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

第一章 战略

战略  
　　战略这个概念，在第二篇第二章中已经确定了。战略就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战略本来只同战斗有关，但是，战略理论必须同时研究战斗的实施者(军队本身)以及同军队有关的主要问题，因为战斗是由军队进行的，而且首先对军队发生影响。对战斗本身，战略理论必须就其可能取得的结果和运用战斗时起极重要作用的智力和感情力量来进行研究。  

　　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因此，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争目的的目标，也就是拟制战争计划;并且必须把达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行动同这个目标联系起来，也就是拟制各个战局的方案和部署其中的战斗。所有这一切，大多只能根据那些与实际并不完全相符的预想来确定，而许多涉及细节的规定根本不能在事先作好。因此很明显，战略也必须到战场上去，以便在现地处理各种问题，并且不断对总的计划作必要的修改。所以，战略在任何时刻都不能停止工作。  
　　关于这一点，人们并不是始终都这样看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以往战略通常由内阁掌握而不由军队掌握，这就是证明。但是，只有当内阁距离军队很近，可以看作是军队的大本营时，这样做才是合适的。  
　　在拟制计划时，理论将为战略服务，或者更正确地说，理论将阐明事物本身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突出那些少数作为原则或规则的东西。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第一章，考虑到战争涉及多少重大的问题，那么就会明白，只有具备了非凡的洞察力，才能考虑到所有这干切。如果一个君主或统帅善于完全根据自己的目的和手段进行战争，并且做得恰如其分，那就是他有天才的最好证明.但是，这种天才的作用不是表现在那些惹人注目的、新发现的行动方式上，而是表现在整个战争的胜利结局中。我们应该赞赏的是，在总的结果中看到他默默作出的假定是那么恰好符合实际，整个行动是那么无比的协调。  
　　一个研究者，如果在总的结果中看不到这种协调，就容易在没有天才和不可能有天才的地方去寻找天才。  
　　战略使用的手段和方式都极为简单，而且由于经常反复运用，已为人们所熟悉，因此，如果具有一般常识的人太多地听到评论辛苦过分夸张地谈论它们，就只会觉得可笑。例如，被无数次运用过的迁回运动，在这里被称赞为最杰出的天才的表现，在那里被称赞为最透彻的洞察力的表现，甚至说是最渊博的知识的表现，难道还有比这更无聊的怪论吗?  
　　更可笑的是，正是这些评论者根据最庸俗看法，把一切精神因素都排除在理论之外，只想论述物质因素，以致把一切都局限在均势和优势、时间和空间这几个数学关系上，局限在几个角、几条线上。如果只有这点可怜的东西，那么，恐怕还不能用来给小学生出一道数学习题。  
　　而我们认为，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科学公式和习题的问题，物质事物的关系都是非常简单的，要把握住起作用的精神力量才比较困难。不过，即使是精神力量，也只是在战略的最高范围，即战略接近政治和治国之道、甚至同它们合而为一的地方才是错综复杂的，它们的种类和关系才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它们对军事行动规模的影响比对行动方式的影响要大一些。在行动方式占主要地位的地方，例如在战争的大小具体行动中，精神力量的数值就减少了。  
　　由此可见，在战略上一切都非常简单，但是并不因此就非常容易。只要根据国家的各种情况确定了战争应该是怎么样的，确定了战争可以做些什么，就不难找出进行战争的道路了。但是，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把计划贯彻到底，不因一千个原因动摇一千次，那么除了要有十分坚强的性格外，还要有异常清醒和坚定的头脑。因此，在上千个优秀人物中间，有的可能以智力著称，者的可能以洞察力见长，有的可能以大胆或意志坚强而出众，但是也许没有一个人能兼备这些品质而成为高出一般水平的统帅。  
　　同战术上相比，在战略上定下重要的决心要有更坚强得多的意志力，这听起来好象很奇怪，但是大凡了解战争的这方面情况的人是不会怀疑的。在战术上，情况的变化非常迅速，指挥官觉得自己好象被卷在旋涡里一样，不冒生命的危险就不能同它搏斗，他只好抑止住不断产生的种种疑虑，勇敢地冒险前进。在战略上，一切进行得很缓慢，自己的和别人的疑虑、异议和意见，以至不适时宜的懊悔等都能发生较大的作用。在战术上，至少有一半的情况是人们亲眼观察到的，但在战略上就不同，一切都必须依靠猜想和揣测，因而信心也就比较小。这样，大多数将帅在应该行动时就陷在错误的疑虑中。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历史，看一看腓特烈大帝1760年的战局。这次战局是以出色的行军和机动而闻名的，曾被评论界称赞为战略上的真正杰作。难道我们应该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他忽而从左翼忽而从右翼迂回道恩的打法吗?难道我们应该把这种打法看作是高超的智慧的表现吗?不，如果我们想如实地、毫不夸张地判断问题，我们就不能这样。我们首先赞赏的是他的智慧，他以有限的力量追求一个大目标时，从不作力不胜任的事情，而是采取刚刚足够达到目的的行动。他这种智慧不仅在这次战局中可以见到，而且在这位伟大的国玉所进行的全部三次战争中都可以见到。  
　　他当时的目的是签订一个和约来确保对西里西亚的占有。  
　　作为一个小国的首脑(这个国家的大部分情况同其他国家相似，只有在行政管理的某些方面较为优越)，他不可能成为亚历山大，如果他想仿效查理十二，也同样会被打碎脑袋。我们在他进行的全部战争中，可以看到他有一种节制地使用力量的能力，他能始终保持镇静，但也不缺乏冲劲，在十分急迫的时刻，能把力量发挥到令人惊异的地步，随后为了服从政治上最微小的变动，又能继续保持平稳。不管是虚荣心、荣誉心还是复仇心，都不能使他离开这条道路，正是这条道路引导他走向斗争的胜利结局。  
　　这样几句话怎么能够评价这位伟大统帅在这方面的成就呢!只有仔细观察这次战争所取得的惊人的结局，探讨促成这种结局的原因，人们才会深信，正是他敏锐的眼力使他顺利地绕过了所有的暗礁。  
　　这是这位伟大的统帅使我们钦佩的一个方面。这一点在1760年战局和所有其他战局中都有表现，但在1760年战局中更为突出，因为在任何其他战局中，都不象在这次战局中那样以很少的牺牲同优势很大的敌人保持了均势。  
　　使我们钦佩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克服了实行中的困难。从左翼或右翼迂回敌人，这样的机动是很容易想出来的。集中自己数量有限的兵力，以便在任何地点都能够抗击分散的敌人，用迅速的运动使自己的力量发挥几倍的作用，这也是不难想出来的。这些创造并不值得我们钦佩，对于这么简单的事情，除了承认它们简单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但是，让一个统帅象腓特烈大帝那样，把这些重试一次吧!许多目睹过这一切的著作家，在很久以后还说他的野营是危险的，甚至说是轻率的。我们不会怀疑，当他设置野营时，这种危险要比事后看来大两三倍。  
　　在敌人的眼前行军，甚至往往在敌军的炮口下行军，也同样是如此。腓特烈大帝敢于这样野营和行军，是因为他从道恩处理问题的方式和配置兵力的方法中，以及道恩的责任感和性格中找到了根据，所以，他的野营和行军不是轻率的。然而，他所以能够这样做而不被那种在三十年后还被大家描绘和谈论的危险所迷惑和吓倒，正是因为他大胆、果断和意志坚强。在他那样的处境下，恐怕没有几个统帅会相信这些简单的战略手段是可以使用的。  
　　实行中还有另外一个困难:在这次战局中，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在不断地运动。它曾两次在有拉西追踪的情况下尾随着道恩，沿着难以行走的道路从易北河向西里西亚行军(7月初和8月初)。军队每时每刻都必须做好战斗准备，由于行军必须巧妙地进行，军队必须忍受极大的劳累。虽然有几千辆辎重车随行，甚至妨碍了行军，但是军队的给养仍然极其缺乏。在西里西亚，军队在累格尼察会战以前，曾不得不连续夜间行军达八天之久，辗转在敌人阵地前面，这要求军队忍受极大的劳累和困苦。  
　　难道可以相信，这一切在军队中能不引起巨大的阻力吗?难道统帅用他的智力这样地调遣军队，能象测量员用手转动等高仪那样轻而易举吗?这位元首和最高统帅看到可怜的、又饥又渴的弟兄们疲惫不堪，能不千百次感到痛心吗?难道因此而产生的牢骚和怨言能不传进他的耳朵吗?一个普通人能有勇气提出这样的要求吗?如果没有对统帅的伟大和正确有无比的信任，难道这样的劳累不是必然地要引起士气低落和纪律松弛，简单地说，不是要破坏军队的武德吗?我们应该尊敬的地方正在这里，我们应该钦佩的正是实行中的这些奇迹。但是，只有那些有亲身体验的人，才能充分领会这一切。那些只从书本上和演习场上了解战争的人，是根本不能领会这一切的。因此，但愿他们真诚地从我们这里接受那些通过他自己的经验无法得到的东西吧。  
　　上述例子很明确地说明了我们的想法。在结束这一章时，我们再简单地说明一下，在论述战略时，我们将阐明那些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战略因素(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我们的方法是先谈各个部分，然后谈整体，最后以整个军事活动的联系，即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作结束。  
　　仅仅把军队配置在某一地点，这只表明在这里有可能发生战斗，并不一定真正会发生战斗。这种可能性能不能看作是现实性，看作是一种实际的东西呢?当然可以。战斗的可能性只要具有效果，就可以看作是实际的东西，而战斗的可能性，总是有效果的，不管效果怎样。  
　　注:在第二篇较早的修改稿中，作者对以下几段文字曾亲笔标明：“供第三篇第一章使用”，但作者修改这一章的计划未能实现，听以，我们将这几段文字全部附录于后。  

 
可能的战斗由于有效果因而应该看作是实际的战斗  
　　如果派遣一支部队去截断逃跑的敌人的退路，而敌人没有战斗就投降了，那么正是我们派去的这支部队准备进行战斗，才使敌人作出了这个决定。  
　　如果我军某部占领了敌人一个没有设防的地区，从而剥夺了敌人作为补充用的大批力量，那么，我军所以能够占有这个地区，只是因为我们派去的部队已经使敌人看到:如果他要夺回这个地区，我军就要同他进行战斗。  
　　在上述两种场合，战斗只是有发生的可能，就已经产生了效果，因而这种可能性就成为实际的东西。假定在这两种场合敌人以优势兵力抗击我军，迫使我军不经过战斗就放弃自己的目的，那么，纵然我们没有达到目的，但我们原定在这里进行的战斗，仍然不是没有效果的，因为它把敌人的兵力吸引来了。即使整个行动是失利的，我们也不能说这个部署，这个可能发生的战斗是没有效果的，只是它的效果同一次失利的战斗的效果相似而已。  
　　由此可见，消灭敌人军队和打垮敌人，只有通过战斗的效果才能实现，不管战斗已实际进行，或者仅仅是作了部署而敌人并未应战。  

 
战斗的双重目的  
　　不过，战斗的效果是双重的，即直接的和间接的。如果战斗不是直接以消灭敌人军队为目的，而是通过其他活动来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说是曲折地、但却以更大的力量去达到消灭敌人军队的目的，那么，这种战斗的效果就是间接的。一次战斗的直接目的可能是占领某些地区、城市、要塞、道路、桥梁、仓库等等，但这些活动决不是最终目的。它们始终只能看作是取得更大优势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最后在敌人无力应战的情况下同他作战。因此，它们只能看作是中间环节，看作是通向有效要素的阶梯，决不能看作是有效要素本身。  

