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

第一章 引言

我们在前一篇考察了那些在战争中起作用的要素，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真正的军事活动一一战斗。这种活动通过物质的和精神的效果有时直接地有时间接地体现着整个战争的目的。因此，在这种活动及其效果中，上述战略要素必然又会出现。  
　　战斗本身的部署属于战术范畴，为了了解战斗的概貌，我们只需要对它进行一般的考察就够了。在实际运用中，由于战斗有各种不同的直接目的，因而每个战斗也就具有其特殊的形式(关于这些直接目的，我们以后才能谈到)。但是，同战斗的一般性质比较起来，战斗的特殊性质大多是不很重要的，因此大部分战斗彼此十分相似。为了避免到处重复叙述战斗的一般性质，我们认为在谈战斗的具体问题以前，有必要先考察卢下战斗的一般性质。  

　　因此，我们在下一章中先从战术角度简单地阐述一下现代会战的特点，因为我们关于战斗的概念是以现代会战为基础的。 

第二章 现代会战的特点

根据我们关于战术和战略的概念，显而易见，战术有了变化，战略必然也会受到影响。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和在那种情况下战术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那么战略必然也会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只有这样，才是合乎逻辑和合乎情理的。因此，我们在进一步研究战略上如何运用主力会战之前，先说明一下现代主力会战的特点是很重要的。  
　　现在，一次大会战一般是怎样进行的呢?首先是从容地把大批军队前后左右配置好，然后按一定的比例展开其中的一小部分，让它在火力战中进行几小时搏斗，不时地穿插进行一次次小规模的冲锋、白刃格斗和骑兵攻击，而且形成拉锯状态。当这一小部分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地把战斗力消耗殆尽时，它就会被撤回，为另一部分所代替。  
　　这样，会战就象潮湿的火药慢慢燃烧那样，有节制地进行着。当黑夜来临，什么都看不见了，谁也不想盲目地去碰运气，于是会战就会中止。这时，人们就要估计一下，敌我双方还剩下多少可以使用的兵力，也就是还剩下多少兵力没有完全象死火山那样一厥不振。再估计一下阵地的得失情况以及背后是否安全。最后，把这些估计的结果同敌我双方在勇敢和怯懦、聪明和愚蠢等方面的表现合起来构成一个总的印象，根据它就可以决定撤出战场还是明天早晨重新开始战斗。  
　　上面的描绘并不是现代会战的全貌，只是勾划了现代会战这幅画的基本色调，它对进攻者和防御者都是适用的。我们在这幅画上添上预定的目的、地形等等特殊的色彩，并不会改变它的基本色调。可是，现代会战具有这种特点并不是偶然的。它所以这样，是因为敌对双方在军事组织和军事艺术方面的水平大体上是相同的，是因为现代战争是由重大的民族利益引起的，战争要素突破了种种束缚，已沿着它的自然方向发展。在这两种情况下，会战就始终保持着这种特点。  
　　我们以后在说明兵力、地形等等各个条件的价值时，这个关于现代会战的一般概念，在许多地方是有用的。不过，上述情况只是指一般的、规模大的、而且有决定意义的战斗以及类似的战斗，至于规模小的战斗，其特点固然也在向这个方面变化，但比起大规模的战斗来，变化的程度是较小的。如果要对这一点加以证明的话，那已经属于战术范畴的问题了，我们以后还有机会作些补充，把它说得更清楚些。  

第三章 战斗概论

战斗是真正的军事活动，其余的一切活动都是为它服务的。因此我们要认真地研究战斗的性质。  
　　战斗就是斗争，在斗争中目的是消灭或制服敌人，而敌人就是在具体战斗中和我们对峙的军队。  
　　这就是战斗的简单的概念，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它。但在这以前，我们必须先谈一谈一系列别的概念。  
　　如果我们把国家和它的军事力量看作是一个整体，那么，自然也就会把战争看作是一个大规模的战斗，在野蛮民族的简单关系中，情况确实如此。但是，现代战争却是由大的和小的、同时发生的或相继发生的无数战斗构成的。军事活动分成这么多单个行动，是因为在现代产生战争的情况是异常复杂的。  
　　就是现代战争的最后目的，即政治目的，也不总是十分简单的。即使这个目的十分简单，由于军事行动同许多条件和想法联系在一起，因而它不可能通过一次单个的大规模的行动来达到，只有通过结成一个整体的许多大的和小的活动才能达到。每一个这样的具体活动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因而它们各有其特殊的目的，并通过这些目的同整体联系在一起。  
　　我们曾经说过，每个战略行动都可以归结到战斗这个概念上，因为战略行动就是运用军队，而运用军队始终是以战斗这个概念为基础的。因此，在战略范围内，我们可以把一切军事活动都归结到战斗上，而且只研究战斗的一般目的。至于战斗的特殊目的，我们在谈到同它们有关的一些问题时，将逐步地予以阐明。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战斗不论大小，都有从属于整体的特殊目的。既然如此，那么消灭敌人和制服敌人就只应该看作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  
　　但是，这个结论只是从形式上来看是正确的，只是为了使各个概念在逻辑上有联系才是重要的。我们指出这一点，正是为了防止这样看问题。什么是制服敌人呢?这永远只能是消灭他的军队，不论是用杀伤的方式还是其他方式，不论是全部彻底地消灭它还是只消灭它的一部分，使它不愿意继续作战。因此，只要撇开各个战斗的一切特殊目的，就可以把全部地或部分地消灭敌人看作是一切战斗的唯一目的。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在进行大规模战斗的情况下，那个使战斗具有特殊性质而且使它同更大的整体联系在一起的特殊目的，不过是战斗的一般目的的较小的变形，或者只是同一般目的连结在一起的从属目的。在使战斗具有特殊性质方面，它是重要的，但同一般目的比较起来，它却始终只是不甚重要的，也就是说，即使这个从属目的达到了，也只是完成了战斗的次要任务。如果这个论断是正确的，那么不难看出，认为消灭敌人军队只是手段而目的总是别的什么东西的看法，只有从形式上来看才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忘记了战斗的特殊目的中也包含着消灭敌人军队这个内容，忘记了特殊目的只是消灭敌人军队的一种较小的变形，那么，上述见解就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在最近几次战争以前，正是因为人们忘记了这一点，所以出现了一些完全错误的见解、倾向和不完整的理论体系，认为理论越不要求使用真正的工具，即越不要求消灭敌人的军队，理论才越是摆脱了手艺的习气。  
　　如果不提出一些错误的前提，不用一些误认为是有效的手段来代替消灭敌人军队，当然就不会产生上述那种理论体系了。以后只要有机会，我们还要同这种错误作斗争。如果我们不强调消灭敌人军队的重要性和它的真正价值，不提防那种纯粹形式上的真理所能引起的谬论，我们就无法研究战斗。  
　　但是，怎样才能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和在最重要的情况下，消灭敌人军队是最主要的呢?对下面这种美妙的想法我们又将如何对待呢?这种想法就是:认为用一种特别巧妙的方式直接消灭敌人的少数兵力，就可以间接消灭它更多的兵力，或者运用一些规模不大但却非常巧妙的攻击，就可以使敌人陷于瘫痪状态，就可以挫伤敌人的意志，并认为这种方法应该是最好的捷径。不错，在这里进行战斗和在那里进行战斗可能有不同的价值。在战略上，的确有巧妙地部署各次战斗的问题，战略无非是进行这种部署的艺术。我们并不打算否认这一点，但我们认为，直接消灭敌人军队总是最主要的事情。在这里我们想要努力阐明的，不是别的，正是消灭敌人军队这个原则的头等重要的意义。  
　　同时必须记住，我们谈的是战略而不是战术，也就是说，并不是谈那些在战术上可能存在的、不消耗很大力量就能消灭敌人很多军队的手段。我们认为直接消灭敌人是战术成果，因此我们的观点是:只有重大的战术成果才能导致重大的战略成果，或者，象我们曾经比较明确地说过的那样，战术成果在作战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觉得要证明这个论点是相当简单的，这个证明就是:每种复杂的(巧妙的)行动都需要很长的时间。究竟是简单的攻击，还是比较复杂、比较巧妙的攻击有更大的效果呢?如果把敌人看成是被动的对象，就会毫无疑问地认为后者的效果大。但是，任何复杂的攻击都需要更多的时间，只有在敌人对我们一部分军队进行攻击也不致破坏我们整个军队的准备工作的效果时，我们才能赢得这样的时间。如果在准备过程中敌人决定在短期内发动一次比较简单的攻击，那么敌人就会占有优势，因而使我方的宏大计划失去作用。因此，我们在衡量复杂的攻击有多大价值时，必须把准备期间内可能发生的一切危险考虑在内。只有在不怕敌人用比较简单的攻击来破坏我们的准备的情况下，才能采用复杂的攻击。当我们的准备遭到工敌人简单攻击的破坏时，我们自己也就不得不采用比较简单的行动，而且必须根据敌人的特点、状况以及其他情况采取尽可能简单的行动。如果抛开那些抽象概念所加给我们的模糊的印象而考虑实际的情况，我们就会知道，一个行动敏捷、勇敢而又果断的敌人，是不会让我们有时间去计划大规模的巧妙攻击的，而对付这样的敌人，才最需要本领。至此，我们认为已经清楚地说明了简单的和直接的行动的效果要比复杂的行动的效果更重要。  
　　我们并不认为简单的攻击是最好的攻击，而只是说，攻击的准备时间不能超出环境许可的范围，而且敌人越有尚武精神，就越有必要采用直接的攻击。因此，与其要求在复杂的计划方面胜过敌人，不如设法在简单的行动方面永远走在敌人的前面。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这两种不同的打法的最根本的基础，我们就会发现，一种打法的基础是智慧，一种打法的基础是勇气。在这里，人们很容易认为，高超的智慧兼普通的勇气，比出众的勇气兼普通的智慧有更大的作用。但是，如果人们不是违反逻辑地考虑这两种因素，那么就没有权利认为，在勇气起主要作用的危险领域内智慧比勇气更重要。  
　　经过了这些抽象的考察，我们还要指出，根据实际经验也只能得出上述这个结论，不会得出其他的结论，而且正是根据实际经验我们才进行了上述的考察。  
　　凡是不抱偏见地阅读历史的人，都不能不确信，在一切武德中，作战的魄力总是最能使军队获得荣誉和成功的。  
　　消灭敌人军队不仅在整个战争中，而且在各个战斗中，都应该看作是主要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原则。至于如何贯彻这一原则，以及如何使它同产生战争的各种情况所必然要求的一切形式和条件相适应，我们在以后再研究。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只是想充分说明这个原则的一般的重要性，现在，我们根据上述结论再来讨论战斗。  

第四章 战斗概论(续)

