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论》

【名称】《暴力论》
【作者名】恩格斯
【朝代（国家）】德国
【作者简介】
　　恩格斯，F．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K．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德国莱茵省巴门市（今乌培塔尔市）一个纺织厂主家庭。少年时就学于巴门市立学校，1834年转入爱北斐特理科中学。1837年其父坚持要他辍学经商。1年后到不来梅一家商行供职。当时德国正面临民族统一和民主革命的任务，恩格斯被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所吸引，同青年德意志运动发生联系。1839年春，在该派机关刊物《德意志电讯》发表《乌培河谷来信》，揭露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虔诚主义的黑暗，倾注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1841年9月，恩格斯到柏林服兵役。并在柏林大学听课，研究黑格尔哲学，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1841年底和1842年初写出《谢林与启示》等 3篇文章，抨击为普鲁士政府服务的哲学家F．W．J．von谢林，维护G．W．F．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青年黑格尔派从事进步活动的功绩，在德国哲学界引起轰动，在国外也有强烈反响。这时，恩格斯在政治上和世界观上虽然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但他重视革命实践，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实际斗争中，逐步意识到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同德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再加上L．A．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影响，他开始向唯物主义者转变。　　

　　1842年11月，恩格斯到英国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棉纺厂当职员，接触到真正的产业无产阶级。他和工人交往，参加他们的集会和斗争，并同宪章运动领袖建立联系。为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恩格斯进行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他分析英国的社会状况，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为宪章运动机关报《北极星报》和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撰稿。1844年3月，在《德法年鉴》上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两篇文章，以社会主义观点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指明一切弊端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的结果，论述社会主义革命和消灭私有制的不可避免性，批判英国历史学家T．卡莱尔的唯心史观，初步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清楚地表明恩格斯已经完成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与马克思合作创立和丰富马克思主义　1844年 8月，恩格斯在回德国途中拜访侨居巴黎的马克思，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决定为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制定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而奋斗。同年 9月，与马克思合写《神圣家族》一书，批判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1845～1846年间两人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指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系统地论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探讨历史上各种所有制的形式，论证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这部著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系统的阐述。1845年，恩格斯根据他在英国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材料，写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第一次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它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必然推动它去争取自身的解放；而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政治力量。　　

　　为了把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恩格斯和马克思于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同各国的社会主义团体建立联系，宣传科学社会主义。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应邀加入德国工人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并积极参加它的改组工作。恩格斯出席同盟在6月召开的第1次代表大会，向大会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把旧的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他为新的同盟先后起草两个纲领草案：《共产主义信条》和《共产主义原理》。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书中指出，共产主义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在同年11～12月同盟第 2次代表大会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受大会委托，在前两个纲领草案的基础上负责起草党的纲领。1847年12月～1848年 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公开升起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是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1848年欧洲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为德国无产阶级制定了行动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德国三月革命爆发后，他们立即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恩格斯除协助马克思创办《新莱茵报》外，亲身参加南德和爱北斐特地区保卫革命成果的几次激烈战斗，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革命失败后，1849年11月10日恩格斯流亡伦敦与马克思会合，担负起重建同盟中央委员会和地方组织的工作，着手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教训。1850～1852年先后写了《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德国农民战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并与马克思合写《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分析革命失败的原因，论证工农联盟的必要性，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1850年，恩格斯重返曼彻斯特从事他十分厌恶的经商活动，以便在经济上接济马克思，使之能够完成《资本论》的写作。工作之余，他还研究自然科学和军事科学，就各种理论问题同马克思交换意见，写了大量军事、政治论文。恩格斯极其关心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在第一国际前期，尽管他无法直接参与活动，仍通过信件和马克思讨论有关国际的重大问题。他很关心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写过不少论述波兰问题的文章。他在《波斯和中国》、《俄国在远东的成功》等文章中，揭露沙皇俄国和英国对中国的侵略，预言今后必将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1870年 9月，恩格斯从曼彻斯特迁居伦敦。10月，当选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在国际的后期发表《论权威》等名著，总结了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批判了巴枯宁派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70年代初期，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关心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长。在1875年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合并时，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批评了爱森纳赫派领导人无原则妥协的错误和哥达纲领中的拉萨尔主义观点。两派合并后，杜林主义危及德国党的理论基础。1877～1878年恩格斯写出《反杜林论》，深刻批判Е．К．杜林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哲学、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和假社会主义，第一次系统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1880年，把《反杜林论》一书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改编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小册子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中广为传播，被马克思称作“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　　

　　恩格斯重视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批判自然科学领域的反动哲学思潮，研究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和发展。从1873年开始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写了许多札记和片断。其中《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科学地解决了人类起源的问题。这些手稿在恩格斯逝世后被编成《自然辩证法》一书出版。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1883年3月马克思逝世，恩格斯担负了整理和出版马克思文献遗稿工作。1885年和1894年先后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完成了马克思未竟之业，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884年，恩格斯发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论述原始社会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揭示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阶级对抗和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的起源和实质，指明私有制、阶级、国家消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批判资产阶级学者、拉萨尔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国家问题的谬论。1886年，他发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系统地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L．A．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及唯心史观，精辟地论述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从1890年起，他在有关唯物史观的一系列著名通信中，驳斥了E．E．P．巴尔特等资产阶级学者以及德国党内“青年派”等机会主义者的观点，在全面论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基础上，着重阐明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进一步论述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的原理，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在从事理论工作的同时，还肩负着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担。1889年7月，在他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第二国际，进一步团结和发展了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使社会主义运动获得广阔的发展。他帮助和指导德、法、英等国社会主义政党开展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先后写出《1845～1885年的英国》、《〈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等序文和书信，深刻地批判了各种机会主义思潮，指导各国党制定正确的纲领和策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1894年写出《法德农民问题》一文，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斗争中与农民结成联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阐述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引导农民走向农业合作化的纲领和步骤，强调对小农不能用暴力剥夺，而应通过示范把他们逐步引向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重要著作。1895年 3月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新版写了导言，分析和总结1848年以来无产阶级斗争条件和方法的变化。1895年8月5日在伦敦病逝。骨灰罐由他的亲密战友F．列斯纳等遵照遗嘱投葬于英国伊斯特勃恩岩崖附近海中。