 
实例  
　　 1814年，拿破仑的首都被占，于是战争的目的达到了。从巴黎开始的政治的崩溃局面发生了作用，一条巨大的裂痕使这个皇帝的权势趋于崩溃。但是，这一切必须按下述观点来分析:政治上的崩溃急剧地削弱了拿破仑的兵力和抵抗力，因而联军的优势相对地增长了，拿破仑再不能进行任何抵抗了，这样，联军才有可能同法国媾和。假如当时联军的兵力由于外在的情况遭到了同样的削弱，因而丧失了优势，那么，占领巴黎的全部效果和重要性也就消失了。  
　　我们探讨上述一系列的概念，是想指出这些概念是重要的，因为这些概念是对事物的自然而唯一真实的认识。有了这种认识，人们就会经常考虑:敌我双方在战争中和战局中每一时刻发起的大小战斗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只有考虑这个问题，在制订战局计划或战争计划时才能确定一开始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如果不这样看问题就会对其他活动作出错误的评价如果不习惯于把战争或战争中的各个战局看成是一条完全由相互衔接的一系列战斗所组成的锁链，如果认为占领某些地点或未设防的地区本身就有某种价值，那么，人们就会很容易把这样的占领看作是垂手可得的成果。如果这样来看问题，而不是把这样的占领看作是一系列事件的一个环节，人们就不会考虑:这样的占领以后是否带来更犬的不利。这种错误在战史中真是屡见不鲜!我们可以断言:如同一个商人不能把某次交易所得的利润存放不用一样，在战争中也不能把某次胜利放在全局的结果之外。如同商人必须经常把全部财富投入交易的一样，在战争中只有最终的结局才能决定各次行动的得失。  
　　如果指挥官的智力始终集中地用在一系列战斗(就事先所能预见到的而言)上，那么他就始终是在通往目标的正道上行选，这样，力的运动就具有了一种恰如其分的、不受外界影响的速度，也就是说，意愿和行动就具有了一种恰如其分的、不受外界影响的动力。 

第二章 战略要素

我们可以把决定战斗的运用的战略要素适当地区分为以下几类: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字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精神素质及其作用所引起的一切属于第一类;军队的数量、编成、各兵种的比例等等属于第二类;作战线构成的角度、向心运动和离心运动(只要它们的几何数值是有计算价值的)属于第三类;制高点、山脉、江河、森林、道路等地形的影响属于第四类;最后，一切补给手段等属于第五类。为了使概念明确，并且一眼就能判定各类要素的价值大小，把这些要素分别加以考察是有好处的，因为分别加以考察时，某些要素虚假的重要性就自行消失了。例如，作战基地即使只是作战线的状况的问题，在这个简单的形式中，作战基地的价值仍然与其说是由作战线构成的角这个几何要素决定的，还不如说是由作战线所通过的道路和地区的状况决定的，这是很明显的。  
　　但是，这些要素在军事行动中大多是错综复杂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如果有人想根据这些要素来研究战略，那么，这将是一种最不幸的想法。他必然会在脱离实际的分析中迷失道路，就象在梦中从抽象的桥墩向现实世界架桥一样，必然会徒劳无益。但愿上帝保佑，不要有哪个理论家作这样的开端。我们决不想离开整个现象世界，也决不想使我们的分析超过读者对我们的思想所能理解的程度。我们的思想并不是从抽象研究中得来的，而是从整个战争现象给我们的印象中得来的。 

第三章 精神要素

我们应该再来谈谈第二篇第三章谈过的精神要素，因为它们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精神要素贯穿在整个战争领域，它们同推动和支配整个物质力量的意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仿佛融合成一体，因为意志本身也是一种精神要素。遗憾的是在一切书本知识中很难找到它们，因为它们既不能表达为数字，也不能分成等级，只能看到或感觉到。  
　　军队的武德、统帅的才能和政府的智慧以及他们的其他精神素质，作战地区的民心，一次胜利或失败引起的精神作用，所有这些东西本身都是极不相同的，而且对我们的目的和所处的情况也可能产生极不相同的影响。  
　　尽管这些问题在书本里很难或者根本不能予以论述，但它们仍然象构成战争的其他对象一样，属于军事艺术理论的范畴。必须再说一遍:如果有人墨守成规，把一切精神要素都排除在规则和原则之外，一遇到精神要素，就把它作为例外，并把这种例外"科学地"规定下来，把它说成是规则，或者，有人求助于超乎一切规则之上的天才，实际上等于宣告说，规则不仅是为愚人写的，而且它本身也必然是愚蠢的，那么这只能是一种可怜的哲学。  
　　军事艺术的理论，即使只能让人们注意这些精神要素，只能说明对这些精神要素作充分估价和考虑的必要性，它就已经把自己的范围扩大到精神的领域了。而且，只要人们明确了这些观点，也就给那些企图在理论的法庭上只用物质力量的关系为自己辩护的人预先作了判决。  
　　而且，即使为了建立所谓的规则，理论也不应该把精神要素排斥在外，因为物质力量的作用和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不可能象用化学方法分析合金那样把它们分解开。理论为物质力量制订每条规则时，都必须考虑精神要素可能占有的比重，否则，规则就会变成绝对的条文，有时显得小心翼翼而局限性很大，有时又显得专断而过于宽泛。甚至完全不想涉及精神内容的理论，也必须会不知不觉地涉及精神要素，因为不考虑精神的影响，任何问题都根本得不到说明，例如胜利的作用就是如此。因此，本篇论述的大部分问题，既涉及物质的原因和结果，又涉及精神的原因和结果，而且可以说，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的锋利的刀刃。  
　　历史最能证明精神要素的价值和它们的惊人的作用，这正是统帅能够从历史中吸取的最宝贵、最纯真的精神养料。但在这里必须指出，同理论阐述、批判地探讨和学术研究相反，各种感受、总的印象和一时的灵感更能播下智慧的种子，结下精神的果实。  
　　我们本来可以详尽地考察战争中的各种最主要的精神现象，并且象勤勉的讲师那样仔细地探讨每一种精神现象的利弊。但是，这样做就会很容易地陷入一般和平庸的境地，在分析过程中容易忽视实质，不知不觉地只注意那些人所共知的东西。因此，我们在这里宁愿采用不全面的和不完整的叙述方法，使大家一般地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指出本篇所有论点的精神实质。 

第四章 主要的精神力量

主要的精神力量指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和军队的民族精神。这几种主要的精神力量中哪一种价值较大，任何人都不能笼统地加以确定，因为要指出它们各自的价值就已经很困难了，要比较它们价值的大小，那就更加困难了。最好的办法是对它们中间的任何一种都不要轻视。但是人们在进行判断时，却总是有些古怪地左右摇摆，时而轻视这一方面，时而又轻视那一方面。比较妥当的办法，是用充分的历史事实来说明这三种精神力量的明显的作用。  
　　的确，现代欧洲各国军队在技能和训练方面差不多都达到了相同的水平，作战方法也变成了一套几乎是各国军队所通用的方法，用哲学家的话来说，得到了这样自然的发展，以致不可能期待统帅运用什么个人特有的手段(例如象腓特烈二世运用斜形战斗队形那样)。因此不容否认，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军队的民族精神和战争锻炼有着更大的作用。这种情况经过较长的和平时期可能会有改变。军队的民族精神(热情、狂热、信仰和信念)，在山地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时，自上而下直至每个士兵都必须独立活动。因此，山地是民众武装最合适的战场。  
　　军队的熟练的技能和经过锻炼的勇敢精神(它使军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就象一块熔合的金属一样)，在开阔的平原上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统帅的才能在复杂的地形上和丘陵地上最能发挥作用。在山地，统帅很少指挥单独的部队，要指挥所有的部队又力所不及；而在开阔的平原上，指挥军队又过于简单，不能充分施展他的才能。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应该考虑上述这些明显的关系。  