我们在前一章中谈到消灭敌人是战斗的目的，并且通过专门的考察试图证明，在多数情况下以及在规模较大的战斗中都是这样的，因为消灭敌人军队在战争中永远是最主要的。至于同消灭敌人军队这个目的混合在一起的、或多或少有一定重要性的其他目的，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先作一般的论述，以后再逐步加以阐明。在这里，我们把战斗的其他目的完全撇开，只把消灭敌人看作是战斗的唯一的目的来探讨。  
　　那么，对消灭敌人军队应该怎样理解呢?应该理解为使敌人军队损失的比例比我方大得多;如果我方军队在数量上占很大的优势，那么，当双方损失的绝对数量相同时，我方的损失当然就比敌方小，从而可以认为，这是对我方有利的。既然我们在这里撇开战斗的其他目的来谈战斗，那么，我们就必须把那些用来间接地消灭更多的敌人军队的目的也排除在外。因此，只能把相互杀伤和破坏过程中直接取得的利益看作是目的，因为这种利益是绝对的利益，始终保留在整个战局的账本上，而且在最后的结算中总是一种纯利。至于其他各种胜利，有的是通过在这里根本不准备谈的其他目的取得的，有的只是提供了一种暂时的相对利益，这一点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  
　　如果我们以巧妙的部署使敌人陷于不利的境地，以致他不冒危险就不能继续战斗，因而稍作抵抗就撤退了，那么可以说，我们在这一点上把他制服了。但是，如果在这个制服敌人的过程中，敌我双方军队的损失比例相同，那么这次胜利(如果这样一个结果可以称为胜利的话)在战局的总结算中就没有留下什么利益。因此，象这样的制服敌人(使敌人陷入不得不放弃战斗的境地)，它本身不是这里所要考察的问题，因而也不能包括在消灭敌人这个目的的定义中。如前所述，这样一来，能包括在这个定义中的只是相互杀伤和破坏过程中直接取得利益的那种目的了。这种直接取得的利益不仅包括敌人在战斗过程中所受的损失，而且也包括敌人退却过程中直接遭受的损失。  
　　这里有个众所周知的经验，在战斗过程中，胜利者和失败者在物质损失方面很少有明显的差别。往往根本没有差别，甚至有时胜利者的损失还可能大于失败者。失败者的决定性损失是在开始退却以后才出现的(而胜利者却不会有这种损失)。剩下的精神沮丧的部队被骑兵冲散，疲惫不堪的士兵倒在地上，损坏了的火炮和弹药车被抛弃，剩下的火炮和弹药车也因道路不好不能迅速前进，因而被敌人的骑兵所追获。在夜间，零星的部队迷失了方向，毫无抵抗地落入敌人手中。胜利的这种结果，多半是在胜负决定后才出现的。这种情况，如果不作如下的解释，就会是难以理解的。  
　　双方在战斗过程中不仅有物质方面的损失，而且精神也会受到震撼、挫伤，甚至一厥不振。要决定战斗是否还能继续，不仅要考虑人员、马匹和火炮的损失情况，而且还要考虑秩序、勇气、信心、内部联系和计划等方面受到挫折的情况。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这些精神力量，特别在双方物质损失相等的情况下，起决定性作用的就只是这些力量。  
　　在战斗过程中要对比双方的物质力量的损失无疑是困难的，但要对比精神力量的损失却是不难的。能说明这种对比的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作战地区的丧失，第二、敌人预备队的优势。我方预备队比敌人的预备队减少得越多，这就说明我方为了保持均势使用了更多的兵力。这是敌人在精神方面占优势的明显证明，这常常使统帅感到一定的苦恼，使他低估自己部队的力量。但主要的是，经过长时间作战的部队都多少会象燃烧殆尽的煤渣一样，子弹打完了，队形散乱了，体力和精力都耗尽了，也许连勇气也大受挫折。象这样的部队，且不谈人数上的减少，就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也和战斗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了。所以，根据预备队的消耗程度可以衡量精神力量的损失。  
　　因此，地区的丧失和预备队的缺乏通常是决定退却的两个主要原因，但我们也决不想否认或者忽视其他原因，例如各部队的联系和整个作战计划遭到破坏等等。  
　　因此，任何战斗都是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以流血的方式和破坏的方式进行的较量。最后谁在这两方面剩下的力量最多，谁就是胜利者。  
　　在战斗过程中，精神力量的损失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胜负决定后，精神力量的损失还在增长，要到整个行动结束时才达到顶点。因此，使敌人精神力量遭受损失也是摧毁敌人物质力量从而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而获得这种利益是战斗的真正目的。军队一旦队形混乱，行动不能协调，个别部队的抵抗往往就是徒劳无益的了。整个军队的勇气受到了挫折，原来那种不顾危险地力争得失的紧张情绪就会松弛下来，这时，危险对大多数人来说不但不能激发勇气，反而象是一种严厉的惩罚。因此，军队一旦看到敌人取得胜利，他们的力量就会受到削弱，他们的锐气就会受到挫折，他们就再也不能依靠危险激发自己的勇气来解除危险了。  
　　胜利者必须利用这个时机，以便在摧毁对方物质力量方面获得真正的利益。只有在摧毁对方物质力量方面得到的利益才是确实可靠的，因为失败者的精神力量能逐渐恢复起来，队形能重新建立起来，勇气也能再度高涨。而胜利者在精神方面取得的优势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只有极小一部分可以保留下来，有时甚至连极小一部分也不能保留下来。在极个别情况下，由于失败者抱有复仇心和更加强烈的敌何心，对胜利者来说反而可能产生相反的精神效果与此相反，在杀伤敌人、俘获敌人和缴获敌人火炮等方面，胜利者所获得的利益却永远不会从账本中勾销。  
　　会战过程中的损失主要是人员的伤亡，而会战后的损失却主要是火炮的丢失和人员的被俘。前一种损失对胜败双方来说都是存在的，只是数量不同而己，后一种损失却不是这样，通常只是失败的一方才有这种损失，至少失败一方的这种损失要大得多。  
　　因此，缴获的火炮和俘获的人员在任何时候都被看作是真正的战利品，同时又被当作是衡量胜利的尺度，囱为根据这一切可以确实无误地看出胜利的大小。甚至胜利者精神优势的大小，从这方面看也比从其他方面看更为明显，特别是把它同伤亡人数对比着看，就更为明显。因此，缴获的火炮和俘获人员的数量也是产生精神效果的一种新的力量。  
　　我们曾经说过，在战斗过程中和在战斗后的退却中受到挫伤的精神力量是可以逐渐恢复的，有时甚至可以不留下丝毫痕迹。但这只是就整体中的一小部分说的，至于整体中的大部分，却很少能这样。对军队的大部分来说还有这样的可能，但对军队所属的国家和政府来说，却极少、甚至根本不会有这样的可能。在国家和政府里，人们判断问题时是从较高的角度出发的，作出评价时个人的偏见较少，根据敌人夺得的战利品的数量，以及把这些战利品同伤亡人数作对比，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自己军队软弱无力的程度。  
　　总之，虽然精神力量的削弱是没有绝对价值的，而且也不一定会在最后的战果中表现出来，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对此有所忽视，精神力量受到削弱有时可能成为举足轻重的因素，以不可抗拒之势压倒一切。因此，削弱敌人的精神力量也常常可以成为军事行动的巨大目标，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其他的地方论述。但在这里，我们还必须考察一下它的几个基本方面。  
　　胜利的精神效果是随着被击败的军队数量的增多而增大的，但精神效果不是以同等的比例，而是以更大的比例在增大，也就是说，不仅在范围上增大，而且还在强烈程度上增大。一个被击败的师是容易恢复秩序的，它只要跟更大的军队靠在一起，勇气就容易得到恢复，就象冻僵的手脚靠在身体上容易温暖过来一样。尽管失败的精神效果还没有完全消失，但对敌人来说，这种效果已经有一部分没有作用了。然而，如果整个军队在一次会战中失败，那就不同了，它会导致全军各个部分相继崩溃。一堆大火所发出的热度和几堆小火所发出的热度是完全不同的。  
　　此外，胜利的精神效果还取决于双方的兵力对比。用少数兵力击败多数兵力，不仅得到了双倍的成果，而且还表明胜利者有一种更大的、全面的优势，使战败者永远不敢卷土重来。然而，实际上这种影响是很不容易看出来的。在采取行动的当时，通常对敌人的实际兵力了解得很不准确，对自己的兵力也估计得不很真实，而且拥有优势兵力的一方甚至可以根本不承认这种兵力上的悬殊，或者在长时间内不承认兵力占优势的全部真相。这样，他就可以避免由于这一点而产生不利的精神影响。在当时一直为不了解情况、虚荣心或谋略所掩盖着的这种以少胜多而产生的精神力量，往往是到了后来才被人们在历史中发现的。这时，对这支以少胜多的军队和它的指挥官来说，当然增加了光采，但对久已成为过去的事件本身来说，这种精神力量已经不能起什么作用了。  
　　如果说俘获的人员和火炮是体现胜利的主要标志，是胜利的真正结晶，那么，组织战斗时也就要特别考虑到这一点，在这里，用杀伤的办法消灭敌人只是一种手段。  
　　这一点对战斗本身的都署有什么影响，不是战略上的问题，但是，这一点同战略对战斗的决定是有关系的，这主要表现在如何保障自己的背后和威胁敌人的背后这个问题上。保障自己的背后和威胁敌人的背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能俘获多少敌人和缴获多少火炮，在许多情况下，当战略上极为缺乏相应的措施时，单靠战术往往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被迫同敌人两面作战，这是危险的；没有退路，这是更严重的危险。这两种情况都可以瘫痪军队的运动和削弱其抵抗力，因而影响胜负。而且，在战败时，这两种危险会增大军队的损失，甚至往往会使损失增大到最大限度，也就是说，使军队达到被消灭的程度。因此，背后受到威胁不仅能使失败的可能性更大，而且能使失败更加严重。  
　　因此，在全部作战过程中，特别是在大大小小的战斗中，人们就本能地要保障自己的背后和威胁敌人的背后。这种本能的要求是从胜利的概念中产生出来的，而胜利的概念，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跟单纯的杀伤敌人还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认为努力争取保障自己背后和威胁敌人背后是战斗中最紧迫的任务，而且是一个到处都应该努力争取实现的任务。在任何一次战斗中，如果除了单纯的硬冲以外，不采取上述两种或者其中的一种措施，那是不可设想的。即使是最小的部队也不能不考虑自己的退路就去攻击敌人，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会试图去切断敌人的退路。  
　　至于这种本能的要求在复杂的情况下多么经常地受到阻碍，因而不能顺利地实现以及在遇到困难时又往往必须服从其他更重要的考虑等等，要谈起来就会离题太远，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这种本能的要求是战斗中的一个普遍的自然法则就够了。  
　　这种本能的要求到处都发生作用，到处都使人感到它的压力，因而成为几乎所有的战术机动和战略机动必须围绕的中心。  
　　如果我们现在再研究一下胜利的总的概念，那就可以发现它包括三个要素:  
　　 (1)敌人的物质力量的损失大于我方  
　　 (2)敌人的精神力量的损失大于我方  
　　 (3)敌人放弃自己的意图，公开承认以上两点  
　　双方关于人员伤亡的报道从来不会是准确的，也很少是真实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故意假报的，甚至公布的战利品的数目也很少是完全可靠的。因此，如果报导的战利品的数目不很大，那么是否真获得了胜利还是值得怀疑的。至于精神力量的损失，除了把战利品作尺度以外，就根本没有适当的尺度可以衡量了。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只有一方放弃战斗可以作为另一方获得胜利的唯一确凿的证明。所以垂下军旗就等于承认自己是错误的，就等于承认敌人在这次战斗中是正确的和强于我们的。失败一方的这种屈服和耻辱同失去均势引起的其余一切精神后果是有区别的，它是构成对方胜利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对公众舆论以及对交战国和所有盟国的人民和政府产生影响的，恰好是这一部分。  
　　但是，退出战场并不等于放弃意图，甚至经过一场顽强而持久的战斗以后退出战场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前哨经过一番顽强的抵抗后退却了，恐怕谁也不能说它放弃了自己的意图。甚至在以消灭敌人军队为目的的战斗中，也往往不能总认为退出战场就意味着放弃意图。例如，事先计划好的退却，就是一边退却一边还在消灭敌人的。这都是我们在研究战斗的特殊目的时将要谈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只是想提醒世在大多数情况下，放弃意图和退出战场是难以区别的，退出战场在军内和军外引起的印象是不容忽视的。  
　　对于一些没有声誉的统帅和军队来说，即使根据实际情况需要退却，也常常会感到特别为难。因为夺一系列战斗中连续退却，尽管事实上并非失败，给人们造成的印象却是节节败退，这种印象能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退却者不可能处处表白自己的特殊意图，借以避免这种精神影响，因为要想避免这种影响，势必公开他的全部计划，显而易见，这是完全违背他的根本利益的。  
　　为了使大家注意这种胜利概念的特别的重要意义，我们只要回忆一下索尔会战就够了。在这次会战中，战利品并不多，只有几千名俘虏和二十门火炮。当时腓特烈大帝考虑到整个局势，本来已经决定向西里西亚退却，但仍然在战场上停留了五天，并且以此宣告胜利。正如他自己说的，他确信利用这种胜利的精神效果，能比较容易地缔结和约。尽管他在劳西次的卡托利希一亨内斯多夫战斗和克塞耳斯多夫会战中又赢得几次胜利后才缔结了和约，但我们仍然不能说索尔会战是没有精神效果的。  
　　如果胜利震撼了敌人的精神，那么夺得的战利品就会达到惊人的程度。对对方来说，失利的战斗便成为不平常的大败。在这种情况下，失败者在精神上往往会瓦解，往往会完全丧失抵抗能力，以致全部行动只能是退却，只能是逃跑。  
　　耶纳会战和滑铁卢会战就是这样的大败，而博罗迪诺会战却不是。大败和一般的失败的区别只是失败的程度不同，只有书呆子才去寻找为它们划分界限的标志。但是，明确概念是弄清理论观念的中心环节，是十分重要的。至于我们用同一个词来表达在敌人大败的情况下取得的胜利和在敌人一般失败的情况下取得的胜利，这是术语上的缺陷。  

第五章 战斗的意义

我们在前一章中考察了战斗的绝对形态，也就是把战斗当作整个战争的缩影进行了考察。现在，我们把战斗作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来研究它同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要探讨一下战斗的直接意义。  
　　既然战争无非是敌对双方相互消灭的行为，那么双方就都要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并用这些力量在一次大规模的冲突中解决一切问题。在理论上，这似乎是极为自然的，在现实中，似乎也是这样的。这种看法也确实有许多正确的地方。而且，如果我们坚持这种看法，把最初的一些小战斗只看作是象刨花一样不可避免的损耗，那么，总的看来这也是十分有益的。但是，问题决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的。  
　　显然，战斗数目所以增多，是把兵力区分开的缘故，因此各个战斗的直接目的和兵力的区分要一并讨论。但是，这些目的以及具有这些目的的战斗，一般是可以分类的，现在弄清它们的类别，将有助于阐明我们的论点。  
　　消灭敌人军队当然是一切战斗的目的，但是，可能有其他一些目的同消灭敌人军队结合在一起，甚至还占主要地位。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消灭敌人军队是主要目的，一种是消灭敌人军队主要是手段。除了消灭敌人军队以外，占领一个地方和占领一个目标也可能是一次战斗的总的任务。这种总任务可能只是三者中的一项，也可能不止一项。在后一种情况下，通常总有二项是主要的。在我们不久将要谈到的进攻和防御这两种主要作战形式中，上述三项中的第一项是相同的，其他两项却不相同。现列表如下：  
　　 进攻战斗 　　　　防御战斗  
　　 (1)消灭敌人军队 (1)消灭敌人军队  
　　 (2)占领一个地点 (2)防守一个地点  
　　 (3)占领一个目标 (3)防守一个目标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侦察和佯动，那么上面这个表并没有把所有的目的都包括在内，因为上述三项中的任何一项都显然不是这类战斗的目的。实际上，我们不得不承认还有第四种目的存在。仔细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侦察是为了使敌人暴露自己，骚扰是为了疲惫敌人，而佯动是为丁使敌人不离开某一地点或者把他从某一地点引到另一地点。所有这些目的只有假借上述三种目的中的一种目的(通常是第二种)，才能间接地达到。因为要进行侦察就必须装出真正进攻、打击或者驱逐对方的样子。这种假借的目的并不是真正的目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只是真正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在进攻者的那三种目的以外再加上第四种目的——诱使敌人采取错误的措施。换句话说，就是进行佯攻。这个目的只能具有进攻的性质，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指出，防守一个地点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绝对的，也就是根本不许放弃那个地点，另一种是相对的，也就是只需要防守一个时期。后一种情况经常出现在前哨战和后卫战中。  
　　战斗任务的不同，对战斗本身的部署将有重大的影响，这是很清楚的。比如，只想把敌人的哨兵从他们的所在地赶走时使用的方法，同要全部消灭他们时所使用的方法是不同的。又比如，不惜任何代价坚守一个地点时使用的方法，同暂时阻击敌人时使用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在前一种情况下，很少考虑到撤退，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撤退却是主要的事情。  
　　但是，这些问题都属于战术范畴，在这里列举它们，不过是为了举例说明问题而已。至于在战略上如何看待战斗的各种不同的目的，将在谈到这些目的章节中再予以论述。这里只作几点一般的说明。  
　　第一、这些目的的重要性大致是按上面表中所列的次序依次递减的。第二、在主力会战中占首要地位的总是第一种目的。第三、防御战斗的后两种目的不能带来真正的利益，也就是说这两种目的完全是消极的，只是在有利于达到其他积极目的情况下，才间接地带来利益。因此，如果这样的战斗过于频繁，就是战略形势恶化的时候。  