【正文】
暴　力　论 


  “在我的体系中，一般政治对经济法的形式的关系被规定得十分肯定，同 时又 十分独特 ，为了使研究易于进行而特别把这点指出来，想必不会是多余 的。 政治 关系的形式是 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 ，而经济的依存不过是一种 结果 或特殊情形，因而 总是次等的事实 。有些最新的社会主义体系把完全相反的 关系的一目了然的假象当作指导原则，他们以为政治的从属似乎是从经济状 态中产生的。当然，这些次等的结果本身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在目前是最能使 人感到的；但是 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 中去寻找，而不是从间接 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 

在另一个地方也是这样，在那里杜林先生 

  “从这样的原理出发：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相反的关系 只是次等的相反结果……　只要人们把政治组合不是看作达到自己目的的 出发点，而仅仅把它当作达到 糊口目的的手段 ，那么不管这些人看来是多么 激进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他们总是包藏着一部分隐蔽的反动性”。 

   这就是杜林先生的理论。它在这里和其他许多地方都是被简 简单单地提出的，可以说是颁布下来的。在厚厚的三大部书里，任 何地方都没有作过证明这一理论或者反驳相反意见的哪怕一点点 尝试。即使论据像乌莓子一样便宜 ３ ０ １ ，杜林先生也没有给我们拿出 

一个来。事情本来已经由鲁滨逊奴役星期五这一著名的原罪证明 了。这是一种暴力行为，因而是一种政治行为。这种奴役构成了到 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的出发点和基本事实，并给这一历史灌注了 非正义的原罪，而且灌注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它在往后的时期中 只是有所缓和，只是“变为较为间接的经济依存形式”；同样，直到 现在还通行的全部“基于暴力的所有制”也是以这种原始奴役为基 础的，—— 正因为如此，很显然，一切经济现象都应该由政治原因 来解释，即由暴力来解释。而谁对此不满意，谁就是隐蔽的反动派。 
   首先应当指出，一个人只有像杜林先生那样自以为是，才能把 这个毫不独特的观点看得“十分独特”。把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看 作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东西的这种观念，像历史学本身一样已经 很古老了，并且主要是由于这种观念的存在，保留下来的关于人民 发展的材料竟如此之少，而人民的发展正是在这个喧嚣的舞台背 后悄悄地进行的，并且起着真正的推动作用。这种观念曾支配已往 的整个历史观，只是法国复辟时代的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 ① 才 使之发生动摇；在这里，“独特”的只是杜林先生对这一切又毫无所 知。 
   其次，即使我们暂且认为，杜林先生关于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 史可以归结为人对人的奴役的说法是正确的，那还远未弄清事情 的根底。反而首先发生了这样的问题：鲁滨逊为什么要奴役星期五 呢？单是为了取乐吗？完全不是。相反地，我们看到，星期五是“被 迫作为奴隶或单纯的工具去从事 经济的 劳务，而且也只是作为工 具被养活着”。鲁滨逊奴役星期五，只不过是要星期五为鲁滨逊的 利益来劳动。但是鲁滨逊怎样能够从星期五的劳动中获得好处呢？ 



① 指奥·梯叶里、弗·基佐、弗·米涅和阿·梯也尔。—— 编者注 

这只是因为星期五以他的劳动所生产的生活资料，多于鲁滨逊为 维持他的劳动能力而不得不给予他的东西。因此，鲁滨逊违背了杜 林先生的明确的规定，把由于奴役星期五而造成的“政治组合不是 看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出发点，而仅仅把它 当作 达到 糊口目的的手 段 ”，现在可以让他自己想想，他怎样去向他的主人和师长杜林交 代。 
   这样，杜林先生为了证明暴力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特 意编造的天真的例子证明：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 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同 样，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具有大得多的基础 性。因此，上述例子证明的同它所要证明的正好相反。在鲁滨逊和 星期五的例子上如此，在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统治和奴役的事例上 也都是如此。用杜林先生的优雅词汇来说，压迫始终是“达到糊口 目的的手段”（指最广义的糊口目的），但是无论何时何地，它都不 是什么为“达到自己目的”而实行的政治组合。只有像杜林先生这 样的人才能设想，捐税在国家中只是“次等的结果”，或者，进行统 治的资产阶级和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的目前的政治组合是为“达到 自己目的”而存在，而不是为了进行统治的资产者的“糊口目的”， 即为了榨取利润和积累资本而存在。 
   现在回过头来再谈我们的两个男人。鲁滨逊“手持利剑”把星 期五变成自己的奴隶。但是鲁滨逊为了做到这一点，除利剑之外还 需要别的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使用奴隶服役。为了能使用奴 隶，必须掌握两种东西：第一，奴隶劳动所需的工具和对象；第二， 维持奴隶困苦生活所需的资料。因此，先要在生产上达到一定的阶 段，并在分配的不平等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奴隶制才会成为可能。 要使奴隶劳动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还需要大 


得多的生产、贸易和财富积聚的增长。在古代自然形成的土地公有 的公社中，奴隶制或是根本还没有出现，或是只起极其次要的作 用。在最初的农民城市罗马，情形也是如此；当罗马变成“世界城 市”，意大利的地产日益集中于人数不多的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阶级 手里的时候，农民人口才被奴隶人口所排挤。波斯战争时期，在科 林斯奴隶数目达到４６万，在埃吉纳岛达到４７万，平均每个自由民 有１０个奴隶， ３ ０ ２ 为此，除“暴力”之外，还需要其他东西，即高度发 展的工艺美术业和手工工业以及广泛的贸易。美国的奴隶制对暴 力的依赖，要比它对英国的棉纺织工业的依赖少得多；在不种植棉 花的地方，或者不像边境各州那样为各植棉州蓄奴的地区，奴隶制 未经使用暴力就自行消失，这仅仅是因为奴隶制不上算。 
这样，杜林先生把现代的所有制叫作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并且 称它为 

“这样一种统治形式，这种统治形式的 基础 不仅在于禁止同胞使用天然 的生活资料，而且更重要得多的是在于强迫人们从事奴隶的劳役”—— 

他就把全部关系弄颠倒了。 
   要强迫人们从事任何形式的奴隶的劳役，强迫者就必须拥有 劳动资料，他只有借助这些劳动资料才能使用被奴役者；而在实行 奴隶制的情况下，除此以外，他还必须拥有用来维持奴隶生活所必 需的生活资料。这样，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必须拥有一定的超过平 均水平的财产。但是这种财产是怎样来的呢？无论如何，很清楚， 虽然财产 可以 由掠夺而得，就是说 可以 建立在 暴力 基础上，但是决 不是必须如此。它可以通过劳动、偷窃、经商、欺骗等办法取得。无 论如何，财产必须先由劳动生产出来，然后才能被掠夺。 
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的出现，决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相反 