第五章 军队的武德

武德不同于单纯的勇敢，更不同于对战争事业的热情。勇敢固然是武德必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军人的勇敢不同于普通人的勇敢，普通人的勇敢是一种天赋的品质，而军人的勇敢也可以通过锻炼和训练培养出来。军人的勇敢必须摆脱个人勇敢所固有的那种不受控制和随心所欲地显示力量的倾向，它必须服从更高的要求:服从命令、遵守纪律、遵循规则和方法。对战争事业的热情，虽然能使武德增添生命力，使武德的火焰燃烧得更旺盛，但并不是武德必要的组成部分。  
　　战争是一种特殊的事业(不管它涉及的方面多么广泛，即使一个民族所有能拿起武器的男子都参加这个事业，它仍然是一种特殊的事业)，它与人类生活的其他各种活动是不同的。武德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深刻了解这种事业的精神实质，激发、锻炼和吸取那些在战争中活动的力量，把自己的全部智力运用于这个事业，通过训练使自己能够确实而敏捷地行动，全力以赴，从一个普通人变成称职的军人。  
　　因此，不管人们多么煞费苦心地设想一个人可以培养成既是公民又是军人，不管人们如何把战争想象得具有全民的性质，不管人们认为战争的发展同以前佣兵队长时期多么不同，他们仍然不能抹煞战争这种事业的特殊性。既然如此，从事战争的人只要还在从事战争，就永远会把同自己一起从事战争的人看成是一个团体，而战争的精神要素，主要是通过这个团体的制度、规章和习惯固定起来的。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因此，在我们坚决主张从最高角度来观察战争的时候，如果轻视军队中可能和必然或多或少具有的这种团体精神，那是很不正确的。在我们所说的武德中，这种团体精神好象是把起作用的各种精神力量粘结在一起的粘合剂。组成武德的那些晶体，要依靠这种团体精神才能比较容易地凝结起来。  
　　一支军队，如果它在极猛烈的炮火下仍能保持正常的秩序，永远不为想象中的危险所吓倒，而在真正的危险面前也寸步不让，如果它在胜利时感到自豪，在失败的困境中仍能服从命令，不丧失对指挥官的尊重和信赖，如果它在困苦和劳累中能象运动员锻炼肌肉一样增强自己体力，把这种劳累看作是致胜的手段，而不看成是倒霉晦气，如果它只抱有保持军人荣誉这样一个唯一的简短信条，因而能经常不忘上述一切义务和美德，那么，它就是一支富有武德的军队。但是，即使没有这种武德，也可以象万第人那样出色地战斗，象瑞士人、美国人和西班牙人那样完成伟大的事业，甚至可以象欧根和马尔波罗那样，率领没有武德的常备军取得胜利。因此不应该说，没有武德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我们特别强调这一点，是为了使我们这里提出的概念更为明确，不致成为一个泛泛的一般概念，也不致把武德看成似乎等于一切。事实上武德并不是一切。武德是一种可以单独考虑的特殊的精神力量，它的作用是可以估计的，如同一件工具一样，它的力量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在阐述了武德的特点以后，我们还想谈一谈武德有哪些作用以及通过什么途径可以获得武德。  
　　武德同军队各部分的关系就象统帅的天才同军队的整体的关系一样。统帅只能指挥军队整体，不能指挥军队的各个单独的部分。统帅指挥不到的部分，就必须依靠武德。选拔统帅应该以他在卓越的品质方面所享有的声誉作根据，而选拔大部队的主要指挥官则应该经过仔细的考察，指挥官的职位越低，这种考察可以越少，对个人才能的要求也可以相应地降低，但相对地要求具有武德。一个武装起来作战的民族的勇敢、机智、刻苦和热情等天赋品质，也可以起同样的作用。这些品质可以代替武德，而武德也可以代替这些品质。从这里可以看到两点:  
　　 (1)只有常备军具有武德，而且也只有它最需要武德。民众武装天赋的品质，可以代替武德，而且这些品质在战争时期发展较快。  
　　 (2)常备军在对民众武装作战时，比对常备军作战时更需要武德，因为在这种场合兵力比较分散，各部队需要更多地依靠自己。反之，当军队能够集中使用时，统帅的天才就起较大的作用，可以弥补武德的不足。一般说来，战区和其他情况使战争变得越复杂，使得兵力越分散，军队就越需要武德。  
　　从上述两点可以得到一个教训，如果军队缺乏武德，就应该尽可能简单地组织战争，或者加倍注意战争组织的其他方面，不要指望徒有虚名的常备军提供名副其实的常备军才能提供的东西。  
　　因此，军队的武德是战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之一。如果缺少这种力量，就应该有其他精神力量，如统帅的卓越才能、民族的热情等来代替，否则，所作的努力就收不到应有的效果。看一看亚历山大统率的马其顿军队，凯撒统率的罗马军团，亚历山大·法尔涅捷统率的西班牙步兵，古斯达夫·阿道夫和查理十二统率的瑞典军队，腓特烈大帝统率的普鲁士军队和拿破仑统率的法国军队，我们就会知道军队的这种精神力量，这种象从矿石中提炼出来的闪闪发光的金属似的优秀品质促成了多少伟大的事业。谁要是不愿承认，这些统帅只是依靠富有这种精神力量的军队才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显示出他们的伟大，他就是故意无视一切历史事实。这种精神力量只能从两个来源产生，而且只有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这种精神力量。第一个来源是军队经历一系列战争并取得很多胜利，另一个来源是军队经常经受极度的劳累和困苦，只有在劳累和困苦中军人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一个统帅越习惯于向自己的士兵提出要求，他就越相信这些要求能够实现。士兵克服了劳累和困苦，会同战胜了种种危险一样感到骄傲。因此，只有在不断活动和劳累困苦的土地上，武德的幼芽才能成长，而且只有在胜利的阳光下才能成长。一旦武德的幼芽长成粗壮的大树，就可以抵御不幸和失败的大风暴，甚至可以抵制住和平时期的松懈，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是如此。因此，虽然只有在战争中和在伟大的统帅的领导下才能产生这种精神力量，但是，这种精神力量产生了以后，即使这支军队是在平庸的统帅领导下和处于很长的和平时期，至少也可以保持好几代。  
　　一支满身创伤、久经锻炼的部队所发扬光大的和经过锻炼的团体精神，是那种单靠条令和操典粘合在一起的常备军的自负和虚荣心所不能比拟的。相当严厉的要求和严格的勤务规则可以使军队的武德保持得持久一些，但不能产生武德，因此，我们虽然承认这都是永远有价值的，但不应该作过高的估价。良好的秩序、技能、意志以及一定的自豪感和饱满的情绪是和平时期训练出来的军队的特色，这些都应该珍视，但是它们并不能单独发挥作用。整体只能依靠整体来维持，就象一块冷却得太快的玻璃一样，一道裂缝就可以使整体完全破裂。这样的军队即使有世界上最饱满的情绪，一遭到挫折，也很容易变得胆怯，甚至变得极端恐惧，即法语所说的“大溃败”。这样的军队只有依靠统帅才能有所作为，单靠它自己则将一事无成。这样的军队，当它没有在胜利和劳累中经过锻炼、逐渐适应艰苦的战斗以前，统率它就必须加倍谨慎。因此，我们不能把武德和情绪相互混淆。  

第六章 胆量

为了指出理论不能为了制定法则而限制胆量的作用，我们在论胜利的把握那一章中曾经谈过，胆量在各种起作用的力量中(在这里胆量同小心谨慎是对立的)占怎样的地位和起怎样的作用。促使人们在精神上战胜极大危险的这种可贵的力量，在战争中也应该看成是一种独特的有效要素。实际上，胆量如果不是在战争中，还会在人类活动的哪一个领域里更有它的地位呢?  
　　对军人来说?从辎重兵和鼓手直到统帅，胆量都是最可贵的品德，它好比是使武器锋利和发光的真正的钢。  
　　我们应该承认，胆量在战争中甚至还占有特别优先的地位。在战争中，除了对时间、空间和数量的计算以外，胆量也起一定的作用，当一方的胆量超过对方时，他的胆量就因为对方怯懦而发挥了作用。因而胆量是真正的创造性的力量。这一点甚至在哲学上也是不难证明的。有胆量的人每当遇到怯懦的人，就必然有获胜的可能，因为怯懦能够使人失去镇静。只有遇到深思熟虑的谨慎的人，他才处于不利地位，因为这样的谨慎同样可以说是胆量，至少和胆量同样坚强有力。但这种情况是少有的。在所有谨慎的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胆怯的。  
　　在军队中，大力培养胆量这种力量，决不至于妨碍其他力量的发挥，因为军队在战斗队形和勤务规则的约束和规定下是服从更高的意志的，是受上级思想的支配的。胆量在这里，就象是压缩待发的弹簧一样。  
　　指挥官的职位越高，就越需要有深思熟虑的智力来指导胆量，使胆量不致毫无目的，不致成为盲目的激情冲动，因为地位越高，涉及个人牺牲的问题就越少，涉及其他人生存和全体安危的问题就越多。因此，如果说军队受已成第二天性的勤务规则的控制，那么，指挥官就必须受深思熟虑的约束。指挥官在行动中如果只靠胆量，就很容易造成错误。但是，这种错误还是可嘉的，不应该和其他错误同等看待。那些常常不合时宜地表现出胆量的军队还是好的。这好比生长茂盛的杂草，它们正是土壤肥沃的证明。甚至是蛮勇，即毫无目的的胆量，也不能低估它，从根本上说，它跟胆量是同一种感情力量，只是表现为一种不受任何智力支配的激情而已。只有当胆量同服从背道而驰，因而忽视上级明确的意志时，我们才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危害。但是，我们把它看作是危害，并不是由于胆量本身的缘故，而是由于拒绝服从，因为在战争中没有比服从更重要的。  
　　在战争中，当指挥官的认识相同时，因小心，怕事而坏事比因大胆而坏事要多千百次，这一点也许只要我们一提，读者就一定会同意。  
　　按理说，有了合理的目的，就容易有胆量，因而胆量本身的价值就会降低，但事实上却正相反。  
　　当有了明确的思想，或者智力占优势时，一切感情力量就会大大失去威力。因此，指挥官的职位越高，胆量就越小，因为，即使见解和理智没有随职位的上升而提高，客观事物、各种情况和各种考虑也仍然会从外部对他们施加频繁而强大的压力，他们越是缺乏个人的见解，就越感到压力的沉重。法国有句成语:"在第二位上大放光芒，升到第一位时黯然失色，这句话揭示的生活经验所以在战争中也适用，最基本的原因就在这里。在历史上被认为平庸甚至优柔寡断的统帅，在职位较低时几乎个个是以大胆和果断著称的。  
　　有些大胆的行动是必要性引起的，我们必须弄清楚这种必要性。必要性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如果必要性十分迫切，当事者在追求自己的目的时不冒很大的危险就会遇到同样大的其他危险，那么值得我们称赞的就只是他的果断，而果断是有它自己的价值的。一个年轻人为了表现骑手的本领而跃过深沟，那是有胆量，假使是在一群土耳其士兵的追杀下跃过深沟，那就只是果断了。反之，行动的必要性越不迫切，必须考虑的情况越多，必要性就越不影响胆量的作用。1756年腓特烈大帝看到战争不能避免，只有先发制人才能免于灭亡，所以他发动战争是由于有必要性，但同时也是很有胆量的，因为在他那样的处境下，恐怕只有少数人才能下这样的决心。  
　　虽然战略只是统帅或最高指挥官的事情，但对战略说来，其他各级人员的胆量，同其他人的武德一样，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一支来自勇敢的民族而又经常培养大胆精神的军队，可以作出缺乏这种武德的军队所不能作的事情，因此我们谈到了军队的胆量的问题。我们本来要说的是统帅的胆量，可是当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一般地阐明了胆量的特性以后，关于统帅的胆量也就没有很多的话要说了。  
　　指挥官的职位越高，智力、理解力和认识力在他的活动中就越起主导作用，胆量这种感情力量就越被推到次要位置。因此在身居最高职位的人中间，胆量是很少见的，正因为这样，这些人身上的胆量就更值得称赞。有卓越智力作指导的胆量是英雄的标志，这种胆量的表现，不是敢于违反事物的性质和粗暴地违背概然性的规律，而是在决策时对天才（即准确的判断）迅速而不假思索地作出的较高的决定予以有力的支持。智力和认识力受胆量的鼓舞越大，它们的作用就越大，眼界也就越广阔，结论也就越正确。当然，在这里永远不要忘记，较大的目的也是和较大的危险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普通人，姑且不谈懦弱的人和优柔寡断的人，至多只有在远离危险和不需要负责的情况下，在自己的房间里设想某种活动时，才可以得出那种不需要实际观察即能得出的正确的结论。但是，如果危险和责任从各个方面袭来，他就会丧失全面观察的能力，即使由于别人帮助没有失去这种能力，也会失去决断能力，因为在这方面别人是无法帮忙的。  
　　因此我们认为，没有胆量就谈不上杰出的统帅，也就是说，生来不具备这种感情力量的人是决不能成为杰出的统帅的，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感情力量是成为杰出的统帅的首要条件。当一个人的职位升高时，这种通过修养和生活锻炼而有所发展和改变的天赋的感情力量还能剩下多少，这是另一个问题。当然，这种力量剩得越多，天才的翅膀就越硬，飞得就越高，因而冒险精神就越大，追求的目的也就随之提高。不管是预见到的必要性引起的、并按必要性进行的行动，还是荣誉心引起的、并为满足荣誉心商进行的行动，不管是因卡特烈的行动，还是亚历山大的行动，对批判的考察来说几乎都是一样的。如果说亚历山大的行动因为更为大胆而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那么，腓特烈的行动就因为内在的必要性更多而更能满足人们的理智。  
　　现在我们还必须再考虑一个重要的情况。  
　　一支军队所以能够具有大胆精神，可能是因为这个民族本来就有这种精神，也可能是因为在有胆量的指挥官指挥下，通过胜利的战争培养了这种精神。但在后种情况下，这支军队最初是不具备大胆精神的。  
　　在我们的时代里，除了通过战争，而且是依靠胆量进行的战争以外，几乎再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培养一个民族的大胆精神了。只有依靠胆量进行的战争才能抵制住懦弱和贪图安逸的倾向，这种倾向会使一个日益繁荣和交往频繁的民族堕落下去。  
　　一个民族，只有它的民族性格和战争锻炼在不断地相互促进，才能指望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占有巩固的地位。  

