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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进攻与防御的关系看进攻
假如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概念构成了逻辑上的相反观念，也就是说这两个概念既互相对立并相互补充，那么，就可以认为能够从一个概念推断出另一个概念来。虽然，我们每个人的阅历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不能够从两个相反观念中的一个观念而完整地推论出另外的一个完整的观念，但是，最起码的也可以做到从一个观念对另一个观念来说，无论如何也是一个重要的说明和补充。就对一个观念的许多部分来说，也是充分的补充和说明。从以上的看法中，我们认为《防御》一篇文章的前几章中阐述的与进攻有关的各点，就是相应地对进攻观念的充分的补充和说明。然而并不是在所有的方面都是这样，进攻的所有问题在防御的观念中决不能完全阐述完毕。所以，当观念的对立不是象在《防御》一篇前几章中那样直接涉及观念的基本部分时，我们自然就不能从《防御》一篇所论述的观念中直接推论出关于进攻所要论述的观念。经常变换对事物的看法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事物。因此，如果我们从较远的立足点概略地考察过的事物，再能够从较近的立足点加以考察，这样做就能对事物作出全面的了解。在这里，关于进攻所要论述的，有不少也是对于防御的进一步说明。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进攻时会遇到我们在研究防御时曾经探讨过的问题，反之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不准备按照多数工兵教程的做法，在论述进攻时避而不谈或者完全否定在论述防御时所提出的防御的一切积极价值；我们也不准备证明，对付每一种防御手段总有某种绝对可靠的进攻手段，这样做是不符合事物的性质的。就防御来说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不足点，虽然它的长处不是不可制服的，但做到这一点要付出的代价是极不相当的，这一点从任何立足点来看都必然是正确的，否则就会自相矛盾。此外，我们也不打算详尽地探讨对付每一种防御手段的进攻手段。从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来分析，每一种防御手段都会产生一种进攻手段，相辅相成，一正一反，阴阳相差，正负相克，这些都往往是显而易见的，并不需要先从防御的立足点再转到进攻的立足点才可以认识的。进攻手段是随着防御手段的出现而出现的。我们计划在探讨进攻的每个问题时说明进攻所特有的、而不是直接由防御引起的情况，由于我们使用了这种论述方法，在本篇中就会包含一些在《防御》一篇中没有相应内容的章节。
第二章 战略进攻的特点
前面已经论述过，战争中的防御（其中包括战略防御）不是绝对的等待和抵御，也就是说，不是完全的忍受，而是一种相对的等待和抵御，因而多少带有一些进攻因素。防御的最好的手段是进攻，对这点来说古今中外实例甚多；相反，进攻也不是单一的整体进攻，而是在不断同防御交叉进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一个聪明的指挥官、军事家都会审时度势，灵活地运用进攻和防御。从辨证唯物的观点来分析，没有还击（即进攻）的防御是根本不可设想的，是被动，挨打，也防不住，还击是防御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进攻却不是这样。攻击或进攻行动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本来并不需要防御，只是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中，才不得不把防御作为一种下策而加以采用。这是因为，第一、进攻行动不可能连续不断地一直进行到最低，中间要有平静的时间，要有间歇，在进攻行动停止了的这种平静时期，自然而然就处于防御状态；就拿我们平时常见的拳击运动来说就是很好的例证。你要打倒对方，就从必须通过臂膀将拳头击出去，拳头为了击出，必先弯屈臂膀，这也就自然而然地处在防御状态了。第二、进攻的军队通过为维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空间时，并不总是能够受到进攻本身的掩护，而有时必须专门加以防护才能完成。
所以，战争中的进攻行动，特别是战略上的进攻，是进攻和防御两种手段的不断交替和结合，而不能把进攻中的防御看作是进攻的准备和加强，不能把它看作是一种有效因素，而只能看作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下策，是妨碍前进的阻力，是进攻的原罪和致命伤。我们所以说防御是一种阻力，是因为如果防御不能对进攻产生有利影响，那么由于它所造成的时间上的损失，就必然会削弱进攻的效果。但是，任何进攻中所防御因素，是不是会对进攻没有实际的不利影响呢？既然我们承认进攻是较弱的作战形式，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就应该从中得知：防御对进攻不会产生实际的不利影响，因为，当兵力还充足可以采用较弱的作战形式时，采用较强的作战形式必然就显得是多此一举了。一般说来，从主要的方面来看，这是对的，但是如何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将在《关于胜利的顶点》一文中再作详细的探讨。但是我们要记住，构成战略防御优越性的原因之一就正在于，进攻本身不能不掺杂防御，进攻从防御中所得到的是防御中最有害的因素；就整个防御说的问题不能认为对这些因素也是适用的，因此，这些防御因素能在实际上削弱进攻。正是在进攻中产生了无力防御的时刻，防御中的进攻因素就积极地发挥作用。在一天战斗之后通常随之而来的十二小时的休息时间里，防御者和进攻者的处境是截然不同的！防御者是在自己选定的、非常熟悉的、准备好了的阵地上，而进攻者却象盲人一样摸索着进入军野营地，当为了重新筹备给养或等待增援等等而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休息时，防御者是在自己的要塞和仓库的附近，而进攻者却象是潜伏在草丛中的猛兽。任何进攻都是以防御告终；至于这时防御的形式和规模，要取决于具体情况；假如敌军已经被歼灭，情况可能很有利，如果敌军没有被歼灭，情况也可能很困难。虽然这种防御已不再是进攻本身的一部分，但是它的特点必然对进攻发生影响，并且对决定进攻的价值起一定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每次进攻时，都必须考虑到在进攻中可能会出现的防御，以便看清进攻中的缺点和不足，并对此有所准备。
而从另一方面来分析，进攻本身是始终如一的，而防御却依据等候这一因素减少的程度而可以分成许多不同等级，于是就产生了许多极不相同的防御方式，这一点我们在《抵抗方式》一章中已经论述过了。
因为进攻只有一个有效因素，进攻中的防御只是一种辅助的手段，所以进攻不象防御那样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当然，进攻在威力、速度和力量方面有着许多巨大差别，而这种差别只是程度上的不同，却不是方式上的不同。当然，我们可以考虑到，进攻者为了能够顺利地达到目标，也会选择不同防御形式，例如利用有利的地形，以反击敌人的进攻。但是这种情况很少见，我们一向是根据现实情况给概念和事物分类的，所以可以不必考虑这种平时很少见的情况。因此，进攻中不存在象防御的抵抗方式那样的不同的等级。但是无论如何，最终进攻中可以运用的手段只限于军队，如果有的阵地是处在敌人战区附近并对进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也应该包括在这种作战力量之内。不过这种阵地的重要作用将随军队的推进而越来越小，并且越来越明显，自己的阵地在进攻中也决不可能起到防御中那样重大的作用（防御时阵地往往成为主要的手段）。至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只有在群众对进攻者抱有好感而不是对本国的军队抱有好感时，进攻者才可能得到它。进攻者也许有同盟者，但只是特殊的或偶然的情况下才能使他有同盟者，进攻行动本身并不一定会带来同盟者。所以，如果说在防御时，能够把阵地、民众武装和同盟者三种力量都列入在抵抗手段的范围之中，那么在进攻时，我们就不能这样做。在防御中能做到这些有效办法是防御的性质决定的，而在进攻中，却很少能得到这些办法，即使能得到它们，也大多是由于偶然的机会。
第三章 战略进攻的目标
战争中，消灭敌人的军队是手段，打垮敌人是战争的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都是手段，不论在正义战争中还是非正义战争中都是如此。要达到消灭敌人的军队这一目的，防御可以转入进攻，进攻可以占领国土。因此占领国土消灭敌人军队也是进攻的目标，而占领国土大可不必占领敌国的全部国土，可以仅仅是占领国土的一部分、一个省份、一个地区或一个要塞等等。所有这些在迫使敌国讲和时都有充分的价值，这是进攻者取得的政治资本，进攻者或者可以占有它们，或者可以用它们在谈判时作为交换别的东西的条件。
因此，作为战略进攻的目标，可以从占领一个最不重要的地方一直到占领全部国土为止。一旦这个目标达到了，而且进攻停止了，就会转为防御。这样看来，我们可以把战略进攻设想为一个有一定界限的单位。但是，如果实际地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也就是根据实际现象探讨一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往往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在战争的现实生活中，进攻计划，也就是进攻的目的和手段，常常不知不觉地以达到防御为其终点，正如防御计划以进攻为其终点一样。要占领一个地方，统帅很少能够、至少不是常常能够预先精确地予以规定的，这要根据事态的发展变化来决定。有时，他进攻的进展比他预定的要有一定的差距，经过一段短时间的调整、策划之后，他的进攻又获得了新的进展，但我们不能把在进行调整、策划前后的行动看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动。有时，统帅停止进攻的时间比预定的时间可能要早一些，但这意味着他没有放弃他的进攻计划，没有转入真正的防御。从以上所说的可以看出，战争中成功的防御可以不知不觉地转为进攻，相反达到目标的进攻也可以不知不觉地转为防御，以巩固进攻所取得的成果和目标。人们想要正确地运用我们关于进攻所作的一般论述，就必须注意上述大小不同的战略目标。
第四章 进攻力量的削弱
进攻力量的削弱是战略上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能否取得战略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具体场合能否正确地认识这一问题，决定着指挥员能否正确地判断当时他应该做什么，采取什么措施，争取战争的主动权。
绝对力量所以会削弱是由于：
（1）要达到进攻的目标，即占领敌人的国土（这种削弱大多在第一次决战以后就出现，但进攻并不随着第一次决战的结束而终止）；
（2）进攻的军队需要占领自己背后的地区，以便保障自己交通线的安全和维持生存而分散兵力；
（3）战斗伤亡和疾病减员过大；
（4）距离补充来源地比较远；
（5）围攻或包围敌人要塞；
（6）努力程度逐渐下降；
（7）同盟军的瓦解；
（8）其它在战争中出现的可能因素。
但是，同这些削弱进攻力量的原因相对的，还有一些可以加强进攻力量的因素。很明显，只有把这两种不同的原因分析对比一下，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和判断，例如，进攻一方力量的削弱可能部分地或全部地为防御一方力量的削弱所抵销，甚至比防御一方力量的削弱还要小得多。不过后一种情况是很少见的。我们在进行比较时，绝不应该只是考虑双方在战场上的全部军队，而应该考虑双方在前面或者在决定性的地点上相对峙的军队，例如法军在奥地利和普鲁土的情况；法军在俄国的情况；联军在法国的情况，法军在西班牙的情况等等。
第五章 进攻的顶点
进攻中取得的胜利是已存在的优势经过主客观努力而达到的成果，正确地说是由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共同造成的优势的成果。我们在前一章已经指出，进攻力量有时会逐渐削弱，当然优势经过主观的努力是逐渐增长的，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优势常常是逐渐减弱的。进攻者可以象买东西一样获得一些在媾和谈判时对他有利的条件，但是指挥员对这些稍纵即失的机会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善于扑捉机会的能力，这当然常常是先以自己的军队为代价付出现款。如果进攻者能够把自己日益减弱的优势一直坚持到媾和为止，那么他的目的就达到了。有的战略进攻能直接导致媾和，但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大多数战略进攻只能进行到它的力量还足以进行防御以等待媾和的那个时刻为止。超过这一时刻就会发生剧变，就会遭到还击甚至全线崩溃，这种还击的力量通常比进攻者的进攻力量大得多，我们把这个时刻叫做进攻的顶点。由于进攻的目的是消灭敌人，占领敌人的国土，所以进攻就必然要进行到优势消失为止。这就促使进攻者向目标推进，而且使他要尽快地达到和超过预定的目标。如果我们想到，在比较双方力量时需要考虑很多因素，那么就不难理解，在很多场合要确定交战双方究竟谁占有优势是多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往往取决于不十分可靠的（当然要尽量做到可靠性）想象力和推断。
因此，问题在于依靠迅速而准确的判断来发现进攻的顶点。从表面上看来，这里似乎有矛盾。既然防御是一种比进攻强的作战形式，那么人们可能会认为进攻决不可能超过顶点，因为，当力量还足以用于较弱的作战形式时，它用于较强的作战形式一定是绰绰有余的。
第六章 消灭敌人军队
战争是达到消灭敌人军队目的的手段。这应该如何理解呢？要付出什么代价呢？关于这个问题可能有下列几种不同的看法：
（1）为达到进攻的目标所必需要消灭的那部分军队；
（2）尽量多地消灭敌人的军队；
（3）在保存自己力量的前提下消灭敌人军队；
（4）从第三点还可以引伸出一点，那就是进攻者只在有利的时机消灭敌人军队。对进攻的目标来说这种情况也是可能发生的，这一点在第三章中已经谈过了。
战斗是破坏敌人作战力量的唯一有效的手段，当然，它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达到目的：（1）直接的；（2〕间接的（即通过各种战斗的安排）。因此，如果说会战是主要的手段，那就是说它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占领一个要塞，占领一部分国土，这本身已经是对敌人作战力量的一种破坏和削弱，而且还能够导致对敌人作战力量的更大的破坏和削弱，也就是说它同时是一种间接地破坏敌人作战力量的手段。
占领一个未设防的地区，除了我们可以较少的代价而直接达到某种预定的目的外，也可以看作是对敌人作战力量的一种破坏和削弱。诱使敌人离开它占领的地区所起的作用，同我们占领敌人未设防地区的作用很相近，因此只能把它同占领未设防的地区同样看待，不能把它看作是真正用战斗取得的成果。对采用这些手段所取得的成果在很多情况下被估价过高，而实际上它们很少具有一次会战那样的价值。同时，在采用这些手段时，往往还有一种危险，人们可能看不到这些手段会使他们陷入不利的境地。由于采用这些手段付出的代价很小，所以它又有很大的诱惑人的力量。因此，在采用这种手段时，应该全面掌握尽可能有的资料，权衡利弊，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之后再付诸实施。
这些手段在任何时候都应该看作是较小的赌注，它们只能带来较小的利益，只能在条件有限和动机较弱的场合使用，不能轻易采取行动。在这种场合，它们显然比没有目的的盲目的会战好一些，因为没有目的的会战即使获得胜利，它的成果也是无法充分利用的。
第七章 进攻会战
我们关于防御会战所谈的一切，其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进攻会战。
为了使广大读者能清楚地认识防御的本质，我们研究防御会战时只考察了防御特性表现得最明显的会战。而这样的防御会战毕竟是很少的。在战争中，大多数的防御会战是半遭遇战，在这种会战中，防御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在进攻会战中情况却不是这样，进攻会战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自己的特性，而且当防御者越不是处于真正防御的状态时，进攻会战的特性就表现得越明显。所以，即使在特性不十分明显的防御会战中，或者是在真正的遭遇战中，敌对双方所进行的会战的特性总还是有一些不同。进攻会战的主要特点是一发起会战就进行包围或迂回。
十分明显，在战斗中利用包围确实能带来很大的利益，这是一个战术上的问题。进攻者不能因为防御者具有对抗包围的手段就放弃这一利益，这要看具体的情况来确定。只有在防御者的其他条件非常适于防御者采取对抗包围的手段时，进攻者才不能使用包围这一手段。但是防御者为了要达到消灭对方的目的，千方百计地要使自己能够顺利地对包围者进行反包围，就必然要占领经过周密选择而且工事良好的阵地。在这里更为重要的是，防御者往往并不能在实际上取得防御所提供的一切利益。何况大多数的防御在进攻、包围面前只是一种可怜的应急手段，也就是说防御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处于非常窘困、被动和危险的境地，他是在估计到最不利的情况即将到来，而匆忙采取决定在半路上迎击进攻者的，企图延缓自己被歼灭的命运。因此，利用包围甚至变换正面进行会战，本来是交通线的位置有利时应该采取的手段，却住往成为精神和物质占优势时采取的手段了，例如马伦哥、奥斯特里茨、耶纳等会战。此外，还有一种情况也要引起注意，在第一次会战时，由于进攻者还在国境附近，他的基地即使不比防御者的基地优越，也大多数是很大的，所以他也敢于采取一些冒险的行动。至于侧翼攻击，即在会战中变换正面作战，也比包围更为有效。有人认为在进行战略包围时，一开始就应该象布拉格会战那样，同时进行侧翼攻击，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战略包围同侧翼攻击很少有共同之处，而且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行动，关于这一点，在论述对战区进攻的问题时还要进一步说明。如果说，在防御会战中，统帅要求尽量推迟胜负决定的时刻，以便赢得时间（因为防御会战如果在日落前胜负未定，通常就是一次胜利的会战），相反，在进攻会战中，统帅就要求胜负决定的时刻迅速到来。但是，在实施过程中进攻者如果操之过急，就会带来很大的危险，因为这会造成兵力过大的消耗使进攻者从主动变为被动。进攻会战的一个特点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敌情不明，进攻会战就象在陌生的环境里摸索寻找时机那样（例如奥斯特里茨、瓦格拉木、霍亨林登、耶纳、卡次巴赫等会战）。在进攻的会战中越是情况不明，就越需要集中兵力，就越需要多采用迂回，少采用包围以探明情况，采取对策。胜利的主要果实要在追击中才能得到，这一点我们在第四篇第十二章中已经说过。因此，追击在进攻会战中显得更加重要，自然比在防御会战中更是整个行动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第八章 渡河
一、一条横断进攻方向的大河，对防御者来说是天然屏障，而对进攻者来说常常是很不方便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只能在一个渡河点渡河，所以，进攻者不愿意留在大河附近，那么他的一切行动会有很大的困难，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进攻者在渡河后向敌人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战斗或者敌人向他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战斗时，那么他就会面临重大的危险。因此，一个统帅如果没有很大的精神优势和物质优势作基础和后盾的话，那他就不应该轻易采取行动，而冒很大的风险，不应该由于自己的轻率而使部队处于这种被动的地位和境地的。