地，在一切文明民族的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中，私有财产已经存在 了，虽然只限于某几种对象。在这种公社的内部，最初是在同外地 人进行的交换中，它就已经发展成 商品 的形式。公社的产品越是采 取商品的形式，就是说，产品中为生产者自己消费的部分越小，为 交换目的而生产的部分越大，在公社内部，原始的自发的分工被交 换排挤得越多，公社各个社员的财产状况就越不平等，旧的土地公 有制就被埋葬得越深，公社也就越迅速地瓦解为小农的乡村。东方 的专制制度以及东征西讨的游牧民族的不断更迭的统治，几千年 来都对这些旧的公社无可奈何；由大工业产品的竞争引起的自然 形成的家庭工业的逐渐破坏，却使公社日益瓦解。在这里，像目前 在摩泽尔河地区和霍赫瓦尔德地区仍在进行的“农户公社”公有耕 地的分配一样，谈不上什么暴力；农民恰恰认为，耕地公有被耕地 私有取而代之，对自己是有利的。 ① 甚至原始贵族的形成，像在克 尔特人中、日耳曼人中和印度旁遮普是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发 生的那样，最初也完全不是基于暴力，而是基于自愿和习惯。私有 财产的形成，到处都是由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发生变化，都是为 了提高生产和促进交流—— 因而都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在这里，暴 力根本没有起任何作用。显然，在掠夺者能够 占有 他人的财物以 前，私有财产的制度必须是已经存在了；因此，暴力虽然可以改变 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 
   甚至“强迫人们从事奴隶的劳役”的最现代的形式，即雇佣劳 动，我们也不能用暴力或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去说明。我们已经说 过，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即不是为自身消费而是为交换所进行的 



① 参看格·汉森《特利尔专区的农户公社（世代相承的协作社）》１８６３ 
年柏林版。—— 编者注 


产品生产，对古代公社的瓦解，因而对私有制的直接或间接的普遍 化，起了怎样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杜 林先生小心翼翼地对此甚至一字不提），商品生产达到一定的发展 程度，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在这个阶段上，“以商品生产和商 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 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表现为最初行为的等价物 交换，已经变得仅仅在表面上是交换，因为，第一，用来交换劳动力 的那部分资本本身只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劳动产品的一部 分；第二，这部分资本不仅必须由它的生产者即工人来补偿，而且 在补偿时还要加上新的剩余额〈余额〉……　最初，在我们看来，所 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　现在〈据马克思分析的 结果〉，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的权利， 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 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 果” ① 。换句话说，即使我们排除任何掠夺、任何暴力行为和任何欺 骗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劳 动，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都只是相等的价值和相等的价值进 行交换，那么，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要产生现代资 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一个人数很少的 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被降低到没有财 产的无产者的地位，出现狂热生产和商业危机的周期交替，出现整 个现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全部过程都为纯经济原因所说明，而毫 不需要掠夺、暴力、国家或任何政治干预。“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在 这里，原来也不过是用来掩饰对真实的事物进程毫不了解的一句 



① 参看本选集第２卷第２３６—２３７页。—— 编者注 

大话。 历史地说，这个进程是资产阶级的发展史。如果“政治状态是 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那么，现代资产阶级就不应当是在反 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应当是封建制度自愿生产的 宠儿。任何人都知道，实际情形正好相反。起初，市民等级是一个 被压迫的等级，它不得不向进行统治的封建贵族交纳贡税，它由各 种各样的依附农和奴隶出身的人补充自己的队伍，它在反对贵族 的不断斗争中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阵地，最后，在最发达的国家中 取代了贵族的统治；在法国它直接推翻了贵族，在英国它逐步地使 贵族资产阶级化，并把贵族同化，作为它自己装满门面的上层。它 是怎样达到这个地步的呢？只是通过“经济状况”的改变，而政治状 态的改变则是或早或迟，或自愿或经过斗争随之发生的。资产阶级 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是城市反对乡村、工业反对地产、货币经济反 对自然经济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市民的决定性的武器是他们的 经济上的 权力手段，这些手段由于工业（起初是手工业，后来扩展 成为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扩展而不断增长起来。在这整个 斗争中，政治暴力始终在贵族方面，只有一个时期是例外，那时王 权利用市民等级反对贵族，以便利用一个等级去控制另一个等级； 但是，自从政治上还软弱无力的市民等级因其经济力量的增长而 开始变得危险起来的时候起，王权又和贵族联合起来，因而起初在 英国随后在法国引起了市民等级的革命。在法国，在“政治状态”还 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经济状况”已经发展得超过它了。就政治状 态来说，贵族拥有一切，市民一无所有；可是就社会状况来说，那时 市民是国家里最重要的阶级，而贵族已经丧失了他们的全部社会 职能，他们只是继续取得固定收入，以作为失去这些职能的补偿。 不仅如此，市民等级在他们的全部生产中，还受到早已被这种生产 


（不但被工场手工业，而且甚至被手工业）所超过的中世纪封建政 治形式的箝制，受到所有那些已经成为生产的障碍和桎梏的无数 行会特权以及各地和各省的关税壁垒的箝制。市民等级的革命结 束了这种状况。但是，革命不是按照杜林先生的原则，使经济状况 适应政治状态（贵族和王权在长时期内正是枉费心机地企图这样 做的），而是相反地把陈腐的政治废物抛开，并造成使新的“经济状 况”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状态。“经济状况”在这个与之适合的政 治的和法的气氛中蓬勃地发展起来，以致资产阶级已经接近贵族 在１７８９年所处的地位了：它不仅日益成为社会上多余的东西，而 且日益成为社会的障碍；它日益脱离生产活动，日益像旧时的贵族 那样成为一个只收取固定收入的阶级；它不是用任何暴力的戏法， 而是以纯经济的方法，实现了它自己的地位的变革，并造成了新的 阶级，即无产阶级。此外，它决不愿意它自己的行为和活动产生这 样的结果，相反地，这种结果是在违背它的意志和愿望的情况下以 不可抗拒的力量实现的；它拥有的生产力发展得超过了它的驾驭 能力，好似以自然的必然性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推向毁灭，或者推 向变革。资产者现在求助于暴力，以挽救日趋瓦解的“经济状况”免 于崩溃，他们这样做只是证明：他们陷入了杜林先生陷入的那条迷 途，以为“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他们完全和杜林 先生一样想入非非，以为用“本原的东西”、“直接的政治暴力”就能 改造那些“次等的事实”，即改造经济状况及其不可避免的发展，用 克虏伯炮和毛瑟枪就能把蒸汽机和由它推动的现代机器的经济结 果，把世界贸易以及现代银行和信用的发展的经济结果从世界上 消除掉。 