第七章 坚忍

读者也许希望听到一些关于角和线的问题，但在这里看到的却不是这些科学世界的公民，而是每天在大街上都能遇到的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可是作者还是不打算在所探讨的论题范围以外多加丝毫的数学成分，也不怕因而使读者感到意外。  
　　在世界上的任何场合都没有在战争中那样，事情与人们的想象大不相同，从远处看和从近处看差别很大。建筑师可以多么平静地望着建筑物如何按照他的设计图逐步建造起来!医生虽然比建筑师要遇到多得多的意外结果和偶然现象，但他对自己所用的手段的作用和用法是知道得很清楚的。而在战争中，一个统帅却经常受到种种情况的冲击，诸如真的和假的情报，由恐惧、疏忽和急躁所引起的错误，由正确的或错误的见解、恶意、真的或假的责任感和怠情或疲劳所引起的违抗行为，以及一些谁也想象不到的偶然事件等等。总之，他处在成千上万的感受之中，这些感受绝大多数是令人担忧的，只有极少数是令人鼓舞的。长期的战争经验能使他具有对具体现象迅速作出估价的能力，高度的勇敢和内心的坚强能使他象岩石抗拒波涛的冲击一样抵御住这些感受。谁在这些感受面前让步，谁就会一事无成。所以，在实现自己的企图时，只要还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否定这个企图，就十分需要有坚忍精神来同这些感受对抗。何况在战争中，任何丰功伟绩，几乎没有一件不是经过无限的劳累、艰辛和困苦才取得的。如果说在这里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弱点常常容易使人屈服，那么只有那种表现为世世代代受赞赏的坚忍精神的伟大的意志力，才能引导他达到目标。  

第八章 数量上的优势

数量上的优势不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是最普遍的致胜因素，因此首先应该就其普遍性加以考察，为此我们作以下的论述。战略规定进行战斗的时间、地点和兵力。它通过这些规定对战斗的开始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只要战术进行了战斗，并获得了结果，不论是胜利还是失败，战略就可以根据战争的目的来运用这种结果。当然，战斗结果同战争目的之间的关系是很间接的，很少是直接的。它们之间还有一系列其他目的作为手段而从属于战争目的。这些目的(它们对较高的目的来说又是手段)实际上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最终目的，即整个战争的目标，也几乎在每次战争中都是不同的。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随着对有关问题的研究而逐步了解，在这里我们不打算逐个地讨论这一切问题(即使这是可能的)。因此，我们暂且不谈运用战斗的问题。  
　　在战略规定(也可以说是决定)战斗时，甚至那些对战斗的开始发生影响的事物，也不是那样简单的，并不是稍加考察就可以掌握的。战略在规定时间、地点和兵力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而多种不同的方法对战斗的开始和战斗和结果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我们只能逐步地，即通过进一步的具体研究再来熟悉它们。如果撇开战斗的意义和产生战斗的条件所引起的一切变化不谈，最后再撇开军队的质量(因为这是既定的)不谈，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战斗这一赤裸裸的概念，即抽象的斗争了。在这个抽象的斗争中，除了作战双方的数量以外，就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区别了。这样，作战双方的数量就决定着胜负。为了得出这一结论，我们不得不撇开一系列问题不谈，由此可以看出:在一次战斗中数量上的优势只是致胜因素之一，有了数量上的优势还远远算不上赢得了一切，也远远算不上获得了主要的东西，而且由于其他同时起作用的条件的变化，获得的东西还可能是十分少的。  
　　但是，优势有程度上的不同，它可以是一倍，也可以是两倍、三倍等等。每个人都懂得，如果照这样增加上去，数量上的优势必然会压倒其他一切。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承认，数量上的优势是决定一次战斗结果的最重要的因素，只不过这种优势必须足以抵销其他同时起作用的条件。从这里得出一个直接的结论:必须在决定性的地点把尽可能多的军队技入战斗。  
　　不管投入战斗的军队是否够用，我们在这方面要作到现有手段所允许作的一切。这是战略上的首要的原则。正如前面说的那样，这个原则具有普遍的意义，它既适用于法国人和德国人，也适用于希腊人和波斯人，英国人和马拉地人。但是，为了使这个问题能够更加明确些，我们不妨考察一下欧洲的军事情况。  
　　欧洲各国军队在武器装备、组织编制和各种技能方面，彼此是非常相似的，只是在军队的武德和统帅的才能方面有时还有一些差别。翻遍现代的欧洲战史，已经找不出象马拉松那样的战例了。腓特烈大帝在勒登以大约三万人击败了八万奥军，在罗斯巴赫用两万五千人打败了五万多联军，但这是同拥有一倍或一倍以上兵力优势的敌人作战而取得胜利的绝无仅有的战例。我们不能引用查理十二在纳尔瓦会战的战例，因为当时俄国人几乎还不能被看作是欧洲人，而且这次会战的主要情况很少有人知道。拿破仑曾经在德累斯顿以十二万人对抗二十二万人巧，对方的兵力优势还不到一倍。在科林，腓特烈大帝以三万人对抗五万奥地利人，但是没有成功。拿破仑在殊死的来比锡会战中，以十六万人对抗过二十八万多人，同样也没有成功，对方的优势还远远不到一倍。  
　　由此可见，在目前的欧洲，即使最有才能的统帅，也很难战胜拥有一倍优势兵力的敌军。如果我们看到，一倍优势的兵力在天平上竟有比最伟大的统帅还大的重量，那么我们就不应当怀疑，在一般条件下进行的大小战斗中，不论其他方面的条件如何不利，只要有显著的数量上的优势，而且无需超过一倍，就足以取得胜利了。当然，人们可能想到有些隘口即使用十倍的兵力也难以攻陷，但在这种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是战斗了。  
　　因此我们认为，决定性地点上的兵力优势，在我们欧洲的这种情况下以及一切类似的情况下，是十分重要的，即使在一般情况下，无疑也是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在决定性地点上能够集中多大的兵力，这取决于军队的绝对数量和使用军队的艺术。  
　　因此，首要的规则应该是把尽量多的军队投入战场。这昕起来很象是老生常谈，其实并非如此。  
　　长期以来，人们从没有把军队的数量看作是重要条件，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下列事实就够了:在大多数战史中，甚至在十八世纪的比较详尽的战史中，军队的数量不是完全没有提到，就是只顺便谈到，却从来没有被人重视过。滕佩霍夫是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著作家，他在七年战争史中曾一再谈到这个问题，但谈得也十分肤浅。  
　　甚至马森巴赫，在他评论1973年和1794年普鲁士军队在孚日进行的战局的许多文章"中，对山脉、谷地、道路和小径谈了许多，但对双方的兵力却什么也没有说。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另外一个事实是某些评论家的头脑中有一种奇异的想法，他们认为军队应该有一个最理想的固定的标准数量，超过这个数量的多余的兵力不但不能带来益处，反而是累赘。  
　　最后，还有许多例子说明，人们所以没有把一切可以利用的兵力都投入会战或战争，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数量上的优势确实是重要的。如果人们确信集中显著优势前兵力可以夺取一切可能夺取的东西，那么，这条明确的信念就必然会反映在战争的准备上，会把尽量多的兵力投入战争，以便自己在兵力上占优势，至少不让敌人在兵力上占优势。关于进行战争的绝对兵力的问题就谈这些。  
　　绝对兵力的数量是由政府规定的。尽管这种规定已经是真正的军事活动的开始，而且在军事活动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问题，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将在战争中指挥这支军队的统帅，却必须把握，对兵力的数量看作是既定数，因为他或是没有参加决定这个数量，或是条件不允许他把兵力扩大到足够的程度。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能取得绝对优势，也要巧妙地使用军队，以便在决定性地点上造成相对的优势。  
　　这样，空间和时间的计算就似乎是最重要的，于是人们认为战略上的这种计算似乎包括使用军队的全部问题。有些人甚至认为，杰出的统帅天生有一种能在战略上和战术上从事这种计算的器官。  
　　空间和时间的计算，即使在任何场合都是最基本的，是战略上日常需要的，但却不是最困难的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如果我们不抱偏见地阅读战史，那么就会发现，这吨计算上的错误真正导致重大损失的情况，至少在战略上是极为少见的。如果一个果断而又灵活阳统帅(如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用一支军队以急速的行军击败几个敌人的这一切情况，都要用空间和时间的巧妙结合这个概念来表明，那么我们就会徒劳无益地在用词上纠缠不清。为了使概念明确和有用，必须用确切的名称来称呼各种事物。  
　　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对敌方(道恩和施瓦尔岑堡)的情况的正确判断，敢于在一段时间内仅以少量兵力同敌人对峙的冒险精神，进行强行军的毅力，迅速进行袭击的胆量，以及伟大人物在面临危险时所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作为，这都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原因，----这一切同正确计算空间和时间这两个简单事物的能力又有什么相干呢?  
　　但是，甚至象在罗斯巴赫和蒙米赖胜利后乘势取得勒登和蒙特罗胜利那样的反跳式用兵，这种在防御战中经常为伟大统帅所信赖的方法，确切地说来，也毕竟只是历史上罕见的现象。  
　　要取得相对的优势，也就是在决定性地点上巧妙地集中优势兵力，就往往必须准确地选定决定性地点并使自己的军队一开始就有正确的方向，就必须有决心为了主要的东西(即为了大量集中自己的兵力)不惜牺牲次要的东西。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在这方面做得十分突出。  
　　谈到这里，我们认为已经把数量上的优势的重要性说清楚了。数量上的优势应该看作是基本原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应该首先和尽量争取的。  
　　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数量上的优势是取得胜利所不可缺少的条件，那就完全误解了我们的论述。我们只是想在结论中指出军队的数量在战斗中的重要性。只要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那就完全符合这个原则了。至于由于兵力不足是否应该避免战斗，那只有根据总的情况才能决定。  