二、只有进攻者存在这种背水作战的困难时，防御者才有可能有效地防守住江河；如果进攻者不存在这种困难时，防御者也许就不能凭借天然屏障而如此有效地防守江河了。假如聪明的防御者不把江河防御看作是唯一的救急手段，而是很好地组织这种防御，使自己在这种防御失利的情况下也还有可能在离江河不远的地方进行有效的抵抗，那么针对这种情况，进攻者就不仅要考虑到敌人利用江河防御对他进行的抵抗，而且还要考虑到上面第一条中所说的江河给防御者所提供的一切有利条件。我们看到，正是由于这两种原因，统帅对于进攻设防的江河是顾虑重重而且特别慎重的。
三、我们在前一篇中已经谈到，在一定条件下，充分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组织良好的江河防御可以取得很好的成果。如果再看一看过去战争中的事实，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取得这些成果的可能性在实际要比理论上预言的要多得多。如果在理论上只考虑实际存在的困难，而在实施中，一切情况在进攻者看来又通常比实际情况更加困难的话，这些也就会成为进攻者行动上的最大障碍。假如我们论述的是一种不求大规模决战的进攻，也不是全力以赴的进攻，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在实施中，从理论上的角度来讲就根本不予考虑的许多微小的障碍和偶然事件都会给进攻者带来不利因素，由于他就是行动者，他会首先考虑和接触到这些障碍和偶然事件。只要回顾一下伦巴第的那些并不十分大的河流也常常能够成功地被防守住的这一事实，我们就可以清楚这一点了。如果说，战史上也有一些江河防御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是因为人们有时要求这种手段的充分发挥，而实际上没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所造成的，他们完全不是根据这种手段的战术性能去考虑和实施，而是根据单纯的凭主观臆断或从经验中得知的而且被过分夸大了的效果来使用这种手段的。
四、只有当防御者错误地把整个希望完全寄托在江河防御上，而一旦这些江河防御被突破就会使自己陷入极大的困境和遭到不可收拾的惨败境地时，才可以认为江河防御这种抵抗形式是对进攻者有利的，因为突破江河防御当然要比赢得一次普通的会战容易。
五、从上面所讲的自然可以得出结论：在进攻者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情况下，江河防御具有很大的价值；可是当进攻者兵力占优势或魄力很大，准备进行大规模决战时，防御者如果错用了这个手段，就可能给进攻者带来实际的利益。
六、不能迂回的江河防御是极少的，不论是在一般情况下对整个防线而言，还是在特殊情况下对个别地点而言，都是如此。因此，如果进攻者兵力上占有优势并寻求大规模决战，那么，他总会想办法在一个地点佯渡，而在另一地点真渡河，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不顾一切地前进（由于兵力占优势，不顾一切地前进是可能的）来扭转战斗初期可能遇到的不利情况，因此，依靠优势的火力和超乎寻常的勇敢来驱逐敌人的主要防哨，借以对设防的江河进行真正的战术强渡，这是很少见的，或者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强渡这个概念永远只能从战略意义上去理解，因为，进攻者即使在防线上的一个完全没有设防或防御力量薄弱的地点渡河，仍要克服很多不利的条件（这些条件是防御者估计进攻者在渡河时一定会碰到的）。进攻者可能采取的最不利的作法是，在相距并不很近而且不能进行共同战斗的几个地点真正渡河，这样，防御者是一定要分散兵力的，现在进攻者也分散自己的兵力了，他就失去了本来在兵力上占优势的利益。1814年，贝累加尔德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明乔河畔的会战中遭到失败的。在这次会战中，双方军队凑巧都分开在几个地点渡河，而奥地利军队兵力的分散程度比法军还要大。
七、如果防御者在敌岸设防，那么不言而喻，进攻者想要在战略上战胜防御者的办法就有两个：第一是不顾己岸有敌人而选择另外某一地点渡河，并利用渡河这一手段战胜防御者；第二是向防御者发起会战。在使用第一种办法时，起关键性作用的主要是基地和交通线状况的好坏。但是我们常常又看到。专门为此而进行的准备工作比一般条件更能起决定性作用，如看谁的阵地位置选择得较好，谁的装备配置得较好，谁的部下能很好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谁不顾疲劳行军速度较快等等，谁就可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抵销一般不利的条件。至于在采用第二种办法时，先决条件是进攻者必须具有进行会战的手段、条件和决心。一旦进攻者具备了这些先决条件，防御者就不敢轻易地只利用这种江河防御了。
八、我们最后的结论是，即使渡河本身在很困难的场合并不是很多的，但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场合，进攻者也不得不出由于对渡河的后果和未来情况的顾虑等等而停顿下来。他或者是让防御者留在已岸，或者勉强渡过河去，但还是靠近河岸停下来，双方长时间隔河对峙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即使在大规模决战的场合，江河也是重要的因素，它总是削弱和妨碍进攻的。在这种场合，对进攻者最有利的是防御者把江河防御作为自己抵抗的主要行动，错误地把江河作为战术屏障，而不去考虑其它方面的因素，这样，进攻者就毫不费力地得到了轻而易举地进行决定性打击的利益。当然这种打击决不会立即导致敌人的彻底失败，但是这个打击是一些有利的战斗，它们会使防御者总的处境恶化，1796年奥军在下来茵地区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第九章 对防御阵地的进攻
我们在《防御》一篇中已经很仔细地分析了防御阵地如何能迫使进攻者向它进攻，或者迫使他停止前进，只有起这种作用的防御阵地才是有用的，才能全部地或部分地消耗敌人的进攻力量，或者使它不起作用。根据这种情况来看，进攻者对防御阵地是毫无任何办法的，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抵销防御者的这一利益。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防御阵地实际上都是这样的。假如进攻者发现不进攻防御阵地也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那么进攻防御阵地就是一个错误。相反，如果他发现不进攻防御阵地就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那么他首先就应该考虑，能否利用威胁敌人侧翼的办法迫使敌人放弃阵地，只有当这样做没有任何成效时，他才应该决定进攻这个良好的防御阵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攻击阵地的侧翼一般说困难程度总是要少一些。至于应该进攻阵地的那一个侧翼，这取决于双方退却线的位置和向，即取决于能否威胁敌人的退路和保障自己的退路。威胁敌人的退路和保障自己的退路两者可能无法同时办到，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应该考虑威胁敌人的退路，因为它本身是进攻性的行动，因而同进攻是相适应的，而保障自己的退路则是防御性的行动。但是，对占领良好阵地的强大的敌人进攻是相当危险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在这里应该看作是一个重要的真理。当然也有进行这种会战取得胜利的例子，如托尔高会战、瓦格拉木会战（我们不以德累斯顿会战作为例子，因为我们认为这一会战中的敌人还不能称为强大的敌人）。但是，总的说来这种防御阵地受到进攻的危胁是很小的，如果我们再看到，有许多的事例说明，即使最果断的统帅对良好的防御阵地也曾敬而远之，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危险是不存在的。
但是，不应该把一般常见的会战同我们这里所谈的会战相提并论。要知道，大多数的会战实际上是遭遇战，在这种会战中，虽然一方是驻止的，但是他是驻止在没有准备好的阵地上。
第十章 对营垒的进攻
一段时间，人们十分轻视修筑工事及其作用的风气曾经风行一时。这是由于法国边境的单线式防线多次被摧毁，贝费恩公爵在布勒斯劳的营垒中会战失败，托尔高会战以及其他许多战争的实例所引起的。然而从另一方面，腓特烈大帝通过迅速的运动和进攻手段所取得胜利的战争，更加促使人们轻视一切防御、一切防御战斗、特别是一切筑垒工事。当然，如果只有数千人奉命防御几普里宽的国土，或者筑垒工事只不过是一些前面没有障碍的堑壕，这些应付差事的防御工作在强大的进攻面前当然是毫无价值的，把希望寄托在它们身上也当然十分危险。然而，如果象庸俗的空谈家那样，由于这一点就说修筑工事本身不起作用（滕佩霍夫就是这种态度），那肯定是十分可笑，十分荒谬的。如果修筑工事不能用来加强防御，那么要它们有什么用处呢？不，不是这样的！不仅理智而且千百次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构筑完善、有足够的兵力而且防守严密的筑垒工事通常可以看作是坚不可摧的，即使从进攻者的角度来看也是这样。如果承认单个的修筑工事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就可以相信，对进攻者说来，进攻一个营垒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不能完成的任务。
营垒的守备部队兵力较少，这是营垒的性质决定的。但是利用有利的地形障碍和坚固的工事也可以抵抗兵力优势很大的敌人。腓特烈大帝虽然拥有比皮尔纳营垒守备部队多一倍的兵力，但是当时他认为进攻这个营垒是不可行的。后来，常常有人认为腓特烈当时是可以攻破皮尔纳营垒的。他们唯一的根据是当时萨克森军队的状况很坏，显然，这决不能作为论证来否定营垒的作用。同时，那些事后认为不仅可以攻破，而且可以很容易攻破这个营垒的人，在当时是否会下定进攻的决心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我们认为，对营垒的进攻是一种很不寻常的进攻手段。只有临时构筑的营垒尚未完工，用以阻止敌人接近的障碍物还很少的时候，或者象常见的那样，整个营垒只是有大概的轮廓，工程只完成一半的时候，进攻营垒才是可行的，甚至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敌人的一种手段。
第十一章 山地进攻
在第六篇的第五章及以后的几章中，我们已详细地论述了防御和进攻时山地在战略上一般所起到的作用，我们也详细地阐明了山地作为战争中真正的防线时能够起到什么作用。由此就可以得知，进攻一方应该如何对待作为真正防线的山地。因此，这个重要问题我们在这里就没有什么可论述的了。在那里，我们的主要结论是：在进行次要的战斗时和进行主力会战时对山地防御的看法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次要战斗中，只能把对山地的进攻看作是迫不得已的下策，因为这时一切情况都对进攻者不利，相反在主力会战中，山地却对进攻者有利。
因此，具有进行会战的兵力和决心的进攻者应在山地同敌人作战，而且，他一定能从中得到利益。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来谈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结论很难得到其他人的赞同，这个结论不仅同表面的现象有矛盾，而且初看起来还同一切战争经验相抵触。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看到，进攻的军队不管是否寻求主力会战，都把敌人没有占领而位于敌我双方之间的山地看作是异乎寻常的幸事，于是总是匆匆忙忙地先敌占领前面的山地；任何人都不会认为这种行动同进攻者的利益有什么冲突。在我们看来，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不同的情况就必须小心谨慎地分别对待。
一支准备发动一次主力会战而向敌人挺进的军队，当它必须冲过未被敌人占领的山地时，自然会担心敌人可能在最后垂死争扎的时刻封锁那些他想利用的隘路。因为如果防御者真的封锁了这些隘路，进攻者就不再能够获得防御者占领一个普通的山地阵地时通常为他提供的那种利益。这时防御者已不会再过于分散兵力，已确切地知道进攻者要走那条道路，而进攻者也不再能针对敌人的兵力配置来选择自己的进攻道路了。因此，在这样的山地会战中，进攻者就不再具备我们在第六篇中所说的一切有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就有可能占领一个牢不可破的阵地。这样一来，防御者就有可能为了进行主力会战而有效地利用山地。当然，这一切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发生的，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防御者在最后时刻坚守一个良好的山地阵地（特别是当他事先完全没有占领这个阵地时）会遇到的相当大困难，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防御手段是十分不可靠的，而进攻者所担心的那种情况也不一定会发生。尽管这种情况不一定会发生，但是担心这种情况会发生却是很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战争中，常常有些担心虽然是十分多余的，但却是很自然的。
进攻者这时肯定担心的另一种情况是防御者也许会利用前卫或前哨线进行临时的山地防御。虽然这个手段也只有在十分少的场合才对防御者有利，但是进攻者很难确认在哪种场合对防御者有利，在哪种场合对防御者不利，所以他会担心可能遇到对自己最不利的情况。
此外，我们上面的论述，并不排除一个阵地借助于山地地形的特点成为完全牢不可破的阵地的可能性。在战争的历史上这样牢不可破的阵地是有的，但并不一定要在山地才有，如皮尔纳、施莫特赛芬、迈森和费耳特基尔赫等。这些阵地正因为不在山地，所以才更显得有价值和作用。尽管人们可以想象，在山地里（比如在很高的台地上）也可以找到这样牢不可破的阵地，在这种阵地上防御者可以防止山地阵地常见的不利条件，但是，这样的阵地十分少见，而我们观察的却只能是大多数情况。
我们正是在战史中了解到山地是多么不适合于进行决定性的防御会战，伟大的统帅想要进行这种会战时总是宁愿在平原上选择阵地。在过去的整个战史上，除了革命战争时期以外，就再也没有在山地进行决定性会战的战例。在革命战争时期，不得不进行决定性会战时，所以也有很少的时机时利用山地阵地，显然是错误地使用了山地阵地和进行了不正确的推论的缘故。1793年和1794年在孚日山，以及1795、1796和1797年在意大利的情况就是如此。大家都指责梅拉斯在1800年没有占领阿尔卑斯山的通路，这是一种欠思考的批评，是一种可以说是肤浅和幼稚的批评。拿破仑如果处于梅拉斯的地位，恐怕同样也不会占领这些通路的。
关于山地进攻的部署的问题，绝大部分属于战术性质，在这里我们以为只需要对山地进攻的一般情况，也就是对那些和战略紧密联系以及同它又一致的部分作以下几点说明：
（1）军队在山地不能象在别的地方那样可以离开道路行进，如果急需分割兵力而由一路变成两路或三路前进时，大多只能拥塞在很长的隘路上，实际起不到兵分多路的效果，所以军队一般说应该沿着几条道路前进，或者更正确地说应该在一个较宽的正面上前进。
（2）对正面很宽的山地防御，进攻者当然应该集中兵力实施进攻。但在这种情况下要包围敌人整个军队是不可想象的，要取得战争的重大的胜利，主要应采用突破敌人的防线和击退敌人的侧方部队的方法，而不是采用旨在切断敌人退路的包围的手段。因此，在敌人主要退路上迅速而不停顿地前进是进攻者必然采纳的办法。
（3）但是，如果在山地对兵力配置得比较集中的敌人进攻，那么迂回就是进攻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正面攻击会遇到防御者用最大兵力和集中火力进行的抵抗。而迂回必须主要以真正切断防御者的退路为目的，而不是以进行战术上的侧翼攻击或背后攻击为主要目的。其理由是：如果防御者有很多的兵力，那么他在山地阵地的背面就也能够对进攻者进行激烈的抵抗；这时，只有让敌人担心可能失去退路，进攻者才能期望最快地取得成果。在山地，防御者的这种担心产生得越早，它的影响和效果也就越大，因为在山地处境最危急时是不容易用手中的枪炮杀出一条血路的。而单纯的佯动在迂回时也决不是有效的手段，这种手段最多只能把敌人诱出阵地，却不能带来对敌人真正的威胁和杀伤力，因此必须以真正切断敌人的退路为目的，才能使敌人在心里产生巨大的恐惧和压力，从而击垮敌人。
第十二章 对单线式防线的进攻
如果攻防双方在单线式防线上进行一次主力决战，那么进攻者就会从中得到真正的利益，因为这种防线正面过宽，比直接的江河防御或直接的山地防御更不符合进行决定性会战的各种要求。1712年欧根在德南所设的防线就可以算是这种防线，那一次他受到的损失完全同会战失败时所受的损失一样惨重。但是，如果当时欧根集中地配置了兵力，那么维拉尔恐怕就很难取得这种胜利了。如果进攻者不具备进行一次决定性会战所需要的手段，而坚守防线的又是对方的主力，那么进攻者就不敢冒然的攻击这种防线了，如1703年维拉尔就没有敢轻易地进攻路德维希·冯·巴登指挥的施托耳霍芬防线。然而，如果防线只由一支次要的军队坚守，那么，自然一切都取决于进攻者能用多少兵力进行进攻了。在这种场合，抵抗大多并不激烈，至于胜利的成果，当然也就不会具有很大的价值。
围攻者的围攻防卫圈具有一种独特的性质，我们将在论述对战区的进攻时予以讨论。
一切单线式的配置，例如加强的前哨线等等，总有容易被突破的特点。但是，如果突破不是为了继续前进从而求得决战，那么进攻者只能得到微小的成果，为这样小的成果而采取较大的突破行动在大多数场合是不合算的。
第十三章 机动
一、我们在前面第六篇第三十章中已经谈到这个问题。虽然防御者和进攻者都可以采用机动，但是，机动总是更多地具有进攻的性质，总是更多地体现在与实际情况相适应的程度上，而不是具有防御的性质，所以我们想在这里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机动同通过大规模战斗中使用强大兵力的进攻实施并不矛盾，它同使用进攻手段直接进行的进攻实施才是对立的，即使在威胁敌人的交通线和退路、牵制性进攻以及其他等等场合下都是这样。
三、就机动这个词的一般涵义来说，它有一种诱使敌人犯错误而产生的效果，这种效果似乎是从不行动，也就是从均势中产生出来的，机动好比下棋时的头几着棋，因此是一种双方力量比较平稳的赌博，其目的是造成取得成功的有利机会，进而利用这种机会造成对敌人的优势。
四、机动所产生的利益，可以看作是行动的目标，有时也应该看作是采取行动的根据。这些利益主要是：
（1）切断或限制敌人后勤给养的供应，造成后勤供应不足或瘫痪；
（2）同其他部队会合；
（3）威胁或阻止敌人同国内或同其他军团和军的联系；
（4）威胁敌人的退路；
（5）用优势兵力攻击敌人单个据点。
这五种利益可以表现在当时情况中的最小目标上，并使这些目标成为在一定时间内一切都围绕它进行战事的对象。这时，一座桥梁、一条道路、一个工事就往往起着很重要作用，它们所以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它们同这五种利益或其中的一种发生关系的缘故，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难证明的。
（6）一次成功的机动给进攻者，或者更确切地说给积极行动的一方（当然也可能是防御者）带来的结果是得到一小块地方、一个仓库，一点点局部的利益等等。
（7）在战略机动中有两组对立的概念（它们表面看来似乎是不同的机动，而且被用来推论出错误的原则和规则），即四个概念，实际上它们是（而且必须看作是）同一事物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第一组对立概念是包围和内线活动，第二组对立概念是集中兵力和分散兵力。