第六章 战斗的持续时间

如果我们不再就战斗本身，而是就它同军队各个方面的关系来研究战斗，那么战斗的持续时间就有了独特的意义。  
　　战斗的持续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战斗的一种次要的、从属的成果。对胜利的一方来说，决定战斗胜负从来都是越快越好，而对失败的一方来说，却不嫌战斗时间拖得很长。对胜利的一方来说，胜利来得越快，效果也就越大；对失败的一方来说，失败来得越迟，损失也就越小。  
　　一般说来是这样的，但是，只有在相对防御战斗中，这一点才具有实际的重要性。  
　　在相对防御战斗中，全部成果往往只取决于战斗的持续时间。我们把战斗的持续时间列为战略要素，理由就在这里。  
　　战斗的持续时间和战斗的几个主要条件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这些条件是:兵力的绝对数量，双方兵力的对比和兵种的比例以及地形的性质。例如两万人不会象两千人那样很快地消耗掉；抵抗比自己兵力大一两倍的敌人不能象抵抗兵力相等的敌人那样长久;骑兵战斗比步兵战斗胜负决定得快些，单用步兵作战的战斗比有炮兵参加的战斗胜负决定得快些，在山地和森林地作战，前进的速度就不能象在平原上那样快；这一切都是很明显的。  
　　由此可见，想通过战斗的持续时间来达到某一目的，就必须考虑到兵力的数量、兵种的比例和配置的情况。但是我们在这一问题的专门探讨中，重要的不是得出这条规则，而是把经验在这方面所提供的主要结论和这条规则联系起来。  
　　一个由各兵种组成的八千人至一万人的普通师，即使对抗兵力占很大优势的敌人，而且是在不十分有利的地形上，也可以抵抗数小时，如果敌人的优势不太大，或者根本不占优势，那么也许能够抵抗半天。一个由三、四个师编成的军的抵抗时间比一个师的抵抗时间能够多一倍，而一个八万至十万人的军团的抵抗时间则大约可以延长两、三倍。这就是说，这些军队在上述的时间内可以单独作战。如果在这一段时间内调来了其他军队J这些军队发挥的作用能够马上同已经进行的战斗所取得的结果合而为一，那么这仍然算是一个战斗。  
　　上述数字是我们从经验中得来的。但是，我们认为进一步阐明决定战斗胜负的时刻，从而阐明结束战斗的时刻，同样是重要的。  

第七章 决定战斗胜负的时刻 

任何战斗的胜负都不只是在某一个时刻决定的，在任何一次战斗中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时刻，对胜负的决定起着主要的作用，一次战斗的失败如同天平的秤盘下降一样，是逐渐形成的。但是，在任何战斗中都有一个时刻，可以看作是这次战斗的胜负已定的时刻，过了那个时刻再进行的战斗，是一个新的战斗而不是原来那个战斗的继续了。对这个时刻有个明确的概念，对决定是否可以利用援军有效地继续这个战斗来说，是很重要的。  
　　人们常常在一些无法挽回的战斗中无谓地牺牲了生力军，在还可以扭转局势的战斗中，却常常错过了利用生力军扭转局势的机会。下面两个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点。  
　　 1806年霍亨洛黑侯爵在耶纳附近以三万五千人同拿破仑所统率的六、七万人进行会战，结果失败了，而且一败涂地，可以说是几乎全军覆没，这时吕歇尔将军企图以大约一万二千人的兵力重新恢复会战，结果在转瞬之间同样遭到了毁灭。  
　　与此相反，在同一天，大约二万五千普军在奥尔施塔特附近同达乌率领的二万八千法军一直战斗到中午，虽然失败了，但是军队并没有瓦解，也没有比完全没有骑兵的对方遭受更大的损失。而普军却错过机会，没有利用卡耳克洛伊特将军率领的一万八千名预备队来扭转局势。如果当时利用了预备队，那么这次会战就不会失败了。  
　　每个战斗都是一个整体，各个部分战斗的结果在这个整体中，汇合成总结果，而战斗的胜负就是由这个总结果决定的。这个总结果不一定恰好是我们在第六章中所说的那种胜利。因为有时可能事先没有计划取得那样的胜利，有时则由于敌人过早地撤退了，没有机会取得那样的胜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在敌人顽强抵抗的战斗中，决定胜负的时刻往往也比构成胜利概念的那个主要成果出现得更早。  
　　于是我们要问：通常究竟什么时刻是胜负已定的时刻，也就是说，从什么时刻起即使用一支相当大的生力军也不能扭转战斗的不利局面？  
　　如果撇开本来就无所谓胜负的佯攻不谈，那就是：  
　　（1）如果战斗的目的是夺取一个活动的目标，那么对方丢失这个目标就是胜负己定的时刻。  
　　（2）如果战斗的目的是占领一个地点，那么对方丧失这个地点多半是胜负已定的时刻。但也并非总是这样，只有在这个地点特别难以攻克时才是这样。如果是一个容易攻占的地点，那么不管它多么重要，敌人也可以不冒很大危险把它重新夺回来。  
　　（3）在不能以上述两种情况决定战斗胜负的其他一切场合，特别是在以消灭敌人军队为主要目的的场合，胜利的一方不再处于松散状态，不再处于某种软弱无力的状态，而失败的一方逐次使用兵力（这一点已经在第三篇第十二章中谈过）也已经没有益处，这一时刻就是胜负已定的时刻。由于这个道理，我们在战略上是根据这一时刻来划分战斗单位的。  
　　如果在战斗中进攻的敌人完全没有或者只有一小部分发生秩序混乱和失去作战能力，而我方却在不同程度上全部处于涣散状态，那么我们是无法恢复战斗的。如果敌人全部失去作战能力，但又重新恢复了，那么我们同样是无法恢复战斗的。  
　　因此，实际参加战斗的那一部分兵力越小，留作预备队的那一部分兵力越大（单是它的存在就可以影响胜负），对方使用生力军夺回胜利的可能性就越小。任何统帅和军队，只要在战斗中善于最合理地使用兵力，并且处处都能充分利用强大预备队的精神效果，就能最有把握地取得胜利。在现代，我们必须承认，法国军队，特别是在拿破仑亲自统率下作战时，在这方面是非常出色的。  
　　此外，胜利的一方参加战斗的兵力越小，消除战斗的危机状态和恢复作战能力的时刻就来得越早。一小队骑兵在快速追击敌人以后，几分钟内就可以恢复原来的队形，危机也不会持续得更长，整个骑兵团要恢复秩序却需要较长的时间。成散兵线的步兵恢复队形所需要的时间还会更长。至于各兵种组成的部队，它各个部分的前进方向可能是不同的，战斗开始后队形可能发生混乱，而由于相互间都不明确知道对方的位置，队形就会更加混乱，因而恢复队形就需要更长的时间。胜利的一方要把在战斗中分散了的军队以及一部分队形混乱了的部队重新集合起来，稍加整顿，配置在适当的地点，恢复战场秩序，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我们可以说军队越大，恢复秩序的时刻就来得越迟。  
　　此外，当胜利者还处于危机状态时，黑夜的到来会推迟恢复秩序的时刻，最后，复杂的地形和遮蔽地也会推迟这一时刻的到来。但对这两点我们还必须指出，夜暗对胜利者也是一种有效的掩护手段，因为失败者利用夜暗进攻取得良好结果的情况是很少的，象1814年3月10日约克在郎城对马尔蒙攻击成功那样的例子，是不多见的。同样，遮蔽地和复杂的地形对较长时间处于危机状态的胜利者也可以起到掩护作用，使他不致受到反击。因此，夜暗和遮蔽地、复杂的地形，对失败者恢复战斗来说，不是更加容易，而是更加困难。  
　　以上我们所谈的失败者的援军，只是指单纯增加的兵力，也就是说只是指从自己后方来的援军，因为这是一般常见的情况。但是，如果援军攻击对方的翼侧或背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属于战略范围内的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的效果，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讨论。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为恢复战斗而进行的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主要属于战术范畴。我们只是因为必须谈到战术效果，而且必须使我们的概念深入到战术范畴，所以才讨论它。  
　　军队向敌人翼侧和背后攻击，可以大大提高攻击的效果，但不一定总是这样，有时也可能反而削弱攻击的效果。这个问题和其他任何问题一样，都是由战斗的各种条件决定的，我们在这里不去深入论讨它。但下面两点对我们当前研究的问题是重要的。  
　　第一、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对胜负决定后的成果的影响，通常比对胜负决定本身的影响要大，在恢复战斗时，首先应该争取的是胜利，而不是计较成果的大小。基于这一点我们应该认为，一支赶来恢复战斗的援军，不同原来的军队会合而去攻击敌人的翼侧和背后，不如直接同它会合更为有利。在许多情况下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更多的情况下并不是这样，因为在这里下述第二点起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赶来恢复战斗的援军一般都会带来出敌不意的精神效果。  
　　出敌不意地攻击敌人的翼侧和背后，效果总是很大的，因为正处于胜利的危机状态中的敌人是分散和混乱的，很难抵挡住这种攻击。在战斗初期，敌人的兵力是集中的，对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总是有防备的，所以这种攻击不会起多大作用，但是到了战斗的末尾，就完全不同了，这一点不是很清楚的吗？  
　　因此，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支援军攻击敌人翼侧或背后，能产生更大的效果，这好象同样的力在杠杆上作用于力臂较长的一端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样。一支从正面进攻不足以恢复战斗的军队，如果攻击敌人翼侧或背后，就能把战斗恢复起来。精神力量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它的效果几乎是无法估计的，因此大胆和冒险就有了用武之地。  
　　在难以确定能否挽回一个失利的战斗时，必须注意到上述这一切，必须考虑上述各种相互影响的力量的作用。  
　　如果战斗还不能认为已经结束，那么，援军所开始的新的战斗就会跟原来的战斗合而为一，取得共同的结果，于是原来的失利就从账本中一笔勾销了。但是，如果战斗的胜负已定，情形就不同了，这时就产生两个各自独立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援军兵力有限，不能和敌军相抗衡，那就很难指望新开始的战斗会获得有利的结果。如果这支援军相当强大，可以不考虑前一个战斗的结果就能进行下一个战斗，那么它虽然能够以胜利的结果来补偿前一个战斗的失利，甚至还有更大的收获，但决不能把前一个战斗的失利从账本中勾销。  
　　在库涅斯多夫会战中，腓特烈大帝在第一次攻击时占领了俄军左翼阵地，缴获了七十门火炮，但在会战终了时又都丢了，所以前一部分战斗的全部成果就从账本中勾销了。假使他适可而止，把会战的后一部分推迟到第二天进行，那么即使失利了，第一次战斗的收获也可以抵销这个失利。  
　　但是，如果在战斗还未结束时已经预先看到战斗的不利情况，并且把它扭转了过来，那么这种不利的结果不但可以从我们的账本上一笔勾销，而且还可以成为更大胜利的基础。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仔细考虑一下战斗的战术过程，那就不难看出，在战斗结束以前，各个部分战斗的一切结果都不过是暂时的，在总结果中不仅可能被抵销掉甚至还可能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我方作战的军队被击溃得越多，敌人消耗的兵力也就越大，因而敌人的危机状态也就越严重，我方生力军的优势也就越大。如果这时总的结果转化为对我有利，我们从敌人手中夺回了战场和战利品，那么敌人以前在夺取战场和战利品时所耗费的一切力量都成为我们的纯利，而我们以前的失败却成为走向更大胜利的阶梯。这时，敌人在胜利的情况下认为值得为之作出牺牲的辉煌战绩就化为乌有，剩下的只是对牺牲了的兵力的懊悔心情了。胜利的魅力和失败的灾殃就是这样地使胜利和失败变幻莫测。  
　　因此，如果我们占有决定性的优势，能够以更大的胜利来报复敌人，那么，最好是在这次战斗（如果它是相当重要的话）尚未结束以前就扭转不利的局势，而不是发动第二次战斗。  
　　 1760年劳东将军在累格尼察进行战斗时，道恩元帅曾企图援助他。但是当劳东战斗失败时，道恩虽然有足够的兵力，却没有设法在第二天进攻腓特烈大帝。  
　　由此可见，在会战以前进行浴血的前卫战，只能看作是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如果不是必要，是应该避免的。  
　　我们还要研究一下另一个问题。  
　　如果一次结束了的战斗是一件完结了的事情，那么它就不能成为决定进行一次新的战斗的理由。决定进行一次新的战斗，必然是以其他情况为根据的。但是，这个结论同我们必须考虑的一种精神力量——复仇心是抵触的。上自最高统帅，下至地位最低的鼓手都不会缺乏这种感情，因此，再没有什么比复仇心更能激起军队的斗志了。不过，在这里有一个前提，这就是被击溃的只是整个军队中不太大的一部分。否则，复仇心就会由于整个军队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而消失了。  
　　因此，为了立即挽回损失，特别是在其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动第二次战斗时，利用上述精神力量是很自然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第二次战斗必然是进攻，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在许多从属性的战斗中，可以找到很多这种利用复仇心的例子。但是，规模较大的会战通常都是由许多其他原因决定的，而不是由这种较弱的精神力量促成的。  
　　可敬的布留赫尔在他的两个军在蒙米赖被击败以后三天，在1814年2月14日率领第三个军走上了同一个战场，毫无疑问，这是复仇心驱使他这样做的，如果他知道可能与拿破仑本人相遇，那他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暂时不去复仇。但他当时希望的是找马尔蒙报仇，结果他那种高尚的复仇心不但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反而由于失算而带来了失败。  
　　负有共同作战任务的几个部队之间的距离，取决于战斗的持续时间和决定胜负的时刻。这种配置只要是为了进行同一个战斗，那就是战术部署。但是，只有当它们距离很近，不可能进行两个独立的战斗，也就是说它们所占的空间在战略上可以看作是一个点的时候，这种配置才能看作是战术部署。然而，在战争中常常可以看到，甚至负有共同作战任务的部队之间，也不得不保持相当的距离，尽管它们的主要意图是共同进行一个战斗，但它们也可能分别进行战斗。因此，这种配置是战略部署。  
　　属于这一类部署的有：分成几个部分和分成几个纵队的军队的行军，派出几个前卫和侧方部队以及指定支援一个以上战略点的几个预备队，分散宿营的几个军的集中，等等。人们可以看到，这类战略部署是不断出现的，它们在战略上好比是辅币，而主力会战以及具有同样重要性的一切则是金币和银币。 