第九章 出敌不意

为了达到上一章所谈的到处要争取的相对优势，就必然要到处争取出敌不意。一切行动都是或多或少以出敌不意为基础的，因为没有它，要在决定性的地点上取得优势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出敌不意是取得优势的手段，但除此以外，就其精神效果来看，它还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因素。非常成功的出敌不意会使敌人陷于混乱和丧失勇气，从而会成倍地扩大胜利，这有许多大的和小的例子可以说明。这里谈的不是狭义的出敌不意----进攻范围内的奇袭，而是一般地用各种措施，特别是用调配兵力的方法达到的出敌不意。这种出敌不意在防御中也同样可以采用，特别在战术防御中更为重要。  
　　我们说，一切行动都无例外地要以出敌不意为基础，但是，行动的性质以及行动的条件是不同的，因此，以出敌不意为基础的程度是极不相同的。  
　　这种差别由于军队、统帅以至政府的特点不同就已经开始存在了。  
　　秘密和迅速是出敌不意的两个因素，而两者是以政府和统帅具有巨大的魄力和军队能严肃地执行任务为前提的。软弱和松懈是不能达到出敌不意的。虽然出敌不意是到处应争取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而且确实是不会毫无效果的，但是，非常成功的出敢不意也确实是不多的，这是它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因此，如果认为在战争中用这种手段一定能得到很多收获，那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在想象中，出敌不意是非常引人入胜的，但在实行中，出敌不意却多半因为整个机器的阻力而难以实现。  
　　在战术上，由于涉及的时间和空间的范围都比较小，出敌不意自然就比较容易实现。因此，在战略上，越是接近战术范围的措施，就越有可能出敌不意，越是接近政治范围的措施，就越难出敌不意。准备一次战争通常需要几个月，把军队集中到主要的配置地点，多半需要建造一些仓库和补给站，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行军，这些动向是很快就会被人知道的。  
　　因此，一个国家出敌不意地向另一个国家挑起战争，或者出敌不意地将大量兵力指向另一个国家，这是极少见的。在以围攻为主的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中，人们曾尽力争取出敌不意地包围一个要塞，并认为这是军事艺术中特有的重要的一章，但是，成功的例子仍是罕见的。  
　　与此相反，一两天内就可以完成的活动，出敌不意的可能就较大。因此，比敌人抢先一步行军，从而先敌占领某一阵地、某一地点或者某一条道路等等，往往并不困难。但是很明显，这样的出敌不意虽然较容易达到，但效果较小，不是这样的出敌不意虽然较难达到，但效果较大。谁要是相信这样一些小规模的出敌不意往往能取得很大的效果，例如赢得一次会战，夺取一个重要仓库，谁就等于相信那些可以想象，但在历史上找不到证明的东西，因为一般说来，这种出敌不意产生很大效果的例子是罕见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通过小规模的出敌不意要收到很大效果是很困难的。  
　　当然，凡是从历史上研究这些问题的人，都不应该只注意历史评论家那些渲染的词藻、说教和自鸣得意的术语，而必须正视事实本身。例如在1761年的西里西亚战局中，就有过以出敌不意闻名的一夭。那是7月22日。那天，腓特烈大帝在向尼斯附近的诺森行军时，比劳东将军抢先了一步，据说，这就使奥军和俄军不能在上西里西亚会师，因而他赢得了四个星期的时间。但是，谁要是仔细阅读一下大史学家们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并且不抱偏见地看这些记载，那么，他就决不可能认为7月22日的行军有这样大的意义，而只能看出对这次行军的流行看法是充满矛盾的，并且看出在那个以机动闻名的时代里，劳东的行动有许多是没有道理的。在渴望了解真相和获得确证的今天，人们怎能容忍那些流行的历史证明呢?  
　　要在战争过程中利用出敌不意取得巨大的效果，就必须积极地活动、迅速地定下决心和进行强行军。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是大家公认在这方面造诣最深的统师，但是，从他们的战例中也可以看到，即使充分地作到了这一切，也并非总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腓特烈大帝在1760年7月曾非常出敌不意地从包岑袭击拉西将军，转而又袭击德累斯顿，在整个这段插曲中他不仅实际上一无所得，反而丢失了格拉次要塞，使自己的处境明显地恶化。  
　　拿破仑在1813年曾经两次突然从德累斯顿袭击布留赫尔(至于他从上劳西次突入波希米亚就根本不用提了)，两次都完全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只不过是浪费时间和兵力，扑了个空，而且反而使德累斯顿几乎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因此，在战争中要通过出敌不意取得巨大的效果，只靠指挥官的活动、魄力和果断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其他有利条件。但是，我们不是想完全否认出敌不意可能取得巨大的效果，只是想指出巨大的效果同其他有利的条件是分不开的，而这些条件并不是经常具备的，也很少是指挥官所能创造出来的。  
　　在这方面，这两位统帅也提供了另外两个鲜明的例子。1814年，当布留赫尔的军队离开主力军团向马恩河下游移动时，拿破仑对它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袭击。要想以两天出敌不意的行军取得比这更大的战果是不容易的.首尾相隔三日行程的布留赫尔的军队被各个击破了，遭受了相当于一次主力会战失败时那样的损失。这完全是出敌不意的效果，因为，假使布留赫尔预料到拿破仑可能对他袭击，他就完全不会这样组织行军了。这次出敌不意的袭击所取得的效果同布留赫尔行军组织的错误是分不开的。当然拿破仑并不知道这些情况，因此，他的成功掺杂着一种幸运的偶然性。  
　　 1760年的累格尼察会战也是如此。腓特烈大帝在这次会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刚刚占领了一个阵地，在当夜又转移了，这完全出乎劳东的意料之外，因而使劳东损失了七十门炮和一万人。虽然当时腓特烈大帝为了避免会战，或者至少为了打乱敌人的计划，经常采取忽东忽西地运动的原则，但是14日夜间转移阵地，却正好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他不喜欢14日的阵地。因此，偶然性在这里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果劳东的进攻不是偶然地碰上了腓特烈大帝在夜间转移了阵地，不是偶然地碰上了难以通过的地形，那么，结果就可能不是这样了。  
　　就是在较高的和最高的战略范围内，也有一些利用出敌不意获得巨大成果的战例。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只要指出以下几个例子就够了：大选帝侯同瑞典人作战时，从弗兰肯到波莫瑞以及从马克到扑烈哥尔河的两次辉煌的进军；1757年的战局;1800年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的那次著名的行动。在1800年这个战例中，一支军队投降后交出了整个战区，在1757年的战局中，另一支军队几乎也同样地交出战区并投降。最后，还可以举出腓特烈大帝侵入西里西亚作为一场完全出敌不意的战争的例子。上述各例中的战果都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如果不把这种情况同一个国家由于缺乏活动力和毅力而没有作好战争准备的情况（如1756年的萨克森和1812年的俄国）混为一谈，这种情况在历史上还是少见的。  
　　现在还要谈谈关于出敌不意的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只有能够左右对方的人才能做到出敌不意，而只有行动正确的人才能左右对方。如果为了出敌不意采用了错误的措施，那么不但不能取得良好的结果，反而会招致恶果，至少敌人对我们的这种措施不必特别担心，他会从我们的错误中找到防止不幸的对策。进攻比防御包含更多的积极行动，因此，出敌不意自然也就更多地为进攻者所采用，但是正如我们在后面就要谈到的那样，这也不是绝对的。进攻者和防御者也可能同时采取出敌不意的行动，这时候，谁的措施最恰当，谁就必然占上风。  
　　按理应该如此，但实际生活并不这样严格地符合这一准则，而且原因很简单。出敌不意的精神作用，往往能使最坏的事情变成好事，并使对方不能正常地定下决心。特别是在这里，我们所指的不仅仅是对方的高级指挥官，同时还指每一个指挥官，因为出敌不意会使部队涣散，因而每个指挥官的个性在这时都很容易表现出来。在这里，许多问题都取决于双方总的情况的对比。如果在总的精神方面占有的优势，能使对方士气低落和惊慌失措，那么利用出敌不意就能取得更大的效果，甚至在本来应该失败时也会取得良好的结果。  

第十章 诡诈

诡诈是以隐蔽自己的企图作为前提的，因此它是同直率的、无所隐讳的，即直接的行动方式相对立的，就如同双关谐语和直接的表白相对立一样。因而它和说服、收买、压服等手段没有共同之处，但是和欺骗很类似，因为欺骗也同样隐蔽自己的企图。如果诡诈完全得逞，它本身甚至就是一种欺骗，但是由于它并不是直接的言而无信，因而和一般所谓的欺骗毕竟还有所不同。使用诡诈的人要使被欺骗的人自己在理智上犯错误，这些错误在最后造成一种结果，使他看不到事物的真相。因此可以说:如果双关谐语是在思想上和概念上变戏法，那么诡诈就是在行动上变戏法。  
　　初看起来，战略这个名称来源于诡诈这个词似乎不是没有道理的。尽管从希腊时代以来，战争在许多方面发生了真正的和表面的变化，但战略这个名称似乎依然表示它本来具有的诡诈的实质。  
　　如果人们认为战术是暴力行为(即战斗本身〉的实施，而把战略看作是巧妙运用战斗的一种艺术，那么，除了各种感情力量(象压缩待发的弹簧一样的炽烈的荣誉心，不易屈服的坚强意志等等)以外，其他禀赋似乎都不能象诡诈那样适合于指导和鼓舞战略活动了。上一章谈到到处要争取出敌不意时已经含有这个意思，因为任何一次出敌不意都是以诡诈(即使是很小程度的诡诈)为基础的。  
　　尽管我们非常需要了解战争中双方指挥官在狡猾、机智和诡诈方面的较量情况，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战史中很少记载这些情况，而且在大量的关系和情况中它们也很少是突出的。  
　　产生上述情况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它们与上一章所谈的大致相同。  
　　战略的活动不是别的，只是采取同部署战斗有关的措施。战略不象生活的其他方面那样，可以单纯在口头和文字上进行活动，发表谈话，草拟声明等等。但使用诡诈进行欺骗时，所要利用的却主要是这些廉价的东西。  
　　战争中也有与此类似的活动，例如，透露只是为了骗人的方案和命令，故意向敌人泄漏假情报等等。这些活动在战略范围内通常只起很小的作用，只有在个别碰巧的场合才是合适的，因此不能看作是指挥官可以随意进行的活动。  
　　但是要通过部署战斗等这样的活动使敌人受骗，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兵力，而且活动的规模越大，花费就越多。人们通常都不愿为此付出这种代价。因此，所谓佯动在战略上收到预期效果的情况是很少的。事实上，在较长时间内把大量兵力单纯用来装模作样是危险的，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不发生作用，而在决定性地点上这部分兵力却无法使用了。  
　　指挥官能够经常深刻地体会到这个平凡的道理。因此他不喜欢狡猾灵活的把戏。单调而严肃的必然性经常迫使他不得不采取直接行动，使他没有玩弄这种把戏的余地。总之，在战略这个棋盘上，是不存在诡诈和狡猾所不可缺少的灵活性的。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虽然诡诈在不妨害必要的感情力量(然而往往是有妨害的)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对统帅来说，正确而准确的眼力比诡诈更为必要，更为有用。  
　　但是，战略支配的兵力越少，就越需要使用诡诈。因此，当兵力很弱，任何谨慎和智慧都无济于事，一切办法似乎都无能为力的时候，诡诈就成为最后手段了。人们越是在绝望的处境中，就越想孤注一掷，而诡诈也就越能助长他们的胆量。在丢掉一切其他打算，不再考虑一切后果的情况下，胆量和诡诈可以相互促进，并使希望的微光集中于一点，成为一道也许还可能引起火焰的光芒。 

第十一章 空间上的兵力集中

最好的战略是首先在总兵力方面,然后在决定性的地点上始终保持十分强大的力量。因此除了努力扩充兵员（但这往往不是统而所能决定的)以外,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除了为实现迫切的任务必须把兵力调开以外,任何部队都不应该脱离主力。我们要严格遵守这一准则,并把它看作是一种可靠的行动指南。至于什么是分割兵力的合理的理由,我们将会逐步认识清楚的。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上述准则并非在每一次战争中都产生同样的效果,由于目的和手段不同,它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  
　　有些人只是糊里糊涂按照别人的习惯做法把兵力分割和分散了,但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这种现象听来好象难以置信,但却重复过几百次了。  
　　如果我们承认集中全部兵力是一个准则,而任何分散和分割兵力都只是例外,只是有了充分的根据才是可行的,那么,我们不仅可以完全避免那种愚蠢的行动,而且还可以杜绝某些分割兵力的错误理由。 

