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心理战对传播理论的重视与运用

    心理战与传播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传播，而心理战研究的就是如何利用信息的有效传播来达到影响心理战对象的心理、态度和行为。因此，心理战学科在其诞生、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深受传播理论的影响。西方国家一直把传播理论视为心理战理论的基础，非常注重在心理战的实施过程中充分利用传播理论。总结和研究西方国家心理战对传播理论的运用情况，不仅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建设与心理战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而且也为我国传播理论研究如何为国家利益服务提供了某些思路。

    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与心理战的理论研究从一开始就是结合在一起的，这可以从传播学的起源，也可以从心理战学科的诞生看出来。现代意义上的大规模国际传播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传播学的诞生与传播理论的发展均与两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追溯二战以来美国大众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其国际传播的研究一直是以心理战和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的名义进行的。有的学者认为，现代传播研究，如果没有冷战中军方、政府的有关机构的大量财政支持，就不会呈现目前的状况。大众传播是传播学最重要的研究领域，而由于大众传播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卓越的攻击力和良好的组织力，在现代心理战运用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利用大众传媒进行战争宣传既可以在交战国国内起到团结和激励本国国民支持战争的作用，又可以通过使用制造假象、揭露真相、恐吓胁迫、规劝投降、瓦解斗志、制造混乱等手段对敌国军民进行心理打击，还可以通过国际宣传争取中立国民众和政府的支持。而在和平时期，利用大众传播进行的对外宣传成为现代心理战的主要手段。因此，从普通的传播到大众传播再到国际传播，都成为心理战研究的重点。正是在这个共同点上，心理战研究一定要借助传播理论研究的成果，并使两者结合起来。

    西方国家历来非常重视心理战的研究，并且在心理战的科研机构建设中主动吸收心理学和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人才。例如，美国心理战理论研究中特别注重利用民间力量研究国际传播这一心理战手段，长期以来为国际传播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20世纪5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研究中心是研究国际传播的主要机构。1952年福特基金会捐赠98.5万美元，资助该中心有关国际传播的研究项目。政府通过诸如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常常占了像麻省理工学院的社科研究机构全年费用的75%。此类经费实际上是由中央情报局和军方资助的，但常常打着福特基金会的招牌。麻省理工学院主要研究如何大规模控制人类的态度和行为，其中主要考虑的是大众媒介对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影响。在1945—1960年，美国军方、情报和宣传部门提供了所有大型宣传研究的主要资金。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每年花费700—1300万美元用于大学和思想库的传播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另外，美国的心理战训练机构中设有以全国人才为后盾的专门的科技智囊机构，为心理战训练和心理战策略提供理论依据，其中军事心理学研究和传播学研究是其主要研究领域。在对心理战骨干的培训中，既要训练其掌握了解心理战对象国的政治、文化、语言，也要进行心理学传播学方面的学习和训练。