第八章 战斗是否需经双方同意

“不经双方同意，战斗是不会发生的”，搏斗就是完全建立在这个思想上的。一些历史著作家，正是根据这一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妙论，得出了许多模糊的和错误的观念。  
　　这些著作家在论述中总离不开这样一种提法：一个统帅向另一个统帅挑了战，而后者却未应战。  
　　但是，战斗是一种起了极大变化的搏斗，构成战斗的基础的不仅有双方对斗争的欲望（即双方同意战斗），而且还有同战斗联系在一起的目的。这些目的永远从属于更大的整体，而且不仅如此，即使把整个战争看作是一个斗争时，它的政治目的和条件也是从属于更大的整体的。因此，要求战胜对方的这一欲望本身是处于完全从属的地位的，或者更明确他说，它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它只能看作是更高的意志赖以活动的神经。  
　　 “白白地向敌人挑了战”这句话，在古代民族中间，以及在常备军出现的初期，比起现代来还有一些意义。古代各民族是在没有任何障碍的开阔的战场上进行战斗的，这是一切部署的根据，因此当时的全部军事艺术都表现在军队的部署和编组上，也就是表现在战斗队形上。  
　　在那时，军队通常都驻扎在营寨里，因此营寨中的阵地被看作是难以侵犯的，只有当敌人离开营寨，象进入比武场一样，来到开阔的地方，才可能进行会战。  
　　如果有人说，汉尼拔白白地向非比阿斯挑了战，那么，对非比阿斯来说，这句话无非是表明这一会战不在他的计划之内，这句话本身不能证明汉尼拔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占有优势！但是对汉尼拔来说，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它表明汉尼拔是真正希望进行会战的。  
　　常备军出现初期进行的大战斗和会战的情况和古代战争相似。也就是说，一支庞大的军队必须编成战斗队形才能投入战斗，才能指挥它进行战斗。这样的军队是一个庞大的、笨拙的整体，总是要在平原地上才能作战，在复杂地形、遮蔽地以及山地，就既不适于进攻也不适于防御了。因此，防御者在一定程度上也从这里找到了一种避免会战的手段。这样的情况虽然逐渐减少，但却一直保持到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到了七年战争时期，才开始在难以通行的地形上进攻，而且逐渐普遍起来。到了现代，对那些想利用地形的人来说，地形虽然还可以增强其力量，但已经不可象魔法那样可以束缚战争的自然力量了。  
　　三十年来，战争发展得更不受地形束缚了，对于真正想通过战斗决定胜负的人来说，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他找到敌人和进攻敌人了。如果他不这样做，就不能认为他是想进行战斗的。因此，向敌人挑战而敌人没有应战这种说法，在今天无非是表明他认为战斗的时机不十分有利。这就等于承认这种说法不恰当，证明他只不过是想借此掩饰事情的真相而已。  
　　当然，即使在今天，虽然防御者已经不可能拒绝战斗了，但是，他只要放弃阵地从而放弃防守阵地的任务，仍然可以避免战斗。这样，进攻者取得的成果就是半个胜利，只能承认他暂时占了优势。  
　　因此，现在再也不能用向对方挑战但对方没有应战这种口头上的胜利来掩饰前进者（即进攻者）停滞不前的状态了。只要防御者没有退却，那就说明他是希望会战的，在他没有受到攻击的时候，当然也可以说他是在挑战，实际上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另一方面看，在现代，凡是希望和能够逃避战斗的人，是不会被迫进行战斗的。然而进攻者往往不满足于从敌人逃避中得到的利益，而迫切要求获得一次真正的胜利，因此他有时就会通过特别巧妙的办法去寻找和运用为数不多的、但是可能的手段，迫使这样的敌人也进行战斗。  
　　迫使这样的敌人进行战斗的最主要的手段有两种，第一是包围，使敌人不能退却或者退却十分困难，因而宁愿接受战斗；第二是奇袭。第二种手段在各种运动都不方便的时代是适用的，但是现在已经很不起作用了。现代的军队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甚至在敌人的眼前也敢于退却，只有在地形极其不利的场合，退却才会有很大的困难。  
　　在这里，内雷斯海姆会战可以看作是一个例子。这次会战是卡尔大公于１７９６年８月１１日在劳埃阿布山对莫罗发起的，他的目的只是使自己更容易退却。但是我们承认，直到现在我们的确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位著名的统帅和著作家当时采用这一行动的理由。  
　　在罗斯巴赫会战中，如果联军的统帅确实没有进攻腓特烈大帝的意图，那么这次会战就是另一个例子。  
　　关于索尔会战，腓特烈大帝自己说过，他所以接受会战，是因为他感到在敌人面前退却是危险的。同时腓特烈大帝也还举出了接受这次会战的其他理由。  
　　总的说来除了真正的夜袭以外，上述情形总是少见的。而用包围的方法迫使敌人进行战斗，主要只能是对单独的军，例如在马克森会战中对芬克军就是如此。  

第九章 主力会战—决定主力会战胜负的时刻

什么是主力会战？主力会战是双方主力之间的斗争，当然，它不是为了一个次要目的而进行的不重要的斗争，不是一发觉目的难以达到就要把它放弃的那种纯粹是尝试性的活动，而是为了争取一个真正的胜利而进行的全力以赴的斗争。  
　　在一次主力会战中，也可能有一些次要的目的同主要目的混杂在一起。主力会战由于产生它的各种情况不同，也可能具有某些特色，因为一次主力会战也是同更大的整体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它只是那个整体的一部分。然而，因为战争的实质是斗争，而主力会战是双方主力之间的斗争，所以，必须永远把主力会战看作是战争的真正的重心。因此，总的说来，主力会战的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独立性比任何其他战斗都大。  
　　这一点对主力会战如何决定胜负以及对主力会战的胜利的效果都有影响，并且决定着理论应该给予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的主力会战以什么样的评价。  
　　因此，我们把主力会战作为专门研究的对象。而且，在谈到同它有联系的特殊目的以前，要先对它进行一般的研究，因为只要它是一次名副其实的主力会战，那些特殊目的是不会在根本上改变它的性质的。  
　　既然主力会战基本上是具有独立性的，那么它的胜负也就必然取决于它本身，换句话说，只要还有胜利的可能性，就应该在主力会战之中寻求胜利，除非兵力十分不足，决不应该由于个别原因而放弃主力会战。  
　　那么，怎样才可以比较明确地判定决定胜负的时刻呢？  
　　如果象现代军事艺术中的很长一个时期表明的那样，军队的某种巧妙的队形和编组是军队能够发挥勇敢精神和夺取胜利的主要条件，那么，这种队形被破坏的时候就是胜负已定的时刻。只要一翼被击溃，还在战斗的其他部分的命运也就决定了。如果象在另外一个时期那样，防御的实质在于军队同地形以及地面的障碍紧密结合，军队和阵地仿佛成为一体，那么，占领了这个阵地的一个主要地点就是决定胜负的时刻。因此人们常说：锁钥阵地丢失了，整个阵地就守不住了，会战就不能继续了。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被击败的军队就象断了弦的乐器一样，已经不能履行自己的使命了。  
　　不论是前一种几何学原理还是后一种地理学原理，都必然使作战的军队象结晶体一样，不能用到最后一个人。这两种原理现在都已经大大失去作用，至少不再起主导作用了。尽管现代的军队也以一定的队形进入战斗，但队形不再起决定性作用了。尽管现在地形障碍还可以用来加强抵抗力，但已经不再是唯一的靠山了。  
　　我们在本篇第二章中曾对现代会战的特点进行了概括的论述。根据我们的论述，战斗队形只是便于使用军队的一种配置，而会战过程就是双方中的每一方逐渐消耗对方兵力的过程，最后看谁先使对方兵力耗尽。  
　　因此，同任何其他战斗比较起来，在主力会战中定下放弃战斗的决心，更是取决于双方剩下的预备队的兵力对比情况，因为只有这种预备队还保留着全部的精神力量，而那些被战火燃烧得象煤渣一样的部队，是无法同它相比的。正如我们已在其他地方说过的那样，地区的丧失也是衡量精神力量损失的尺度，因此也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不过它更多地被看作是损失的标志，而不看作是损失本身。因此，尚未投入战斗的预备队的人数始终是双方统帅最关心的问题。  
　　会战的发展趋势在一开始虽然不怎么明显，但通常就已经确定了。甚至在会战的部署中这种趋势往往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一个统帅看不到这种趋势而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开始了会战，那就表明他是缺乏这种认识能力的，这种趋势即使在会战的部署中和会战开始时没有确定，在会战过程中均势自然而然地也会缓慢地发生变化，正如我们曾经指出过的那样，这种变化最初是不明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就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均势在会战过程中的变化，并不象有人根据对战斗的不真实的描写所想象的那样，是时而这样时而那样地变化不定的。  
　　尽管均势可能在一个长时间内很少受到破坏，或者一方失利后还能恢复均势，反而使对方失利，但可以肯定地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战败的统帅在退却以前早就觉察到了这种变化。如果有人说，个别情况出乎意外地对整个会战的进程发生了强大的影响，那么，这多半是战败者掩饰自己在会战中失利的借口。  
　　在这里我们只能求助于公正而富有经验的人的判断。他们一定会同意我们的论点，并且在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那部分读者面前为我们辩护。如果要根据事物的性质来论证为什么会战过程必然是这样的，那就会过分地进入这个问题的战术领域。在这里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结论。  
　　尽管我们说，战败的统帅在决心放弃会战以前，通常早就看到这种不利的结局，但是我们也承认有相反的情况，否则我们的论点就会自相矛盾。如果由于会战已出现失败的趋势，就认为这场会战的败局已定，那么，也就不会再拿出兵力去扭转败局，因而也就不会在会战的失败趋向出现以后很久才开始退却了。然而也有这样的情况：一方的失败趋势已定，但结果却是另一方失败了。这种情况当然不是常见的，而是很少的。可是，时运不佳的统帅总把希望寄托在这种很少的情况上，只要还有一点挽回败局的可能性，他就一直指望出现这种情况。只要自己的勇气和理智不相矛盾，他总是希望通过忍受更大的劳累、发挥剩下的精神力量，以及通过创造奇迹或者借助幸运的偶然机会，使自己还能看到扭转败局的时刻。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想多说几句，但在此以前先要说明什么是均势变化的征候。整体战斗的结果是由各个部分战斗的结果组成的，而各个部分战斗的结果则体现在以下三个不同的方面。  
　　第一、体现在指挥官内心受到的精神影响上。如果一个师长看到他的各个营是如何失败的，那么这就会对他的行动和报告发生影响，而他的报告又影响到统帅的措施。因此，有一些失利的，即使是看来可以补救的部分战斗，也会产生不良的印象，这种印象总是很容易地、甚至不可抗拒地涌进统帅的心里。  
　　第二、体现在我方部队比对方更快的消耗上，这种消耗在缓慢而有秩序的现代会战过程中是很容易估计出来的。  
　　第三、体现在地区的丧失上。  
　　所有这一切就好象一个罗盘，统帅根据它就可以辨别会战这只船的航向。如果自己损失了全部炮兵，却没有夺得敌人的火炮，如果自己的步兵营被敌人的骑兵冲垮，而敌方的步兵营却到处都是攻不破的，如果自己战斗队形的火力线不得不从一个地点退到另一个地点，如果为了占领某些地点而白白地消耗了力量，而且向前推进的步兵营每次都恰好被敌人雨点般的榴霰弹打散，如果在炮战中我方的炮火开始减弱，如果大批没有受伤的士兵随着伤员的后撤而逃跑，因而火线上的步兵异常迅速地减少，如果会战计划被破坏，以致一部分部队被截断和被俘，如果退路开始受到威胁，那么，统帅就必然会从这一切情况中看出这次会战的趋势。会战的这种发展方向持续得越久，趋势就越肯定，要挽回败局就越困难，不得不放弃会战的时刻也就越来越近。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个时刻。  
　　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双方留下的预备队的对比，往往是最后决定胜负的主要根据。统帅如果看到对方在预备队的对比上占有决定性优势，那么他就要下决心退却。现代会战的特点是，会战过程中的一切不幸和损失都可以通过生力军来补救，因为，现代战斗队形的编组方法和部队投入战斗的方式，使人们几乎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使用预备队。一个看来将要遭到不利结局的统帅，只要还有优势的预备队，他是不会放弃会战的。但是，一旦他的预备队开始比敌方的预备队少了，那就可以认为胜负已定。至于他还可能采取什么措施，这一方面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另一方向要看他勇气和毅力的大小，不过，这种勇气和毅力有时也可能变成不明智的顽固。统帅怎样才能正确地估计双方预备队的对比，这是实践中的技能问题，决不是这里要谈的问题。我们这里只谈他判断得出的结论。不过，得出结论的时候仍然不是定下退却决心的时刻，因为一个只是逐渐形成的结论还不足以促使统帅定下决心，它只是统帅定下决心的一个一般的根据，要定下决心还要有一些特殊的因素。这里主要有有两个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即退却的危险和黑夜的到来。  
　　随着会战的进展，如果退却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而且预备队已经大大消耗，已经不足以打开新局面，那么，除了听天由命和有秩序地退却以外，就没有别的出路了。在这种情况下，长时间地耽搁就会使他陷入溃败、甚至覆灭的危险。  
　　一切战斗，通常随着黑夜的到来而结束，因为夜间战斗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才是有利的。出为黑夜比白昼更利于退却，所以，凡是必须退却或者很可能要退却的人，部愿意利用夜暗向后退却。  
　　不言而喻，除了这两种常见的和最主要的因素以外，还可能有许多比较特殊、比较小、但又不容忽视的其他因素促使人们定下退却的决心，因为会战越是临近趋势发生决定性改变的时刻，每个部分战斗的结果对这种改变的影响就越显著。因此，损失一个炮兵阵地，敌人两三个骑兵团顺利地突入阵地等等，都能促使人们实现正在成熟的退却决心。  
　　在结束这个论题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谈一下统帅身上的勇气同理智之间的斗争的问题。  
　　一方面，屡战屡胜的骄傲情绪，天生倔强带来的不屈不挠的意志，由高尚激情引起的顽强的抵抗精神，都要求统帅不退出战场，而要把光荣的英名留在那里；另一方面，清醒的理智却在劝阻他不要把力量用完，不要孤注一掷，而要保存必要的力量，以便有秩序地退却。在战争中，尽管勇气和顽强应该得到很高的评价，尽管没有决心竭尽全力争取胜利的人很少有获胜的希望，但是总应该有一个限度。如果超过这个限度，顽固地作下去，那么只能认为是绝望的挣扎，是愚蠢的行动，任何批判者都不会原谅他。拿破仑在最著名的滑铁卢会战中使用了最后的兵力，企图挽回一场已经不可挽回的会战，他拿出了最后一文饯，终于象乞丐一样逃出了战场，逃出了他的祖国。  

