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不是想要为这些贪官污吏评功摆好，然而从“治官之道”来说，从我们的制度层面的监督、保护干部来说，这么多的曾经是好的干部的堕落被查处，不是说明我们还缺乏治官之道、治官之法吗？
对纪委这样的“监督者”，人们有一种陈旧的思维定势，即他们是“专门找人麻烦”的，是“找茬”的，因而有的人见了像纪委这样的“监督者”，就不怎么太喜欢，敬而远之，还有的人甚至有一种“本能的不自在”……
纪委是不是“专门找人麻烦”的？这话有对的一面，想一想，既然是“监督者”，发现了“被监督者”的问题后怎能“不找人麻烦”？然而，这话又不完全对，监督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保护更多的“被监督者”，让他们不致走得更远。
一般来说，被查处的贪官污吏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原本就是既无本事、心术又不正的坏家伙，纯靠钻营，靠贿赂当了官，被“带病提拔”了的，当了官以后便“小人得志”，拼命捞钱。
第二种情况是原来便是心术不正者，但“有本事”、“有能耐”，很精，也很圆滑，富有社会经验，工作上有一定的开创性，要说能说，要写就能写，很有“两下子”。为了升官，便刻意在自己的政绩上下功夫。一旦飞黄腾达，便原形毕露。譬如，那个可以左右河北权力系统的、其地位相当于“二书记”的“河北第一秘”李真，在读书时就是一个“脾气不好，缺乏性格修养”、“需进一步加强纪律观念，注意同学之间的团结”的人，工作之后一个劲儿走关系、向上爬，而且边爬边贪的人。
第三种情况是最早还是“根正苗红”，还是“靠得住”的，在自己的岗位上真还干出了一番成就，因而凭本事当了官。譬如，那个被卷入远华走私案的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出身虽是干部家庭，但是他的一步步地升迁，有没有得到过他父亲的“帮助”？对这个问题，无论是李纪周曾经的上司，还是后来接任他位置的官员，答案很一致: “没有！”但是，官大了，地位升高了，欲望也长了，就不知自己姓什名谁了，票子、位子、房子、女子、车子什么都想要，将自己的“本事”全都使在“私”这个字上，什么党纪国法，什么人民的利益，都被抛在脑后，“靠得住”也就变成了“靠不住”了，就堕落变质，“能干”变成了“能贪”，或是既“能干”又“能贪”。
实事求是地说，像第一种属于“小人得志”这样的“共产党人”是极少数，第二种干部虽有但不多，更多的是第三种。有不少贪官污吏为官之初，大多是“靠得住”的，大多是“有本事”的、“有能耐”的，对人民的事业也比较“公”的，比较“忠”的，因而在他们也确实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如那个被称为“吹、卖（官）、嫖、赌、贪”五毒俱全的“五毒书记”张二江，在上学期间在大学生干部模拟政治操练中颇有建树，担任武汉大学学生会主席，当选为全国学联委员，基本上达到了一个学生干部所能做到的极限，即便是他事发东窗之后，丹江口市纪委一位领导还这样坦言道：“就工作能力而言，在同级干部中算是优秀的。”再以沈阳腐败案中的慕绥新来说，清华求学时，就曾以勤奋和能干获得人们好评，即便是在“出事”之后，包括干部和一般市民，他们对“老慕”的印象还不算最坏，认为他是一个能干事的市长。再如中国金融界的骄子、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1993年出任中国银行行长时年方42岁。年纪轻轻为何能谋得高位？就是因为他很早就来到纽约这个世界金融中心时，由于其在纽约表现出了杰出的交易员才能及长袖擅舞的交际能力，才得以步步升迁。
我决不是想要为这些贪官污吏评功摆好，然而从“治官之道”来说，从我们的制度层面的监督、保护干部来说，这么多的曾经是好的干部的堕落被查处，不是说明我们还缺乏治官之道、治官之法吗？
所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是一个为了爱护、保护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