茵河边更能引起恐惧，更容易造成失败的印象了，特别是使施瓦尔岑堡这样以优柔寡断出名的将领产生恐惧和失败的印象，更是很重要的事情。符腾堡王太子在蒙特罗和维特根施坦伯爵在莫尔芒一带遭到的损失，施瓦尔岑堡侯爵肯定是了解得相当清楚的。如果布留赫尔在从马恩河到莱茵河这条完全孤立和被隔离的战线上遭到失败，那么这个消息就会象雪崩一样传到施瓦尔岑堡那里。拿破仑为了以威胁性的战略迂回来影响联军，在三月底曾向维特里进军，这一绝望的行动显然是以恐吓为基础的，但是，那时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拿破仑已经在郎城和阿尔西两地遭到了失败，而布留赫尔已经率领十万大军与施瓦尔岑堡靠拢了。  
　　当然，一定会有人没有被上述理由所说服，但是他们至少不能反驳说:如果拿破仑继续向莱茵河前进，威胁施瓦尔岑堡的基地，那么施瓦尔岑堡也会威胁巴黎，即拿破仑的基地。因为上述理由已经证明，施瓦尔岑堡根本不会向巴黎进军。  
　　我们再就上述从1796年战局中所引述的例子来谈谈这个问题。拿破仑认为他所采取的打法是击溃奥军最可靠的方法，即使确实是如此，他所能得到的也只不过是一个虚有其名的胜利而已，对攻陷芒托瓦并没有起显著的作用。我们认为，我们提出的打法是阻止解围的可靠得多的办法。即使我们也象拿破仑那样，不认为这个打法更为可靠，甚至认为采用这个打法获胜的把握更小，那也必须对比一下这两种打法：一种打法是获得胜利的把握较大，但所能得到的好处不大，也就是说效果较小；另一种打法虽然获得胜利的把握较小，但效果却大得多。如果这样来权衡得失，那么有胆略的人就一定会赞成后一种打法，只有从表面上看问题的人，才会有相反的看法。拿破仑肯定不是胆小的人，但是很明显，他不可能象我们现在这样，可以从历史经验中认清当时情况的性质，并看到事件可能的结果。  
　　考察手段时常常需要引用战史，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军事艺术中经验要比一切哲理有价值得多。但是，这种历史的引证当然有它特定的条件，这一点我们将在专门的一章里论述。可惜人们很少注意这些条件，因而引用历史大多只能增加概念上的混乱。  
　　现在我们还要考察一个重要问题，即批判者在判断某事件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和必须利用对事物的比较全面的了解，利用为结果所证明了的东西，或者说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必须抛开这些东西，完全站在当事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如果批判者想要赞扬和指责当事者，那么他们必须尽可能地完全站到当事者的立场上去，也就是说，一方面必须去搜集当事者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和声生行动动机的一切情况，另一方面又必须抛开当事者当时不可能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一切情况，首先必须抛开结果。不过，这仅仅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因为产生某一事件的具体情况，在批判者眼里和在当事者眼里决不会是完全相同的二有一些可能影响当事者决心的细小情况已无从查考，有一些主观的动机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主观动机只能从当事者本人或向他十分亲近的人的回忆录中去了解，但是在回忆录中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往往写得很不细致，或是有意不写真情。因此，当事者所了解的必然有许多是批判者所不可能知道的。  
　　另一方面，批判者要想抛开他们比当事者多知道的材料就更为困难了。如果要抛开偶然发生的事情，即同事件本质没有联系的事情，那还是容易的，但是，要抛开一切重大的事情就非常困难了，而且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我们先谈谈结果。如果结果不是偶然产生的，那么知道结果以后再判断产生结果的事物，就几乎不可能不受已知结果的影响，因为我们是在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观察这些事物的，而且其中有的部分只有参照结果才能完全了解并给予评价。战史的所有现象对批判来说都是教训的源泉，批判者用全面考察历史所得到的认识来阐明事物是很自然的。因此，他虽然有时想抛开结果，但仍然不能完全做到。  