三、暴　力　论（续） 

   让我们稍微仔细地看一看杜林先生的这个万能的“暴力”吧。 鲁滨逊“手持利剑”奴役星期五。他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把利剑的 呢？就是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的幻想岛上利剑也从来不是树上长出 来的，而杜林先生对这个问题却不作任何答复。既然鲁滨逊能够获 得利剑，那我们同样可以设想，星期五有朝一日将手握子弹上膛的 手枪出现，那时全部“暴力”关系就颠倒过来了：星期五发号施令， 而鲁滨逊则不得不做苦工。请读者原谅我们如此经常地回到关于 鲁滨逊和星期五的故事上来，这个故事其实只属于儿童游戏室而 不属于科学。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应 用杜林先生的公理般的方法。如果我们经常在纯粹儿戏的范围内 兜圈子，那么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总之，手枪战胜利剑，这样，即使 最幼稚的公理论者也可以理解，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要求 具备各种实现暴力的非常现实的前提，特别是 工具 ，其中，较完善 的战胜较不完善的；其次，这些工具必然是生产出来的，同时也可 以说，较完善的暴力工具即一般所说的武器的生产者，战胜较不完 善的暴力工具的生产者；一句话，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 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 量”，以“经济状况”，以可供暴力支配的 物质 手段为基础的。 
   目前，暴力是陆军和海军，而我们大家遗憾地知道，这两者需 要“巨额的金钱”。但是暴力不能铸造金钱，它最多只能夺取已经铸 造出来的金钱，而我们从法国的数十亿法郎１２８中同样遗憾地知 道，这也没有多大用处。因此，归根到底，金钱必须通过经济的生产 


才能取得；就是说，暴力还是由经济状况来决定，经济状况供给暴 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但是还不仅如此。没有什么东 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 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 不是天才统帅的“知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兵 士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 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 ① 
   在１４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像每一个小学 生都知道的，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但是火药和火器的采 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不 管工业是以生产什么东西为目的，还是以破坏什么东西为目的，工 业总还是工业。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政治上的 统治和奴役关系起了变革的作用。要获得火药和火器，就要有工业 和金钱，而这两者都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 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 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 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随 着市民等级的发展，步兵和炮兵越来越成为决定性的兵种；在炮兵 的压力下，军事行业不得不增加新的纯粹工业的部门—— 工程部 门。 
火器的改善非常缓慢。火炮仍然是笨重的，枪虽经多次局部的 



① 在《反杜林论》第二编最初的手稿中，以下的六段文字原来不是这样 
的，而是一节更详尽的论述，后来恩格斯把它抽出来，冠以《步兵战 术及其物质基础》的标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第６８９— ６９５页。—— 编者注 


改进，还是很粗笨。经过三百多年，才出现了适合装备全体步兵的 枪。只是在１８世纪初，装有刺刀的燧发枪才把长矛最后从步兵的 装备中排挤出去。那时的步兵是由经过严格训练的、但是完全不可 靠的诸侯雇佣兵组成的，他们是从社会中最堕落的分子中招募来 的，只有在鞭笞之下才俯首听命，这种步兵还常常是由强迫编入军 队的怀有敌意的战俘组成的；这些兵士能够应用新武器的唯一战 斗形式就是线式战术，这种战术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达到了最 完善的地步。军队的全体步兵排成三线，形成一个非常狭长而中空 的四边形，只能以战斗队形为一个整体来运动；最多只准许两翼之 中的一翼稍稍前进或后退。这种动转不灵的队伍，只有在十分平坦 的地形上才能整齐地运动，而且只能以缓慢的步伐（每分钟７５步） 行进；战斗队形的变换在作战时是不可能的，步兵一进入战斗，只 经一次突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决定胜败了。 
   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起义者的队伍曾经同这种动转不灵的线 式队形作战。起义者虽然没有经过步法操练，但是他们能很好地用 他们的线膛枪射击；他们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所以并不像雇佣 兵那样临阵脱逃；他们并没有迎合英国人的愿望，同样以线式队形 在平地上和他们对抗，而是以行动敏捷的散兵群在森林的掩护下 袭击英国人。在这里，线式队形是无能为力的，被既看不见又无法 接近的敌人击败。于是又发明了散兵战—— 由于兵士成分的改变 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作战方式。 
   美国革命所开始的事情由法国革命来完成，在军事方面也是 如此。法国革命同样只能以训练很差但人数很多的兵力，以全民武 装来和反法同盟的训练有素的雇佣军队相对抗。它不得不以这些 兵力去保卫巴黎，即保卫一定的地区，但要做到这一点，不在兵力 众多的野战中获得胜利是不行的。仅仅散兵战已经不够了；必须找 


出一种形式来使用兵力，这种形式就是 纵队。 这种纵队队形使训练 较差的军队也能够相当有序地运动，甚至行进速度比较快（每分钟 １００步或１００步以上）。这种队形使他们能够突破旧的线式队形的 死板形式，能够在任何地形上，也就是说能够在对线式队形最不利 的地形上作战，能够以任何适宜的方法去部署军队，同时能够和散 兵战相配合来阻滞、牵制和疲惫列成线式队形的敌人，一直到最后 用预备队的兵力在阵地的决定性地点上突破敌人的线式队形时为 止。这种新的作战方式以散兵和步兵纵队的配合为基础，以军队划 分为由各兵种组成的独立的师或军为基础，它在战术和战略方面 都被拿破仑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这种作战方式之所以成为必要， 首先是由于法国革命的兵士成分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作战方式 还需要两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前提：第一，格里博瓦尔设计的较轻便 的野炮架，它使野炮能以现在所要求的速度转移；第二，１７７７年法 国采用的按照猎枪仿造的弯曲的枪托（以前作为枪管的延长部分 的枪托是直的），它使射手能够向某一个人瞄准而不会屡击不中。 没有这些进步，使用旧式武器是不能进行散兵战的。 
   全民武装这种革命的制度，很快就仅仅变成一种强迫征兵制 （富人可以出钱雇人代服兵役），而欧洲大陆上大多数大国都采用 了这种形式的兵役制度。只有普鲁士企图通过自己的后备军制 度 ３ ０ ３ 更大规模地组成国民的防御力量。在１８３０年到１８６０年之间 得到改善的、适于作战的前装线膛枪起了短期的作用以后，普鲁士 又是第一个以最新式的武器，即后装线膛枪来装备全体步兵的国 家。普鲁士在１８６６年的胜利 ① 是应当归功于这两项措施的。 