第十二章 时间上的兵力集中

我们在这里要谈的概念在实际运用时很容易引起各种各样的错觉，所以有必要把某些概念阐述和明确一下，为此，我们再来作一次简短的分析。  
　　战争是方向相反的两个力量的碰撞，从这里自然会得出结论:较强的一方不但可以抵销对方的力量，而且还可以迫使对方作反方向的运动。因此，在战争中根本不容许陆续(逐次)发挥力量的作用，同时使用规定用于一次碰撞的全部力量必须看作是基本法则。  
　　但是，只有战争确实象机械碰撞一样，才会产生上述现象。如果战争是双方力量持续不断地相互抵销的过程，那么力量的作用当然也就可以陆续发挥了。在战术上就是这样，这主要是因为火器是一切战术的重要基础，但也还有其他原因。如果在火力战中以一千人对五百人，那么双方伤亡的多寡同双方参战人数的多少都有关系。一千人发射的子弹比五百人多一倍，而一千人被击中的可能性也比五百人被击中的可能性大些(因为一千人的队形一定比五百人的队形更为密集)。假定一千人被击中的可能性比五百人大一倍，那么双方的伤亡就会相同。例如用五百人战斗的一方伤亡二百人，那么用一千人战斗的一方也同样有二百人伤亡。如果用五百人战斗的一方还有五百人保留在火力范围以外，那么，双方都还有八百个可以战斗的人。但是，其中一方的八百人中有五百人是弹药充足、体力充沛的生力军，而另一方的八百人却都是队形松散、弹药不足和体力受到削弱的士兵。不过，仅仅由于一千人比五百人多一倍，被击中的可能性就大一倍，这样的假定当然是不正确的。因此，保留半数兵力的一方也可能在一开始就受到较大的损失，这是一种不利。同时还必须承认，在一般情况下，用一千人战斗的一方一开始就拥有把敌人逐出据点和迫使敌人退却的有利条件。但是，他以后作战时只有八百名经过战斗而处于松散状态的士兵，对方却有五百名生力军，而且参战过的士兵的战斗力被削弱的程度也不会比他严重得很多，这是对他不利的。至于上述两种有利条件同这一种不利条件能否抵销，这已不是进一步分析所能明确的问题，必须依靠经验来判定。在这里，凡是稍有战争经验的人，大概没有一个人不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优势在拥有生力军的一方。  
　　由此可见，在战斗中使用过大的兵力将会导致多么大的不利。尽管使用优势兵力在最初可能带来很大的利益，但是在以后却可能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  
　　不过，只有当军队秩序混乱、队形松散和体力疲惫时，换句话说，当出现每次战斗中都会有的(胜利的一方也会有的)危机时，才有上述危险。因此，当一方的军队处于削弱状态时，对方相当数量的生力军的到来就起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当胜利一方的松散状态已经消失，只剩下胜利带来的精神方面的优势时，对方再投入生力军就不能挽回败局了，相反，这支生力军也会被卷入失败的旋涡。一支被击败的军队，是不可能依靠强大的预备队在第二天转败为胜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战术和战略之间的一个+分重要的区别的根源。  
　　战术上的成果，即在战斗进行中和在战斗结束前取得的成果，绝大部分是在队形松散和体力疲惫的情况下取得的，而战略上的成果，即整体战斗的成果或终局的胜利(不论是大是小)，却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战略上的成果，是在部分战斗的成果结合成一个独立的整体时才产生的，这时，危机已不存在，军队恢复了原来的状态，损失的只不过是实际被消灭了的那一部分。  
　　根据这种区别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战术上兵力可以逐次使用，而在战略上兵力却只能同时使用。  
　　在战术上，如果开始阶段取得的成果不能解决一切，而必须考虑到下一阶段，那么，自然会得出以下结论:为了取得开始阶段的成果，只能使用必要的兵力，而必须把其余的兵力配置在火力战和白刃战的杀伤范围以外，以便用来对付敌方的生力军，或者用来战胜已经削弱了的敌人。但在战略上却不是这样。一方面，如同我们上面指出的那样，在战略上一旦产生了成果，就无需担心敌人的反击，因为随着战略成果的出现，危机也就不存在了；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在战略上使用了的兵力都一定会受到削弱。只有在战术上同敌人冲突的那部分兵力，即参加战斗的那部分兵力，才会被敌方削弱。也就是说，只要在战术上不无谓地滥用兵力，那么被削弱的就只是不得不被削弱的那一部分，而决不是在战略上参加冲突的全部兵力。在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某些参加战斗不多甚至没有参加战斗的部队，仅仅由于它们的存在就可以同参加战斗的部队一同起决定性作用。战斗结束后，这些部队还保持着原来的状态，就象没有参加战斗的部队一样，可以用于新的目的。这种用来造成优势的部队对总的成果会有多么大的贡献，是十分清楚的。而且不难看出，有了这样的部队，在战术上参加冲突的那部分兵力的损失将会大大减少。  
　　因此，如果说，在战略上使用的兵力增多，损失不但不会增大，甚至往往会有所减少，从而我们的决战会更有保障，那么，自然可以得出结论:在战略上使用的兵力越多越好，因此，必须同时使用现有一切可以使用的兵力。  
　　但是，我们还必须从另一方面来彻底地论证这个原则。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谈的只是斗争本身。固然，斗争是真正的军事活动，但是，斗争所离不开的人、时间和空间，以及它们的作用所能产生的结果也必须予以考虑。  
　　战争中的疲乏、劳累和物资缺乏，是一种特殊的损害因素，这种因素就其实质而言并不属于斗争本身，但或多或少同斗争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同战略有密切的关系。在战术上，固然也有劳累和物资缺乏，而且可能非常严重，不过战术行动的持续时间比较短，因此它们的影响可以不必作很多的考虑。但在战略上，时间和空间的范围都比较大，这种影响往往不仅十分明显，而且经常起决定性作用。在一支常胜的军队中，疾病减员比战斗减员大得多的现象是常见的。  
　　如果象上面考察战术上的火力战和白刃战那样来考察战略上的这种损害范围，那么，当然可以设想:处于这种损害范围内的一切军队在某个战局或者其他战略阶段结束时都会陷于削弱状态，因而刚投入战场和生力军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战略上也象在战术上一样，应该用尽量少的兵力来争取开始阶段的成果，以便把生力军留在最后使用。  
　　为了对这种在许多实际使用的场合好象很有道理的思想作出确切的评价，我们必须探讨它的各个具体概念。首先，我们决不能把纯粹是以后增加的兵员同原来就有的生力军混淆起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战局临近结束时，不论是胜利的一方还是失败的一方，都迫切希望增加兵员，甚至认为这好象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因为，假如一开始就拥有足够强大的兵力，就没有必要增加兵员了。至于认为新参战的部队就其精神价值来说比作战已久的部队更值得重视，就象战术预备队比在战斗中受过很大损失的部队更值得重视一样，那是同所有的经验矛盾的。失利的战局固然能使部队的勇气和精神力量受到某种程度的挫伤，但是胜利的战局也能使勇气和精神力量得到同样程度的增强，两者平均起来，得失互相抵销，战争锻炼却象纯利一样被盈余下来了。此外，在这里应该更多地以胜利的战局为着眼点，而不是以失利的战局为着眼点，因此，如果预料失利的可能性较大，本来就兵力不足，不可能设想还把一部分兵力留待以后使用。  
　　这个问题解决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劳累和物资缺乏使军队受到的损失，是否象在战斗中一样，会随着兵力的增加而增加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必须是否定的。  
　　劳累大多是由危险引起的，而军事行动的每一个瞬间都或多或少地渗透着危险。军队要想处处避免这种危险，确有把握地行动，就必须进行大量活动，这些活动就是战术上和战略上的勤务。兵力越小，这种勤务就越繁重，兵力优势越大，这种勤务就越轻松，这一点谁能怀疑呢?因此在战局中对抗比我们兵力小得多的敌人，比对抗兵力相等或大于我们的敌人，劳累要小得多。  
　　上面所说的是关于劳累的问题。至于谈到物资缺乏，那就有所不同。物资缺乏主要指两个方面：给养品的缺乏和宿营条件(不管是舍营还是舒服的野营)的缺乏。集结在同一地点的部队越多，这两方面的物资当然也就越缺乏。但是，对于向外扩展，取得更大的空间、取得更多的给养和宿营条件来说，兵力优势岂不也是一种最好的手段吗?  
　　 1812年拿破仑进军俄国时，曾经史无前例地把军队大量集中在一条大路上，因而造成了同样是史无前例的物资缺乏，这不能不归咎于他的那条原则:在决定性的地点上集中的兵力越多越好。他在这里是否过份强调了这条原则，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如果要避免遭到物资缺乏的困难，只需在较宽的正面上前进就行了。在俄国不会缺少空间，一般地说，缺少空间的情况也是极少的。因此，从这里找不出任何根据可以证明同时使用优势很大的兵力就必然会在较大程度上削弱军队。可能有人认为:虽然把本来可以留待必要时使用的多余的兵力都用上去能减轻整个军队的负担，但大风大雨和作战时不可避免的劳累会使它减员。不过，我们认为必须把一切联系起来作全面的考察，试问:这种减员的不利是否大到足以抵销其力优势在各方面所能取得的利益呢?  
　　现在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需要加以论述。为了在部分战斗中取得某个较大的成果，要大致确定哪些兵力是必要的，哪些兵力是多余的，这并没有多大困难。但在战略上要这样做就几乎没有可能，因为战略上要获取的成果不是死板固定的，是没有明显的限度的。因此，在战术上可以看作是过剩的那部分兵力，在战略上却必须看作是可以用来伺机扩大战果的手段。利益的百分比是随战果的大小而增减的，因此，使用优势兵力很容易就可以取得谨小慎微地使用兵力所永远得不到的东西。  
　　 1812年，拿破仑依靠自己巨大优势，成功地推进到莫斯科，而且占领了这个首都。如果他依靠这一优势能够完全粉碎俄国的军队，那么，他也许可以在莫斯科缔结一个通过任何其他途径都很难得到的和约。这个例子只是用来说明上述观点，不是用来证明它，如果要证明它，就需要详尽地阐述，在这里这样做是不方便的。  
　　以上只是针对逐次使用兵力的观点说的，而不是针对预备队这个概念本身说的。固然，这些论述已经不止一次地涉及到预备队这个概念，但是，正象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谈到的那样，它还同其他一些概念有联系。  
　　在这里要明确一点:在战术范围，单是实际使用军队的时间延长，就能使军队受到削弱，因而时间是削弱军队的一个因素，但在战略范围，时间基本上不是通过本身的延长对军队发生影响的。在战略范围，虽然时间对军队也起损害作用，但是这种损害作用干部分由于兵力众多而被抵销了，另一部分则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到补偿，因此，在战略上不能单纯为了时间的缘故，就企图通过逐次使用兵力的方法使时间对自己有利。  
　　我们所以说单纯为了时间的缘故，是因为时间通过和它结合在一起的其他条件对作战一方可能产生和必然产生的影响同时间本身直接产生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不是无所谓或无足轻重的，这个问题我们将另作研究。  
　　我们要阐明的准则是:一切用于某一战略目的的现有兵力应该同时使用，而且越是把一切兵力集中用于一次行动和一个时刻就越好。  
　　但是，在战略范围也有持久地和陆续地发挥兵力的作用的问题，即逐次展开生力军的问题，特别是在生力军是争取最后胜利的主要手段时，更不能忽视这个问题。这是另一章要讨论的问题，在这里提到它，只是为了使读者不致误解，不要把上面谈到的问题误认为是我们还根本没有谈到的问题。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个同上面的论述有密切关系的问题，即战略预备队的问题，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整个问题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  