第十章 主力会战（续）—胜利的影响

由于立足点不同，人们可能对某些大会战获得特大的效果感到惊讶，同样也可能对另一些大会战没有获得什么效果而感到十分奇怪。现在我们谈谈一次大胜利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很容易区分以下三种影响：  
　　一、胜利对战争工具本身，即对统帅及其军队的影响；  
　　二、胜利对参战国的影响；  
　　三、上述两种影响在以后的战争过程中所起的真正的作用。  
　　胜利者和失败者在战场上的伤亡、被俘人数和火炮损失方面的差别，往往是不显著的。谁要是只看到这种差别的不显著的一个方面，谁就会常常感到这个差别所产生的后果是完全不可理解的。而实际上，这通常是极其自然的事。  
　　我们在第七章中曾经讲过，一方的胜利不仅随另一方被击败的军队数量的增多而增大，而且是以更大的比例增大的。一场大规模战斗的结局给失败者和胜利者带来的精神影响都是比较大的。这种影响会使物质力量受到更大的损失，而物质力量的损失又反过来影响精神力量，这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助长的。因此，人们应该特别重视这种精神影响。这种精神影响对胜利者和失败者所起的作用是相反的：对失败者来说，它能破坏各种力量，对胜利者来说，却能加强他的力量和活动。但是，这种精神影响主要还是对失败者发生作用，因为对失败者来说，它是造成新的损失的直接原因。此外，这种影响同危险、劳累和艰难，总之同战争中的一切困难因素有相同的性质，因而同它们结合在一起，并在它们的影响下不断增大。对胜利者来说，这一切能够影响它勇气的进一步高涨。我们看到，失败者从原来的水平线下降的程度比胜利者从原来的水平线上升的程度大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谈到胜利的影响时，主要是指失败者所受的影响。如果说这种影响在一次大规模的战斗中比在一次小规模的战斗中强烈，那么，在主力会战中肯定比在一次从属性的战斗中更要强烈得多。主力会战是具有独立性的，也就是说它应该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它应该取得的胜利。主力会战的意图是，就在要进行主力会战的这个地方、这个时刻战胜敌人，它体现着全部战争计划和一切措施以及对未来的一切遥远的希望和朦胧的想象。对这个大胆的问题作出答案，是命运攸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必然会紧张起来，不仅统帅，而且他的整个军队直到最低一级的辎重兵都是如此。当然，职位越低，紧张的程度越小，产生的影响也越小。不论在任何时代，从事物的性质来看，主力会战决不是一种不作准备地、突然地、盲目地进行的例行公事，而是一种规模宏大的军事行动。这种行动不论就其本身的性质来说，还是就指挥官的意图来说，都比一般的战斗活动更能增强所有人的紧张情绪。人们越是紧张地注视着会战的结局，会战结局的影响也就越大。  
　　胜利的精神影响在现代会战中比在现代战史初期的会战中要大得多。既然现代会战象我们以前讲过的那样，是双方力量的真正搏斗，那么起决定性作用的，当然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和，而不是个别的措施，更不是偶然性。  
　　人们犯了错误，下次可以改正，如果遇到幸运和偶然的机会，也可能在下一次得到更多的好处。但是，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总和通常却不是很快就可以改变的。因此，一次胜利在这方面带来的变化对整个未来都会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在所有参加会战的人中间，虽然只有极少数的人与虑到这种变化，似是，会战的过程本身会使每个参加会战的人感觉到这种变化。尽管关于会战过程的公开报道可以用一些牵强附会的个别情况来掩饰真相，但人们也或多或少可以看出：胜负的决定取决于总的情况，而不取决于个别情况。  
　　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失败的大会战的人，很难对失败的会战有一个活生生的、因而是完全真实的概念。这一次或那一次小失败的抽象概念永远也不能构成一次失败的大会战的真正概念。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一次失败的大会战的情景吧。  
　　在一次失败的会战中，能够左右人的思考（也可以说人的智力）的，首先是兵力的消耗，其次是地区的丧失（这往往是常见的现象，即使是进攻者，在不顺利时也会丧失地区），再次是队形的破坏，各部分的混乱和退却的危险（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这一切会经常出现，只是程度有所不同），最后是退却（这往往是在夜间开始，或者至少是在整个夜间还继续进行的）。退却一开始，军队就不得不丢下大批疲惫不堪的和跑散了的士兵，而他们往往正是冲得最远和坚持得最久的勇士。本来只有高级军官才有的失败的感觉，到这时就波及到各级军官，一直到普通的小兵，特别当他们想到在这次会战中有许多真正为大家所敬爱的勇敢的战友落在敌人手里的可怕景象时，失败的感觉就更加强烈。同时，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会认为自己的努力所以徒劳无益，是上级指挥官的过错，因而对上级指挥官产生不信任，于是失败的感觉更加强烈。这种失败的感觉并不是随便产生的想象，它是敌人占优势的证明，敌人占优势这一事实，最初可能被某些原因所掩盖，不易被人们发现，但到会战结束时，总会明显地显露出来。也许人们早已看到了这一事实，但在缺乏确凿根据的情况下，必然会希望出现偶然情况，相信幸运和天意，或者进行大胆的冒险。最后，当这一切都证明已经无济于事时，冷酷的事实就威严无情地摆在人们的面前了。  
　　这些情况还远远不能说是惊慌失措。一支有武德的军队所以惊慌失措，决不是会战失败的缘故，而其他的军队的惊慌失措，也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是会战失败的结果，但是，上述那些情况，却是在最优秀的军队中也会产生的。如果说长期的战争锻炼和胜利的传统，以及对统帅的极大信任，有时可以减少这些情况，但在失败的最初时刻却不可能完全避免这种情况。这些情况也不是仅仅由于火炮的丢失和人员的被俘而引起的，因为火炮的丢失和人员的被俘通常是到后一阶段才会有的，而且也不会很快就为大家所知道。因此，即使均势的变化极其缓慢而且是逐渐的，也不会不产生这些情况，正是这些情况构成了在任何场合都会产生的胜利影响。  
　　我们已经说过，战利品的数量可以加强这种影响。  
　　处在上述情况下，作为战争工具的军队将会遭到多么厉害的削弱啊！我们说过，一支处在这种削弱状态下的军队对作战中很普通的困难都会感到难以对付，因此，怎么还能够期待它作出新的努力，重新夺回已经失去了的东西呢！在会战之前，交战双方之间有一种真正的或者想象的均势，当这个均势已经遭到破坏时，要想重新恢复它，就必须有外因的帮助。如果缺乏这样的外因，那么，任何新的努力都只会导致新的损失。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主力取得的最微小的胜利，也会使均势象天平的秤盘一样不断向一边下降，直到新的外在条件使它发生改变为止。如果没有这种新的外在条件，而胜利者又是一个有强烈的荣誉心、不断追求远大目的的人，那么，要想使他高涨的优势不致象洪流一样泛滥成灾，要想通过许多小规模的抵抗使这股洪流缓慢下来，直到胜利的影响沿着一条渠道最后消失，对方就必须有一个杰出的统帅，就必须有一支久经战争锻炼而具备高度武德的军队。  
　　现在我们来谈谈对方的胜利对军队以外的民众和政府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他们的迫切希望突然变成泡影，自尊心遭到彻底的打击，代之而起的恐惧情绪则可怕地到处传播，最后使他们完全陷于瘫痪状态。这是主力会战对交战一方的神经闪电般的真正打击。这种影响，尽管在这里和在那里会有所不同，但决不可能完全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但不积极地去发挥自己的作用以扭转败局，反而惧怕自己的努力会徒劳无益，于是在应该前进的时候踌躇不前，或者甚至束手侍毙，听凭命运摆布一切。  
　　这种胜利的影响在战争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果，一部分是胜利一方统帅的性格和才能决定的，但更多的是促成胜利的各种条件以及胜利带来的各种条件决定的。当然，统帅没有胆量和敢作敢为的精神，即使是最辉煌的胜利也不会带来很大的成果。但是，即使统帅有胆量和敢作敢为的精神，如果各种条件严重地限制着这些精神力量，那么它们也会很快地枯竭。如果利用科林会战的胜利的不是道恩元帅而是腓特烈大帝，如果进行勒登会战的不是普鲁士而是法国，那么结果将会多么不同啊！  
　　促使巨大的胜利产生巨大成果的各种条件，我们在讨论与此有关的问题时再作研究。那时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胜利同它的成果之间有大小不一致的现象，而初看起来，这似乎是因为胜利者缺乏魄力的缘故。在这里我们只研究主力会战本身，我们不想离开这个题目，所以只想指出：胜利决不会不产生上述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随着胜利的增大而增强的。一次会战越是成为主力会成，也就是说，越是把全部作战力量集中在一次会战中，越是把全部军事力量变成作战力量，越是把全国的力量变成军事力量，胜利的影响也就越大。  
　　然而，难道理论就可以把胜利的影响看作是完全不可避免的，难道理论就不应该竭力寻求有效的手段来消除这种影响吗？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答复，似乎是很自然的。但是，愿上帝保佑，千万别让我们象大多数理论家那样走上既赞成又反对的自相矛盾的歧路吧。  
　　实际上，上述影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即使我们找到了可以抵制它的方法，它仍然存在，犹如一颗炮弹，即使它是从东向西发射的，因而它随地球自转而产生的运动速度会有所减小，但它仍然是随着地球的自转在运动。  
　　整个战争的进行是离不开人的弱点的，也是针对着这种弱点的。  
　　尽管我们以后在另一个场合还要谈到主力会战失败后应该怎么办，尽管我们还要研究在绝望的处境中可能剩下的手段，尽管我们还相信在这样的处境中有可能把失去的一切重新夺回来，但这并不等于说，这样一次失败的影响就逐渐消失而等于零了。因为人们用来挽回败局的力量和手段本来可以用到一些积极的目的上去。不仅指精神力量，而且还包括物质力量。  
　　另一个问题是，一次主力会战的失败会唤起一些在不失败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产生的力量。固然，可以设想有这种情况，而且在许多民族中实际上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如何才能激起这种强烈的反作用，这已不属于军事艺术研究的范围。军事艺术只在假定会出现这种作用的情况下，对它进行考虑。  
　　胜利给胜利者带来的结果，可能由于胜利的反作用，即唤起了失败者的其他力量而变得有害了。尽管这种情况是极少有的例外，但是既然有这种情况，那就更有理由认为，由于战败的民族或国家的特点不同，同样的胜利所产生的结果也是有差别的。 