（8）对第一组对立概念我们决不能认为，其中的某一个概念会比另一个优越。因为，第一，如果一方追求这一种行动方式，必然会引起对方追求另一种相适应的行动方式，后者就象是前者自然的平衡力和真正的中和剂一样；第二、包围同进攻是同一性质的行动，内线活动则同防御是同一性质的行动，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进攻者更适合于采用包围，防御者更适合于采用内线活动。哪种行动方式用得最恰当，哪种行动方式就较优越，就越能产生较好的效果。
（9）对另一组对立概念也同样不能说其中的某一个比另一个优越。兵力较强的一方可以把兵力分散在若干地点，这样做可以在许多方面在战略范围造成便于自己生存和行动的条件，同时还可以积蓄自己部队的力量以备万一。相反，兵力较弱的一方则必须更多地集中兵力，尽量不使自己的兵力分散，力求通过运动来弥补由此产生的不足。但是要获得较大的机动性必须有较高的行军技能。因此，兵力较弱的一方必须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这就是最后的结论。如果我们能始终保持前后观点一致，我们就必然会处处都碰到这个结论，因此，可以把它看作是检验我们论证的逻辑性的试金石，1759和1760年腓特烈大帝对道恩的战局，1761年他对劳东的战局以及1673年和1675年蒙特库科利对屠朗的战局，都始终被认为是兵力软弱的一方最巧妙地利用这种机动方式的典范。我们的论点主要是根据这些战局得出的。
（10）正如不应该滥用上述两组四个对立的概念而得出错误的原则和规则一样，我们不应该赋予其他的一般条件（如基地、地形等等）以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重要性和决定性影响。如果追求的利益越小，地点和时间方面的细节就越重要，一般的或重大的情况就越不重要，因为它们在这种算小利的计算中起的是微不足道的作用。1675年屠朗背靠莱茵河把兵力配置在宽达三普里的正面上，而退却用的桥却在最右翼，用一般的观点来看，难道还有比这更荒谬的吗？然而他采用的措施却达到了目的。因此，这些切合实际的措施被认为是一种高度的技巧和智慧的结晶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有更多地注意细节，并根据它们在具体场合必然具有的价值来评价它们，才会理解这种成果和技巧。
（11）因此我们深信，对机动来说，是不存在事先所固有的任何规则的，任何方法、任何一般原则都不能决定这一行动的价值；而巧妙的活动、准确性、有秩序、服从性和大无畏的精神却有利于在具体情况下取得显著的利益，而且要在这个竞争中取得胜利，主要要依靠这些特性。
第十四章 沼泽地、泛滥地和森林地的进攻
沼泽地，也就是不可通行的只有少数堤道的草地，正如我们在《防御》一篇中已经指出的那样，会给战术进攻带来特殊的困难。沼泽地很宽，不能用炮火驱逐和消灭对岸的敌人。也不能为自己铺设通路。因此，在战略上人们尽力避免向沼泽地进攻，尽力绕过沼泽地。如果象有些低洼地区那样，耕作面积很大，并有无数条通路，那么防御者的抵抗虽然相对地说是比较强的，但是对于进行决定性的决战来说，就比较薄弱了，也就是说完全不适合了。但是，如果象在荷兰那样，低洼地由于泛滥而得到加强，那么防御的抵抗可以增强到最大限度，使任何进攻都不能成功，荷兰1672年的战争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法军在攻下并占领了泛滥线以外的所有要塞以后还有五万军队（先由孔代指挥，后由卢森堡指挥），而防守泛滥线的荷兰人却只有两万，但是法军却不能攻克这条防线。但是不伦瑞克公爵指挥的普鲁士军队对荷兰军队的1787年战局的结果完全与此相反，当时普军是以几乎不占优势的兵力和微乎其微的损失却攻破了这条防线。两种不同的结局就提示人们必须从防御者由于政治观点不一致而造成的分裂状态以及指挥的不统一中去找原因。而更确实的事实却是，后者这次战局的胜利，也就是通过最后一道泛滥线一直到阿姆斯特丹城下的进攻，是由一个十分微小的原因引起的，因此不能根据这个特殊的战例得出一般的结论。这个十分微小的原因是哈勒姆海没有设防，公爵正是利用这一点绕过防线到达阿姆塞耳温防哨背后的。如果荷兰人在这个海面上有几艘军舰设防，公爵就决不可能到达阿姆斯特丹城下，因为他当时已经黔驴技穷了，至于这种情况对于媾和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论述的问题，但是，最后一道泛滥线不可能攻破却是可以肯定的。
严冬季节当然是泛滥地防御的自然敌人，1794和1795年法军就曾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只有严寒的冬天才是这样。
我们把难以通行的森林地也算作能够加强防御的一种手段。如果森林地的纵深不大，那么进攻者就可以沿着彼此靠近的几条道路穿过森林，到达通行困难较少的地区，因为在森林里各个地点的战术防御力量不可能太大，而森林地完全不象江河或沼泽地那样，绝对不可通行。但是，如果象在俄国和波兰那样，广大的地区几乎到处都是森林，进攻者无法通过，那么他的处境当然就会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只要想一想，进攻者为了补充给养要克服许多困难，在阴暗的森林中对到处可能出现的敌人显示自己优势的兵力是特别不容易，就可以明白这点了。毫无疑问，这种情况是进攻者可能处在的最不利的情况之一。
第十五章 寻求决战的战区进攻
这个题目的大部分问题在第六篇中已经谈到了，在那里的论述只要反过来看就是对战区进攻的应有的说明。
一个单独的战区的概念同防御的关系总是比同进攻的关系更为密切。关于进攻的一些主要问题，如进攻的目标、胜利的影响范围等，我们已在本篇中讲述过了，而关于进攻性质的最有决定性和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到研究战争计划时才能给予说明。虽然如此，有几点还是需要在这里加以说明的，我们打算还是从寻求大规模决战的战局谈起。
一、进攻的最终目标就是胜利。防御者从防御地位所得到的各种利益，进攻者只能通过优势，最多通过军队感到自己是进攻者和前进者而产生的一种微小的优越感来抵销。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于这种优越感的作用通常评价过高，其实这种优越感只能是暂时性的，而且也经不起实际困难的考验。当然，我们在这里是假定防御者的行动同进攻者的行动一样，都是正确而适合的。我们所以作以上的说明，是想减少人们对于奇袭和出敌不意的糊涂观念，人们通常认为奇袭和出敌不意在进攻中是胜利的丰富源泉和唯一手段，其实，如果没有一定的客观因素，奇袭和出敌不意是根本没有办法实现的。关于真正的战略上的奇袭，我们在其他时间已经说过了。因此。如果进攻者不具备物质力量方面的优势，他就必然有一种精神方面的优势来弥补进攻这种作战形式的不利；如果精神方面的优势也不具备，那他就根本没有理由发起进攻，即使发起了进攻，也肯定是会失败的。
二、正如说谨慎应该是防御者的保护神一样，大胆和自信应该是进攻者的保护神。这并不是说，一方可以缺少另一方应该具备的特点，而是说谨慎同防御，大胆和自信同进攻具有更紧密的关系，彼此决不可以分开。一般说来，这些特点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军事行动不是课堂里的数学演算，而是一种在实际战火中，是在血与火的搏斗中，是在黑暗的、起码是在朦朦胧胧的领域中进行的活动，在这里，我们必须相信那些最适合于达到我们的目标的指挥官。防御者在精神力量方面表现得越软弱，进攻者就应该越大胆，越强硬。
三、要取得胜利，就要使敌人的主力同自己的主力作战。这一点，对进攻来说就不象对防御那样值得怀疑，因为进攻者必须去寻找通常已经占领阵地的防御者。我们在前面《防御》一篇中已经明确论述了，如果防御者存在配置错误，进攻者就不可能去寻找防御者，因为他可以确信，防御者会来找他，于是他就可以在敌人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和敌人作战。这时一切都取决于能否正确判定哪条道路和哪个方向是最重要的，我们在讨论防御时没有谈这个问题，只是让读者参阅本章，因此我们想在这里对这个问题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四、什么可以作为进攻的直接目标，即可以作为胜利的目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了。如果这些目标是在我们要进攻的战区内，也就是说是在我们可能取得胜利的范围之内，那么通向这些目标的道路就是进攻的主要方向。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进攻的目标常常是只有在可以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才有意义，所以在考虑进攻目标时永远必须同时考虑到胜利。因此对于进攻者说来，重要的不是只是为达到进攻的目标，而是要作为一个胜利者达到目标，所以他进攻的方向不是指向进攻的目标本身，而是指向敌人军队到达这一目标时必然经过的那条道路。那条道路就是我们直接进攻的对象，进攻者在敌人军队到达进攻目标以前向它发起进攻，把它同这个目标分离开，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击垮敌人，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胜利。例如，假设敌国首都是进攻的主要目标，而且防御者也没有驻扎在首都同进攻者之间，那么进攻者直取首都就是不正确的，较好的办法是把进攻的目标指向敌人军队同首都之间的交通线，并在那里寻求胜利，一旦取得这一胜利，敌人的首都就唾手可得了。
如果在进攻的胜利范围以内没有大目标，那么敌人军队同最近的大目标之间的交通线就是对取得战争胜利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每个进攻者都要思索一下，如果在会战中得胜，将如何利用这一胜利？回答是，利用胜利可以取得的目标就是进攻的主要方向。如果防御者是配置在这个方向上，也就是说他配置得完全正确，进攻者就应该毫不迟疑地去向他挑战。如果防御者的阵地太坚固，进攻者就不得不努力从阵地侧旁绕过，也就是说遇到困难不得不另想办法。如果防御者没有驻扎在正确的地点，进攻者就仍然应该在这个方向上前进，一旦前进到同防御者取齐，而防御者仍不向他的侧方移动，进攻者就应转向敌人军队同这个目标之间的交通线，以便在那里向敌人进攻。假使敌人军队始终在原地不动，进攻者就应该转向敌人军队，从背后攻击他们。
在进攻者选择的通向目标的所有道路中，选择大的通商要道永远是最好和最自然的道路。如果这些道路有过于弯曲的地段，自然就要在这些地段另选较直的道路（即使是较小的道路也好），因为退路过于弯曲总是十分危险的。
五、进攻者在寻求大规模决战时决不应该分割兵力，如果分散了兵力，大多只能看作是进攻者不明情况而产生的错误，因此，进攻者只能在可以保证各纵队能够同时参加作战的正面上前进。如果防御者自己分散了兵力，进攻者就会从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当然，只有在这种场合进攻者才能进行一些小规模的佯动（这种佯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战略上的佯攻，其任务是确保这些利益）。只有为这个目的而分散兵力才是正确的。
如果军队不得不分成几个纵队前进，那只能是为了组织进攻中的战术包围，因为包围形式对进攻来说是很自然的，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就不应该放弃这一形式。但是这种包围形式只能是战术性质的，因为在大规模战斗时进行战略包围完全是浪费兵力。只有当进攻者十分强大，胜利的结局毫无疑问时，才可以进行战略包围。
六、但是进攻也应该谨慎小心，因为进攻者自己也有背后和交通线需要掩护。对这些进攻者应该尽可能地依靠前进行动进行这种掩护，也就是说由进攻的军队本身来完成这种掩护。如果必须特别指派一部分军队来完成这个任务，那就要分散兵力，这当然只能削弱进攻的力量。既然一支兵力较大的军队往往总是在两端相距至少一日行程那样宽的正面上前进，那么，如果交通线（即退却线）偏离行军正面的垂直线不大，军队的正面大多就可以掩护交通线了。
进攻者在这方面要冒多大风险，主要要看敌人的情况和特点如何。如果一切都是在大规模决战的气氛的压力之下，防御者就很少有进行这种活动的余地！进攻者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说不必对此过分担心。但是，一旦前进已经终止，进攻者本身越来越进入防御状态，那么掩护背面就越来越有必要，越来越成为主要问题。因为进攻者的背面当然要比防御者的背面力量薄弱，所以防御者在转入真正的进攻以前，甚至当他还在不断放弃国土时，就可以开始对进攻者的交通线采取行动了。
第十六章 不求决战的战区进攻
一、进攻者即使没有足以进行大规模决战的意志和力量，他还是会有一定的战略进攻意图的，只是他进攻的目标比较小罢了。如果进攻成功，那么随着这个目标的实现，整个局势就会出现平静和均势。如果在进攻中遇到一些困难，那么总的攻击就会在达到其目标以前中止。这时就会出现一种纯粹是临时的进攻甚至战略机动。这就是大多数战局的特征。
二、可以成为这种进攻目标的对象是：
（1）一个地区，占领一个地区可取得的利益是：补充给养，必要时也可以征收军税，减轻本国的负担，在媾和时拿它作为与敌人进行交换别的东西的等价物。有时，占领一个地区也是为了军队的荣誉，取得精神上的力量。在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统帅进行的战争中就不断出现过这种情况。一个地区占领后能否保住，其作用是有很大差异的。一般情况下，只有这个地区同自己的战区相邻，是战区自然的补充给养部分时，它才有可能保住。也只有这样的地区才可以在与敌人谈判时作为交换别的东西的等价物，至于不是这样的地区，一般情况下常只是在战局的持续时间内占领，到冬天就要成为包袱一样被放弃。
（2）敌人的一个大仓库。如果仓库较小，就不可能会被看作是决定整个战局的进攻目标。虽然占领仓库本身会使防御者失去仓库而进攻者得到仓库，但是进攻者的主要利益却在于防御者因而被迫后退一段距离，放弃一部分他本来可以保有的国土。由此可见，夺取仓库实际上只是手段，这里所以把它当作行动的目的提出来，是因为它是进攻的直接而明确的目标。
（3）夺取一个要塞。我们将用专门的一章来讨论夺取要塞的问题，到时读者可以参阅那一章。根据那一章阐述的理由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不能以完全歼灭敌人或者占领敌人大部分国土为目的的进攻战争和进攻战局中，要塞始终是最重要、最理想的进攻目标。从而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要塞很多的尼德兰，一切总是以占领这个或那个要塞为中心，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就连逐步占领整个地区也似乎不是主要问题，而是把每个要塞看作是本身似乎具有某种价值而应予以考虑的单位。而对要塞本身，注意得更多的是对它围攻是否方便和容易，却不是它的价值。
然而围攻一个不太小的要塞始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行动，因为它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这一行动并不总是关系到全局的战争中，这一点是应该加以慎重考虑的。因此围攻要塞在这里就成了战略进攻的重要目标之一。不过要塞越小，或者围攻越是不认真，围攻的准备越不充分，一切越是附带进行的，那么这个战略目标就越小，就越适合于以十分弱小的兵力和意图来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给战局加添一些荣誉，整个行动常常只是装模作样，因为作为进攻者，总要采取一些行动才象样子。
（4）进行一次有利的战斗，遭遇战，甚至会战。为了夺取战利品，或者仅仅为了军队的荣誉，有时甚至只是出于统帅的荣誉心，这一类战斗是有可能进行的。只有那些对战史完全无知的人才会怀疑甚至认为不可能有这种情况的出现。在路易十四时代法军进行的战争中，大多数的进攻会战却都属于这一类。但必须指出，这些会战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也不是单纯的为了满足虚荣心而进行的儿戏。它们对于媾和是有十分肯定的影响的，它们能使进攻者相当直接地达到目标。军队的荣誉、军队和统帅的精神优势也十分必要，而他所起的作用虽然是无形的，但对整个军事行动来说，都始终是有影响的。
进行这类战斗当然要有两个前提：第一，胜利的希望相当大；第二，即使战斗失利，受到的损失也是相当的小。当然，这种在特殊情况下为了有限目标而进行的会战同那种由于精神上的软弱而没有利用胜利的会战是不能等同看待的。
三、上述目标除了第（4）项以外，其他目标都可以不必经过大的战斗就取得，而且进攻者为这些目标通常也不希望进行大规模战斗。进攻者不经过决定性战斗就得到目标的手段，都是针对防御者在其战区内需要保护的一切利益而采取的，这些手段就是：威胁防御者的交通线（不论是同给养来源地，如仓库、富庶的地区、水路等有联系的部分，或者是同别的部队及重要地点，如桥梁、隘路等有联系的部分）；占领敌人不能夺回并能给敌人造成创伤的坚固阵地；占领大城市、富饶的地区和可能发生反抗的、不安定的地区；威胁力量弱小的同盟国，等等。如果进攻者可能确实切断防御者的交通线，而且防御者不付出重大牺牲就不能予以恢复，如果进攻者可能占领上述那些目标，而防御者就会被迫放弃一些重要性较小的目标，退到后方或侧方去占领另一个阵地来得护上述目标。这样一来，某个地区、仓库和要塞就没有保护了，于是进攻者就可以夺取该地区和仓库，围攻要塞。这时，可能发生不同规模的战斗，不过这不是人们所希望的，人们也不把它们当作目的，而只是当作一种不得已的下策，因此，战斗的规模和重要性是不会超出一定的界限的。
四、防御者威胁进攻者的交通线是防御的一种还击手段，在寻找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这种还击方式只有当进攻者作战战线拉很长时才会出现，但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这种还击方式却是比较适用的。在后一种场合，虽然进攻者交通线很长的情况是不多的，但是，这时重要的已经不是使进攻者在交通线上受很大损失，只要给他造成给养供应方面的困难，或者使他的给养供应有所减少，就足够可以起到作用了。如果进攻者的交通线不长，那么防御者可以采取相应的对策，延长同敌人在这方面进行斗争的时间。因此，掩护战略侧翼是进攻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如果进攻者同防御者之间发生了保护自己侧翼和威胁对方侧翼的斗争，那么进攻者就必须用自己兵力的优势来弥补自己存在的不利条件。如果进攻者还有足够的力量和决心对敌人的大部队或主力进行一次猛烈火力的攻击，那么使敌人面临这种困境是掩护自己侧翼的最好办法。
五、最后，我们还要想到，在这样的战争中，进攻者和防御者相比较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那就是进攻者要比防御者可以更好地根据对方的意图和能力来判断对方。预见进攻者存在有多大的进取精神和胆量，要比预见防御者是否准备采取重大行动要困难得多。实际上，选择防御这种作战形式通常就是没有什么积极意图的证明。此外，采用大规模还击的准备同一般的防御准备之间的差别，比抱有大企图的进攻准备同抱有小企图的进攻准备之间的差别要大得多。最后，防御者不得不较早地采取措施，因而进攻者就可以根据防御者的措施再采取措施。
第十七章 对要塞的进攻
对要塞的进攻，我们在这里当然不能从筑城作业方面来加以研究，而是准备研究三个方面：第一、同这种进攻有联系的战略目的；第二、对进攻要塞的选择；第三、掩护围攻的方法。
防御者丢失要塞会削弱他的防御，特别是当要塞构成防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更是如此。进攻者攻占了要塞后，就可以从中得到极大的利益，他可以把它用作为自己的仓库和补给站，可以用它来掩护地区和宿营地，等等。当进攻者最后转入防御时，要塞就又会成为这种防御的最有力的支柱。要塞在战争过程中对战区的所有这些作用，我们在《防御》一篇中论述要塞时已作了充分的说明，我们在那里的论述反过来看也是对要塞进攻的应有的说明。