第十三章 战略预备队

预备队有两个不同的使命:第一是延长和恢复战斗，第二是应付意外情况。第一个使命以逐次使用兵力能取得利益为前提，因而在战略范围内不可能出现。把一个部队调到即将失守的地点去，这显然属于第二个使命的范畴，因为在这里不得不进行抵抗，是没有充分预见到的。如果一个部队仅仅为了延妖战斗而被留下来，被配置在火力范围以外，但仍然受这次战斗的指挥官指挥，那么它当然是战术预备队，而不是战略预备队。  
　　但是，在战略范围，也可能需要准备一定的兵力以防意外，因此，也可能需要有战略预备队，不过只是在可能出现意外情况的条件下才是这样。在战术范围，人们多半只能通过观察来了解敌人的措施，任何一个小树林和地榴都可以把敌人的措施隐蔽起来，因此人们必须经常在某种程度上准备应付意外情况，以便在以后可以加强整个部署中过于薄弱的环节，总之，要能够针对敌人的情况调整我方的兵力部署。  
　　在战略范围也必然会由现这种情况，因为战略行动同战术行动是有直接联系的。在战略上，有些部署也只有根据观察和每日每时获得的不很确实的情报以及战斗产生的实际效果才能予以确定。因此，根据情况不确实的程度保留一定兵力以备以后使用，也是战略指挥上的重要条件。大家知道，在防御中，特别是在江河、山地这一类地形的防御中，会不断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战略活动离开战术活动越远，这种不确实性就越小，当战略活动接近政治领域时，这种不确实性就几乎完全不存在了。  
　　敌人把纵队派往什么地方去进行会战，这只能通过观察去了解，敌人将在什么地方渡河，这可以从他事前暴露的某些准备措施中来了解。至于敌人可能从哪个方向侵入我国，通常还在一枪未发以前，所有的报纸就已透露了。措施的规模越大，人们就越难做到出敌不意。时间是如此之长，空间是如此之大，产生行动的各种情况又是如此明显而很少变化，以致人们或者有足够的时间来了解它，或者可以确切地推断出来。  
　　而另一方面，措施越涉及到全局，战略预备队(如果有的话)的作用也就越小。  
　　我们已经知道，部分战斗的结局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只有在整体战斗的结局中才能看到一切部分战斗的价值。  
　　但是，即使是整体战斗的结局，也只有相对的意义，这种意义的大小，取决于被击败的敌军在其全部兵力中占多大的比重和有多大的重要性。一个军的失利可以用一个军团的胜利来弥补，甚至一个军团在会战中的失利，不仅可以由一个更大的军团的胜利来抵销，而且还可以转败为胜(例如1813年在库耳姆的两天会战)，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怀疑的。但是，被击败的那一部分敌军越重要，胜利(整体战斗的胜利)的重要性也就越有独立的意义，敌人通过以后的行动来挽回失败的可能性也就越小，这一点也同样是很清楚的。至于如何进一步明确这一点，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进行研究，在这里，只要读者知道这种关系无疑是存在的就够了。  
　　现在，我们在上述两点以外再加上第三点:如果说在战术上兵力的逐次使用总是使决定性行动推延到整个行动的末尾，那么在战略上同时使用兵力的准则却几乎总是使主力决战(不一定是最后决战)在一次大规模行动的开始就进行。这样，我们根据这三点结论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战略预备队的使命越广泛，战略预备队的必要性就越小，好处就越少，带来的危险就越大。  
　　要指出从哪里开始战略预备队的存在就变得不合理了，这并不困难。主力决战就是这个起点。在主力决战中全部兵力必须都使用进去，把现有军队组成的任何预备队留在主力决战以后使用都是荒谬的。因此，如果说在战术上预备队可以看作是应付意外的手段，而且是战斗失利时挽救无法预见的后果的手段，那么，在战略上，至少在太规模的决战中就不应该使用这种手段。在战略上，某一处的失利通常只能通过别处取得的胜利来挽救，在少数情况下可以把别处的兵力调来挽救败局，但是决不应该也不允许有为了挽回败局而预先保留兵力的思想。  
　　我们认为，建立一支不参加主力决战的战略预备队的思想是错误的。这一点本来已经非常明显，如果不是这种思想在别的概念的伪装下还显得很不错，而且经常出现的话，我们就根本不会在这两章作这样的分析了。有人认为这是战略上智谋和谨慎的精华，有人则把它连同任何预备队(因而也连同战术预备队)一概否定掉。这种混乱思想也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人们想看一看这方面突出的例子，那么可以回忆一下1806年的事件。那时普鲁士曾经把符腾堡欧根亲王指挥的二万人的预备队留在马克，结果这支预备队未能及时赶到扎勒河，另外还把二万五千人留在东普鲁士和南普鲁士，作为预备队以备以后使用。  
　　看到这些例子，人们就不会责备我们无的放矢了。 

第十四章 兵力的合理使用

如同我们说过的那样,人的思路很少是仅仅沿着某些原则和观点发展的直线,它总有自由活动的余地。在实际生活的一切艺术中就是如此。用横坐标和纵坐标是描不出美的线条的,用代数公式是作不出圆和椭圆的。因此,指挥官有时必须依靠高度准确而迅速的判断(这是天赋的敏感和锻炼出来的深入思考的能力所形成的),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就察明真相,有时必须把规律概括成明确的要点作为行动的规则,有时还必须把惯用的方法作为行动的依据。  
　　我们认为,经常注意使所有兵力都发挥作用,换句话说,随时随地注意不把任何一部分兵力搁置不用,这就是一种概括出来的要点,就是智力活动的一种依据。谁在不必要的地方配置过多的兵力,谁在敌人攻击时还让一部分军队在行军,也就是说,有一部分军队没有发挥作用,谁就是不善于合理地使用兵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有而不用比用而不当更为不好。一旦需要行动,首先就要使所有的军队都行动起来,因为即使是最不恰当的活动,也可以牵制或击败一部分敌人,而完全搁置不用的军队,在那时却是完全不起作用的。显而易见,这个观点同前三章阐述的原则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一个真理,我们只不过是从更广泛的角度进行考察,把它归纳成一个单独的概念而已。 

第十五章 几何要素

究竟几何要素(即兵力配置的形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战争中的重要因素?在筑城术中，我们看到几何学几乎支配着从大到小的一切问题。在战术上，几何学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在狭义的战术中，即在关于军队运动的理论中，几何学是基础。在野战筑城中，以及在关于确定阵地和对阵地进攻的学说中，几何学上的角和线象决定一切的立法者一样居于统治地位。在这里，有些几何要素被滥用了，而另外一些则只是毫无作用的游戏。但在每战必求包围敌人的现代战术中，几何要素又重新具有了巨大的作用，它们被简单地，但却反复地应用着。尽管如此，现代战术比起要塞战来，它的一切都不那么死板，精神力量、个人特性和偶然性都起着较大的作用，因而儿何要素不象在要塞战中那样占统治地位。在战略范围，几何要素的影响就更小了。在这里兵力配置的形式和国土的形状固然也有很大的影响，但几何要素不象在筑城术中那样起决定性作用。也远不象在战术中那样重要了。至于这种影响是以什么方式表现出来的，在以后当几何要素再次出现并值得加以考虑时，我们才能逐步予以阐明。在这里我们只想使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在战术范围和战略范围是有差别的。  
　　在战术范围，时间和空间容易变得很小。一个部队如果翼侧和背后都受到敌方的攻击，就会很快陷于完全无法退却的困境。这是一种接近于完全无法继续战斗的处境，必须设法摆脱它，或者预先防止陷入这种境地。为此而采取的行动一开始就具有巨大的作用——主要是使敌人对后果产生顾虑。因此，兵力配置的几何形式是产生上述作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但在战略范围，空间很大，时间很长，因而这一切只产生微弱的影响。人们不能从一个战区射击到另一个战区，实现一个预定的战略迂回往往需要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而且空间是如此广阔，即使采取最好的措施，要想分毫不差地达到目的也只有很小的可能性。  
　　因此，在战略范围，这类行动的作用(即几何要素的作用)要小得多，正因为这样，在某一地点实际取得的胜利的作用就大得多。这一胜利在没有被可能的失败部分地或全部地抵销以前，是有时间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因此，我们敢于肯定地说在战略上更为重要的是战斗胜利的次数和规模，而不是联系这些战斗的几何形式，这是一条已定的真理。  
　　但是，与此相反的观点却成为现代理论中人们喜爱的论题，他们认为，有了这种观点就可以使战略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他们又把战略看作是更高的智力活动，并且以为这样就可以使战争更为高贵，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使战争更加科学化。我们认为，一个完善的理论的主要用处就在于揭穿这种谬论的迷惑作用。由于这种现代理论常常以几何要素这个主要概念为出发点，因此我们特别强调这个问题。 