第十一章 主力会战（续）—会战的运用

无论战争在具体情况下是多么多种多样，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情况是必然的，我们只要从战争这个概念出发，仍可以肯定以下几点：  
　　 (1)消灭敌人军队是战争的主要原则，对采取积极行动的一方来说，这是达到目标的主要途径；  
　　 (2)消灭敌人的军队主要是在战斗中实现的；  
　　 (3)具有一般目的的大的战斗才能产生大的结果；  
　　 (4)若干战斗汇合成为一次大会战，才会产生最大的结果；  
　　 (5)只有在主力会战中统帅才亲自指挥，在这种情况下他宁愿相信自己，这也是事物性质决定的。  
　　根据上述五点可以得出一个双重法则，它包含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消灭敌人军队主要是通过大会战及其结果实现的，大会战又必须以消灭敌人军队为主要目的。  
　　当然，在其他手段中也可能或多或少地包含有消灭敌人军队这个因素。也有这样的情况：由于各种条件有利，在一次小战斗中也可能异乎寻常地消灭了敌人很多的军队（如马克森会战）；而另一方面，有时在一次主力会战中，主要目的却不过是占领或坚守一个阵地。但总的来说，进行主力会战只能是为了消灭敌人的军队，而且也只有通过主力会战才能达到消灭敌人军队的目的，这是千真万确的。  
　　因此，应该把主力会战看作是战争的集中表现，是整个战争或战局的重心如同太阳光在凹镜的焦点上聚成太阳的完整的象迸发出极高的热度一样，战争的各种力量和条件也都集中在主力会战中，产生高度集中的效果。  
　　几乎在一切战争中，都要在一定程度上把军队集中成为一个大的整体。这个现象就表明，不管是主动的进攻者，还是被动的防御者，都有用这个整体进行一次大战斗的想法。如果这样的大战斗没有发生，那就说明虽然有敌对感情这个战争的最初动机在起作用，但还有其他缓和和抑制因素在削弱、改变或完全阻止这种作用。但是，即使双方都不采取行动（这是过去许多战争的基调），在他们的思想中主力会战仍然是未来的目标，是构成他们的计划的远焦点。战争越是成为真正的战争，越是成为发泄敌对感情和仇恨感以及互相制服的手段，一切活动就越集中在流血的战斗中，因而主力会战也就越加重要。  
　　凡是抱有大的和积极的目的的人，也就是以严重损害对方利益为目的的人，就必然采取主力会战这一最自然的手段。而主力会战，正象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说明的那样，是最好的手段。谁害怕大的决战而逃避主力会战，通常谁就要自食其果。  
　　只有进攻者才有积极的目的，所以主力会战主要是进攻者的手段。尽管我们在这里还不能更详细地确定进攻和防御的概念，但也必须指出，即使是防御者，要想或迟或早地适应防御的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有采用主力会战这个唯一有效的手段。  
　　主力会战是解决问题的最残酷的方法。正如我们在下一章还要详细说明的那样，虽然主力会战不等于单纯的相互残杀，它的效果更多的是摧毁敌人的勇气，而不在于杀死敌人的士兵，但是流血永远是它的代价，而“屠杀”这个词既表示了会战的名称，又说明了它的性质。作为一个人，统帅对于这一点也是会感到不寒而栗的。  
　　但是，使统帅精神上感到压力更大的，还是他想到通过这次战斗要决定胜负。在这里一切行动都集中在空间和时间的某一点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免会模模糊糊地感到他们的兵力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仿佛无法展开和无法活动，仿佛只要有时间，就会赢得不少的好处，但实际上时间却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这种感觉只是一种错觉，但是这种错觉也是不容忽视的，人们在作任何重要决定时都会受这种错党的影响，当一个统帅要作出这样一种重大决定时，他的这种感觉就会更强烈。  
　　因此各个时代都有一些政府和统帅，设法回避决定性的会战，希望不通过会战也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悄悄地放弃自己的目的，于是，那些历史家和理论家们，就竭尽全力地想从这些以其他方法进行的战局和战争中，不仅找到可以代替决定性会战的等价物，甚至找到更高超的艺术。这样一来，在现代，就有人根据战争中合理使用兵力的原则，几乎把主力会战看作是一种错误所必然引起的祸害，是正常的、慎重的战争中决不应该发生的病态。他们认为，只有那些懂得用不流血方式进行战争的统帅才有资格戴上桂冠，而那种婆罗门教真经式的战争理论，其任务恰好就是传授这种艺术。  
　　现代历史已经粉碎了这种谬论，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这种谬论不再重新出现，不再诱惑当权人物相信这种适合人的弱点、因而容易为人们接受的颠倒黑白的看法。也许在不久以后就会有人认为，拿破仑进行的几次战局和会战是野蛮而近于愚蠢的，并以满意和信任的心情再次推崇那种已经过时的、装模作样的旧式部署和打法，如果理论能够告诉人们警惕这些东西，那么它就对愿意听从理论忠告的人作了重大的贡献。但愿这对我们可爱的祖国的那些对军事问题可以说出权威意见的人有所帮助，在这方面给他们作向导，并且要求他们对这些问题作认真的考察。  
　　不仅战争的概念告诉我们，而且经验也告诉我们，只有在大规模的会战中才能决定重大的胜负。自古以来，只有巨大的胜利才能导致巨大的成就，对进攻者来说必然是这样，对防御者来说或多或少也是这样。甚至拿破仑，假使他害怕流血，恐怕也不会获得乌耳姆会战的胜利（这样取得的胜利在他所有的战争中也是唯一的一次），这一胜利，可以看作是他以前几次战局胜利的第二次收割。因此，不仅大胆的统帅、富有冒险精神的统帅或者倔强的统帅，曾经力图用决定性的会战这个重要的冒险手段来完成自己的事业，就连那些幸运的统帅，也同样是这样。这些统帅对这个如此重大的问题所做的答复，我们是满意的。  
　　关于那些不经流血而获得胜利的统帅的一切，是我们不想听的。如果说流血的屠杀是残酷可怕的，那么这只能使我们更加严肃地对待战争，而不应该使我们出于人道让佩剑逐渐变钝，以致最后有人用利剑把我们的手臂砍掉。  
　　我们认为一次大会战决定主要的胜负，当然不是一次战争或战局中不可少的、唯一的一次胜负。一次大会战能够决定整个战局胜负的情况，只有在现代才是常见的，至于一次大会战能够决定整个战争胜负的情况，那是极为少见的例外。  
　　一次大会战决定的胜负，其意义当然不仅仅取决于大会战规模的大小，即集中到会战中的军队的多少和会战胜利的大小，还取决于双方国家及其军事力量方面的许多其他情况。但是，由现有军队的主力进行的大规模的搏斗，得出的胜负当然也是主要的，胜负的规模，在某些方面是可以预测出来的，虽然不是所有方面。这样的胜负，即使不是唯一的一次，但作为第一个胜负，对以后的胜负也会发生影响。因此，周密计划的主力会战按其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程度上始终应该看作是当前整个军事行动的中心和重心。统帅越是以真正的战争精神（即战斗精神）从事战争，越是具备打垮敌人的感情和想法（即意识），他就越会把一切都放到第一次会战那个天平的秤盘上，希望并力争在第一次会战中夺取一切。拿破仑在他所从事的战争中，大概没有一次不是想在第一次会战中就打垮敌人的。腓特烈大帝进行的战争虽然规模较小，危机也有限，但当他率领一支兵力不大的军队从背后攻击俄国人或帝国军队而想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时，也同样是有这种想法的。  
　　我们在上面说过，主力会战所决定的胜负的意义，有一部分取决于会战本身的规模，即取决于参加会战的军队的数量和会战成果的大小。  
　　为什么统帅可以用增大参加会战的军队的数量来提高会战在决定胜负方面的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主力会战规模越大，由主力会战决定胜负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凡是有信心而又喜欢取得大胜利的统帅，在基本上不忽略其他方面的情况下，总是尽可能地把绝大部分的兵力投入大会战。  
　　至于会战的成果，更确切他说，胜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下列四个条件：  
　　 (1)会战所采取的战术形式；  
　　 (2)地形的性质；  
　　 (3)各兵种的比例；  
　　 (4)兵力的对比。  
　　只采取正面进攻而不采取迂回的会战，很少能象采取迂回或者迫使对方或多或少地改变正面的会战那样收到很大的成果。在复杂的地形上或山地进行的会战的成果同样也是较小的，因为在这里进攻力量到处都受到削弱。  
　　如果胜利者的骑兵和失败者的骑兵同样多，或者更少些，那么胜利者追击的成果就会减小，因而就会失去很大一部分胜利成果。  
　　最后，还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同样采取迂回敌人或迫使敌人改变正面的方法的条件下，以优势兵力取得的胜利，要比以劣势兵力取得的胜利有更大的成果。人们根据勒登会战可能会怀疑这个原则在实际上的正确性，在这里请允许我们说一句我们平常不大爱说的话：没有无例外的规则。  
　　因此，统帅利用上述四种条件可以使他进行的会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固然，他冒的危险也会因而增大，不过，他的全部活动本来就免不了要受精神世界的这个力学定律的支配。  
　　这样，在战争中就没有什么比主力会战更重要的了。因此，战略上最大的智慧就表现在为主力会战提供手段，巧妙地确定主力会战的时间、地点和使用兵力的方向，以及利用主力会战的结果。  
　　虽然上述这些都很重要，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它们是很复杂的，很不容易捉摸的。恰好相反，这一切都是很简单的，并不需要很多巧妙的艺术，而只需要有敏锐地判断各种现象的能力、魄力和坚决地贯彻始终的精神，以及朝气蓬勃的敢作敢为的精神，总之只要有我们以后还要时常谈到的英雄气概。在这方面，统帅很少需要书本上的知识，如果说他能够学到一点知识的话，那么更多地要通过书本以外的其他途径。  
　　要想进行主力会战，要想在主力会战中主动而有把握地行动，就必须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和对必然性有明确的认识，换句话说，必须有天生的勇气和在广阔的生活经历中锻炼出来的锐敏的洞察力。  
　　光辉的战例是最好的教师，但是，千万别让理论上的偏见象乌云一样遮蔽住这些战例，因为，阳光即使能穿过乌云，也会产生折射和变色。这些偏见有时会象瘴气那样扩散开来，所以理论的迫切任务就是粉碎这些偏见，因为理智上产生的错误，只能用理智来消除。 

