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军事谋略学研究中，对东西方兵学文化进行比较发现：东方兵学重权谋，西方兵学重技术。这是在信息时代之前东西方兵学文化上的差异，并由此产生出东西方兵学理论的不同特点。现在的情况正发生变化，在西方的兵学中，已经并继续渗入了东方的谋略思想。
回顾人类思想史（包括军事思想史），许多最有开拓性的创新成果，常常发生在两条不同思想路线的交叉点上。不同文化传统和哲学背景的民族，有不同的认识思路；不同的学科研究，有不同的方法思路。在不同思路的交叉点上，不同的信息风云际会，不同的知识繁花荟萃，不同的理念争锋比锐。由此形成互动与共振，最容易产生创新的雷电。
众所周知，在以往，美国等西方国家，由于经济技术发达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军事理论的创造主要依据技术的推动，强调实力制胜。美军从独立战争到朝鲜战争之前，基本上奉行的是“火力消耗理论”——实力与实力拼搏理论。那时，兰德公司政治学研究部主任乔·波拉克评价说：“当美国军事计划人员认为可能有必要用兵时，他们更多的是注重敌方的能力，而很少考虑敌方的战略和意图。”到朝鲜战争时期，国际上已出现两大集团对峙，核武器的出现给战争带来了巨大变化，革命战争对一般战争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在越南战争之后，美军经历了一个重新估价和重建军事思想的过程。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军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专门考察了第四次中东战争，集中研究了克劳塞维茨、若米尼、格兰特、富勒、利德尔·哈特、隆美尔、成吉思汗、孙子和其他名家的军事思想，目的是创造一种在决战中以少胜多的新理论，结果出现了“空地一体战”。这一理论的特征是：在火力和机动之间，在直接手段与间接手段之间，以及在控制管理和掌握主动之间，取得较好的均衡。这里所说的机动，不单是机动力，更主要的是避敌强点、击敌弱点，掌握战场主动权的相关行动。总之，他们研究“空地一体战”的时候，就企图把孙子的智慧与克劳塞维茨的见解熔为一炉，从单纯的重力量，向既重力量、又重谋略转变。到了海湾战争时，他们干脆把孙子这位东方老人请到战争指挥部——前线官兵人手一册《孙子兵法》，把“上兵伐谋”作为最高的指导原则。参与制定海湾战争作战计划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位将军说：“美军将尽力避免与伊军正面对抗。”这是他从《孙子兵法》中悟出的。《华尔街日报》战地记者，在多国部队地面进攻之前发回的报道说：“《孙子兵法》颠倒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神圣传统，比如在敌人的坚固阵地前拼死作战，堆尸如山。孙子强调以谋克力。”
如果说新军事变革正促使东西方军事文化走向融合，那么美军的“震慑”等作战理论，就是东西方军事文化融合的新产儿。
“震慑”作战理论，是美军在变革中作战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成果。1995年，美陆、海、空军退役将军和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小组”，最早提出“震慑”作战设想。1996年，美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出版了由尤尔曼、前助理国防部长怀特执笔的专著《震慑：达成快速主导》。由此，“震慑”作战理论初步成形。在这本书中，先后27处引用《孙子兵法》中的名言，并把孙武“吴宫演阵”，作为一个重要案例来研究。可以看出，这一理论的创造过程和实际内容，都汲取了东方兵学的智慧。拉姆斯菲尔德任国防部长后，该作战理论受到高度重视，迅速纳入美军联合部队司令部主要科研训练课题“快速决定性作战”。
在“震慑”作战理论问世之际，美军提出的“战略瘫痪”理论、“基于效果作战”理论、“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网络中心战”理论，都产生于新军事变革的浪潮之中，可以说都从不同角度吸纳了《孙子兵法》中“上兵伐谋”的思想。这些理论的共同点都是以控制敌认知能力、瓦解敌意志为直接目标。从作战方式上讲，都主要通过节点摧毁和结构破坏，造成使敌“难以理解”的恐怖效果，陷入“战略休克”和“心理崩溃”，丧失对抗意志；都强调以敌人的认知能力和抵抗意志为作战重心，实行硬摧毁与软打击相结合，物理毁伤与大规模心理战密切协同。在物理打击中，都强调对敌指挥中枢和控制、通信系统进行“点穴”式打击，使敌“变瞎、变聋、变哑”，陷入战略瘫痪；都强调将陆、海、空、天、电磁多维作战空间的多种作战力量，集成为一个“系统之系统”，全方位、不间断地实施高强度的快速打击；都强调使用特殊作战手段，如具有“可怕的声、光、烟、电”等特殊的炸弹，加重敌人认知和心理上的恐怖感、灾难感。遂行这种作战需要四种能力：一是知彼知己能力。“不仅要全面掌握战场态势，而且要深入把握敌决策系统、价值体系和心理活动的规律与特点”。二是环境控制能力。“控制战争的时间、空间和信息维度，主导作战进程”。三是灵活反应能力。“保持作战体系的弹性”，抓住新出现的战机，同步、持续地进行快速打击。四是以少胜多的能力。参战兵力“数量少但质量高，具有压倒性的致命和非致命作战威力，能够取得不对称战果”。
上述美军这些理论创新成果，可以称作东西方军事文化融合中生出的“多胞胎”。很可惜，在新军事变革激情的催生中，这一窝“多胞胎”都是“早产儿”，一个个都带有先天不足的畸形，“网络中心战”的提法就自相矛盾，因为网络只有节点、没有中心。“震慑理论”由于缺乏对人、对社会、对民族复杂性研究，企图用非接触、高强度的精确打击，来消除对方的抵抗意志，其结果是更深地埋下了复仇的种子。行动导致反行动，这是人与人竞争对抗活动中的一条铁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恐怖主义的“非军事战争行动”，正是霸权主义对外政策和“非对称军事行为”引发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早产儿”的畸形在于“早产”，东西方军事文化融合的方向是正确的，代表新时代的军事理论还要在这一融合中产生、完善、发展，我们自己的军事理论创新，也必须在这一种融合中思考。我们不必迷信他人，我们也能够在新的融合中结出健壮、美丽之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