第十六章 军事行动中的间歇

如果把战争看作是相互消灭的行为，那么，就必然认为，双方一般说来都是在前进的。但是也同样必然认为，就某一时刻来说，只有一方在前进，而另一方一定在等待。因为双方的情况决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或者不可能是永远相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可能变化，因而当前这个时刻对这一方就会比对另一方有利。假定双方统帅都完全了解这一点，那么，一方前进的根据同时也成为另一方等待的根据。因此，在同一个时刻双方不会都感到前进有利，也不会都感到等待有利。在这里，双方不可能同时抱有同样目的的原因不是一般的两极性(因此同第二篇第五章的论点并不矛盾），而是双方统帅定下决心的根据实际上是同一个情况，也就是情况改善还是恶化的可能性。  
　　即使双方的情况完全相同，或者由于统帅对对方情况了解不够，误认为情况是完全相同的，仍然不可能产生间歇，因为双方的政治目的是不同的。从政治上看，双方必然有一方是进攻者，双方的企图如果都是防守，那就不会发生战争了。进攻的一方抱有积极的目的，防御的一方只有消极的目的；进攻的一方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积极的目的。因此，即使双方的情况完全相同，积极的目的也会促使进攻的一方行动。  
　　根据这种想法，军事行动中的间歇严格说来是同战争的性质矛盾的，因为两支军队是两敌对的因素，任何一方必然在不停止地消灭对方，就象水和火永远不能相容，不到一方完全消失，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决不会停止。但是，我们对两个摔跤者长久地扭在一起僵持不动的现象又如何解释呢?军事行动本来应该一刻不停地进行，就象上紧发条的钟表一刻不停地运动一样。但是，不管战争的性质多么暴烈，它总还受人的弱点的限制，人们一方面在追求危险和制造危险，同时却又害怕危险，战争中有这种矛盾，人们是不会感到惊奇的。  
　　如果我们浏览一下战史，往往可以看到问上述情况相反的现象，在战争中为了达到目标并不总是不停顿地前进，间歇和停顿是军队的基本状态，而前进却是例外。这几乎使我们怀疑上述观点的正确性。但是，尽管战史上的大量事实所证明的是这样，最近的一系列事件却恰好证明了我们前面的观点。革命战争充分表明了这个观点的现实性，也充分证明了它的必然性。在革命战争中，特别是在拿破仑的各次战局中，战争的进行达到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力量的程度，我们认为这是暴力的自然规律。这样看来，战争达到这种程度是可能的，既然是可能的，也就是必然的。  
　　事实上，如果不是为了前进，在战争中付出许多力量又如何解释呢?面包师只是为了要烤面包才烧热炉子;人们只是为了要用车才把马套在车上。如果除了使对方付出同样大的力量以外不想得到任何其他东西，那又为什么要作这样巨大的努力呢?  
　　关于这个原则的总的方面，我们就谈这么多，现在再来谈谈它在现实中的变化，当然，这里只是指事物性质决定的变化，而不是指一些具体情况所引起的变化。  
　　在这里必须指出引起变化的三个原因，它们是内在的牵制力量，可以阻止战争这个钟表走得太快或无休止地走下去。  
　　第一个原因是人本性上的怯懦和优柔寡断。它使行动具有经常趋于停顿的倾向，囱而是一种抑制因素，它是精神世界中的重力，但不是由引力引起的，而是由斥力引起的，也就是说是由害怕危险和害怕负责任引起的。  
　　在战争的烈火中，一般人会显得很笨重，因此要持续不断地运动，就必须有更强大的动力不断地推动他。仅仅有战争目的还不足以克服这种重力，如果没有善战和敢作敢为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战争中就象鱼在水中一样适得其所)作主宰，没有来自上级的巨大责任的压力，那么停顿就会变成常事，前进就会成为例外。  
　　第二个原因是人的认识和判断都是不完善的。这在战争中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显得更为突出，因为人们很难每时每刻都很确切地了解自己的情况，至于敌人的情况，由于是隐蔽的，所以只能根据不多的材料加以推测。因此，常常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实际上等待只对?方比较有利，但双方却都认为对自己有利。于是就象我们在第二篇第五章中讲过的那样，每一方都认为等待另一个时刻是明智的。  
　　第三个原因是防御比较强而有力。它象钟表里的制动装置一棒与会使行动时时停顿下来。甲方可能觉得力量太弱而不能进攻乙方，但不能因此作出结论说，乙方就有足够的力量进攻甲方。防御能够增强力量，因此，如果一方不进行防御而采取进攻，那么他不仅会失去这种力量，反而会把它转给对方。形象地说，就是a+b和a一b的差等于2b。因此，双方不仅同时都会觉得无力进攻，而且实际上也是如此。  
　　这样，人们就为谨慎小心和对巨大危险的害怕在军事艺术中找到了立足点，证明它们是合理的，从而抑制战争所固有的暴烈性。但是，这些原因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在过去那些不是重大利害冲突引起的战争中会有长时间的问歇，在这些战争中，十分之九的时间是在无所作为中度过的。这种现象主要是一方的要求和另一方的状况和情绪对战争的影响引起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论战争的性质和目的那一章中已经谈过了。  
　　这一切可能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以致使战争成为不伦不类的东西。这样的战争往往只是一种武装监视，或者只是为了支持谈判而摆出的威胁的姿态，或者只是使自己先处于稍微有利的地位而后相机行事的一种缓和的行动，或者只是勉强履行并非出于自愿的同盟义务。  
　　在所有这些场合，利害冲突不大，敌对因素不强，每一方都不想对对方采取过分的行动，也都不十分害怕对方，简单地说，没有很大的利害关系逼迫和驱使他们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政府下的赌注不会很大，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温和的战争，而真正的战争所具有的仇恨情绪受到了束缚。  
　　战争越是这样不伦不类，必然性就越少，偶然性就越多，建立理论就越缺乏必要的根据和基础。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战争中，才智也是能够发挥作用的，而且同在其他战争中比较起来，它的表现形式也许更为多种多样，它的活动范围也许更为广泛，就象赌金币的赌博变成了小买卖一样。在这里，作战的时间都花费在装模作样的小行动上，即半真半假的前哨战，没有任何效果的长时间的部署，以及被后人称颂为大有学问的布阵和行军上(所以被称颂为大有学间，因为这样做的一些微小原因已经不得而知，而一般人又无法想象出来)。恰好就在这里，某些理论家发现了真正的军事艺术，他们从古代战争中运用的虚剌、防刺、防右下刺和防左上刺中找到了所有理论研究的对象，发现智力比物质重要。他们认为最近几次战争反而是野蛮的搏斗，是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而且只能看作是向野蛮时代的后退。这种观点象它论及的对象一样，是毫无价值的。在缺乏巨大的力量和伟大的激情的地方，小聪明当然就容易发挥作用。但是，指挥庞大的军队作战，象在狂风骇浪中掌舵一样，难道不是一种更高的智力活动吗?难道上述的击剑术式的作战方法就不包括在真正的作战方法之内吗?难道前者和后者的关系不象人在船上的运动和船本身的运动的关系一样吗?实际上，这种击剑术式的作战方法只有在对方并不强于我方的条件下才能采用。但是，难道我们能够知道这种条件能保持多久吗?难道法国革命不是正在我们幻想旧式作战方法稳妥可靠的时候袭击了我们，把我们从夏龙赶到莫斯科的吗?难道腓特烈大帝不是用类似的方式使安于老一套战争习惯的奥地利人大吃一惊，并震撼了奥地利王朝吗?在对付一个只受内在力量限制而不受其他任何法则约束的野蛮的敌人时，一个政府如果采取不坚决的政策，运用墨守成规的军事艺术，那就太可怜了!这时，行动和努力上的任何懈怠都会增强敌人的力量。一个击剑运动员用他那套架势去摔跤是不那么容易的，往往只要被轻轻的一推，就会被摔倒在地上。  
　　从上述所有的原因中可以看出，一次战局中的军事行动不是连续不断的，而是有间歇的；因此，在各次流血行动之间总有一个双方都处于守势而互相观望的时期；但一般说来，抱有较高目的的一方主要采取进攻的原则，它处于前进的状态，因此它的观望态度是稍有不同的。 

第十七章 现代战争的特点

人们必须考虑现代战争的特点，这种考虑对一切作战计划，特别是对战略计划有很大的影响。  
　　拿破仑的幸运和大胆使过去人们惯用的一切作战手段都变得一文不值，许多第一流的强国几乎被他一击即溃。西班牙人通过他们顽强的斗争表明，民众武装和起义尽管在个别方面还有缺点和不够完善，但总的说来是能起很大作用的。俄国的1812年战局告诉我们:第一、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是不可征服的(其实这一点是人们早就应该知道的)，第二、会战的失利、首都的沦陷和某些地区的失守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减少最后胜利的可能性(过去，所有外交官都把这种情况会减少胜利的可能性看作是一条金科玉律，因此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就立即准备暂时接受一个不利的和约)。这次战局又说明，当敌人进攻的力量已经枯竭时，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防御的一方往往就成为最强大的。这时，转守为攻具有十分巨大的力量。1813年的普鲁士进一步说明，紧急地建立民兵可以使军队增加到平时兵力的六倍，这些民兵在国外象在国内一样可以使用。上述这些情况表明，民心和民意在国家力量、军事力量和作战力量中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因素。既然各国政府已经知道这些辅助手段，就很难设想，它们在未来战争中会不使用这些手段，不管是危险威胁了它们的生存也好，还是强烈的荣誉心驱使它们这样作也好。  
　　显而易见，双方用全国力量进行的战争和只依靠常备军进行的战争，是按不同的原则组织的。以往的常备军好象是舰队，陆军同国家其他方面的关系和海军同国家其他方面的关系一样，，因此陆军的军事艺术曾经采用过海军战术中的某些原则，而现在却完全不采用那些原则了。  

第十八章 紧张与平静—战争的力学定律

我们在本篇第十六章中已经谈过二在大多数战局中，间歇和平静的时间比行动的时间要长得多。尽管我们在第十章中又谈到现代战争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真正的军事行动总还是被或长或短的问歇所中断。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两种状态的实质作进一步的探讨。  
　　如果军事行动中发生了间歇，也就是说，双方都不抱积极的目的，那么就会出现平静，因而也就出现均势。当然，这里指的是最广义的均势，不是仅指军队的物质力量和精带力量的均势，而是还包括一切关系和利害在内的均势。但是只要双方中有一方抱有新的积极目的，并且为此进行了活动(即使只是一些准备活动)，而对方对此采取了对策，那么双方之间就会出现紧张;这种紧张状态将持续到决战结束时为止，也就是说，直到一方放弃自己的目的或者另一方作了让步时为止。  
　　在双方一系列战斗效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决战结束以后?接着就会出现向这一方面或那一方向的运动。  
　　如果这个运动遇到必须克服的困难(如内部阻力)或新出现的对抗力量的作用而衰竭下来，那么，不是再度出现平静，就是出现新的紧张和产生新的决战，然后又会出现一个新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方向相反的运动。  
　　把均势、紧张和运动作这样理论上的区分，对实际活动来说比初看起来更为重要。  
　　在平静和均势的状态下，也可能有某些活动，但这些活动只是偶然的原因引起的，而不是能导致重大变化的目的引起的。这些活动也可能是很大的战斗，甚至是主力会战，但是它们的性质毕竟是完全不同的，，因而往往产生不同的效果。  
　　在紧张状态下，决战总是具有更大的效果，这一方向是因为在这时人们的意志能发挥更大的力量，环境会产生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大规模的行动已经有了各方面的准备。这样的决战犹如密封的火药在爆炸，而同样规模的事件如果在平静状态中发生，却仿佛是散放着的火药在燃烧。  
　　此外，不言而喻，紧张的程度必然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从最紧张的状态到最弱的紧张状态之间有各种不同程度的紧张状态，而最弱的紧张状态同平静状态之间就只有很小的区别了。  
　　上述考察中对我们最有益的是下面的结论:同样的措施在紧张状态中比在均势状态中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和更好的效果，而在最紧张的状态中，其重要性就最大。  
　　例如，瓦尔密炮击"比霍赫基尔希会战89更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敌人无法防御而放弃的地区上驻防，同在敌人为了等待更有利的决战时机而退出的地区上驻防，应该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抗击敌人的战略进攻时，一个不合适的阵地，或者一次错误的行军，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在均势状态中，这些缺点只有在特别突出的时候才会促使敌人行动。  
　　象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以往大多教战争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均势中度过的，或者，至少是在程度较轻、间歇较长和作用较小的紧张中度过的。在这种状态下发生的事件很少会产生很大的结果，它们有时只是为了庆祝女皇的诞辰(霍赫基尔希会战)，有时只是为了争取军人的荣誉(库涅斯多夫会战)，有时只是为了满足统帅的虚荣心(弗赖贝克会战)。  
　　我们认为统帅必须清楚地辨别这两种状态，并且能针对这两种状态合理地行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求。但1806年战局的经验却告诉我们，人们往往离开这个要求还很远。当时的情况要求把一切都集中在主力决战的高度紧张状态中，统帅本来应该把全部力量都用在这个事关重大的主力决战上，然而，却只是提出了一些措施，即使有一些措施确已付诸实施(例如对弗兰肯进行侦察)，也不过是一些只能在均势状态中引起微弱振动的活动而已。人们只注意了这些引起混乱和浪费精力的措施和意见，却把唯一能够挽救大局的必要措施遗忘了。  
　　为了进一步阐述我们的理论，我们认为这种理论上的区分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关于进攻和防御的关系以及实施进攻和防御所要谈的一切都同危机状态(各种力量在紧张和运动时所处的状态)有关，而在均势状态中进行的一切活动，我们只看作是派生的东西，因为危机是真正的战争，而均势状态只不过是危机的反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