第十二章 战略上利用胜利的手段

尽可能地为赢得胜利作好准备是一件困难的工作，是战略默默无闻地作出的功绩。战略在这方面几乎得不到任何赞扬，只有利用了已经取得的胜利，战略才显得光彩和荣耀。  
　　会战可能有什么样的特殊目的，它对整个军事行动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各种情况下如何取得胜利以及胜利的顶点在什么地方，所有这一切问题我们将在以后讨论。但是，不进行追击，任何胜利都不能取得巨大的效果；不论胜利的发展是怎样地短促，它也总有个初步追击的时间，在一切情况下都确实是这样的。为了避免到处重复这一点，我们想简短而概括地谈一谈胜负决定后必然随之而来的这个任务。  
　　对战败了的敌人的追击，是从他放弃战斗撤出阵地的时刻开始的。至于在以前双方交替出现的一切前进和后退的运动，都不能算是追击，而只是会战进程本身。在对方放弃战斗撤出阵地的瞬间，胜利虽然已经肯定了，但它的规模通常还很小，而且它的效果还不大。如果不在当天进行追击以发展胜利，那么胜利就不会在许多方面提供更积极的利益。如前所述，在大多数情况下体现胜利的那些战利品是通过这种追击获得的。我们首先就来谈谈这种追击。  
　　会战前夕的各种活动都是紧迫的，因此，交战双方军队的体力通常在进入大战以前就已经受到很大削弱。而在长时间的搏斗中体力消耗很大，军队可能会筋疲力竭。此外，胜利者在部队分散和队形混乱方面并不比失败者好多少。因此，有必要进行整顿，召集失散的人员，给用完子弹的人补充弹药，这一切使胜利者自己也处于危机状态，这是我们已经讲过的。如果被击败的只是敌军的一个从属部分。它们可能被主力所收容，或者得到强大的增援，那么很明显，胜利者就很容易有丧失胜利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胜利者考虑到这种危险，就会立刻停止迫击，至少给追击规定一个限度，即使胜利者并不担心失败者会得到很多增援，但在上述危机状态中，胜利者的追击的冲力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即使胜利者并不担心胜利会被夺走，但仍然可能发生不利的战斗，仍然可能减少既得的利益。此外，人们生理上的需要和弱点也必然对统帅的意志施加全部压力。统帅指挥的成千上万的人，都需要休息和恢复体力，都要求暂时避免危险和停止活动。只有少数人可以看作是例外，只有他们还能看到和想到比眼前更远的东西。只有他们还有发挥勇气的余地，在完成了必要的任务以后，还能想到其他成果，这些成果在别人看来已经是美化胜利的奢侈品。但是，成千上万的人的呼声在统帅左右是会有人反映的，因为，人们的这种切身利益通过各级指挥官将会如实地传到统帅那里。何况统帅本身精神也很紧张，身体也很劳累，他的内心活动或多或少也会有所削弱。于是，由于人的这种常情，人们所做到的往往比能够做到的要少得多，而且做到的也只是最高统帅的荣誉心、魄力和严酷所要求的。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有许多统帅在以优势兵力取得了胜利以后，在扩大这个胜利时却迟疑不决。胜利后的初步追击，我们认为一般只限于当天，最迟到当天夜间，因为在这个时间以后，由于自己需要休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中止追击。  
　　初步追击就其程度来说可分以下几种。  
　　第一种，用骑兵进行的追击。这种追击主要是威胁和监视敌人，而不是真正紧逼敌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大的地形障碍就往往可以妨碍追击者前进。骑兵虽然能攻击精神受到震憾和力量受到削弱的部队中的零星队伍，但对敌人整个军队进行追击时，它始终只是辅助兵种，因为敌人可以用预备队来掩护退却，利用就近不大的地形障碍就能够联合各兵种进行有效的抵抗。只有真正逃窜的完全瓦解的军队在这里才是例外。  
　　第二种，各兵种组成的强有力的前卫进行的追击。当然大部分骑兵要参加这种追击。这种追击可以迫使敌人一直退到他后卫的、或者整个军队的下一个阵地。通常，失败者不会立刻有利用这种阵地的机会，因此胜利者可以继续追击，但多半不超过一小时的行程，至多不过二、三小时的行程，否则，前卫就有得不到充分支援的顾虑。  
　　第三种，也是最强有力的一种，胜利者倾其整个军队的力量继续向前推进的追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失败者可以利用地形所提供的阵地，但只要觉察到追击者准备进攻或迂回，又会放弃大部分阵地，至于他的后卫，就更不敢进行顽强的抵抗了。  
　　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即使整个追击还没有结束，如果黑夜到来，通常也会停止追击。至于在少数情况下彻夜继续追击，就必须看作是极其猛烈的追击。  
　　如果人们想到，夜间战斗时一切都或多或少要依靠偶然性，而且在会战临近尾声时，各部分之间的正常联系和会战的正常步骤已受到严重破坏，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双方统帅都害怕在夜间继续战斗。除非失败者已经完全瓦解，或者胜利者的军队具有出众的武德，能够确有把握地取得成果，否则，在夜战中几乎一切都只好碰运气，而这是任何人，甚至最卤莽的统帅也不愿作的。因此，通常黑夜会使追击停止，即使会战是在天黑前不久才决定胜负的，也是如此。黑夜可以直接给失败者一个喘息和集合部队的机会，或者，如果他想在夜间继续退却，夜暗可以帮助他摆脱敌人。黑夜一过，失败者的处境会显著地好转，大部分溃散的士兵重新归队，弹药得到补充，整个部队会重新恢复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还要继续同胜利者作战，那么这个战斗就是一个新的战斗，并非上次战斗的延续。即使在这一次战斗中失败者没有取得绝对良好的结局，也仍然是一次新的战斗，而不是胜利者收拾上次战斗的残局。  
　　因此，在胜利者可以彻夜继续追击的情况下，即使只用各兵种组成的强有力的前卫进行追击，也能显著地扩大胜利的效果。勒登会战和滑铁卢会战就是例证。  
　　这种追击的全部活动，基本上是战术活动，我们谈到它，只是为了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通过追击所获得的胜利的效果是不同于其他效果的。  
　　在初步追击中将敌人追到他的下一个阵地，这是每个胜利者的权利，它是不受以后计划和情况的限制的。这些计划和情况虽然可能大大减小胜利者主力获得的胜利的积极成果，但是却不会妨碍利用胜利进行这种初步追击。即使我们可以设想有这样的情况，但这种情况至少是极为罕见的，以致理论可以不去考虑它们。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战争为人的魄力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活动领域。在过去那些规模小的、局限性很大的战争中，追击如同其他许多活动一样，受到一种不必要的、习惯上的限制。在当时的统帅看来，胜利的概念、胜利的荣誉，是十分重要的，以致他们在胜利时很少想到真正消灭敌人军队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消灭敌人军队只不过是战争的许多手段中的一个手段而已，从来就不是主要的手段，更谈不到是唯一的手段了。一旦敌人把剑垂下，他们便乐于把自己的剑插入鞘中。在他们看来，胜负一旦分晓，战斗就可以停止，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继续流血就是无谓的残忍。这种错误的理论虽然不是人们作出全部决定的唯一依据，但它却能产生容易被人们接受并占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力量都已耗尽，军队已不可能继续进行战斗。如果一个统帅只有一支军队，而且估计这支军队不久将会遇到无力完成任务的情况（这种情况在进攻中每前进一步都是常常会遇到的），那么他当然要十分珍惜这个夺取胜利的工具。但是，显而易见，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因为追击时自己兵力遭受的损失比对方的损失要小得多，这种看法所以一再产生，是因为人们没有把消灭敌人军队看作是主要的。因此，我们看到，在过去的战争中，只有象查理十二、马尔波罗、欧根、腓特烈大帝这样一些真正的英雄人物，才在胜负决定以后立即进行有力的追击，而其他统帅大多是占领了战场就满足了，到了现代，由于导致战争的情况更为复杂，作战更加激烈，才打破了这种因循守旧的限制。于是，追击成了胜利者的主要事情，战利品的数量因此大大增加。如果在现代会战中还可以看到不进行追击的情况，那只是例外，往往是由一些特殊原因造成的。  
　　例如在格尔申会战和包岑会战中，联军是由于骑兵占有优势才避免了彻底的失败。在格罗斯贝伦和登纳维次会战中，是由于瑞典王储不愿意而没有追击。在郎城会战中，是由于年老的布留赫尔身体不适，才没有进行追击。  
　　博罗迪诺会战也是属于这方面的例子，关于这个例子，我们还要多讲几句，因为我们并不认为单单责备一下拿破仑就可以完事，同时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以及许多类似的情况（即在会战结束时统帅被总的形势所束缚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有些法国军事著作家和拿破仑的崇拜者（例如沃东库尔、尚布雷、塞居尔）严厉地责备拿破仑，怪他没有把俄军全部逐出战场，没有用他最后的兵力粉碎俄军，否则就可以使俄军失利的会战变成彻底的失败。在这里详尽地说明双方军队当时的情况将会离题太远，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当拿破仑渡过涅曼河时，他统率的准备参加博罗迪诺会战的军队共有三十万人，而到博罗迪诺进行会战时，却只剩下十二万人了。他可能担心这些兵力不足以向莫斯科进军，而看来莫斯科是决定一切问题的焦点。在取得这次胜利后，他确信可以占领这个首都，因为看来俄国人决不可能在八天内发起第二次会战，拿破仑是希望在莫斯科缔结和约的。假使能把俄军打垮，缔结和约的把握当然更大，但无论如何到达莫斯科是重要的，因为如果率领一支兵力雄厚的军队到达莫斯科，就可以依靠这支军队控制首都，从而控制整个俄国及其政府。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带到莫斯科的兵力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如果在博罗迪诺为了打垮俄军而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消耗殆尽，那就更不能做到这一点了。拿破仑深深感觉到了这一点。在我们看来，他做得完全正确。因此这种情况不能算作是统帅由于总的形势而不能在胜利后进行初步追击的例子。这里涉及的不单纯是追击的问题。当天下午四时，胜负已经决定，可是俄军仍保有绝大部分战场，而且不打算放弃它。他们准备在拿破仑重新发起攻击时进行顽强的抵抗，尽管这种抵抗一定会遭到彻底失败，但也会迫使对方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我们只能把博罗迪诺会战列入包岑会战一类没有进行到底的会战。但包岑会战中的失败者愿意早一些离开战场，而博罗迪诺会战的胜利者却宁愿满足于半个胜利，这不是因为他怀疑胜局是否已定，而是因为他的兵力不足以获取全胜。  
　　如果我们回到正题上来，那么，从我们的考察中，对初步追击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胜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追击时的猛烈程度；追击是取得胜利的第二个步骤，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比第一个步骤更为重要；战略为了同战术接近，以便利用战术上取得的完整的成果，就要求战术获得全胜。  
　　但是，初步追击只是发挥胜利的潜力的第一步，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胜利的效果才仅仅表现在这种初步追击上。我们曾经说过，胜利的潜力的作用是其他条件决定的。在这里我们不准备谈这些条件，但是我们不妨谈谈追击的一般情况，以免在可能涉及到它的场合一再重复。  
　　继续追击就其程度来说又可分为二种：单纯的追踪、真正的紧逼和以截断敌人退路为目的的平行追击。  
　　单纯的追踪可以使敌人继续退却，一直退到他认为可以再度发动一次战斗的地点为止。因此，单纯的追踪能够允分发挥已得的优势的效果，此外，还可以得到失败者所不能带走的一切，如伤病员、疲惫不堪的士兵、行李和各种车辆等。但是，这种单纯的追踪不能象下面两种追击那样使敌人军队进一步瓦解。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把敌人追到原来的营地和占领敌人放弃的地区，而是要索取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每当敌人的后卫要占领阵地时我们就用做好攻击准备的前卫向他发起攻击，那么这就可以促使敌人加速运动，促使敌人瓦解。——敌人的瓦解主要是由于敌人在退却中毫无休止地逃窜所引起的。对士兵来说，在强行军后正想休息的时候又听到敌人的炮声，这是最苦恼的事情。如果在一段时间内天天遇到这种情况，就可能引起惊慌失措。在这种情况下，失败者往往就不能不承认，对方的意志是无法抗拒的，自己已无力抵抗。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军队的精神力量就不能不受到极大的削弱。如果能迫使失败者在夜间行军，那么，紧逼追击就取得了极大的效果。因为，失败者在傍晚被胜利者逼迫离开选定的营地（不论这个营地是整个军队本身用的还是后卫用的），就只好进行夜行军，至少在夜间继续后撤另找宿营地，这两种结果是差不多的。但是胜利者却可以安然度过一夜。  
　　在紧逼追击的情况下，行军的部署和营地的选择还取决于许多其他条件，特别是给养、大的地形障碍、大城市等条件，因此，只有可笑的书呆子才会利用几何学的方法来说明：追击者总是可以摆布退却者，迫使他在夜间行军，而自己在夜间却可以休息。尽管如此，在部署追击时，采用紧逼追击的方法仍然是正确的和合适的，而且可以大大提高追击的效果。如果说在实际上人们很少采用这种追击方法，这是因为对于追击的军队来说，在确定宿营地和支配一天的时间方面这样的追击比正常情况下的行军要困难得多。早晨早一些出发，中午到达宿营地，剩下的时间筹划粮秣，夜间休息，这种正常的方法比根据敌人的运动来准确确定自己运动的方法要容易得多。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总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关于运动的各项决定，有时要在清晨出发，有时要在傍晚出发，一天之中总有许多小时同敌人接触，进行炮战，进行零星的战斗，部署迂回，简单他说，要采取各种必需的战术措施。对追击的军队来说，这当然是相当沉重的负担，而在负担本来就够多的战争中，人们总想摆脱看来并非绝对必要的负担。上述考察是正确的，它适用于整个军队，通常也适用于强大的前卫。因此，第二种追击，即紧逼退却者的追击，是相当少见的。甚至拿破仑在１８１２年对俄国作战的战局中也很少使用这种方法。很明显，这是因为在这次战局中还没有达到目的以前，巨大的艰难困苦就已经使他的军队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然而，在其他的战局中，法国人在紧逼追击方面却出色地发挥了他们的毅力。  
　　最后，第三种方法，也是最有效的一种追击方法，是向失败者退却的目的地进行平行追击。  
　　当然，任何失败的军队退却时在自己前面或近或远的地方，总有一个他首先渴望达到的目的地。这个目的地可能是：不预先占领它继续退却就会受到威胁的地方，如隘路；或者先敌到达那里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如重镇、仓库等；或者到达那里就能够重新获得抵抗能力的地方，如坚固的阵地、同友军的会合点等。  
　　如果胜利者沿着同失败者平行的道路向这一地点追击，那么，显而易见，失败者就不得不急剧地加速退却，因而最后可能变成逃窜。失败者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三种对付的办法。第一种办法是，截击敌人，通过出敌不意的攻击，获得成果。不过，从失败者的处境来看，获得这种成果的可能性通常是不大的，显然，只有具有果敢精神的敢作敢为的统帅和虽已战败但尚未彻底失败的优秀的军队，才能获得成功。因此，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失败者才会采用这种办法。  
　　第二种办法是加速退却。但这恰好是胜利者所希望的；而且这种退却很容易使部队过度劳累，使大批人员掉队，使火炮和各种车辆丢失和损坏，因而造成莫大的损失。  
　　第三种办法是避开敌人，绕过容易被对方截断的地点。离开敌人尽量远些，比较轻松地行军，从而避免一些匆忙退却时的不利情况，这是三种办法中的下策，它通常象一个无力偿还债务的人又欠下一笔新债一样，只会导致更为狼狈的局面。但是在有些情况下，这个办法还是有效的，甚至有时还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而且也有成功的先例。然而一般地说来，人们采用这种办法事实上大多不是由于相信这种办法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达到目的，更多的是由于其他个人难以容忍的理由，即害怕同敌人进行真正的战斗。害怕同敌人进行真正的战斗的统帅真是可怜啊！不论军队的精神力量受到多大的挫折，不论对自己同敌人遭遇时在精神力量方面将处于劣势的担心是多么正确，胆小怕事，回避同敌人战斗，只能对自己更加不利。假使拿破仑在１８１３年回避哈瑙会战而在曼海姆或科布伦次渡过莱茵河，那么，他甚至不能象在哈瑙会战后那样把三、四万人带过莱茵河了，这说明，失败者可以利用防御的有利地形，周密地准备和谨慎地进行一些小规模的战斗。只有通过这些战斗才能使军队的精神力量重新振作起来。  
　　在这里，即使是最微小的成果也会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有利效果。但是，对大多数的指挥官来说，要想作这种尝试必须克制自己的疑虑，而避开敌人，初看起来却似乎容易得多，因而人们往往愿意避开敌人。然而，失败者避开敌人恰好最能促使胜利者达到目的，而使自己彻底失败。但也必须指出，我们这里是指整个军队说的，至于一支被截断的部队企图通过一段弯路重新同其余部队会合，那是另一回事。因为，后一种情况是不同的，而且获得成功的例子也不少见。  
　　这种奔向同一目标的竞赛要有一个条件，这就是追击者要有一支部队紧跟在退却者的后面，收集一切被遗弃的东西，并且使退却者经常感到敌人就在后面。布留赫尔从滑铁卢到巴黎追击法军的一段行军中，其他方面都做得很出色，唯有这一点没有做到。  
　　这样的追击当然也同时会使追击者本身受到削弱。如果失败的敌军可能被另一支强大的军队所收容，或者率领它的是一位杰出的统帅，而追击者自己尚未充分作好消灭敌人的准备，那么，是不宜使用这种方法追击的。但如果情况允许，这种手段却能象一部大机器那样发挥作用，在这样的追击下，失败的军队的损失会随着伤员和掉队的士兵的增多而增加，士兵会时刻担心被消灭而士气低落，以致几乎不能再进行真正的抵抗。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不战而成追兵的俘虏。胜利者在这种十分幸运的时刻，用不着害怕分散兵力，可以尽量把他的军队都投入这个旋涡，截击敌人单个的部队，攻占敌人未及防守的要塞，占领大城市等等。在出现新的情况以前，他可以为所欲为，他越是敢作敢为，新的情况就出现得越迟。  
　　在拿破仑的战争中，通过巨大的胜利和出色的追击而取得辉煌战果的例子是不少的。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耶纳会战，勒根斯堡会战、来比锡会战和滑铁卢会战就够了。 