攻占要塞的问题是和是否寻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与不寻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二者之间有很大差别的。在前一种战争中，攻占要塞被看作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下下策。这时人们只围攻那些为了进行决战而不能不进行围攻的要塞。只有当决战已经完全结束，危机、力量的紧张状态已经过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也就是说战场平静的状态已经出现的时候，攻占要塞才能起到巩固已经占领的地区的作用，这时攻占要塞虽然还需要经过努力，需要消耗兵力，但大多没有什么危险。但是正在战争的危机时期围攻要塞却会极大地增大危机，这对进攻者是非常不利的。很明显，没有任何行动能象围攻要塞那样会严重地削弱进攻者的力量，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行动象它那样肯定地会使进攻者在一定时期内失去优势。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为了能够继续进攻，却又不得不采取坚决的措施去攻占这个或那个要塞。在这种场合下，围攻要塞应该看作是一种果断猛烈的进攻行动；围攻前越是胜负未定，危机就越大。关于这方面有待研究的问题，我们将在《战争计划》一篇中予以探讨。
在有限目标的战争中，通常攻占要塞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本身。攻占要塞将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小行动，与其他行动相比它具有下列优点：
（1）攻占要塞是一个范围十分有限的小行动，它不需要投入很大的力量，因此也不必担心会遭到还击；
（2）要塞在敌我双方进行谈判时可以作为交换别的东西的很好的等价物；
（3）围攻要塞是一种迅速猛烈的进攻行动（至少看来是这样的〕，但它不象其他进攻行动那样会使兵力不断削弱；
（4）围攻是一种没有重大危险的行动。由于攻占要塞具有上述优点，所以攻占敌人一个或几个要塞通常就成为没有较大目标的战略进攻的目的。
在确实难以决定应该围攻哪个要塞时，选择的根据是：
（1）这个要塞攻占后易于防守，因此在谈判时可以作为价值很高的等价物。
（2）围攻手段的多少。手段少时只能围攻小的要塞，占领一个小要塞总比围攻大要塞受到的损失要少一些。
（3）要塞工事的坚固程度。要塞工事的坚固程度和要塞的重要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彼此间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如果放着一个工事不很坚固但可以作为进攻目标的要塞不去攻占，却把兵力浪费在一个工事非常坚固而且很不重要的要塞上，那是最愚蠢不过的事情。
（4）要塞的装备和守备部队的强弱。如果要塞的守备部队不多，装备也比较薄弱，攻占这个要塞当然就比较容易。但在这里必须指出，守备部队的多少和装备的强弱也是作为判断这个要塞的重要性的因素之一，因为守备部队和装备本身就是敌人作战力量的一部分，是不能同筑城工事同等看待的。因此，攻占一个有强大守备部队的要塞比攻占一个工事特别坚固的要塞值得付出更大的代价。
（5）运输攻城辎重的难易。大多数围攻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攻城辎重的不足，而攻城辎重的不足，又往往是由于运输困难所造成的。1712年欧根围攻兰德赖希要塞和1758年腓特烈大帝围攻阿里木次要塞就是由于这种原因引起失败的最突出的例子。
（6）最后，掩护围攻的难易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掩护围攻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一是利用工事来加强围攻的军队，即利用围攻防卫圈；二是利用所谓监视线。第一种方法在现在的战争中已经完全过时了。人们乐于采用第一种方法显然有一个重要的根据，那就是从表面上看用这种方式掩护围攻，进攻者的力量就似乎不会由于分散兵力而受到削弱（这种削弱对围攻本来是很不利的），但是，实际上进攻者的力量却会由于下述原因受到十分显著的削弱：
（1）围绕要塞的阵地往往会使军队的正面拉得太宽。
（2）坚守要塞的部队（还应该加上前来解围的部队），本来只是同我军对峙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看作是处于我军营垒心脏中的敌人部队，它借助要塞城垣的掩护，使自己不会受到丝毫的损伤，至少是很难制服的，因而它的作用能得到很大的增长。
（3）围攻防卫圈的防御只能是单纯的防御，因为正面向外的环形配置在所有防御配置形式中是力量最弱和最不利的一种，它尤其不利于进行有利的出击。围攻防卫圈上的防御者只能在自己的筑垒工事中进行绝对的抵抗，很显然，这种防御形式造成的防御力量上的削弱，也许会比使用监视部队受到的削弱要大得多（编组一支监视部队也许会使军队减少三分之一的兵力）。如果我们再看到，自从腓特烈大帝以来，战争的指挥者们普遍喜欢使用所谓进攻（实际上并不总是进攻）行动，喜欢采取运动和机动，而不喜欢修筑工事进行防御，那么我们就不会由于围攻防卫圈完全被废弃不用而感到奇怪了，不过，在围攻防卫圈的防御中，战术抵抗所带来的兵力削弱决不是围攻防卫圈的唯一缺点。我们在指出这个缺点的同时，还列举了对围攻防卫圈的一些看法，是因为这些看法同这个缺点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围攻防卫圈基本上只能是掩护战区的一部分，即只能在它包围圈以内的地区。而所有其余的地区，如果不专门派兵掩护，就等于让给了敌人；如果派兵掩护又要分散兵力，而分散兵力却是人们不愿意采纳的。在这种情况下，攻城时不可缺少的运输和补充给养工作就已经是使围攻者担心和感到有极大压力的问题了，如果攻城部队的数量相当大，攻城辎重使用得相当多，而且敌人在战场上的兵力又很强，那么用围攻防卫圈来掩护运输就根本不可能办得到了。用围攻防卫圈掩护运输只有象在尼德兰那样的情况下才是可以设想的，因为在尼德兰，要塞互相靠得很近，要塞和要塞之间的防线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掩护着整个战区的其他部分，使运输线在这里很大程度上已经缩短了，在路易十四以前，军队的配置还没有同战区的概念联系起来。特别是在三十年战争中，军队偶然地调来调去，到了正好周围没有敌人部队的某个孤立的要塞前面，就停下来进行围攻，而带来的围攻辎重够用多久，就围攻多久，一直到前来解围的敌人部队到来并接近时为止。这时，利用围攻防卫圈是符合当时情况的。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现代战争的变化，利用围攻防卫圈掩护围攻恐怕只有在极少数场合，也就是情况同上述情况类似时才是可能的。只有在战场上的敌人兵力很少，或者战区的概念同围攻的概念相比已似乎不存在的情况下，围攻时集中优势兵力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这样做肯定会大大加强围攻的力量。
路易十四时期，在康布雷和伐郎兴设置的围攻防卫圈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前者由孔代防守，被屠朗突破；转而后者又由屠朗防守，而被孔代突破。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许多战例中围攻防卫圈实际上并没有遭到很大的攻击，甚至当迫切需要给要塞解围而且防御者的统帅又是一位特别敢作敢为的人物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例如1708年，维拉尔就没有敢攻击在里尔的围攻防卫圈内的联军。腓特烈大帝1758年在阿里木次，1760年在德累斯顿，虽然都没有设置真正的围攻防卫圈，但设置了一个同围攻防卫圈大体上一致的防御体系，他是用同一支军队进行围攻和掩护围攻的。腓特烈大帝在阿里木次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奥地利的大军离这里不很远，但当他在多姆施塔特耳损失了运输队以后，对这种作法又后悔起来。1760年他在德累斯顿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他轻视帝国军队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他急于要占领德累斯顿。
最后，围攻防卫圈还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在失利的情况下很难保住攻城的火炮力量。如果掩护围攻的部队是在距离围攻地点一天或几天行程的地方作战，那么一旦遭到失败，围攻者还可以在敌人的兵力来到以前撤围，即使配备着庞大的运输队，也至少可以在敌人到来的前一天转移。
在考虑配置监视部队时，首要的问题是考虑监视部队应配置在离围攻的要塞多远的地方；在一般的情况下，确定这个距离的因素是地形条件或者是攻城军队要与之保持联络的其他军团和军的阵地的位置。此外，监视部队距离较远，围攻可以得到更好的掩护；距离较近（不超过几普里），则围攻部队又和掩护部队可以更好地相互支援，这是显而易见的。
第十八章 对运输队的攻击
对运输队的攻击和掩护只是一个战术问题，如果不是为了要证明只有根据战略上的需要和情况才考虑采取这种行动的话，我们也就根本不谈这个问题了。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谈的很少一点内容是对进攻和防御来说可以合二而一来谈，同时，它对进攻还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否则，我们就会在讨论防御的时候研究这个问题了。
一个有三百至四百辆运输车的中等运输队（不管车上载的是什么）可以长达半普里，一个庞大的运输队会长达数普里。可以这样分析，通常派去护送的比较少的部队要能够掩护这么长的运输队是可想而智的，此外，运输队运动不灵活，前进缓慢，这是必然的，而且还经常可能发生混乱；最后，运输队的每个部分都要进行单独的掩护，因为一旦它的某一部分遭到敌人袭击（这种袭击非常容易），整个运输线立刻就会瘫痪在道路上并陷入非常的混乱。人们考虑到上述的种种困难，自然就会提出问题：究竟怎样才能掩护和保卫这种运输队？换句话说：为什么不是所有遭到攻击的运输队都被劫走？为什么不是所有需要掩护的，也就是敌人可以接近的运输队都遭到攻击？很明显，所有战术上提出来的办法，如滕佩霍夫提出的很不切合实际的办法，让运输队采用不断地停止前进和继续前进来缩短距离，或者象香霍斯特提出的稍好一点的办法，即把整个庞大的运输队分成几个小纵队间断行进。对克服运输队的根本缺点来说，这些都只是一些效果不大的弥补办法。
对于上述问题的答复是，多数运输队由于它们在战略上所处的地位而得到了一定的安全保证，而且是比易于遭到敌人攻击的任何其他部队都要安全的保证，这就使它们较少的防御手段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运输队总是多多少少地在自己军队的背后活动的，或者至少在离敌人军队很远的地方活动的。因此，敌人只能以小部队来攻击它们，而这些小部队还必须有强大的预备队作掩护，使自己的侧翼和背后免遭以前来支援运输队的部队的袭击。如果再想到，恰是由于运输车辆十分笨拙，攻击者很难把它们带走，多数只能砍断挽具，牵走马匹，炸毁弹药车等等（用这种方法只能使全部运输队受到阻拦和陷于混乱，但是不能真正消灭它），那么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出，运输队的安全更多地是依赖在战略上所处的地位来保证的，而不是依赖护送部队的抵抗来保证的。如果再想到护送部队的抵抗虽不能直接保护运输队，但却能扰乱敌人进攻运输队的程序，那么最后看来，对运输队的进攻不是很容易的丝毫无差的，而是十分困难的，它的结果是十分没有把握的。
另外必须指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去攻击敌人运输队的部队有可能遭到敌人军队或者敌人某一部队的报复，甚至遭到惨败的惩罚。人们在很多种场合正是因为有这种顾忌才没有敢攻击运输队，由于大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因而一直认为运输队是有了护送部队掩护才得到了安全，因而感到奇怪，怎么兵力少得可怜的护送部队会如此使人望而生畏。只要回忆一下1758年腓特烈大帝围攻阿里木次后通过波希米亚的著名的退却，就会知道我们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当时四千辆车的辎重队半数是由军队分成的许多小队护送的。道恩为什么没有攻击这支辎重队呢？理由是他害怕腓特烈大帝用另一半军队进攻他，把他卷到这次他所不希望的会战中。劳东为什么在齐施博维茨没有更早地、更大胆地进攻一直在他侧面的运输队呢？这主要是他害怕受到惩罚。劳东的军队距离主力十普里，并且同主力的联系彻底被普鲁士军队切断了，因此劳东认为，一旦腓特烈大帝（他一点也没有受到道恩的牵制）用大部分兵力对付他，他就有垮台的危险。
只有当军队的战略态势迫使军队毫无办法的从侧面，甚至异常地从前方运送物资时，运输队才真将遇到巨大的危险，因此也就很快会成为敌人攻击的有利目标（假设敌人的情况允许他为此行动派遣部队的话）。1758年战局中，奥地利军队在多姆施塔特耳攻击普军运输队的事例，进一步阐明这种行动是能够取得完满的成果的。因通住尼斯的道路是在普鲁士军队阵地的左侧，因此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在攻城和抗击道恩时活动受到了限制。所以奥军的别动队根本不必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完全可以从容不迫地去进攻普军的运输队。
1712年，欧根围攻兰德赖希时，就是从布香经德南，确切的说就是从战略配置的正前方输送攻城器材。为了能在这种特别情况下完成十分困难的掩护任务，他使用了哪些方法和手段，他处在多么困难的境地（这种状况直到战局过程起了剧变才结束），这已是大家都知道的。
总之，我们的结论是：对运输队的进攻不论从战术上看是多么容易，可是从战略上看，却总不是那样容易做到的，只能在敌人的交通线完全暴露的特殊情况下，才有可能取得重大的战果。
第十九章 对舍营的敌人军队的进攻
我们在《防御》一篇中之所以没有谈到军队的进攻这个问题，是因为不能把舍营只看作是一种防御手段，只能看作是军队的一种状态，甚至是一种战斗准备很差的状态。有关这种战斗准备，我们就不必再说了，因为第五篇第十三章中有关对舍营所说的一切也就是对它的一个极好的阐述。
然而，在研究进攻时，我们应该把舍营的敌人军队当作是一个特别的进攻目标，因为一则此种进攻是一种很特别的进攻方式，二则此种进攻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具有特别效果的战略手段。因为在这里所要说的不是对敌人单个舍营地或者是分散驻在一些村落中的一支小分队的袭击（因为为此种进攻而进行的部署全都是战术问题），而是对比较大的舍营地中的一支大部队的进攻。因此，进攻目标不仅是袭击单个舍营地本身，而是要努力阻止敌人军队的集中。
对舍营的敌人军队的进攻，其实就是对一支没有集中的军队所进行的袭击。这种袭击假如能使敌人的军队不到达预定的集中地点，能迫使它们在后方较远的地方另外选择一个集中地点，那么袭击就算成功了。集中地点后移的距离，在危急时极少在一日行程以内，一般可达数日行程，因此可以看出造成国土的丧失并不是很小的，这就是进攻者得到的第一个利益。
对敌人所有军队进行的这种袭击，在最初时可能是同时袭击少数几个单个的舍营地，而不是袭击所有的或者是很多的舍营地，因为这么做就一定要扩大进攻的正面和分割进攻军队的兵力，这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因此，进攻者只能袭击那些处在进攻纵队前进方向上的、敌人最前面的舍营地。即使这样，袭击很多这样的舍营地也极少能顺利进行或全部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一个大部队的行动是不能不被人发觉的。但是这种进攻方法是不可忽视的，我们把由此产生的成果看作是进攻者得到的第二个利益。
第三个利益是能迫使敌人进行部分战斗，并促使他们在这种战斗中遭到严重的损失。一个大部队的集中，不仅是以营为单位在主要集中地点集中的，一般是先集中成旅、师、甚至军，然而以旅、师、军为单位的部队就不可能极其快捷地奔向集中地点，在它们同敌人进攻的纵队遭遇时，就不得不接受战斗。如果进攻的纵队兵力不很大，它们也有取得胜利的机会，但是即使能取得胜利，它们也会丧失了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支力图到达后方集中地点的部队是不会很好地利用胜利的，一般说这很容易理解。它们也可能会被打败，由于它们没有充分的时间组织有力的抵抗，造成这种可能性的机会就会更大一些。因此可以设想，如果进攻者能周密地计划并实施一次袭击，他们就能够通过这些部分战斗得到很多的战利品，这些战利品将成为总成果中的一个主要部分。
最后，第四个利益（也是全部行动的结果）是使敌人军队在一定时间里发生混乱和士气沮丧，从而迫使敌人即便在最后的时间里也不能把军队集中起来立即使用它们，这样一遭到攻击就会不得不再放弃一部分土地，不得不重新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
以上就是对敌人舍营地进行一次成功的袭击时所能得到的特殊成果，这也是经过一次袭击使敌人不能毫无损失地在预定地点集中军队时所能获得的特殊的成果，不过，袭击成功的尺度自然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得到的成果有时会很大，有时却又会小得可怜，再说，这种袭击即使非常成功，能取得成果很大，也可能得不到象主力会战获胜时那么大的成果。这一方面是因为这种袭击不会象主力会战获胜时那样取得许多的战利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袭击的精神影响不会象主力会战获胜时那么大。
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总的结论，避免对这种袭击作出过高的评价。有很多人认为袭击是进攻活动的最好形式，但是，正如上面的详细考察和战史告诉我们的那样，事情决不会只是这样的。
1643年洛林公爵在提特林根袭击朗超将军指挥的法军的舍营地的实例，就是最辉煌的袭击之一。当时法军有一万六千人，结果损失了司令官和七千名士兵。这是一次惨败，之所以造成这种结果是因为法军没能设任何前哨。
1644年，屠朗在梅尔根特海姆（法国人称为马里恩塔耳）遇到的袭击，就其结果而言，确实也可以算是是一次惨败，因为屠朗的八千人居然损失了三千人。其主要原因是屠朗受到诱惑，他脱离实际地用集中起来的部队去进行抵抗。所以，我们不能经常指望用这种袭击的方式取得相似的结果。这个结果如果说是袭击本身带来的，还不如说是对遭遇战考虑不周所造成的，因为屠朗原本可以避开战斗，去同在其他地方舍营的较远的部队会合。
第三个著名的袭击是1674年屠朗在阿尔萨斯对大选帝侯、帝国将军布尔农维耳和洛林公爵指挥的联军的袭击。屠朗得到的是很少战利品，联军的损失不超过两三千人，这对五万人的军队来说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损失。可是联军却以为不能再在阿尔萨斯继续抵抗，于是撤退到莱茵河右岸。屠朗所要得到的正是这个战略成果，但是我们绝不能够在袭击本身去寻找取得这种成果的原因。如果说屠朗是为了袭击敌人的军队，还不如说他是打乱了敌人的计划。另外，联军统帅的意见分歧，军队靠近莱茵河等，也都是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总之，这次袭击值得人们认真地加以研究，因为人们往往都把它理解错了。
1741年，奈佩尔克去袭击腓特烈大帝的舍营地，结果是全部成果只是使腓特烈不得不用他的没有全部集中起来的兵力变换正面同他进行莫尔维次会战。
1745年，腓特烈大帝在劳西次袭击洛林公爵的舍营地。他之所以能够获得成果，主要原因是他对最重要的舍营地之一，亨内斯多夫进行了真正的袭击，使奥军因此损失了两千人，但从总体结果来看，洛林公爵虽然已经过上劳西次退回了波希米亚，但是在他沿易北河左岸又回到萨克森时并没有因此受到妨碍，所以说，如果不进行克塞耳斯多夫会战，腓特烈大帝就没有取得重大成果的机会。