　　不仅对结果，也就是对事后发生的情况是这样，而且对事前发生的情况，也就是对那些决定行动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方面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批判者要比当事者知道得多，也许有人认为完全抛开多知道的那部分是很容易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当事者对事前和当时的情况的了解不是只靠确实的情报，而是还要根据大量的推测或假定，即使要了解的情况不完全是偶然的，也几乎都是先有假定或推测，尔后才有情报的，因此在得不到确切的情报时，就只有用推测或假定来代替了。不难理解，实际上已经知道事前和当时情况的后世的批判者，当他在考虑当事者不了解的情况中，哪些情况的可能性较大时，他本来不应该受多知道的材料的影响。可是我们认为，要想完全抛开多知道的材料，如同要抛开结果一样，是不可能的，其原因也相同。  
　　所以，批判者赞扬或指责某一具体行动时，站到当事者立场上去的可能性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很多情况下，批判者在这方面能够满足实际要求，但在有些情况下，却完全不能满足，这一点不能不注意到。  
　　但是要批判者同当事者完全一致，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可取的。在战争中象在一切技术和艺术活动中一样，，需要的是经过锻炼的禀赋，这样的禀赋称为造诣。当事者的造诣有高有低，高的往往比批判者的要高，哪个批判者敢说自己具有象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造诣呢?因此，如果对一个具有伟大的才能的人可以进行批判，那么就不能不允许批判在利用比当事者知道得多的这个有利条件。所以，批判者在对伟大的统帅进行批判时，不能象验证算术例题那样，用伟大统帅用过的材料对他完成任务的情况进行检验，而是首先必须根据伟大统帅所取得的结果和他对事件的准确估计，来鉴赏他卓越的天才活动，了解他天才的眼光所预见到的事物的本质的联系。  
　　而且，不管当事者的造诣如何，即使是最低的造诣，在对它进行批判时也必须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以便掌握丰富的客观的判断根据，尽量避免主观，避免把自己有限的智力作为批判的尺度。  
　　批判时站在这种较高的立足点上，根据对问题的全面了解进行赞扬和指责，.这本来不致引起人们的反感，但是如果想突出自己，把经过全面了解以后所获得的全部高超见解，都说成好象是自己天才的表现，那就会使人反感了。尽管这种骗人的作法很容易看穿，但是虚荣心却很容易诱使人们这样做，因此很自然地会引起别人的不满。更常见的是，批判者完全不是有意要自吹自擂，只是没有特别注意防范，以致被性急的读者认为是自夸而立即予以非难，说他没有批判能力。  
　　因此，当批判者指出象排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错误时，并不是说批判者本人就不会犯这种错误，他甚至可能承认，如果他自己处于这些统帅的地位，也许会犯更大得多的错误；只是说他根据事物的联系发现了这些错误，并指出当事者用自己的智慧本来是应该察觉这些错误的。  
　　这就是根据事物的联系进行的判断，也就是参照结果进行的判惭。但是，如果只简单地用结果来证明某种措施是否正确，那么结果对判断就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作用。这种判断，我们可以称为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初看起来，这种判断似乎是完全无用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象1807年弗里德兰会战后拿破仑迫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以及1805和1809年奥斯特利次和瓦格拉术会战后迫使弗兰茨皇帝媾和一样，1812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时，一切都取决于能否通过占领这个首都和以前的胜利促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因为如果他在莫斯科不能迫使亚历山大媾和，那么他除了撤兵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也就是说他遭到了战略上的失败。