第十三章 会战失败后的退却

在失败的会战中，军队的力量受到了破坏，而精神力量受到的破坏比物质力量受到的破坏更大。在新的有利的情况出现以前进行第二次会战，必将招致彻底的失败，甚至全军覆灭。在军事上这是一条公理。退却就其性质来说，应该进行到力量的均势重新恢复时为止，这种均势的恢复可能是由于得到了增援，可能是由于有坚固的要塞作掩护，可能是由于利用了大的地形障碍，也可能是由于敌方兵力过于分散。均势恢复的迟早取决于损失的程度和失败的大小，但更多地取决于是什么样的敌人。虽然战败的军队的处境在会战后没有丝毫改变，但这支军队却能在退却不远的地方重新整顿就绪，这样的例子难道还少吗？这是因为胜利者在精神方面存在弱点，或者在会战中所获得的优势不足以进行强有力的追击。  
　　为了利用敌人的这些弱点或错误，为了不在形势所要求的范围以外多退一步，更主要的是为了尽可能保持自己的精神力量，退却必须缓慢地进行，必须且战且退，一旦追击者在利用他的优势时超过了限度，就予以大胆而勇敢的反击，这是完全必要的。伟大的统帅和久经战争锻炼的军队的退却，往往象一只受了伤的狮子退去一样。毫无疑问，这是退却的最好的理论。  
　　实际上，人们在摆脱危险处境的时候，往往不是迅速地摆脱危险而喜欢玩弄一些无用的形式，无谓地浪费时间，这样做是危险的。久经锻炼的指挥官认为迅速摆脱危险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会战失败后的总退却同一般地摆脱危险是不同的。谁认为在会战失败后的总退却中通过几次急行军就可以摆脱敌人，就很容易站稳脚跟，谁就大错特错了。在这种情况下，一开始必须尽可能缓慢地退却，一般地说，以不受敌人摆布为原则。要坚持这个原则，就必须同紧追的敌人进行血战，为此作出牺牲是值得的。不遵守这一原则，就会加速自己的退却，不久就会成为溃退。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掉队的士兵就会比进行后卫战时可能牺牲的人还要多，而且，连最后剩下的一点勇气也会丧失无遗。  
　　用最优秀的部队组成一支强大的后卫，由最勇敢的将军率领，在最重要的时刻全军予以支援，小心谨慎地利用地形，在敌人前卫行动轻率和地形对我有利时设下强有力的埋伏，简单地说，准备和策划一系列真正的小规模会战，这都是贯彻上述原则的手段。  
　　各次会战的有利条件和会战的持续时间是不同的，因此会战失败后退却时的困难自然也是不同的。从耶纳会战和滑铁卢会战中，我们可以看到，竭尽全力抵抗优势敌人后进行退却时会混乱到什么程度。  
　　时常有一种分兵退却的论调，主张军队分成几个部分进行退却，甚至作离心方向的退却。如果军队分成几个部分只是为了便于退却，它们依然能够共同作战，而且始终保持共同作战的意图，那么，就不是我们这里要谈的问题了。至于任何其他分兵退却的作法，都是极其危险的，是违背事物的性质的，因而也是非常错误的。军队在任何一次失败的会战中都处于削弱和瓦解的状态，这时，最迫切需要的是集中兵力，并在集中的过程中恢复秩序、勇气和信心。在敌人乘胜追击的时刻，退却者把军队分开，去骚扰敌人的两侧，这完全是荒谬的。如果敌人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书呆子，那么这种办法也许能起作用和收到效果；如果不能肯定敌人有这种弱点，那就不应该采用这种办法。如果会战后的战略形势要求把军队分开，以便掩护自己的两翼，那也只能限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要过分地分开。而且，即使如此，也只能看作是不得已的下策，同时，在会战结束的当天也很少能够做到这一点。  
　　腓特烈大帝在科林会战后，放弃对布拉格的围攻，分三路退却，并非他自己愿意这样，而是因为他的兵力部署和掩护萨克森的任务不容许他采用其他办法。拿破仑在布里昂会战后命令马尔蒙向奥布河方向退却，而自己却渡过塞纳河转向特鲁瓦，这次行动所以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不利，只是因为联军不但没有向他追击，反而同样分散了兵力，一部分（布留赫尔）转向马恩河，另一部分（施瓦尔岑堡）则担心兵力不足，因而推进得十分缓慢。  

第十四章 夜间战斗

夜间战斗是怎样进行的，它的特征是什么，这些都是战术上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只是把夜间战斗作为一个特殊的手段来进行考察。  
　　其实，任何夜间攻击都只是程度较强的奇袭。初看起来，夜间攻击似乎是十分有效的，因为在人们的想象中，防御者遭到攻击是出乎意外的，而进攻者对于所要发生的一切却必然早就有了准备。他们的处境多么不同啊！他们把夜间战斗想象成：一方面防御者处于极其混乱的状态，另一方面攻击者只要在对方极端混乱中收获果实就行了。那些不指挥任何军队、不负任何责任的人认为可以常常进行夜袭，然而在现实中夜袭是很少见的。  
　　上述那种想象都是在下面的前提下产生的：攻击者了解防御者的措施，因为那些措施都是事前采取的而且是很明显的，是攻击者通过侦察和研究一定可以了解到的，与此相反，攻击者的措施是在进攻之前所采取的，对方一定无法了解。但是，攻击者的措施并不是完全无法知道的，防御者的措施也不是完全能够了解到的。如果我们同敌人的距离，不是近到象霍赫基尔希会战前奥国军队同腓特烈大帝那样可以直接看到对方，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侦察和搜索的报告以及从俘虏和敌探的口供中了解敌人的配置情况。这样了解的情况总是很不完全的，从来就不是正确可靠的，因为这些情报总是或多或少有些过时了，敌人的配置也可能已经有了改变。不过，在过去军队采用旧的战术和野营方法时，要了解敌人的配置情况比现在容易得多。幕营线比厂营或露营容易识别得多，部队有规则地展开成横队的野营也比目前常用的各师成纵队的野营易于识别。即使我们能够看到敌人某个师成纵队地野营的整个营地，也还不能充分了解他的配置情况。  
　　而且，对攻击者来说，不仅需要了解防御者的配置情况，了解防御者在战斗过程中采取的措施同样是重要的，这些措施并不仅仅涉及射击的问题。在现代战争中，这些措施给夜袭造成的困难，比在以往的战争中要大得多，因为在现代战争中，这些措施比战斗前采取的措施多得多。在现代的战斗中，防御者的配置多半是临时的，而不是固定的，因此防御者比过去更能出敌不意地反击敌人。  
　　因此，除了直接观察以外，攻击者在夜袭时很少能或者根本不能了解到防御者更多的情况。  
　　但是，防御者却有一个小的有利条件，他对自己阵地内的地形比攻击者熟悉，就好象一个人在他自己的家里，即使是在黑暗中，也比陌生人更容易辨明方向。同攻击者比较起来，他能清楚地知道他军队的各个部分在什么地方，可以比较容易地到达那里。  
　　由此可见，在夜间战斗中，攻击者象防御者一样需要了解情况，因此，只有由于特殊的原因，才能进行夜间攻击。  
　　这些特殊的原因多半只同军队的某一部分有关系，很少关系到军队的整体。因此，通常只是在从属的战斗中进行夜袭，在大会战中进行夜袭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如果其他情况有利，我们就可以用巨大的优势兵力攻击敌军的一个从属部分，把它包围起来，予以全歼，或者使它在不利的战斗中蒙受重大的损失。但是，我们必须出敌不意地行动，否则这种意图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敌人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会自愿投入这样一次不利的战斗，而会回避这种战斗。然而，除了利用十分隐蔽的地形的少数情况以外，只有在夜间才能达到高度的出敌不意。因此，如果打算利用敌军某一从属部分配置方面的缺点来实现上述意图，就必须利用夜暗，即使正式的战斗要在拂晓开始，至少也要在夜间做好预先的战斗部署。对敌军的前哨或小部队的小规模夜袭就是这样进行的，其关键在于用优势兵力，进行迂回，出敌不意地强迫敌人进行一次不利的战斗，使他不遭受极大损失就无法脱身。  
　　被攻击的部队越大，对它进行这样的攻击就越困难，因为兵力较大的部队拥有较多的手段，在援军到来以前，能够进行较长时间的抵抗。  
　　由于上述原因，在一般情况下根本不能把敌人整个军队作为夜间攻击的对象，因为，即使没有外来的援军，它本身也有足够的手段可以对付多面攻击。特别是在现代，任何人对这样普通的攻击都是一开始就有所戒备的。多面攻击能否收到效果，通常并不取决于出敌不意，而完全取决于其他条件。在这里我们不想研究这些条件，而只想指出：迂回固然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但也带有很大的危险性。因此，除个别情况外，要想迂回就必须象攻击敌军的某一从属部分那样具备优势的兵力。  
　　但是，包围或迂回敌军的一支小部队，特别是在漆黑的夜间，还是比较可行的。因为我们使用的部队不管对敌人有多大的优势，毕竟是自己整个军队的一个从属部分。在这种冒巨大危险的赌博中，人们只会拿一部分兵力作赌注，不会拿整个军队作赌注。此外，军队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通常都可以支援和收容前去冒险的这一个部分，从而减少这次行动的危险。  
　　但是，夜袭所以只能由较小的部队来进行，不仅因为它是在冒险，而且也因为在实行上有许多困难。既然出敌不意是夜袭的基础，那么隐蔽活动就成为夜袭的基本条件。小部队比大部队容易隐蔽地活动，而整个军队的纵队却很少能做到这点。因此，通常只能对敌军的个别前哨进行夜袭，至于较大的部队，只有当它没有足够的前哨时，才能对它进行夜袭。例如腓特烈大帝在霍赫基尔希会战中就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前哨才受到夜袭的。比起从属部分来，整个军队遭到夜袭的情况是极其少见的。  
　　在现代，战争比以前进行得更加迅速、更加激烈，双方始终处于胜负决定以前的紧张状态中，因此，虽然双方军队经常相距很近，而且不设强大的前哨配系，但在这个时刻，双方都有很充分的战斗准备。与此相反，在以前的战争中却往往有一种习惯，即使除了相互牵制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企图，双方军队还是要面对面地安营扎寨，相持很久的时间。腓特烈大帝就经常和奥军在近到可以进行炮战的距离上相持几个星期。  
　　但是，在现代战争中这种便于进行夜袭的设营方法已经不用了。现代军队已不再携带全部给养和野营必需品，因此，通常有必要在敌我之间保持一日行程的距离。如果我们还想特别考察一下对整个敌人军队进行夜袭的问题，那么可以看出，足以促使进行夜袭的原因是很少的，现归纳如下：  
　　 (1)敌人特别粗心或者卤莽，但这种情况是不常见的；即使有这种情况，敌人精神方面的很大优势也将弥补这一缺点。  
　　 (2)敌军惊慌失措，或者我军精神方面的优势足以代替指挥。  
　　 (3)要突破敌军优势兵力的包围，因为这时一切都有赖于出敌不意，而且只有突破重围这个意图才能使兵力更好地集中起来。  
　　 (4)最后，敌我双方兵力悬殊，我方处于十分绝望的处境，只有冒极大的危险才有成功的希望。  
　　但是，在上述这些情况中还需要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敌军就在我们眼前，而且没有前卫掩护。  
　　此外，大多数的夜间战斗是随着日出而告终的，接近敌人和发起攻击都必须在夜暗中进行，这样，进攻者就能更好地利用敌人的混乱。如果只利用夜暗接近敌人而战斗要在拂晓才开始，那就不能算是夜间战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