1758年，斐迪南公爵袭击法国军队的舍营地。这次袭击的直接收获是法军损失了几千人，并被迫退到阿勒尔河的另一岸。而这次袭击的精神影响意义就显得更深远一些，它对后来法军放弃整个威斯特伐利亚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假如我们能从上述不同的战例中得出一个有关这种攻击效果的结论，那么只有前两个例子可以与胜利的会战等同看待，但是这两个例子中部队的数量都不是很大，敌人也没有设置前哨，在当时的作战中，这是比较有利于进行袭击的。其他四个例子虽然都已算作完全成功的行动，但是就其效果来说，明显地不能同胜利的会战并驾齐驱。在这些例子中，主要是由于敌人意志不强、性格软弱才取得了这样的成果。1741年的那次袭击，由于敌人的情况不象前面所说的那样，所以没能取得任何成果。
1806年，普鲁士军队曾经计划用这种方式袭击弗兰肯的法国军队。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次袭击完全可以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因为当时拿破仑不在军中，法军又是分散在广大的舍营地，在这种情况下，普军如能下很大的决心、用最快的速度进行袭击，那么完全可以使法军遭到一定损失，并能把它赶过莱茵河。当时普军也只能作到这一些。当时如果普军抱更大的希望，例如越过莱茵河追求更大的利益，或者想在精神上获得很大的优势，迫使法军在这一战役中不敢再到莱茵河右岸作战，那是万万没有充分根据的。
1812年3月初，当拿破仑命令他的军队在维帖布斯克地区休息时，俄军曾经想从斯摩棱斯克袭击法军的舍营地。但是在执行中，俄军丧失了这样做的勇气。俄军没能进行袭击倒变成了一件幸事。因为法军统帅拿破仑所率的中央军团在兵力上比俄军多一倍以上，而且他本人又是一个空前果断的统帅；因此从法军方面来说，损失几普里的地方根本算不了什么，而对俄军来说，附近根本没有一点能使他们扩大战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巩固战果的地形；另外法军进行的这个战局不是拖延时间即行将结束的一次战局，而是进攻者考虑全部消灭全打垮敌人的第一个步骤；所以，袭击法军舍营地虽然可以得到一些微小的利益，但这同俄军的任务是很不相符的。这些利益不能够弥补俄军同法军在兵力和其他条件上如此巨大的差距。但是，俄军的这个妄想表明，这种设想的模糊观念是怎样诱使人们完全错误地运用它。
以上我们把对舍营的敌人军队的进攻作为战略手段进行了阐述。就这种手段的性质来说，这种进攻的实施不但是个战术问题，而且部分地又属于战略范畴（因为这种进攻一般是在广大的正面战场上进行的，进行这种进攻的军队能够在集中以前投入战斗，在大多数情况下基本上都是这样投入战斗的），因此在整个这种行动中都是由若干单个战斗组成的。因此，在这里我们还需要大致地来谈谈怎样合理地组织这种进攻的问题。
对这种进攻的第一个要求是：要在一定范围内正面进攻敌人的宿营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袭击几个舍营地，隔断它们同其他舍营地的联系，使敌人陷入预想的混乱状态。有关进攻纵队的数目和间隔，则需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第二个要求是：各纵队进攻的方向一定要向心地指向一个约定的会合地点，因为敌人的退却多多少少是以兵力集中而结束的，因此，进攻者也应该这样。这个会合地点必须尽可能的是敌人的联络点，或者是在敌人军队的退却线上，当然，能在敌人退却线通过某一地形障碍的地点上是最好的。
第三个要求是：各纵队在同敌人军队遭遇时，一定要坚决、勇敢，大胆地攻击敌人的军队，因为只有这时的情况对他们是极有利的，这里也正是冒险的用武之地。当然，各纵队的司令官这时必须有很大的自主权。
第四个要求是：在对付首先占领阵地进行抵抗的敌人军队的战术进攻计划时，始终应该用迂回的方法来达到，因为只有分割和阻断敌人军队才能够期望得到最大的成果。
第五个要求是：各纵队应由各兵种编成，而且骑兵不可太少。假如能把整个骑兵预备队都分配给各个纵队，那就更为有利。如果觉得骑兵作为预备队在这种攻击中可以起到主力的作用，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无论是一个村庄，还是极小的一座桥梁，或是很小的一片丛林都可以阻止骑兵的行动。
第六个要求：虽然从袭击的性质来看，进攻者不能使自己的前卫前进得太远，但只有在向敌人靠近时才应该这样。如果战斗在敌人舍营线内已经开始，换句话说，期望从实际的袭击中获得的东西已经得到，那么，各纵队就必须让各兵种编成的前卫最大限度的向远处推进，因为前卫可以利用快速行动增大敌人的混乱。只有这样，进攻者才能在这里或那里截获敌人在仓卒退出舍营地之时通常拖在后边的行李辎重、炮兵、差遣人员和掉队人员，另外这些前卫也应该作为迂回和切断敌人退路的主要力量。
第二十章 牵制性进攻
就词的一般涵义来说，所谓牵制性进攻，就是指为了使敌人把军队调离某一重要地点而对敌人国土进行的进攻。只有在进攻者的主要设想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而不是为了夺取进攻的那个地方时，这种进攻才是特殊的行动，否则，它仍然是一般的进攻。
当然，就此而论，牵制性进攻总还必须有一个进攻目标。只有当这个目标具有特殊的价值时，才能诱惑敌人把他的军队调到那里去；另外，一旦这个行动没能起到引诱敌人的作用时，那么，占领这个目标也是对这一行动所消耗的力量的一种补偿。
要塞、大仓库、富庶的大城市（特别是首府）和可以征收各种军税的地区，以及可以得到对本国政府怀有不满情绪的敌国臣民的支持的地方，都可以成为这种进攻的目标。
牵制性进攻可能是有利的，这是比较好理解的；但是不容置疑的是，牵制性进攻并不总是有利的，它甚至是有害的。对牵制性进攻的主要要求是，它必须使敌人从主要战区撤出的兵力高于我方用于牵制性进攻的兵力。假如牵制性进攻所吸引的敌人兵力同自己所使用的兵力相当，那么它就失去牵制性进攻真正的含义，而成了一种次要进攻。由于情况有利，由于有希望用少数兵力取得很大成果（例如举手可得地占领一个重要的要塞）而进行的一般的进攻，也不应该算是牵制性进攻。当然，人们常常把一个国家正在抵抗敌国时受到的第三国的进攻也叫做牵制性进攻，但是这种进攻与一般的进攻只是进攻的方向不同，而没有任何理由给它另起一个名称，在理论上，专门的名称只应该用来表示专门的事物。
显然，要想用少量的兵力吸引较多的敌人兵力，一定要有可以造成这种结果的特殊条件。因此，随便派遣一支部队到至今没有驻过军队的地点，是绝对不能到牵制性进攻的目的的。
假如进攻者派遣一支一千人的小部队侵入主要战区以外的敌方某一地区，以便征收军税，那么理所当然可以预见到。敌人向那里派出一千人是不可能阻止这一行动的，如果他要维护这一地区不受侵犯，就一定要派去更多的兵力。但是，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问题，防御者可不可以不去保护这一地区，而同样派出一支一千人的部队侵入进攻者相应的地区，从而获取平衡呢？因此，如果进攻者要想从这种行动中获到利益，他就一定要事先肯定，他在敌人的地区比敌人在他的地区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或者能够造成更大的威胁。如果情况成立，那么就可以说兵力很小的牵制性进攻就一定能吸引敌人较多的兵力。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用以进行牵制性进攻的兵力越大，所能得到的利益就越小，这是因为五万人不但能够非常成功地保卫住一个中等地区不受五万人的侵犯，而且还能够抵抗更多的敌人。因此，在牵制性进攻的规模较大时，这种利益是很不可靠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从中得到一点好处的话，那么牵制性进攻的规模越大，就越要求有利于牵制性进攻的其他条件起决定性作用。
对牵制性进攻有利的条件可以是：
（1）进攻者在派出牵制性进攻的军队之后，主力部队仍然没有受到影响；
（2）进攻者用牵制性进攻能够威胁到防御者的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地点；
（3）在受到这种进攻的区域内敌国的老百姓对本国政府怀有不满情绪；
（4）受到这种进攻的区域是能够提供大量作战物资的富饶地区。
进攻者只有考虑了上述条件，认为有取得成功的把握时才可以采取牵制性进攻，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进行这种进攻的机遇是不多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里必须指出：那就是每一次牵制性进攻都会给原来没有战争的区域带来战争。因此，牵制性进攻就往往会在某种程度上激起敌方潜在的作战力量，假如敌人考虑用民兵和民众武装来参加战争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就显得更为明显。如果一个地区冷不防受到敌人军队的威胁，并且没有什么防御准备，那么这一区域内一切力量都会紧紧地围绕在强有力的指挥官的周围，支持和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各种方法和手段来防止这场灾祸，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而且是被经验充分证明了的。这样一来，在这里就会出现新的抵抗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接近民众战争并且十分容易诱引民众战争的抵抗力量。
总的说来，这是进行任何一次牵制性进攻时都要注意的问题，不然的话，就会是自取灭亡。
英国军队1799年对荷兰北部的军事进攻和1809年对伐耳赫伦岛的军事进攻，作为牵制性进攻来看，只是因为这些军队不能用在其他地方，因此还可以说是正确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英国人的这一军事行动迫使法国人的防御能力增加了，而且，在法国国土的任何地方登陆都会导致这种后果。威胁法国的海岸当然能给进攻者带来不小的利益，因为这样就可以牵制法军防守海岸的很大一部分兵力，至于使用许多的兵力在法国登陆，那只有在人们能够期盼得到一个反对本国政府的地区的支援时，才是可行的。
在战争中进行大规模决战的可能性越小，牵制性进攻就越是可行的，当然从中可取得的利益也就越小。牵制性进攻只是一种能够促使驻止的部队运动的手段。
牵制性进攻的实施
（1）牵制性进攻可以是一次真正的进攻，在这种场合，执行中除了大胆和迅速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2）牵制性进攻可以只造成将要进攻的假象而不去作真正的进攻，在这个时候，牵制性进攻就是佯动。在这个时候应该利用什么样的特殊手段，那只有了解情况和人员特点的机灵的人才能提出。这时，必然会引起兵力的极大分散，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3）如果兵力不是特别小，并且退路被限制在某一地点上，那么组织一支支援这一行动的预备队，是执行这种行动的一个重要条件。
第二十一章 入侵
有关这个问题，我们能谈到的几乎只限于解释词义。我们发现现代著作家通常使用这个词，甚至自以为是地用它表示某种特殊现象。“入侵战争”就常常出现在法国人的著作中，他们企图用入侵这个词来表示向敌国深处的进攻，并想把这种进攻同有准备的进攻，即蚕食敌人领地的进攻对立起来，这是一种不合逻辑的、用语混乱的现象。一次进攻只是在国境附近进行，还是深人敌国腹地，是最先夺取要塞，还是最先寻找和不断追击敌人的主力，这些都不取决于进攻的方式，而取决于当时的情况，起码在理论上不能有另外的看法。在某些情况下，深入敌国腹地比停留在边境要更有计划，甚至要更加小心，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深入敌国腹地不是别的，正是进行一次猛烈的进攻所取得成功的结果，因而和进攻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第一章 引言
我们在论述战争的性质和目的的一章中，已经大体上描绘了战争总概念的轮廓，并指出了战争同它周围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使我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作基础。当时，我们只大致地提了一下考虑这个问题时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准备以后再详细地加以研究，我们在得出了打垮敌人，即消灭敌人军队是整体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这一结论后，就再也没有更加深入地进行探讨。由于得出了这一结论，我们在以后的一章中就可以指出，军事行动所利用的唯一手段就是战斗。我们认为，这样一来，我们在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正确的理论观点。
以后，我们又从不同角度出发研究了战斗以外的军事行动的一些最值得注重的关系和形式，以便一方面依据它们本身的性质，一方面依据战史所提供的经验，更准确地指出它们的价值，从而把它们从那些常常同它们混杂在一起的不确切的、涵义不清的概念中分辨出来，并且使人们能了解到军事行动的真正目标，即消灭敌人，始终是主要的东西。现在，当我们行将探讨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问题的时候，我们又要回到战争这个全体上来，因而，不能不联系到在第一篇中谈过的一些概念。
从总的方面阐述问题的以下几章将深入研究战略的最本质的部分，即战略中涉及面最广和最重要的问题。当我们深入到所有问题都交错在其中的战略的最深处时，我们不能不感到有些害怕。
实际上，这种害怕心情是能够理解的。
一方面我们看到，军事行动好象特别的简单。我们听到和读到，许多伟大的统帅都是以最简单和最朴实的语言谈论它们的，当他们谈到怎样操纵和运转这部由千万个零件组合的沉重的机器时，就好似在谈论一个人的行动一样，以致战争的整体庞大的行动就简化成一个搏斗二字了。我们发现，他们行动的目的有时是由于两三个简单的想法而引起的，有时是感情的激动而引起的；我们看到，他们处理问题是非常容易的，完全有把握的，甚至能够说是不假思索的。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需要理智予以考虑的情况很多，作战牵涉的方面很广，可以说是漫无边际的，另外，还有无数的行动方式要人们去挑选。如果这时我们再注意到理论的任务就是完整地也就是明确而透彻地说明这些事物，并且至始至终要使军事行动具有一定的必然的依据，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感到特别的不安，会担心可能被拉到呆板的书生气的泥坑里去，在呆板的概念的圈子里爬来爬去而永远接近不到具有敏锐而卓著的眼力的伟大统帅。如果理论研究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那就与不进行这样的研究没有什么区别了，或者说，不进行如此的研究反而会更好一些。以如此的研究作为基础的理论就会看低了才能的作用，而且很容易就会被人们遗忘掉。与此相反，上面所提到的统帅的敏锐而卓著的眼力，简单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及其把全部军事行动当作是一个人的行动的作法，的确是每一次完美的军事行动的支柱，而且，只有经过这样完美的方式，自由的智力活动才可以表现出来，假如人们想要指挥军事行动而不被军事行动所指挥，那么，这种自由的智力活动是万万不可缺少的。
我们怀着有些害怕的心情继续向前进。我们只有始终按着在开始时确定的道路才能不断前进。理论必须清楚地阐明大量事物，使人们容易理解它们，理论必须铲除错误的见解在每处种下的莠草，应该指出每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把重要的东西和不重要的东西分别开来。当各种观念顺其自然地凝聚成我们称之为原则的真理结晶时，当它们顺其自然地形成规矩时，理论就能够把它们指出来。
理论给人们带来的益处可以说是让人们在摸索各种基础概念时能有所获取和得到启发。理论不能给人们提出解决问题的公式，不能通过呆板的原则给人们指明狭窄的必然的道路。理论应该让人们知道很多的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关系，以此让人们再进入到较高的行动领域，让人们依据天赋的力量的程度发挥所有力量的作用，让他们具有清晰地判别真实的和正确的东西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上述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与其说是它研究的产物，不如说是危险的产物。
第二章 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
战争计划总括全部军事行动，并使它成为具有唯一最终目的（一切个别目的都汇总在最终目的之中）的统一行动。如果人们不明白要使战争要达到什么及其在战争中要得到什么（前者是目的，后者是目标），那么就不能够进行战争，或者说就不应该进行战争。这个主要思想制定了作战的一系列方针，明确了使用手段的范围和所需要使用力量的大小，并且一直关系到军事行动的最小环节。
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讲过，打败敌人是军事行动自然的目标，如果要坚持依概念作严密的推论，就不会得出其它的目标。
打败敌人的这种想法自然是作战双方都有的，因此，在军事行动中就不能够出现间歇，而且在作战双方中的一方确实被打败以前，是不会显露出平静状态的。
在讲述军事行动中的间歇的一章中，我们曾经指出。就敌对因素的体现者—人—和组成战争的所有情况来看，敌对因素是怎样受到战争机体内部原因的阻止和节制的。
但是，这种阻止和节制引发的变化，还远远不是战争从它的最初概念转变为处处可以看到的具体状态的原因。大部分战争就如双方只是在发怒一样，在发怒的情绪下拿起武器保卫自己和威胁对方，如果遇到机会，也会给对方以沉重的打击。因此，这些战争不是两个互相破坏的因素的正面接触，而彼此是隔开的。只在一些小的冲突中碰撞出火花的两个因素的紧张状态。
那么阻拦它们全面爆发的绝缘体是什么呢？为什么战争没有按照逻辑上规定的样式进行呢？这种绝缘体就是战争在国家生活中所碰到的很多的事物，力量和关系。在这些事物、力量和关系的多次的作用下，根据三两个前提直接得出逻辑的结论就成了不可实现的，逻辑的结论就会在它们的作用之中消亡。而且，人们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中，一般习惯于依据某些起决定作用的想法和感觉采取行动，而不是依据严密的逻辑结论采取行动的，因此对知道的情况不确切、自己的不坚决和不彻底完全是感觉不到的。
即使策划战争的人能够清晰地理解一切的情况，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目标，国内其他的有关人士也不见得都能做到这一点，因而就会出现阻力，就要求有一种力量来战胜人们的这种惰性，而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力量是不够的。这种不彻底性有时会存在于交战双方的这一方，有时又会存在于另一方，有时会存在于双方，它使战争成为一种按其概念来说不应该有的形态，使它成为或真或假的、缺少内在联系的东西。
这样的战争我们差不多到处都可以见到，假如我们不是亲眼看到，正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展现出具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那么可能会引起有些人的怀疑，他们对战争所绝对具有的实质的这种看法有什么实际意义而产生怀疑。在法国革命作了简略的开场白以后，拿破仑毫无顾虑的快速地把战争推到这一点上。在拿破仑的指挥下，战争马不停蹄地进行着，直到对方失败为止，同时，还击也几乎象进攻一样同样是毫不停顿地进行。根据这些现象所得出的所有逻辑结论，使我们再回到战争的原始概念上来，这不是很自然和很合乎逻辑的吗？
可是，我们是不是只管考虑战争的原始概念，不考虑战争距离原始概念有多么远，对所有战争都按照这个原始概念来判断呢？是否需要按照这个原始概念推论出理论中的所有结论呢？