我们不想谈拿破仑为了到达莫斯科曾做了些什么，他是否错过了很多可以促使亚历山大皇帝下媾和决心的机会，我们也不想谈拿破仑在撤退时是如何狼狈不堪(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也许就在于这次战局的指挥)。但是，问题依然如故，因为即使拿破仑在进军莫斯科的过程中获得更辉煌的战果，仍然不能肯定亚历山大皇帝会感到恐惧而媾和，即使撤退时的损失并不那样惨重，但总是战略上的一个大失败。如果1812年亚历山大皇帝签订了不利的和约，那么这次战局也就可以同奥斯特利次、弗里德兰和瓦格拉木会战相提并论了。反之，如果这几次会战没有签订和约，那么拿破仑可能也会遭到类似1812年的惨败。因此，不管这位世界征服者如何努力，如何机智，如何聪明，决定战争最终命运的问题依然如故。难道人们根据1812年战局的失败，就可以否定1805、1807和1809年的战局，断言这几次战局都是不智之举，其胜利不是理所当然的?难道人们就可以认为1812年的结果才是战略上理所当然的，才是幸运没有起作用?这种看法恐怕是非常勉强的，这种判断恐怕是非常武断的，可能有一半是没有根据的吧!因为沿着事件之间的必然的联系，没有人能够看到战败的君主的决心。  
　　然而我们更不能说，1812年战局本来应该取得与前几次战局相同的结果，其所以没有取得这种结果是某种不合理的原因造成的，因为我们不能把亚历山大的顽强看成是不合理的。  
　　比较恰当的说法是，拿破仑在1805、1807和1809年对敌人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在1812年对敌人的判断是错误的，在前几次战局中他做对了，而在1812年他做错了。我们所以这样说，因为结果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我们说过，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肯定的结果。那些不能肯定得到的东西，就只好依靠命运或者幸运(不管把它叫做什么）去取得。当然，人们可以要求尽量少地依靠幸运，可是，这只是对某一具体场合说的，也就是说，在具体场合可以尽量少地依靠命运或幸运，但并不是说不确实性最少的场合总是最好的。假如要这样说，那就同我们的理论观点有极大的抵触。在有些场合，最大的冒险倒表现了最大的智慧。  
　　在当事者不得不依靠命运的情况下，他个人似乎既没有任何功劳，也不负任何责任。尽管如此，当我们看到他的希望实现时，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看到他的希望落空时，又会感到不愉快，我们根据结果作出的(更确切地说是从结果中找到的)对当事者正确与否的判断，正是我们这样一种感觉的表现。  
　　但是，不能否认，当事者的希望实现时所以令人兴奋，落空时所以令人不快，这是由于存在着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似乎凭幸运得来的结果和当事者的天才之间有一种微妙的、不易看出的联系，而且我们也很乐意设想这种联系确实是存在的。如果一个当事者经常胜利或失败，我们对他的感觉就逐渐加深而变得更为固定了，这就为上述见解提供了证明。从这里可以看到，为什么幸运在战争中要比在赌博中高贵得多。一个幸运的统帅只要在其他方面没有损害我们对他的好感，那么我们就乐意考察他的事迹。  
　　因此，在批判时，当人的智力所能推测和论证的一切都已考虑过以后，凡是深藏于事物之中的神秘联系没有通过明显的现象表现出来的那一部分，就只能让结果来说明了。批判者一方面应该维护这种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使它不受粗暴意见的非难，另一方面应该反对滥用这种判断。  
　　凡是人的智力所不能确定的东西必须根据结果进行判断。在确定精神力量及其作用时主要就是采用这种判断，这一方面是因为智力对它们很难作出可靠的判断，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同人的意志的关系很密切，很容易左右意志。如果是恐惧或勇气左右了决心，那么在决心和它们之间就找不出任何客观的东西，因而在凭智慧和推测来判断可能的结果时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作根据。  
　　现在我们还必须对批判的工具，即批判时使用的语言进行一些考察，因为批判时使用的语言同战争中的行动是一致的。批判无非是一种思考，它和行动以前应该作的思考是干样的。因此，我们认为，批判时所使用的语言和战争中的思考具有同样的特点，这一点特别重要，否则，它就会失掉实际意义，不能成为使批判走向现实的桥梁。  