① 指１８６６年的普奥战争。—— 编者注 


   在普法战争中，是对垒的双方军队第一次都使用后装线膛枪， 而且实质上都是采用旧式滑膛燧发枪时代的战斗队形。只是普鲁 士人尝试采用连纵队，以图找到一种更适合于新式武器的战斗形 式。但是，当８月１８日普鲁士近卫军在圣普里瓦 ３ ０ ４ 认真地试用连 
纵队时，参战最多的５个团在不到２小时内就损失了１３以上的兵 力（１７６名军官和５１１４名兵士），从那时起，连纵队这种战斗形式 也同营纵队和线式队形一样被屏弃了；以后不再有人尝试把任何 密集的队伍置于敌人步枪的火力之下。在普军方面，只是以稠密的 散兵群进行战斗，其实从前纵队在敌人的弹雨下就已常常自行分 散为散兵群，尽管上级把这种行为看作破坏队形而加以反对。同 样，在敌人步枪的射程内， 跑步 变成了唯一的运动形式。兵士又一 次表现得比军官聪明；正是兵士本能地找到了在后装线膛枪的火 力下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唯一的战斗形式，而且不管长官如何反 对，还是成功地坚持了这种战斗形式。 
   普法战争是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具有同以前的一切转折 点完全不同的意义。第一，武器已经大大完善，难以再取得具有任 何变革作用的新的进步了。既然有火炮可以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 射击一营人，步枪又能在同样的范围内射击单个的人这样的目标， 而装弹所花的时间又比瞄准少，那么，往后的一切改进，对于野战 说来都多少是无关紧要的了。因此，在这方面发展的时代实质上已 经结束了。第二，这一战争迫使欧洲大陆上的一切大国在国内采用 更严格的普鲁士式的后备军制度，因而加重了军事负担，而在这种 重担之下，它们过不了几年就一定要陷于崩溃。军队变成了国家的 主要目的，变成了目的本身；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当兵和养 兵。军国主义统治着并且吞噬着欧洲。但是这种军国主义本身也 


包含着自身毁灭的萌芽。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它们一方面不得 不每年在陆军、海军、火炮等方面花费更多的金钱，从而越来越加 速财政的崩溃；另一方面不得不越来越严格地采用普遍义务兵役 制，结果使全体人民学会使用武器；这就使人民有可能在一定时机 反对军事长官而实现自己的意志。一旦人民群众—— 农村工人、城 市工人和农民—— 有了 自己的意志，这样的时机就要到来。那时， 君主的军队将转变为人民的军队，机器将拒绝效劳，军国主义将由 于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灭亡。１８４８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没有能够 给予劳动群众一种内容适合于他们的阶级地位的意志，正是因为 这种民主主义是 资产阶级的 ，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它没有能够完成 的这种事业，社会主义一定会完成。而这就意味着 从内部 炸毁军国 主义并同它一起炸毁一切常备军。 
   这是我们的现代步兵史上的第一个教训。另一个教训使我们 又回到杜林先生那里，这个教训是：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 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 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与量和取决于技术。只有像美 国人这样的狩猎民族才能够发明散兵战，—— 而他们之所以曾经 是猎人，是由于纯经济的原因，正如今天由于纯经济的原因，旧有 各州的同样的美国人已转变为农民、工业家、航海家和商人，他们 不再在原始森林中进行散兵战，而是在投机场上更干练地进行散 兵战，在那里他们在使用力量方面也大有进展。—— 只有像在经 济上解放了资产者，特别是解放了农民的法国革命那样的革命，才 能找到人数众多的军队，同时给这种军队找到自由的运动形式，这 种运动形式打破了旧的呆板的线式队形—— 它所保卫的专制主义 在军事上的反映。我们在上面已经一一看到，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 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 


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 革。此外，战争的进行对后方的和战区的生产力和交通工具依赖到 多大程度，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每一个肯用功的士官都能够向杜林 先生讲清楚。总之，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条件和经济 上的权力手段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 力。谁要是想依据杜林的原则从相反的观点来改革军事，那么他除 了挨揍是不会有别的结果的。 ① 
   如果我们把话题从陆地转到海上，那么仅仅在最近２０年中就 发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彻底的变革。克里木战争 ３ ０ ６ 时，军舰只是２ 层或３层的木质舰船，装有６０—１００门火炮，这种舰船主要还是靠 帆力航行，有一部马力很小的蒸汽机，只起辅助作用。它的主要装 备有约重５０德担 ② 的三十二磅炮，只有少数是重９５德担的六十 八磅炮。到这次战争快结束时，出现了浮动的装甲炮台，它很笨重， 几乎不能运动，但是对当时的火炮来说，这已经是不能损伤的奇物 了。不久以后，军舰也装上了铁甲；起初还很薄，４英寸厚的装甲已 经算是很重的了。但是火炮的进步很快就超过了它，装甲每加厚一 次，就有新的更重的火炮轻而易举地打穿它。这样，一方面，我们现 在已经有了１０、１２、１４和２４英寸厚的装甲（意大利想建造装甲厚 ３英尺的军舰）；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 ２５、３５、８０甚至 １００吨 （每吨２０德担）重的线膛炮，能把３００、４００、１７００直到２０００磅的炮 


在普鲁士总参谋部内，人们都已经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总参谋部的 上尉麦克斯·耶恩斯先生在一个学术报告中指出：“军事的 基础 首 先就是人民的经济生活状况。”（１８７６年４月２０日《科隆日报》第３ 版） ３ ０ ５ 
① 