    二、在战争时期心理战策略对传播理论的运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传播理论中的魔弹效果论影响很大，各国使用的传播策略是诉诸于人们的意识。心理战信息一般是通过巧妙地摆弄和捏造事实来诉诸人类意识中的良知。一是诉诸于理，即讲明厉害关系，如加入我们的事业、我们必胜，你能从中获得益处；二是晓以大义，如阐明崇高的道德观念，控诉敌人犯下的战争罪行，宣传我方为正义而战；三是唤醒人们的直觉，如仇恨，因为万恶的敌人杀死了无辜的妇女和儿童。诉诸人们的意识，这种方式是给受众基本的信息，使他们就自己应该坚持的立场得出结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年)和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1927年）的出版都促进了有关宣传问题的研究。另外，传播研究中对传播效果和受众的研究也为心理战策略提供了依据。在二战之前和期间，法西斯轴心国与反法西斯联盟各国之间展开了空前的心理战宣传。在德国戈培尔的心理战策略中，强调广播战第一步应以有趣的节目吸引对方，第二步应取得对方听众的信赖，故报道必须正确，第三步才能开始介入宣传内容。“哈哈爵士”是德国心理战实践中比较成功的范例，便是这一策略的体现。苏联的心理战宣传坚持向英国学习，一是“宣传要切中群众个人的利害”，二是“宣传要用感情方式面向群众”。苏联在二战中针对德国人制作的传单便体现了这两条策略，取得了很好的心理战效果。美国政府在二战中开始利用国内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工作者从事对外宣传的研究，最终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促使传播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了大学的课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勒温的把关人理论、拉扎斯菲尔德的意见领袖理论、霍夫兰《传播与劝服》中的“诉诸感情还是诉诸理智”、“一面理与两面理”理论对战争中的宣传给予了很大的启发。随着传播学上个世纪40年代末在美国诞生，传播理论的研究在西方国家受到重视，出现了许多对心理战有很大启示作用的传播理论，如传播的中介理论、受众理论、效果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传播学的诞生与战争中对传播策略的需求密不可分，其研究成果首先被运用于战争之中。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爆发的几场局部战争的情况看，心理战进一步显示出全方位、多层次的特点。其作战对象不仅仅指向军队，而且包括了敌国首脑人物、重要的特殊分子和全体民众，甚至对方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组织。其作用范围也不仅仅局限于战场，而是渗透和影响到政治、经济、科技、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的几场局部战争中，受整体宣传理论的启发，心理战的目的达成往往通过整体的国家战略筹划共同完成，心理战的运用方式往往是全方位的，外交手段、经济手段、宣传手段、军事手段融为一体，共同达成某种战争目的，因此，心理战的策略与手段更加丰富多样。如在伊拉克战争中，战争发动前心理战就全面开始了，一是美国总统和国家要员亲自出马，通过外交斡旋孤立伊拉克，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支持；二是通过经济封锁和经济制裁，打击伊拉克的战争潜力；三是通过国际舆论宣传，为发动战争寻找合适的理由。在战争中，美国通过军事上的高精尖武器进行威慑，塑造美军不可战胜的形象，瓦解伊军的作战意志；通过大众传媒发布难辨真假的消息，不断夸张报道伊军投降人数，或某重要领导人战死的消息，或某战地伊军失守的消息，或难民潮的消息，以动摇伊拉克军心；利用挑拨离间，瓦解对方力量，离间萨达姆与其军政要员之间的关系，离间常规部队与共和国卫队之间的关系；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分化瓦解，如利用传单和广播进行强大的攻心宣传，利用一对一的沟通方式如电话、电子邮箱对伊拉克军队高级将领进行攻心宣传，利用重金收买的方式进行策反等，推动战争进程自己的时代进行。

    三、和平时期心理战策略对传播理论的运用

    冷战是和平时期心理战的典型。冷战时期，有很多国家从国家利益出发，将心理战纳入国家总体战略，不仅为军事斗争服务，而且为国家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外交斗争服务。1982年，美国里根政府将心理战确定为包括外交、经济、军事在内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四大支柱之一。1985年，美国国防部制定了《心理战总计划》，把心理战视作“执行国家安全政策的一种战略手段”，要求“在平时、危机时和战时都考虑和使用心理战”。海湾战争结束后，各国军队首脑纷纷表示，要认真研究海湾战争心理战的经验，提高心理战的地位，从战略的角度研究和使用心理战。

    在冷战前期和中期，无线电广播成为冷战中双方的主要宣传媒体。利用无线电广播作为谋取政治利益的工具，在冷战时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潮，因此，有人评价，冷战就是宣传战、心理战。前南斯拉夫总统夫人米拉·马尔科维奇曾说：“现代社会，国家之间的‘战争’主要表现在宣传上，和平时期，国防部并不打仗，是媒体在打仗。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一夜之间覆灭，美国等西方国家并没有派一兵一卒，主要靠的就是报纸、广播—电视。”同时，国际传播的发展造成了世界性舆论的形成，而国际舆论对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发生着重大作用。另外，国际传播中呈现国际信息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单向的、不平衡的、不公正的传播秩序，这种状况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等方面的安全造成了威胁。