　　我们在考察作战理论这一问题时已经说过，理论不应该给指挥官提供死板的条文和体系作为他们智力活动的工具，理论应该培养战争中指挥官的智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培养过程中起指导作用。如果说在战争中判断某一具体情况时，不需要也不允许象几何学那样使用补助线，如果说在这里真理不是以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果说真理不能间接地发现，只能直接地由洞察力发现，那么在批判的考察中也应该如此。  
　　我们已经看到，凡是事物的性质必须用烦琐冗长的道理才能确定时，在批判时就不得不依靠理论上已经确定了的有关真理。当然，在战争中当事者遵循这种理论上的真理时，只是深刻地领会这些真理的精神，而不把它们看作外在的、僵硬的法则。同样，在批判中也不应该把这种真理当作外在的法则或使用时完全不必重新阐明其正确性的代数公式来使用，而应该领会真理的精神，至于更精确和更详尽地证明这些真理，那可以由理论去进行。这样，批判时就能避免使用隐晦不明的语言，就可以运用简洁的语言和清楚明白的观念  
　　当然，批判者在表达时不是经常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他应该努力这样做。在表达时应该尽量避免运用复杂的词句和概念，决不要把补助线当作万能的工具来使用，必须让不受任何体系限制的洞察力来阐明一切。  
　　然而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只在极少数的批判考察中能够看到这种虔诚的努力〈如果容许用这个词的话〉，而在大多数的考察中，由于某种虚荣心的驱使，却充满了炫耀自己博学多才的现象。  
　　在批判中常见的第一种弊病是，把某种片面体系当作金科玉律，把它们滥用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这类体系的片面性是不难指出的，而且一经指出，它那法官式的威严就破产了。在这里我们只牵涉到一定的对象.，这样片面的体系为数毕竟不多，因此危害也不大。  
　　另一种较大的弊病是滥用名词、术语和比喻，它们就象众多的宫庭侍卫一样尾随于各种体系之后，又象不法暴徒和散兵游勇一样，到处横冲直撞。虽然有些批判者对任何一种体系都不满意，或者没有完整地学会任何一种体系，因而还不能完整地使用一套体系，但是他们有时仍然想从这些体系中至少抓住一鳞半爪，作为指出某一统帅行动的缺点的根据。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如果不到处从军事理论中抓住一些片断当作根据，就根本不能进行批判。这些片断中最小的就是术语和比喻，它们往往只被用作批判的论述的点缀品。一切原属于一定理论体系的名词术语，一旦从原来的体系中被抽出来，当作一般的公理使用，或者当作比普通语言更有说服力的真理的小结晶体使用，那么，它们就会失去其原有的正确性，这是很自然的事。  
　　因此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理论书籍和批判书籍不是运用朴实，简单的思考方式，使作者至少还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使读者还了解自己读的是什么，而是与此相反，充满了涵义不明和易生歧义的名词术语，以致读者和作者的理解很不一致。但是，更坏的是名词术语往往只是些毫无内容的空话，甚至连作者自己也不清楚想用它们说明什么，他们安于模糊的观念，而在通常的用语中，这些观念是连他们自己也不会满意的。  
　　在批判中常见的第三种弊病是滥举史例，炫耀自己博学多才。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历史对军事艺术起什么作用，下面我们还想用专门的章节谈谈对举例和战史的看法.一个史实如果未经深入研究便加以引用，那么也可能被人用来证明完全相反的观点。如果从相隔很远的时代和国家中，从极不同的情况中抽出三、四个史例拼凑在一起，往往只能引起判断上的模糊和混乱，丝毫也不会有说服力。因为，仔细地把它们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它们是没有用处的，只不过是作者用以显示自己博学多才而已。这些模模糊糊、似是而非、混淆不清、随意杜撰的概念对于实际生活有什么好处呢?几乎没有什么好处。理论只要用了这样的概念，就始终同实践是对立的，就往往受到能征善战的将帅的嘲笑。  
　　但是，如果理论能够切实地考察作战的各种问题，确定能够确定的东西，用简洁的语言加以表达，能够避免滥用科学形式和历史引证粉饰自己，能够真正重视事实，能够联系在战场上依靠洞察力指挥作战的人，那么理论就不致产生上述种种弊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