② １德担等于５０公斤。—— 编者注 


弹发射到前所未闻的距离之外。现在的军舰是一种巨大的装甲的 螺旋推进式蒸汽舰，有８０００—９０００吨的排水量，有６０００—８０００匹 马力，有旋转的炮塔，４门以至６门重炮，有装在舰首吃水线以下 的突出的冲角来冲撞敌人的舰船。这种军舰是一部庞大的机器，唯 有在这种军舰上，蒸汽不仅能推动它快速前进，而且还被用来掌 舵、抛锚、起锚、转动炮塔、进行瞄准、装填弹药、抽水、升降小船（这 些小船本身，一部分也是用蒸汽的力量推动的）等等。装甲防护能 力和火炮威力之间的竞赛，还远远没有结束，以致军舰现在几乎总 是不再能满足要求，在它下水之前就已经过时了。现代的军舰不仅 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 上的工厂，—— 的确，主要是浪费大量金钱的工厂。大工业最发达 的国家差不多掌握了建造这种舰船的垄断权。土耳其的全部装甲 舰、俄国的几乎全部装甲舰以及德国的大部分装甲舰，都是在英国 建造的；凡是可用的装甲几乎都是在设菲尔德制造的；欧洲只有三 个钢铁厂能够制造最重的火炮，两个（乌里治和埃尔斯维克）在英 国，一个（克虏伯）在德国。这里十分清楚地表明，杜林先生认为是 “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的“直接的政治暴力”，反而是完全受 经济状况支配的；不仅海上的暴力工具即军舰的建造，而且它的操 作本身都成为现代大工业的一个部门。事情发展成这样，谁也不会 比“暴力”即国家更感到苦恼，国家现在建造一艘军舰要花费像以 前建立整整一支小舰队那样多的金钱；而且它还不能不眼睁睁地 看到，这种贵重的军舰甚至还在下水以前就已经过时，因而贬值 了；国家肯定会像杜林一样，由于驾驭“经济状况”的人即工程师， 现在在舰上竟比驾驭“直接暴力”的人即舰长重要得多而感到恼 火。而我们却不然，我们看到，在装甲和火炮之间的竞赛中，军舰达 


到这样的技术的高峰，以致它造价昂贵而又不适于战争 ① ；我们看 到，由于这种竞赛，在海战领域里内在的辩证的运动规律也昭然若 揭，按照这种规律，军国主义将同任何其他历史现象一样，由于它 自身发展的结果而趋于灭亡，——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感到不 快。 
   因此，在这里我们也非常清楚地看到，决不能说“本原的东西 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是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 寻找”。恰恰相反。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经济力 量，是支配大工业这一权力手段。以现代军舰为基础的海上政治暴 力，表明它自己完全不是“直接的”，而正是 借助于 经济力量，即冶 金术的高度发展、对熟练技术人员和丰富的煤矿的支配。 
   但是这一切有什么用呢？在下一次海战中，请把最高的指挥权 交给杜林先生吧，让他不用鱼雷及其他技巧，而只用他的“直接暴 力”去消灭经济状况所使役的各种装甲舰队吧。 
四、暴　力　论（续完） 

  “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是：事实上，对 自然界 的统治，无论如何〈！〉，只是 通过对人的统治才实现的〈实现统治！〉。如果事先没有奴役人们，强迫他们从 事某种形式的奴隶劳役或徭役，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大面积的地产经营都 是不可能实现的。对物的经济统治的建立，是以人对人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 统治为前提的。如果不同时联想到大地主对奴隶、依附农或间接不自由者的 统治，怎么能想象一个大地主呢？无论过去和现在，单个人的力量，最多再加 



① 大工业供给海战的最新产品自动鱼雷的完善化，看来会造成这一结 
果：最小的鱼雷艇因此会比威力最大的装甲舰厉害。（此外，请读者 记住，上述文字是在１８７８年写的。） ３ ０ ７ 


上他的家庭成员的辅助力量，对于大规模的农业耕作来说能有什么意义呢？ 在超出单个人的天然力量的规模上使用土地或者扩大对土地的经济统治，这 在到目前为止的历史中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在建立对土地的统治以 前，或者与此同时，也建立了相应的对人的奴役。在发展的更后时期，这种奴 役减轻了……　在高度文明的国家里，它现在的形式是或多或少由警察统治 所指挥的雇佣劳动。因此，表现为大规模土地支配和〈！〉大规模土地占有的现 代财富形式的实际可能性，是以这种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不言而喻，分配财富 的一切其他形式，也应该按类似的方式历史地加以说明；人对人的间接依附 关系，现在构成经济上最发达的制度的基本特征，这种关系是不能由它本身 去理解和说明的，而只有把它看作已往的直接奴役和剥夺的稍微变形的遗物 才能理解和说明。” 
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命题：（人）对自然界的统治，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为前提的。 证明： 大面积的地产 的经营，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由 被奴役者来进行的。 
   证明的证明：如果没有被奴役者，怎么能有大土地占有者呢？ 因为没有被奴役者，大土地占有者及其家属只能够耕种他所占有 的土地的极小一部分。 
   所以：为了证明人要征服自然界就必须先奴役别人，杜林先生 便直截了当地把“自然界”转换为“大面积的地产”，并且把这个地 产—— 不知是谁的？—— 又立即转换为大地主的财产，而没有被 奴役者，大地主自然是不能耕种他的土地的。 
   第一、“对自然界的统治”和“地产的经营”决不是一回事。对自 然界的统治的规模，在工业中比在农业中大得多，直到今天，农业 不但不能控制气候，还不得不受气候的控制。 
   第二、如果我们只限于谈大面积的地产的经营，那么，问题就 在于：这个地产是属于谁的。我们在所有的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所 看到的不是“大地主”，—— 杜林先生在这里以他惯用的、被他称为 


“自然的辩证法” ３ ０ ８ 的那套变戏法的手法把大地主塞了进来，—— 而是土地共同占有的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从印度到爱尔兰，大面 积的地产的经营，最初正是由这种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来进行的， 同时，耕地或者以公社为单位共同耕种，或者分成小块，由公社在 一定时期内分配给各个家庭去耕种，而森林和牧场继续共同使用。 所有这些事情，杜林先生都毫无所知；他的全部著作都表明他完全 不知道毛勒关于原始德意志马尔克制度即整个德意志法的基础的 划时代的著作 ３ ０ ９ ，同时也表明他完全不知道那些主要受毛勒影响 的、日益增多的其他著作，这些著作证明在所有欧洲和亚洲的文明 民族中都存在过原始的土地公有，而且阐述了这种所有制的存在 和崩溃的各种形式。杜林先生的上述这种无知，又一次表明了他在 “政治和法律的领域”中所进行的“最深刻的专门研究”的特色。杜 林先生在法兰西法和英吉利法的领域中已经“自己为自己赢得他 自己的全部无知” ① ，这种无知尽管是非常惊人的，可是他在德意 志法的领域中赢得了更加惊人得多的无知。这个人对大学教授的 狭隘眼界十分愤怒，而他现在在德意志法的领域中所具有的水平 最多也不过是２０年前大学教授的水平。 
   杜林先生断言，大面积的地产的经营需要有地主和被奴役者， 这种说法纯粹是他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在整个东方，公社或 国家是土地的所有者，在那里的语言中甚至没有地主这个名词，关 于这一点，杜林先生尽可以向英国的法学家请教，他们曾在印度徒 劳地苦思过“谁是土地的所有者？”这个问题，正像已去世的邦君亨 利希七十二世·罗伊斯－ 施莱茨－ 格雷茨－ 罗本施泰因－ 埃伯斯 多夫 ３ １ ０ 徒劳地苦思过“谁是守夜者？”这个问题一样。只有土耳其人 