    在对苏联的宣传中，美国在西方国家中首当其冲。最初美国对苏宣传更多的是采用黑色宣传，即散布流言蜚语、播送虚假新闻，引起了受众强烈的不信任感，传播效果不很理想。但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之音”的政治倾向性还非常露骨，连当时美国驻苏联大使也说：该台的新闻几乎全是经过精心挑选、为政府立场辩护的，因此缺少关于热点地区的真实情况。20世纪60年代末，不少美国传播学者为政府担忧，“美国之音”电台台长约翰·戴利从国外巡视工作回到美国说：“我们广播歪曲性的新闻，是不能获得成功的。许多听众不相信我们的新闻，而国家却把大量资金花在对外宣传上。”

    对传播理论的有效利用使美国心理战策略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1962年，法国学者艾卢尔在《宣传·人类态度的形成》一书中提出整体宣传理论，强调宣传的持久性、潜移默化性、社会整合性等特点，注重各种媒介共同奏出“宣传交响乐”。1963年，议程设置理论出现，强调媒体对某些社会问题和现象的选择性报道，使宣传在“客观、真实”的外表下更加隐蔽，从而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这两种理论再加上一些受众理论、批判学派的理论，使心理战理论首先受到了启发，认识到了传播效果的长期性，对受众在传播中的能动性加以充分的重视，使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许多对外广播相继改变了进行心理战的策略。西方国家的对外传播 强调“没有宣传者的宣传”策略，在外宣大众传播节目的报道手法上注重以貌似“客观、公正”的态度，把流言蜚语夹杂在所谓“事实”信息中进行传播，以此获得受众的信任。同时在节目内容和形式中采取 “事实性宣传”、“平衡性宣传”、“对比性宣传”、“融入式宣传”以及各种各样的“鼓励受众参与和反馈”方式。

    利用传播学中的长期效果理论、整体宣传理论、意识渗透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论，西方国家的心理战发展成为一种全方位的战略行动，它已融入到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战略之中，综合为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服务。在对外宣传中，将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结合起来，共同达成某种预定的传播效果，学术界将之称为“构筑成长整体环境策略”。这种策略通过各种传播活动，除了大众传播外，还包括对外文化交流、国际会议、学术访问、体育比赛、旅游、留学生、外派教师、和平队等等各种人际、团体的传播活动等，宣传西方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制度，吹捧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传播西方的物质文明，导致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形成“西方的月亮都是圆的”的定型观念。

    在冷战结束后，随着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作用的淡化，文化因素的作用在增强，传播学中跨文化传播研究出现热潮。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策略中的文化渗透主要是价值观渗透，一方面以文化艺术为传媒，宣扬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全球推行信息产品自由贸易策略，充分利用民营传媒机构来进行外宣，既从“花钱搞外宣”转向了“挣钱搞外宣”，同时又使对象国受众失去警惕性，从而取得了更好的心理战效果。另一方面以西方文明来诱惑人们，否定民族传统，败坏社会公德和诚信，加剧对象国的社会矛盾，从而破坏对象国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再一方面是通过国际互联网进行价值观渗透，甚至直接在对象国收买网络败类，专门在网上粘贴有利于西方利益或西方心理战的各种帖子，利用大多数网民的从众心理和意见领袖角色操纵整个社会心理和社会舆论。这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心理战防御变得更加困难。

    总之，西方国家心理战在传播理论的启发下不断发展与完善，其心理战领域不断扩大，心理战效果愈来愈明显，传播理论的研究视野在为军事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过程中也不断得到拓展，从而从边缘性、交叉性研究方面为传播学带来了发展的更多契机，也为我国心理战建设和传播学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