现在我们应该对这些问题作出确切的回答，因为，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战争只能是它原始概念所确定的那个样子，或者还可以有另外的什么样子，使我们对战争的计划问题就不能提出合理的看法。
如果我们以为战争只能是前面的那种样子，那么，我们的理论就能够在多个方面更加符合逻辑的必然性，更加明确和更加肯定。但是，从亚历山大直到拿破仑之前所发动的一切战争（罗马人的部分战局除外），我们又怎么解释呢？我们就只能把它们全部否定掉。可是，假如我们真的把它们否定掉了，那么我们可能就会为自己的狂妄感到羞愧。而更麻烦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以后十年内也可能又会出现与我们的理论不相符合的战争。这样的理论虽然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但是在实际情况的压力下却显得软弱无力。因此，我们应该懂得，战争的形态不仅仅是由战争的纯概念决定的。它还包含和混杂着在战争中所有的其他因素，即每个部分的所有的自然惰性和阻力，是由人的不彻底性、考虑不完善和怯懦决定的。战争和战争所具有的形态是从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思想、感情和各种关系中所产生出来的，我们一定抱这种看法。假如我们不想脱离现实，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承认，甚至具有绝对形态的战争，就如拿破仑所进行的战争，也是这样的。
假如我们一定要象上面那样来看问题，并且必须承认，战争和战争所具有的态式并不是从它所接近的无数关系的总和中产生的，而是在当时起主要作用的一些关系中产生的，那么，一定会得出结论说，战争是以可能性、概然性、幸运和不幸运的赌博方式为基础的，严格的逻辑推理在这种赌博中往往会彻底不起作用，甚至对智力活动会成为无用而累赘的工具；另外，还能够进一步得出结论说，战争可能会成为一种有时很象战争有时又不很象战争的东西。
理论必须承认所有这一切，但是理论的任务是把战争的绝对形态放到首要的地位，同时把它当作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使一些期望从理论中学到某些东西的人永远记住它，把它当作衡量自己一切希望和忧虑的基本尺度，以便在今后可能和必要的场合使战争更加接近于这种绝对形态。
作为我们思想和行动基础的这个主要观念，即便是最直接的决定性的因素是来自完全不同的范畴，也会给予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以一定的色调和特征，这好象是一个画家用他上底色的颜色以这种或那种色调赋予他自己的画一样。
现在看来，理论之所以能够有成效地做到这一点，应该归功于最近的几次战争。假如没有这些惊心动魄的实例来说明摆脱束缚的因素需要有相当大的破坏力，那么，理论就是喊哑喉咙也无济于事，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目前人家所经历的事情是可能的。
如果1798年普鲁士预先想到它一旦失败就会遭受到非常猛烈的还击，使得欧洲原有的均势受到破坏，难道它还敢用七万军队去侵入法国吗？
假如1806年普鲁士能够考虑到第一颗枪弹会成为引起弹药库爆炸而招致自身灭亡的火星的话，难道它还会以十万大军向法国开战吗？
第三章 战争的内在联系 关于战争目的的大小和使用力量的多少
一、战争的内在联系
因为人们对战争的看法不同，有些人认为它具有绝对的形态，有些人则认为它多多少少具有不同于绝对形态的现实形态，因此对战争的结果就引出了两种不同的看法。
在战争的绝对形态中，一切都是由必然的原因而引出的，一切都是非常之快地交织在一起，不存在有没有联系的、中性的（假如能够使用这个词的话）空隙。在这种状态中，由于战争内部存在有各种各样的相互作用，由于战争具有系统的相继进行的战斗组成的内在联系，由于每一次胜利都有自己的高峰（超过这个高峰，就等于进入了损失和失败的范围），总之由于战争本身具有的这些自然关系，战争就只能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最终的结果。在取得最终结果之前，一切结论都没有，作战双方既没有赢得任何东西，也不会损失任何东西。在这里必须明确指出：一切胜负将取决于最后的结果。根据这种看法，战争是一个不能够离分的整体，它的每个部分（每个结果）只有在同整体联系起来的时候才有价值。１８１２年拿破仑占领了莫斯科和半个俄国，这种占领，只有在它能促成拿破仑希望得到的和约时，这对拿破仑说来才是有价值的。但是，这种占领只是构成他的战局计划的一个部分，这个计划还缺少另一个部分，那就是粉碎俄国的军队，如果他在得到其他战果的同时又实现了战局计划的另一部分，那么要达到媾和的目的就非常有把握了。由于拿破仑先前忽略了计划的这个部分，后来无论如何都不能实现这个部分了，于是整个第一部分不但对他无益，反而成了对他是有害的。
认为战争中的每个结果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的这种看法，可以看作是一个方面的看法。同这种看法相对立的还有另一方面的看法，即认为战争是由一些各自独立的结果组成的，这些结果就好象赌局中各自独立的“局”一样，前几局的输赢对以后的输赢并没有多大影响。因此，在这里主要的结局就是这些结果的总和，而且人们能够将每个单个的结果象筹码一样堆积起来。
正象第一种看法从事物的性质上来看是正确的一样，第二种看法从历史上来看是正确的。不论碰到什么困难都能获得一些微小的一般利益的情况是非常多的，战争的要素越缓和，这种情况就越多。但是，正象第一种看法在战争中正好适用的情况很少一样，第二种看法不需要第一种看法的补充就在战争中处处都适用的情况也非常少。
如果我们肯定上述看法中的第一种看法，那么就应该承认，每一次战争从刚开始就应该看作是一个整体，统帅在向前迈出第一步时，就一定要明确一个目标，那就是使一切行动都指向它。
如果我们承认第二种看法，那么我们就应该为了每一个次要的利益本身去追求这种利益，而把其他一切问题留在以后解决。
上述两种看法任何一种都不是完全不适用的，因此，理论对它们都应该加以考虑。但是，理论在运用它们时又应该区别对待：第一种看法是基本观点，处处都要把它作为基础，而第二种看法只是第一种看法在具体情况下的一种修正。
腓特烈大帝在1742、1744、1757和1758年从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向奥地利进行新的进攻时，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些进攻不会象进攻西里西亚和萨克森那样形成长期的占领。他当时之所以进行新的进攻，并不是想利用这一行动消灭奥地利，而是企图达到一个次要的目的——那就是赢得时间和力量。他追求这个次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幸存。然而，普鲁士在1806年，奥地利在1806和1809年虽然确定的目标是比较小的，只是想把法国人打过莱茵河，但是，只要它们没有想到从迈出第一步直到媾和的这段时间内在胜利或失败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的一系列事件，它们就不能够顺利地达到目标。无论是要确定在不需要冒险的情况下能够取得多大的胜利，还是要确定如何和在何处有可能阻止敌人获得胜利，研究这些事件都是非常必要的。
细致地研究历史就能够看出这两种情况有怎样的不同。在十八世纪的西里西亚战争时期，当时战争只是政府的事情，人民参加战争只不过是被利用的盲目的工具。而在十九世纪初，作战双方的人民已经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了。同腓特烈大帝相对峙的那些统帅，大都是一些按照命令行动的人物，正因为这样，细心慎重就成为他们主要的特征，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敌人，却被认为是战神本身。
应该说这些不同的情况能够完全引起我们不同的考虑的。1805、1806和1809年的情况，不是应该使人们把注意力集聚到极端的不幸上，以为极端的不幸可能会导致发生甚至十分可能发生吗？因此，这些情况让人们决定的行动和计划，不是应该全部不同于用来占领几个要塞和比较大的作为目标的场合吗？
虽然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强国在计划战争时已经完全觉察到政治空气中孕含着大雷雨，但是它们并没有采取与此相适应的行动和计划，当然，它们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们从历史中还不能清醒地看到这一点。正是1805年的、1806年的和1809年的战局以及以后的战局，才使我们不太困难地得出具有破坏力的现代的绝对战争的概念。
因此，理论要求：在每次战争中，首先必须根据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概然性来了解战争的特点和主要形态。如果根据这种概然性，战争的特点越接近于绝对战争，战争的轮廓包括交战国的群众越多和把他们卷入旋涡越深，那么战争的每次事件之间就越有联系，就越需要在进行第一步行动之前首先要为走好最后一步作好打算。
二、关于战争目的的大小和使用力量的多少
我们需要给予敌人的压力多大，这决定于我方和敌方政治需求的大小。假如敌我双方都已清楚对方政治需求的大小，那么使用力量的标准就会是相同的。然而，敌我双方政治需求的大小并不总是特别明显的，这也许是双方利用的手段不同的第一个原因。
每个国家的地位和情况不同，这可能就是第二个原因。
各国政府的意志力、特点和能力也是极不相同的，这可能是第三个原因。
上述三个原因使我们不能够准确地预测会碰到多大的抵抗力量，因而不能够准确地决定需要利用什么样的手段和应该提出什么目标。
在战争中可能会因为使用的力量不够，不但可能什么成果也得不到，反而可能会遭到极重的损失，因此敌我双方都企图在这方面战胜对方，这样就会产生相互作用。
这种相互作用也许会使人们在利用力量方面走向二极（假如这个极端是能够确定的话）。这样一来，就会不注意政治需求的大小，手段就丧失了同目的的一切关系。可是，在多数情况下，极大限度地使用力量这个企图常常会因自己内在关系的互相制约而不可能实现。于是参与战争的人又回到折衷的道路上来，在行动时就多多少少按照这样的原则，那就是只利用为得到政治目的所必要的力量和决定为达到政治目的所必要的目标。为了遵照这个原则，他一定放弃一切取得成果的绝对必然性，而不去考虑那些不可及的可能性。
在这里智力活动脱离了严密的科学领域，就等于离开了逻辑学和数学的范围，从而变为艺术（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也就是说变成了一种可以经过快速的判断从许多事物和关系中找出最主要的和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来的能力。这种快速的判断明摆着就是多多少少不自觉地对多种因素和关系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比进行严格的推论能较快速地扔开那些关系不特别密切和不太重要的东西，能够较快速地得出关系最密切和最重要的东西。
因此，为了准确知道进行战争需要使用多少手段，一定要考虑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一定要考虑敌方和我方的力量和多种关系；必须考虑敌方政府和人民的特性，它们的能力，及其我方在这些方面的情况；还应该考虑其他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和战争对它们可能发生的影响。从这里不难看出，思考和比较这些错综复杂地相交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事物是一道难题，只有天才的慧眼才能在其中快速地识别出正确的东西，只依靠死板的考虑是决不可以掌握这些复杂的事物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拿破仑说得很好：这是一道象牛顿那样的人也会被吓住的代数难题。
如果说在这里各种关系特别复杂和特别广泛，并且缺少正确可靠的尺度，因此很难得到正确的结论，那么我们不能不看到，虽然这一问题无比的重要性并不能增加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但却可以增加解决这一问题的光彩。危险和责任感对普通人来说，不仅不会使他们精神的自由和活动得到增强，反而会使他们受到削弱，但是对一些人来说，却能够使他们的判断更加迅速，更加准确，毫无疑问，我们说的这些人都是不可多得的伟大人物。
因此，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只有根据对不同种关系的总的视察（包括掌握当时的具体的特点），才能断定即将来临的战争、战争能够追寻的目标和必要的手段。另外，我们还应该承认，这种断定象在军事活动中的所有的判断一样，决不可以是纯客观的，它决定于君主、政治家和统帅的智力特点和感情特点（不论这些特点是否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当我们观察时代和环境所造成的每个国家的总情况时，问题就具备了一般的性质了，就比较适宜进行抽象化的研究了。在这里我们应该大概地浏览一下历史。
半开化的鞑靼人、古代的共和国、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和商业城市，十八世纪的国王以及十九世纪的君主和人民，他们各自都有不相同的战争方式，他们所利用的手段也各不相同，所以他们追求的目标也各不相同。
鞑靼部族常常寻找新的住地。他们携妻儿老小全族出征，因此人数之多是所有军队都不可比的。他们出征的目标是迫使敌人屈服或赶走敌人，如果他们文明程度较高，他们能利用这种手段并能够快速地打败自己面前一切的敌人。
古代共和国（罗马共和国是例外）的版图都非常小，它们的军队就更小，因为它们把广大的群众——平民排挤在军队之外。这些国家的数量很多，相互之间特别接近，以致它们在自然形成的均势中（按一般自然法则，被分出的小部分总是处于这种状态的）总会受到一些阻碍，使他们不能够进行大规模的行动。因此，它们的战争只局限于劫掠平原和占据少数城市，目的就是在这些地方以后可以保持一定的势力。
只有罗马共和国例外，但是这也只是在它的晚期。为了掠夺物资，为了同自己的邻国建立同盟，它曾经长时间地使用少数的军队向邻国发动小规模的战争。它慢慢强大起来，但主要不是进行确实的征服，而是通过结盟，在同盟中相邻近的各民族渐渐同它融为一体。只有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力量扩大到全部下意大利之后，它才开始真正发动征服活动。迦太基灭亡了，西班牙和高卢被征服了，希腊屈服了。罗马的统治扩大到了亚洲和埃及。在这个时期，它没有消耗太大的力量就维持了一支不小的军队，这是因为它拥有丰富的财富。这样一来，它同古代的共和国是不同了，同自己以前的情况也不同了。它成了独一无二的强国。
同样，亚历山大所发动的一些战争就其方法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他利用自己那支人数少、但以建制完备著称的军队，推翻了亚洲一些国家的败落的建筑。
他马不停蹄和毫无顾忌地长驱直入辽阔的亚洲，一直到印度。共和国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国王亲自指挥军队（就好似他是他自己的佣兵队长），才能这样快捷地完成这样的事业。
中世纪或大或小的君主国用封建的军队进行战争。在这个时期，所有的行动都只能是短暂的。凡是不能够在这个短时期内完成的事情，就只得当作是不可实现的事情。封建的军队本身是由封建从属关系联接在一起的各个部分组成的，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一半是法定的义务，一半是自愿的同盟，整体上是一个真正的邦联式的集合体。装备和战术是建立在以自己的力量自卫的基础上，建立在个人战斗的基础上，因此不适宜使用较大的军队。总而言之，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象这个时期一样，国家的组成是那样的不可靠，每个成员是那样的不受管束。所有的一切决定了这个时期的战争特点。这些战争进行得比较快速，军队很少在战场上停留，战争的目的多数只是惩罚敌人，而不是消灭敌人，只是掠夺敌人的牲畜，烧毁敌人的城堡，在这之后就返回家园。
大的商业城市和小的共和国则利用雇佣兵进行战争。这种军队费用开支很大，因而人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从它们具有的战斗力来看，们的价值就更小。至于说高度发挥力量，当然就根本谈不上了，它们在作战时很多人只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简而言之，仇恨感和敌忾心不能推动交战的双方直接参加行动，而是变成了交易用的商品。战争中的危险大部分不存在了，战争的性质也完全改变了，人们根据战争的性质为战争所决定的一切，对这样的战争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意义了。
封建的领地制度渐渐变成了对整块领土占据的形式，国家的组织比以前更加紧密，人身义务变成了物质义务，其中大多数慢慢被金钱支付所替代，领军饷的士兵替代了封建的军队。雇佣兵是它们的过渡形式，因此在一段时间里也是较大的国家的工具。但是，这种情况不能保持很久，短时间的雇佣兵成了长期的领军饷的士兵，这样国家的军队就成了依靠国库奉养的正规军了。
军队逐渐向正规军这个方向发展，自然就出现了三种类型的军队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共同存在的现象。在亨利四世时代，封建军队、雇佣兵和常备军就是共同存在的。直到三十年战争时期仍然还有雇佣兵存在，甚至到十八世纪，还能见到雇佣兵的个别残迹。
正象这些不同时代的军队是互不相同的一样，欧洲每个国家的其他情况在不同时代也是各不相同的。当时的欧洲基本上分解成很多很多的小国，在这许多国家中有一些是内部政局不稳的共和国，有一些是政府权力非常有限的、很不稳固的小君主国。这样的国家根本就不能算作是一个真正的统一体，只能当作是一些力量的松懈的集合体。因此，我们不可以把这样的国家当作是依据简单的逻辑法则就能够行动的组织。
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观点出发来研究中世纪的外交政策和战争。在这里我们想提一下德意志皇帝在五百年间接连不断地对意大利发动远征，但他从来没有完全占领过意大利，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的意图。人们很容易理解这是一种常常反复出现的错误，是一种有时代根源的错误观点的表现。但是，比较合理的是把这种情况当作是上百种重大的原因所造成的，这些原因虽然我们也能够大致上深入地认识它们，但并不能象和它们接触的当事者那样对它们具有深刻的体会。只要从这种杂乱无章的状态中诞生出来的大国必须要有时间进行巩固和发展，它们的力量和精力就只能主要用在这方面。因此，这些大国较少进行反对外部敌人的战争，即使进行了这样的战争，战争也具有参战国不够巩固的特怔。
英国对法国的战争是最早的这一类战争，当时法国还不能当作真正的君主国，只能把它看作公国和伯爵领地的结合物。英国在当时虽然比较接近于一个统一的国家，但他也还是在国内动荡不定的局势下利用封建军队去进行战争的。
法国在路易十一的统治时期国内统一的步伐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查理八世时期成了侵略意大利的强国，到路易十四时期，它的国家和常备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西班牙在联合王斐迪南时期已开始统一，通过偶然的联姻在查理五世时代快速地形成了由西班牙、勃艮第、德意志和意大利组成的强大的西班牙王国。这个强人使用金钱来弥补它在统一和内部稳固方面的不足，它的常备军成了一支最早能够与法国的常备军相对抗的军队。查理五世退位之后，这个强有力的西班牙巨人内部发生分裂，分为西班牙和奥地利两部分。在这个时候，奥地利由于分到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而增强了它的力量，使其成为一个超强的大国，并把德意志邦联象拖船一样拖在了自己的后边。十八世纪我们所见到的常备军，在十七世纪末叶，即路易十四时期，已经发展到了顶峰。这种军队是靠征募和金钱创建起来的。在这个时期，每个国家都已形成国家的整体完整的统一，各国政府都把本国臣民的人身服役改成了金钱纳税，于是，它们的全部精力就完全集中表现在国家的金库上。由于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行政管理日渐完善，国家力量和以前相比已经变得十分的强大。法国已能够派出数十万常备军出征，其它各强国也都能够派遣出一定数量的军队。