① 见海涅《科贝斯第一》。—— 编者注 


才第一次在被他们征服的东方国家推行了一种地主封建制度。希 腊早在英雄时代就已经带着等级的划分而进入历史，这种等级划 分本身显然只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久远的史前时代的产物；但是就 在这里，土地也主要是由独立的农民耕种的；成为例外的，是贵族 和部落首领的较大的田产，而且它们很快就消失了。在意大利，土 地主要是由农民垦殖的；在罗马共和国末期，大田庄即大庄园排挤 小农而代之以奴隶的时候，它们同时也以畜牧业代替了农业，而且 像普林尼所已经知道的那样，使意大利趋于崩溃（ｌａｔｉｆｕｎｄｉａ　Ｉｔａｌ －ｉａｍ　ｐｅｒｄｉｄｅｒｅ） ① 。在中世纪，农民的耕作在整个欧洲占支配地 位（特别是在开垦荒地方面），至于农民是否必须向某个封建主交 纳贡赋，交纳什么，这对于目前的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弗里斯兰、下 萨克森、佛兰德和下莱茵的移民耕种了从斯拉夫人那里夺来的易 北河以东的土地，他们作为自由农来进行耕作，交纳很低的赋税， 但他们决不是处于“某种形式的徭役”之下。—— 在北美洲，绝大 部分的土地是自由农的劳动开垦出来的，而南部的大地主用他们 的奴隶和掠夺性的耕作制度耗尽了地力，以致在这些土地上只能 生长云杉，而棉花的种植则不得不越来越往西移。在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英国政府人为地制造土地贵族的一切企图都遭到了失败。总 之，除了气候使欧洲人无法在当地从事农业劳动的热带和亚热带 的殖民地以外，利用奴隶或徭役制农奴来征服自然界和开垦土地 的大地主，纯粹是幻想的产物。相反地，在古代出现大地主的地方， 例如意大利，他们不是把荒地变为可耕的土地，而是把农民已经开 垦的土地变为牧场，把人赶走，使整片整片的土地荒芜。只是在近 代，自从比较稠密的人口抬高了地价以来，特别是自从农艺学的发 



① 参看普林尼《博物志》三十七卷本，第１８卷第３５章。—— 编者注 


展使劣等的土地也较能适于耕种以来，大地产才开始大规模地参 与荒地和牧场的开垦，而这主要是通过夺取农民的公地进行的，在 英国是这样，在德国也是这样。但这也不是没有相反的过程。例如 大土地占有者每在英格兰开垦一英亩公地，总要在苏格兰至少把 三英亩耕地变成牧羊场，最后甚至把它变成单纯的猎取大猎物的 围场。 
   这里我们只是涉及杜林先生的下述论断：大面积的土地、因而 实际上差不多是今天的全部耕地的开垦，“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 方”都只是由大地主和被奴役者来进行的。这种论断，如我们已经 看到的，是以对历史的真正空前的无知“为前提”的。因此，我们在 这里既不必去研究已经完全开垦或大部分开垦了的土地，在各个 时代，有多少是由奴隶（如在希腊的极盛时期）所耕种或为依附农 所耕种（如中世纪以来的徭役田庄），也不必去研究大土地占有者 在各个时代具有什么样的社会职能。 
   杜林先生在我们面前展示了这样一幅独具匠心的幻想图—— 关 于 这 幅 图，不 知 是 演 绎 的 戏 法 还 是 历 史 的 捏 造 更 加 值 得 赞 叹，—— 然后就得意扬扬地高呼： 

“不言而喻，分配财富的一切其他形式，也 应该按类似的方式历史地加以 说明 ！” 
这样一来，他自然就用不着再多说一句话，去解释例如资本的 产生。 
   杜林先生断言，人对人的统治是人对自然界的统治的前提。如 果他一般地只想以此来表明：我们现代的整个经济制度，目前已经 达到的农业和工业的发展阶段，是在阶级对立中，在统治和奴役的 种种关系中展开的社会历史的结果，那么他所说的不过是《共产党 


宣言》发表以来早已成为老生常谈的事情。问题恰恰是要去说明阶 级和统治关系的产生，如果杜林先生对这个问题总是只用“暴力” 这个词来回答，那么这并不能使我们前进一步。被统治者和被剥削 者在任何时代都比统治者和剥削者多得多，所以真正的暴力总是 在前者的手里，仅仅这一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说明整个暴力论的荒 谬性。因此，问题仍然是要去说明统治和奴役的种种关系。 
这些关系是经过两条道路产生的。 人们最初怎样脱离动物界（就狭义而言），他们就怎样进入历 史：他们还是半动物，是野蛮的，在自然力量面前还无能为力，还不 认识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像动物一样贫困，而且生产能力也 未必比动物强。那时普遍存在着生活状况的某种平等，对于家长， 也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某种平等，至少没有社会阶级，这种状况在开 化得比较晚的民族的原始农业公社中还继续存在着。在每个这样 的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 作，虽然是在全体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 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 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样的职位，在任何时候的原 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的德意志的马尔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 度，还可以看到。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 芽。生产力逐渐提高；较密的人口在一些场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 的共同利益，在另一些场合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相抵触的利 益，而这些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护共同 利益和防止相抵触的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作为整个集体的共同 利益的代表，在对每个单个的公社的关系上已经处于特别的、在一 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它们很快就变为更加独立的了，这种 情况的造成部分地是由于职位的世袭（这种世袭在一切事情都是 