各个国家的其他情形也和以前不同了。欧洲分成了二三十个君主国和几个共和国，可以想象得到，如果其中两个国家之间发动了巨大的战争，决不会象以前那样，需要牵连到为数十倍的其他国家的军队。政治关系仍然会有各种各样的结合，但是它们是能够看的到的并且随时都能够根据概然性来加以确定的。每一个国家的内部关系都已变成了非常简单的君主国，等级的权利和影响已慢慢消失，政府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它对外代表国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有个适当的工具和独立的意志，战争就可以具有与它的概念相一致的形态。
在这个时期又出现了三个新的亚历山大：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他们妄图利用少量的但组织完备的军队把一个小国家建成强大的王国，并要打败一切的敌人。如果他们也和亚洲的国家进行过战争，那么就他们的作用来说他们同亚历山大的作法就更接近了。无论如何，从他们在战争中敢打敢拼这一点来看，我们就能够把他们当作是拿破仑的先驱者。
然而，战争在这方面得到的威力和彻底性，又会因为另一方面的原故而失去。
军队是靠国库养活的，君主差不多是把国库看成是他个人的金库，至少当成是属于政府而不是属于人民的东西。与其他一些国家的关系，除了进行一些贸易往来之外，大部分关系只牵涉到国库或政府的利益而与人民的利益毫无关系，至少这是一种大众的看法。因此，政府以巨大财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自居；为能不断增加财富而努力，但是它的臣民对这些却没有感到多大兴趣。在鞑靼人出征时，是所有人民参加战争，在古代共和国和中世纪，是大多数人民——假如人民这一概念只限于是国家真正的国民而言——参加战争，但在十八世纪的这种形势下，人民从来没有直接过参加战争，只是通过他们一般素质的好坏对战争产生一些间接的影响。
这样，当政府忽略了人民并把自己看作是国家的时候，战争也就完全是政府依赖国库内的金钱和本国的、邻国的无业游民所进行的事业了。于是各国政府所要使用的手段就受到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说使用手段的范围和维持的时间都有了一定的限度，这种限度是作战双方相互之间都能够猜测出来的。由于有了这种限度，战争最危险的方面就消失了，即走向极端的趋势和与这些有关联的一系列难以预测的可能性就消失了。
人们大致上能够知道敌国有多少金钱、财富和信用贷款，也可以知道敌国有多少军队。在战争最初阶段大幅度的增加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掌握了敌人最大限度的力量，自己不会遭到彻底的毁灭就有了较大的把握；感觉到自己力量的大小，就会挑选合适的目标。既不会受到极端的打击，自己也就不需要再去追求极端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性不再促使人们去追求极端，只有勇气和荣誉心还能迫使人们去追求极端，但是这在国家关系中是会碰到巨大的阻力的，甚至就连君主自己担任统帅也不得不小心谨慎地看待战争工具。假如军队被打败了，他就没有能力再建立新的军队，而且除了这支军队之外，他什么也得不到了。这就要求在进行行动时特别要谨慎。只有在时机表现的最为有利时，才能够使用这种代价很高的手段。统帅的艺术就在于善于制造这种极为有利的时机。在这种时机还没有显露出来的时候，人们就好象是无事可作，就没有理由采取行动，所有的力量即所有的动机好象都是静止的。进攻者开始的动机也就消失在谨慎和犹豫之中。
这样，战争实质上已成了真正的纸牌游戏，洗牌的是时间和偶然性。战争就其本身的意义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比较激烈的外交，也是一种比较有力的谋求谈判的方式，在这里会战和围攻是非常主要的外交文本。那怕是荣誉心特别强烈的人，他的目标也只不过是为了谋取适当的利益，以便能在缔结和约时当作资本。
前面已经说过，战争之所以具有这种有限的、规模不大的形态，是因为维持战争的基础是窄小的，但是，象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这些有声望的统帅和国王，率领他们出色的军队进行战斗也没有能够高出一般的水平，所以也只能满足于取得普通的战果，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因为欧洲存在着政治均势。以前，当欧洲存在着许多小国的时候，它们之间存在的相互利害关系是直接的、完全自然的，靠的近、接触多，存在着亲朋关系和友谊，这一切都能够阻挡个别国家迅速强大起来。而现在国家变大了，它们之间的中心距离远了，这一点就由每个国家外交事务的进一步发展来实现了。政治利害关系、引力和斥力已经形成一个特别微妙的体系，以致到了如果没有所有国家的政府参与，在欧洲就不会再发生战争了。
因此，新的亚历山大除了要有一把利剑以外还需要拿起一支好笔，即使这样，他在征服其他国家方面还是没有取得大的进展。
虽然路易十四妄图破坏欧洲的均势，而且在十六世纪末他已经没有必要担心大多数国家对他的敌对情绪，可是他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发动战争，这是因为他的军队虽然是最强大、最富有的王国的军队，但就其性质来说，仍然同别的王国的军队没有二样的。
对敌国进行掠夺和破坏，在鞑靼人时代、古代各民族时代，甚至在中世纪都起过巨大的作用，但是在现在已经是不符合时代的精神了。人们有理由把这种侵略行为看作是无益的和野蛮的，因为这种行为很容易遭受到报复，而且它所攻击的对象与其说是敌国政府，还不如说是敌国的百姓，因而起不到什么作用，它只能使各民族的文化水平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因此，战争不仅就其手段来说，而且就其目标来说，都逐渐地局限于军队本身。军队以及他们的要塞和构筑较好的阵地形成了国中之国，战争要素在其中渐渐地消失了。整个欧洲都为这种趋势的出现而感到高兴，并且认为这是智力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这是一种误解（正象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而且以后还会再说的那样，智力的不断向前发展决不会导致矛盾，也决不可能使二乘二等于五），但对各国人民来说，这种变化的发生却起了良好的作用。然而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变化使战争变的完全是政府的事情，同人民的关系更加疏远了。在这个时期，如果一个国家是进攻者，那么它的战争设想大部分在于侵占敌国的这个或那个地区；如果一个国家是防御者，那么它的战争设想就在于如何阻止敌人达到这个目的；而每个战局计划就在于占领敌人的这个或那个主要阵地，或阻止敌人占领自己的阵地；只是当为了实现目的会战是不能避免的时候，才寻求和进行会战。如果会战不是不可避免的，统帅只是因为求胜心切而寻找会战，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是卤莽的统帅。一般，一次战局只进行一次围攻，最多进行两次围攻战事即可结束了，而冬营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休战时期。在冬营期间，一方的不利态势决不会成了另一方的有利条件，双方的相互碰撞差不多完全切断，因此可以说，冬营成了这一次战局和另一次战局之间明显的界限。
假如双方的力量过于均衡，或者进攻的一方明显的是弱者，那么象会战和围攻这样的战局也不会发生，这样一次战局的整个活动就只局限于在保持某几个阵地和仓库或者按照战局计划一点一点的侵占敌人的某些地区。
只要战争处处都是在这样进行，那么战争威力所受到的自然限制始终表现出这样直接和明显，人们在上述战争状况中就不能发现什么矛盾，就会感到这一切都处在很一般的状况之中。从十八世纪开始的对军事艺术的评论只考虑战争的个别问题，不大注意战争的起始和结尾，于是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有关伟大和完美的统帅的说法。甚至象道恩元帅也好象应该看作是伟大的统帅，尽管他的功绩主要是让腓特烈大帝全部达到了目的，而使玛利亚·特利莎一点也没有实现其目标。在那个时候，只是间或出现过精辟的见解，出现过含有健全的理智的见解，认为假如占有优势的兵力，就必须获取某种积极的成果，否则，不管摆弄什么样的战术都是不能把仗打好的。
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情形就类似这样。奥地利和普鲁士企图使用它们的外交式的军事艺术进行战争。不久，这种军事艺术就明显表现出不够用了。当时人们依照常规的方式看待事物，把希望寄托在不太多的军队上，但是，在１７９３年出现了一种人们意想不到的情况。战争突然又变成了人民的事情，而且成为全都以国民自居的三千万人的事情。在这里我们不能够研究出现这种伟大现象的全面情况，只能在这里探索具有决定意义的结论。因为人民加入了战争，因此，不是政府和军队，而是全国的人民用他们所具有的力量来决定问题了。这时，所能够利用的方法和所能够作出的努力使原有的界限已经不存在了，用来进行战争的力量再也碰不到什么阻力了，因此，对敌人来说危险也是最大的。
如果说，整个革命战争在上所讲的情况下还不能使人完全地认识到它的威力，还不能使人充分地了解它，就已经过去了，假如说革命的将领们没能坚持不懈地向最终的目标前进，没能摧垮欧洲的专制王朝，如果说德意志的军队间或有能力进行胜利的抵抗和阻止对方胜利的浪潮，那么，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实际上就是法国人进行斗争的艺术性不完美而造成的。这种不完美开始出现在一般的士兵身上，以后则发生在将军们身上，最终，这种不完美竟在督政府时期在政府身上表现出来。
当这一切在拿破仑手中都接近于完善之后，这支利用全体人民的力量的军队就会满怀信心地走遍欧洲，打退所有的抵抗，在任何旧式军队前面从来没有产生过犹豫。反抗的力量得到了及时地复苏。在西班牙，战争顺其自然地变成了人民的事情。在奥地利，1809年政府首先进行了非常充分的准备，组织了预备队和后备军，结果按原定计划接近了进攻的目标，在这时所做出的事情比这个国家未感到可以做到的事情还要多的多。俄国在1812年模仿了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做法，这个国家所只有的幅员辽阔的条件使较晚的准备也可以产生效果，而且还扩大了这种效果，获得了辉煌的成果。在德意志，普鲁士率先奋起行动，把战争当作了人民的事情，在人口减少了一半和根本得不到金钱和贷款的情况下使兵力比1806年增加了一倍。德意志的其它各邦也都先后模仿普鲁士的做法。奥地利所做的努力虽然比1809年小，但是也调动了成千上万的兵力。这样一来，假如把参加战争的和损失了的人员都计算在内，德意志和俄国在1813年和1814年两次战局中对法国作战大约使用了一百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作战的战斗力也比从前大有提高，虽然还不能全部达到法军的水平（在一些方面，畏难情绪还占主要地位），但是总的说来，战局已经不再是依照旧的方式，而是依照新的方式进行了。八个月后，战场已经从奥德河转到塞纳河，傲慢的巴黎不得不第一次低下头来，可怜的拿破仑被捆绑着倒在地上。
自从拿破仑出现之后，战争开始是在作战的一方，以后又在被进攻的一方变成全体人民的事情，于是战争的结果得出了截然不同的性质，或许更正确地说，战争已非常靠近其真正的性质，靠近其绝对完美的形态。战争中所使用的手段已经不再有明显的限制，这种限制已经消失在政府及其臣民的干劲和热情之中。由于作战方式的增多，也许获得的成果的范围得到伸展，由于人们的情绪激动表现极为强烈，作战的战斗力异乎寻常地提高了，打败敌人就成为军事行动的目标了。只有当敌人意志消退，战斗无力地倒在地上时，人们才认为应该停止行动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谈判了。
于是战争要素从所有因袭守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迸发出整个自然的力量。这是因为每个国家的人民参予了这项重要的国家事务。人民之所以加入进来，一方面是由于法国革命在世界各国内部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世界各国人民感到遭受法国人威胁的紧迫性。
那么，上述情况是不是会长期存在下去呢？将来欧洲的所有战争是不是都会倾国倾城的去参加战斗，因而只是为了各国人民切身的重大利益才进行的呢？或者，政府是否又会逐步脱离人民呢？这是很难断定的，而且我们也不能凭空想象地作出结论。不过，对我们以下这样的看法人们是会同意的，那就是：只有当人们对某种可能性还没有感觉到的时候才存有上述那些限制，这些限制一旦被打破，就很难再将其恢复起来；至少，每当出现重大的利害关系时，交战双方的敌对情绪就必须用现在这种方式来解决。
我们对历史的考察就到此为止。我们进行这种考察，并不是为了匆忙地给每个时代规定一些作战原则，而仅仅是想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战争，每场战争都有其特定的限制条件和范围。因此，尽管处处和常常有人希望根据哲学原理来制定战争的理论，每个时期依然保留着自己的战争理论。由此可见，在推断每个时代发生的事件时，必须研究每各个时代的特点，只有那些不在琐碎的枝节上纠缠，而是去观察大事件，深入了解每个时代的特点的人，才能对当时的统帅有正确的了解和评价。
但是，受国家和军队的特殊情况限制的那些作战方法，必然还带有一些比较具有一般性的东西，甚至还带有一些完全具有一般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理论最先需要加以研究的。
最近，战争已经得到了绝对的形态，战争中包含有一般适用的和必要的东西是最多的。然而，正如战争有朝一日突破了限制就不会被重新紧紧束缚住一样，将来的战争恐怕也不会全都具有这种规模巨大的特性。因此，如果理论只考虑这种绝对战争，那么，它就会把战争性质由于外界的影响而产生变化的情况排斥在外，或者把这些情况作为错误而加以斥责。这不会是理论的目的，因为理论必须是研究现实情况中的战争的学说，而不是研究空想中的战争的学说。因此，理论在考察、区分和调理每种事物的时候，总是要考虑发生战争的情况的多种形式，因此，它在确定战争的大概框架时，应该想到时代和当时情况的需求。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指出，进行战争的人提出的目标和拥有的手段，是依据他所处的具体环境而确定的，同时又具有时代和普遍情况的特性，最后，它们还需要服从于从战争的性质中必然得出的一般的结论。
第四章 对战争目标的进一步探讨——打垮敌人
战争目标，就它的概念来说，打垮敌人是其永远的目标，这是我们对战争目标论述所依据的基本观念。
那么什么叫打垮敌人呢？为了打垮敌人，并不完全需要占领敌方全部的国土。如果联军在1792年攻占了巴黎，那么，对革命党的战争十分可能在当时就结束了，甚至本来就不必先击败它的军队，因为还不能把这些军队当作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与此相反，在1814年如果拿破仑还统领着大批的军队，联军即便攻下了巴黎，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拿破仑的军队在那时绝大部分已经被消灭了，所以，在1814年和1815年攻占了巴黎就决定了一切。假如1812年拿破仑能够在攻占领莫斯科或前或后，象他在1805年击败奥地利军队和1806年击败普鲁士军队那样，完全击败卡卢加公路上的十二万俄军，那么，即使还有大片俄国国土没有被占领，他对俄国首都的占领就很有可能导致交战双方的媾和。1805年，决定一切的是奥斯特里茨会战，在这次会战之前，虽然拿破仑攻占了维也纳和奥地利三分之二的国土，但是这并不能迫使对方签订和约。但是，另一方面，在这次会战以后，尽管整个匈牙利的国土还保持了完整，可是也没能够阻挡住和约的缔结。使俄军在这次会战中遭到失败是必然的最终一击；亚历山大皇帝手边没有其他的军队的支援，因此，和约的缔结是拿破仑这次会战胜利的必然结果。如果俄军在多瑙河畔已经同奥军会合，并与奥军一起遭到失败，那么，也许拿破仑根本没必要占领维也纳，在林次就能够签订和约了。
在战史上同样也有一些占领了敌方所有的国土还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情况，如1807年在普鲁士就是这样。当时，法军在艾劳对普鲁士的盟军即俄军所获得的胜利让人感到怀疑，这一胜利对对方的打击并没有到关键性的作用，而在弗里德兰所得到的不可置疑的胜利却好象一年前在奥斯特里茨所获取的胜利一样，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我们看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结局也不是由于一般的原因而决定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往往是一些当时不深入现场就很难看到的具体的原因和很多永远不被人所发现的精神方面的原因，甚至是一些在历史中只被认为是轶事趣闻并加以记述的非常细小的情节和偶然事件。在这里，理论所能指出的只是：重要的是密切注意两国的主要情况。这些情况能够形成一个被整体所信赖的重心，即力量和运动的中心，一切力量的集中攻击都应该指向敌人阵地的这个重心。大的总是决定着小的，一切重要的总是决定着次要的，本质的总是决定着偶然的。我们一定要遵循这一点来对事物进行观察。
亚历山大、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他们的重心是他们的军队，假如他们的军队被击败了，那么他们也就完蛋了。那些被国内的派性搞得四分五裂的国家，它们的重心大多是首都。那些依靠强国的小国，它们的重心就是同盟国的军队。在同盟中，重心是一致的利益。在民众武装中，重心是主要领导人和民众的情绪。攻击敌人时应该针对这些目标。假如敌人因为重心受到打击而丧失平衡，那么，胜利者就不能够让对方有喘息的机会重新获得平衡，而应该继续沿这个方向一路攻打过去，换句话说，就是要永远打击敌人的重心，而不是用全体打击敌人的部分。以优势的兵力稳稳当当地占领敌人的每一个地区，力求比较可靠地占领每个小地区而不去争夺巨大的成果，是不能够将敌人打垮的，只有继续寻找敌人的核心力量，向它投入所有的力量，以求取得全胜，才能真正把敌人打垮。
不论我们要攻击的敌人的的重心是什么，战胜和粉碎敌人军队从始至终都是最明确的目标，战时的第一步就是实现目标的第一步，因此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们认为，从大量的经验来看，打败敌人主要可以采用下列几种办法：
（1）假如敌人的军队在某种意义上看是敌人起主要作用的力量，那么，就要消灭这支军队。
（2）假如敌人的首都不只是国家政权的中心，而且也是所有政治团体和党派的所在地，那么就要攻占敌人的首都。
（3）假如敌人的最主要的同盟国比敌人还强大，那么，就要有效地打击这个盟国。
直到当前为止，我们一直是把战争中的敌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在一般考虑问题时，是可以这样设想的。但是，当我们指出打败敌人在于消灭敌人集中在重心上的抵抗力之后，我们就必须丢开这一设想，而来探讨另一种情况，即同我们作战的敌人不仅只有一个的情况。