自发地进行的世界里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部分地是由于 同别的集团的冲突的增多，使得这种机构越来越必不可少了。在这 里我们没有必要来深入研究：社会职能对社会的这种独立化怎样 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起先的公仆在情况有利时怎样逐步变 为主人；这种主人怎样分别成为东方的暴君或总督，希腊的部落首 领，克尔特人的族长等等；在这种转变中，这种主人在什么样的程 度上终究也使用了暴力；最后，各个统治人物怎样结合成一个统治 阶级。在这里，问题仅仅在于确定这样的事实：政治统治到处都是 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 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 专制政府有多少，每一个专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们首先是 河谷灌溉的总管，在那里，没有灌溉就不可能有农业。只有文明的 英国人才在印度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听任灌溉渠道和水闸毁坏，现 在，由于周期发生饥荒，他们才终于发现，他们忽视了唯一能使他 们在印度的统治至少同他们前人的统治一样具有某种合理性的那 种行动。 
   但是，除了这样的阶级形成过程之外，还有另一种阶级形成过 程。农业家族内的自发的分工，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时，就有可能 吸收一个或几个外面的劳动力到家族里来。在旧的土地公有制已 经崩溃或者至少是旧的土地共同耕作已经让位于各个家族分得地 块单独耕作的那些地方，上述情形尤为常见。生产已经发展到这样 一种程度：现在人的劳动力所能生产的东西超过了单纯维持劳动 力所需要的数量；维持更多的劳动力的资料已经具备了；使用这些 劳动力的资料也已经具备了；劳动力获得了某种 价值 。但是公社本 身和公社所属的集团还不能提供多余的可供自由支配的劳动力。 战争却提供了这种劳动力，而战争和相邻的几个公社集团同时并 


存的现象一样，是十分古老的。在这以前人们不知道怎样处理战 俘，因此就简单地把他们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把他们吃掉。但 是在这时已经达到的“经济状况”的水平上，战俘获得了某种价值； 因此人们就让他们活下来，并且使用他们的劳动。这样，不是暴力 支配经济状况，而是相反暴力被迫为经济状况服务。 奴隶制 被发现 了。这种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古代公社的民族中成 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但是归根到底也成为他们衰落的主要 原因之一。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 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 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 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 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 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为必要、同样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 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 的社会主义。 
   讲一些泛泛的空话来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的现象，对这些 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可惜，这样 做仅仅说出了一件人所共知的事情，这就是：这种古代的制度已经 不再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和由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我们的感情。但 是，这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存在，它在历史上起了什么 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说明。如果我 们深入地研究一下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得不说—— 尽管听起来是 多么矛盾和离奇，—— 在当时的情况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 进步。人类是从野兽开始的，因此，为了摆脱野蛮状态，他们必须使 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这毕竟是事实。古代的公社，在它 继续存在的地方，从印度到俄国，在数千年中曾经是最野蛮的国家 


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各民族才靠 自身的力量继续向前迈进，他们最初的经济进步就在于借助奴隶 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的生 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生 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 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 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 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 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在古代世界、特别是希腊世界的历史前 提之下，进步到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是只能通过奴隶制的形 式来完成的。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成为大批奴隶来 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 全生命了。 
   在这里我们顺便补充一下，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 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 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只要实际劳动的居 民必须占用很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必要劳动，因而没有多余的时 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 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 术、科学等等，总是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 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 越来越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只有通过大工业所 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 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 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的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因此，只是在 现在，任何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才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社会发展 的障碍；也只是在现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无论拥有多少“直接 


的暴力”，都将被无情地消灭。 
   因此，既然杜林先生因为希腊文化是以奴隶制为基础而对它 嗤之以鼻，那他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去责备希腊人没有蒸汽机和电 报。既然他断言，我们现代的雇佣奴役制只能解释为奴隶制的稍微 变形和稍微减轻的遗物，而不能从它本身（即从现代社会的经济规 律）去加以说明，那么这种论断，要么只是说雇佣劳动同奴隶制一 样，是 奴 役 和 阶 级 统 治 的 形 式—— 而 这 是 每 个 小 孩 子 都 知 道 的，—— 要么就是错误的。因为根据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可以说，雇 佣劳动只能被解释为吃人制度的减轻的形式，这种吃人制度，现在 到处都已经证实曾是利用战败的敌人的原始形式。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经济的发展，暴力在历史中起着什 么样的作用。第一，一切政治权力起先都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 职能为基础的，随着社会成员由于原始公社的瓦解而变为私人生 产者，因而和社会公共职能的执行者更加疏远，这种权力不断得到 加强。第二，政治权力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 后，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 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 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 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这 少数例外就是个别的征服事件：比较野蛮的征服者杀光或者驱逐 某个地方的居民，并且由于不会利用生产力而使生产力遭到破坏 或衰落下去。例如在摩尔西班牙，基督徒就是这样对待摩尔人赖以 从事高度发展的农业和园艺业的大部分灌溉工程的。由比较野蛮 的民族进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 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 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 


状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 者的语言。但是，如果撇开征服的情况不谈，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 国家政权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 直到现在，几 乎一切政治权力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是这样，—— 斗争每次总 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 为自己开辟道路，最近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我们已经提到过 的法国大革命。如果根据杜林先生的学说，某个国家的“经济状 况”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制度完全依赖于政治暴力，那就根本不能 理解，为什么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在１８４８年之后，尽管有“英勇 军队” ３ １ １ ，却不能把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和其他浪漫的狂念，嫁接到 本国的铁路、蒸汽机以及刚刚开始发展的大工业上去；或者为什么 更加强暴得多的俄国沙皇 ① 不但不能偿付他的债务，而且如果不 利用西欧的“经济状况”不断借债，甚至不能保持他的“暴力”。 
   在杜林先生看来，暴力是绝对的坏事，按他的意见，第一次暴 力行为是原罪，他的全部叙述只是哀诉这一暴力行为怎样作为原 罪玷污了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一切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怎样 被这种恶魔力量即暴力可耻地歪曲了。但是，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 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 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② ；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 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 关于这些，杜林先生一 个字也没有提到。他只是在叹息和呻吟中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为 了推翻进行剥削的经济，也许需要暴力，这很遗憾！因为暴力的任 何应用都会使应用暴力的人道德堕落。虽然他明明知道，每一次革 



① 
亚历山大二世。—— 编者注 
② 见本选集第２卷第２６６页。—— 编者注 



命的胜利都带来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跃进！而且这话是在德国 说的，在那里，人民可能被迫进行的暴力冲突至少有一个好处，即 扫除三十年战争的屈辱在民族意识中造成的奴才气。而这种枯燥 的、干瘪的、软弱无力的传教士的思维方式，竟要强加给历史上最 革命的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