假如两个或更多的国家结成联盟起来反对一个国家，那么从政治上看，它们所进行的只是一个战争。不过，这种政治上联盟的统一体统一的尺度是不同的。这时的问题在于：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和追求这一利益所需要的独立的力量，还是以其中的一个国家作为主要的，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力量只是依附于这一个国家的利益和力量。其他国家越是依附于一个国家，我们就越能够把不相同的敌人看作是一个敌人，也就越可以把我们的主要行动简化为一次主要攻击。只要这种做法能够实现，它就是获得成功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如果我们可以通过战胜几个敌人中的一个敌人而战胜其余的敌人，那么，打败这一个敌人就一定是战争的目标，因为我们击中了这个敌人也就是击中了整个战争的共同重心。只有在特别少数的情况下，上述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说，不可以把几个重心归为一个重心。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只能把这样的战争当作是两个或更多的各怀有其自己的目标的战争了。既然在这里假设几个敌人是相互独立的，可见它们是占有强大的优势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打败敌人的设想就根本实现不了。
现在，我们要更深一步的谈谈打败敌人这个目标在怎样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和适宜的。
首先，我们必须要有充足的兵力：
（1）可以使我们对敌人军队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2）使我们可以经受住必要的兵力损耗，能够把胜利延伸到敌人不再能恢复均势的程度。
其次，我们在政治上的处境一定能够保证，这样的一次胜利不致引来新的强大的敌人，不致为了对付他们而丢掉了原来的敌人。1806年，尽管由于法国完全打垮了普鲁士而使俄国的全部兵力同它为敌，但它当时是可以这样做的，因为它有力量在普鲁士抵抗俄国。1808年，法国在西班牙也同样是有力量做到这一点的，当然这仅是对英国而言，并不是对奥地利而言。1809年，法军在西班牙不能不大大削弱自己的力量，而且如果它不是对奥地利占有非常大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优势的话，那么它恐怕就不得不完全放弃西班牙了。因此，人们对上述象三级审判的等级一样的条件都需要细致地加以思考，避免在最后一级审判中输掉前两级审判中已经获胜的诉讼，从而被判负担诉讼费。
在估计某种力量以及这种力量所能发挥的作用时，人们往往会有一种想法，似乎觉得时间在这里也和在力学上一样，是力量的一个因素，因此他们认为，做一半的努力（也就是用一半的力量）在两年内能够完成用全部力量在一年内完成的工作。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可是它却有时明显地，有时隐隐约约地成了制订战争计划的根据。
军事行动象世界上的任意一种事物一样，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毫无疑问，人们不可能在一个星期内从维尔那步行到莫斯科。但是，象力学上时间和力量之间的那种相互关系，在军事行动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时间是交战双方都需要的，问题就在于交战双方中的哪一方就其处境来看是能够指望首先从时间中获得特殊的利益。假如双方的特殊情况能够相互抵销，那么，显然是失败者首先能够得到这种利益。这当然不是依据力学的法则，而是根据心理学的法则。嫉妒、猜忌、忧虑，有时还有义愤都是不幸者的自然辩护士，它们一方面会给不幸者招来朋友，另一方面会减弱和瓦解不幸者的敌人的同盟。因此，与其说时间对于征服者有利，不如说时间对于被征服者有利。其次，应该注意的是，利用最初的胜利，正象我们在其它地方已经指出的那样，是需要耗费巨大的力量的；这种力量的耗费不是消耗一次就可以结束了的，而是象维持一个大家庭一样，是不断继续着的。国家的力量虽然完全可以使我们攻占敌人的地区，但并不是说这种力量永远经得起长期占领敌人的地区所需要的大量消耗，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继续提供力量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以至最后可能完全失去供给的力量。这样一来，仅是时间就能够使情况发生剧变。
难道1812年拿破仑从俄国人和波兰人那里掠夺到得的金钱和其他财富，完全可以让他建立一支为了可靠地占领莫斯科而一定派往那里去的数十万军队吗？
但是，如果所占领的地区非常重要，而且在这些占领地区中有一些地区对未被占领的地区有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以致占领这些地点以后，对方的灾难就会象恶性肿瘤一样自动地蔓延开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占领者即使不用进行其他任何行动，也会是所得多于所失的。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被占领者得不到外来的援助和支持，那么，时间就会完成占领者已经开始进行的行动，尚未被占领的地方也可能会自然陷落。可见，时间也有可能成为占领者的力量中的一个因素。不过，这种情况只有在下述场合才能发生，那就是失败者已丧失了战斗力不再能进行反攻，局势也不可能出现有利于失败者的剧变，也就是说在他的力量中的这个因素对占领者已不再起什么作用了，因为占领者已经完成了主要的事情，最大的危险也已过去，简而言之，就是敌人已经被打败了。
我们通过上面的比证就是要说明占领完成得越快越好，假如我们完成占领的时间超过了完成这一行动的绝对必需的时间，那么不但不能使占领变得更加容易，反而会使占领变得更困难。假如说这种看法是对的，那么，同样对的是：只要有充足的力量占领某一地区，就必须一鼓作气地完成这种占领，而不应该在半途歇息或有什么中间站。当然，这里所说的中间站，不是指集中兵力和使用这种或那种手段所需的短暂的平静时间，这是不言而喻的。
上述观点指出进攻战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速战速决，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已经从根本上打破了那种反对不停止地连续不断地占领的见解，即打破了那种以为缓慢的、所谓有秩序的占领更有把握和更为慎重的见解。不过，甚至对至今一直同意我们观点的那些人来说，我们的认识也可能看起来象是希奇的论调，同最初的看法是有矛盾的，而且，我们的认识同那种在书籍中出现过千百次的根深蒂固的陈旧的见解是对立的，因此，我们以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对那些同我们观点对立的没有根据的道理作深入的探索。
当然，比较近的目标比比较远的目标容易达到，但是，假如较近的目标不适合我们的想法，那么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停一停，有一个歇息点就可以比较顺利地走完下一半的路程。
当然一次小的跳跃比一次大的跳跃要容易得多，但是，所有想跳过一条宽沟的人都不会先跳一半而跳进沟里去。
假如我们对问题作更深入地调查，什么是有步骤的进攻战，那么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概念一般包括以下一些基本内容：
（1）夺取进攻中所碰到的敌人的要塞；
（2）储藏需要的储备品；
（3）在仓库、桥梁、阵地等重要地点建筑坚固工事；
（4）军队在冬营或舍营中休息；
（5）等待来年的补充。
人们为了获得这些目的就把全部进攻计划划分为几个阶段，在前进中确定一些歇息点，他们认为，这样就能够得到新的基地和新的力量，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军队提供充足的物资需要，就好象军队随着每一次新的进军都能够得到新的力量一样。
所有这一切能够带来赞扬的目的也可以更便于进行进攻战的，但是却不敢保险取得进攻战的胜利，而且，这种做法一般只不过是用来遮挡统帅心情矛盾或政府缺少坚决进攻精神的借口。我们想依照相反的顺序给予批驳。
（1）等待新的供给对敌我双方来说都是一样需要的，甚至可以说，敌人期待给养的供给心情会更加迫切。此外，一个国家在一年内所能征集的军队同在二年内所能征集的军队相比较，在数量上是差不多的，这是由事物的本质所决定的，因为一个国家在第二年内所能增加的实际力量，和总数相比是不值得一提的。
（2）当我们在休息时，敌人也会在同一时间内得到了休息。
（3）在城市内和阵地上建筑坚固工事不是军队的事情，因此不能当作停止不前的理由。
（4）依据军队当前所采用的给养方法来看，军队在驻地时比在运动中更需要设立仓库。当运动很顺利时，往往能够把敌人的储备品占为我有，到了贫穷的地区，这些物资就可以解决给养不足的问题。
（5）争夺敌人的要塞不能看作是进攻的停顿，相反，这是更加猛烈的进攻。因此，夺得要塞所出现的表面上的停止实际上和我们这里所讲的情形不是一码事，这种停止不是进攻力量的停止和缓和。但是，对某个要塞是进行真的围攻好，还是进行单纯的包围或单纯的监视好，这要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才可以确定。在这里我们只能大概地指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确定，在进行单纯的包围的同时继续进攻能否会遇到很大的危险造成损伤。假如不会遇到很大的危险，而且还有力量继续进攻，那么，最好是把正式围攻延迟到全部进攻行动的最后进行。因此，不应该忙于立即保住已得到的成果而忽略了更加重要的东西。
在继续进攻时，已经获得的东西从表面上看来当然又有马上失掉的危险。
依据上面所述，我们以为：在进攻战中随便划分阶段、设立停歇点和中间站的作法都是不恰当的，当不可避免地出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应该把它们当作是祸害，它们不会使获得成果更有把握，而会使取得成果更没有把握。假如我们不想背离普遍真理，那么就一定要承认从中间站出发（这在我们力量弱时常常是不可避免的）一般说来是不可能向目标作第二次前进的；假如第二次前进是可行的，那么中间站就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我们的力量在最初就远不足以达到预定的目标，那么，它最终是不会达到目标的。
我们认为，这就是所谓普遍真理，我们之所以要谈到它，只是想借此消除那种以为时间本身好象对进攻者有利的思想。但是，政治关系可能是在逐年发展变化的，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才会经常产生与这种普遍真理相背离的情况。
以上所说的可能会给人一种印象，好象我们已经离开了我们的所谈论的一般观点，而只考虑进攻战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当然，那些可以决定以彻底打败敌人作为目标的人，不会轻而易举采取行动只以保持已经占有的东西作为防御的直接目标。不过，在这里我们需要坚持的看法是：没有任何防御的积极因素，不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是自相矛盾的。同时我们还要一再反复地强调：每一次防御，一旦使完了防御的利益，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力量转入进攻。因此，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应该把打败敌人作为是这种进攻可以按照的目标，也就是说，也应该把它当作是防御的本来目标（不管是大目标还是小目标），同时我们还应该指出，也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作战的一方虽然制定有打败敌人的远大目标，但在战争开始时却宁愿使用防御的形式。1812年的战局能够证明这种看法并不是不具有现实意义的。亚历山大皇帝最初确实有可能没有想到，他所发动的战争能象以后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彻底打败敌人。但是，难道他不可能有打败敌人的想法吗？而且，俄国人在当时虽然对战争已抱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在战争开始时依然使用了防御形式，难道不是也很合乎情理吗？
第五章 对战争目标的进一步探讨（续）——有限目标
我们在前面一章中已经论述过，打败敌人假如能够实现的，就可以当作是军事行动原来的绝对目标。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不具备完成这一目标的条件时还会有什么其他的目标。
完成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是，需要实现追求这一目标的一方一定要在物质上或精神上占有绝对优势，或者具有出色的敢打敢拼的精神，即富于冒险的精神。在这些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军事行动的目标只能有两种：或者是夺得敌方的一小部分国土或不太大的一部分国土；或者是保卫本国的国土，等待比较有利的时机的到来。后一种目标一般是防御战进攻的目标。
在实际场合认定究竟是前一种目标适合还是认定后一种目标适合，我们在有关后一种目标所阐述的那句话使我们受到了启发。等待对我们比较有利的时机是假设未来的确有可能为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因此只能在具有这种前景的条件下，我们才有理由进行等待，即进行防御战。相反，假如未来不能为我们提供更好的时机条件，而是给敌人提供了更好的时机条件，那么我们只能采用进攻战，也就是说，应该充分利用当前的时机。
第三种情况（这可能是最常见的情况）是：交战国双方都不能期待将来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实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双方都不可能从将来的前景中得到随便什么行动的依据。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使用进攻战的明显地是从政治上来讲是处在进攻的一方，也就是具有积极动机的一方，因为他们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进行战争准备的，没有任何意义地耗费一切时间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损失。
在这里，我们认为确定应何时采取进攻战，什么时间应采取防御战所根据的理由与作战双方的兵力对比是不存在有任何关系的。有的人认为，在作这种决定时把兵力的对比当作主要依据好象是更合理些，然而我们感到，这样做，正好就是背离了正确的道路。对于我们这个简单的推理在逻辑上的正确性是不会有人产生怀疑的，现在我们想看一看，这种推理在实际情况下是否会是不合理的。
现在，让我们假设一个小国在与一个兵力具有很大优势的国家发生冲突，而且这个小国已预感到自己的处境是在逐年恶化。如果它不能避开这次战争，那么，它是不是只能利用它的处境还不算太糟糕的这一段时间呢？因此，它只能进攻。然而它这样做并不是由于进攻本身能给它带来怎样的利益（相反，进攻很可能会使在兵力上的差距拉得更大），而是因为它或者是要在不利的时期到来之前全部解决问题，或者要至少暂时获得一些利益为今后所利用。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假如这个小国的确知道敌人会很快向它进攻，那么它就可以而且必须利用防御的手段来对付敌人，以便得到最初的成果，它的这种做法也是不会遭到失去时间的危险的。
其次，我们假设一个小国同一个较大的国家进行交战，而且将来的情况对它们的决心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如果这个小国在政治上是进攻的，这样也只能要求它们向对方进攻。
既然这个小国敢于给自己提出积极的目的来和一个较强的国家进行对抗，那么，假如敌人不先来进攻，它就必须进行行动，即向敌人发起进攻。等待是不可取的，除非这个小国在采取行动时改变了自己的政治决心。在采取行动时改变政治决心也是常有的事，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会使战争产生不肯定的特点，对这样的特点哲学家也会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我们在对有限目标的研究中碰到了有限目标的进攻战和有限目标的防御战。我们想利用专门的章节来研究这两种战争。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还必须先探讨一下另一方面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战争的研究只是从战争目标本身内在的原因来考虑战争目标的变化的。至于政治意图的性质，我们只是对政治意图是否追求积极的东西这一点进行了考察。在政治意图中的所有其他问题原本是与战争本身毫无关系的，但是，我们在第一篇第二章《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里已经确认，政治目的的性质、我方或敌方要求的程度及我方的全部政治状况事实上对战争发挥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想在下一章里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第六章 政治目的对战争目标的影响 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
一、政治目的对战争目标的影响
一个国家对待另一个国家的事情象对待自己国家的事情那样认真，那是永远不可能的。在其他国家有事时，它也只能派出一支数量较小的援军；假如这支援军失利了，它也就认为自己已尽到了援助的责任，于是就会尽可能地寻找各种理由以利于脱身。
在欧洲政治中一贯地有一种惯例，那就是加入攻守同盟的国家必须要承担相互支援的义务。但是，一个国家并不因此就一定同另一个国家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它们考虑的并不是战争的对象是谁和敌人使用兵力的多少，只是相互事先约定派出一定的、一般为数非常有限的军队。在执行这种同盟义务时，同盟国并不以为他们与敌人已经处于必须以宣战开始和以缔结和约而告终的真正的战争中。而且，就是这种观念也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非常明确的，它在运用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如果同盟国能够把约定提供的一万、二万或三万援军全部交给正在作战的国家，让它根据他自己的要求来使用，让它能够把这支援军当作是雇来的部队，那么，事情就会有了某种内在的联系，战争理论在这方面也就能够完全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了。然而，实际上事情并非象想想的那样。援军一般都有自己的统帅，统帅只遵照本国政府的意志行事，而本国政府给他制定的目标，总是和政府的不彻底的意图是一致的。
甚至当两个国家一起与第三个国家真正进行交战时，这两个国家也并不都是必然的会把第三个国家当作不可调和的敌人，它们往往会象做生意那样地行事。每一个国家都会依根据自己可能冒的风险和可能获得的利益投入三四万人作为股金，而且表示在这次交易中除了这点股金外不会再承担任何责任。
不仅是一个国家为了一些对它本国没有任何切身利益的事情去支援另一个国家时是这样，甚至当两个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很大的共同利益时，支援也不是毫无保留的。而且同盟者一般也只是按照事先的约定提供条约规定的少量援助，而把其余的军事力量保留起来，以便将来依据政治上的特殊考虑留作备用。
这种对同盟战争的表现是非常普遍的，只是到了现代，当特别的危险迫使一些国家（如反抗拿破仑的国家）走上自然的道路时，当毫无限制的暴力战争迫使一些国家（如屈从于拿破仑的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时，才不得不采用自然的态度。过去那一种态度具有不彻底性，是不正常的，因为战争与和平在本质上是两个不可划分阶段的概念。但是，这种态度并不单单出现在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