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70年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从本质上说，是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在这份遗产中，后勤前辈铸造的“老后勤”精神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红军克服了物资筹措极端艰难、供给手段极端原始、保障机构极端简陋等困难，维持了红军最低的生存需求，最终保障了长征的胜利。直到今天，这种宝贵的精神遗产仍然是我军后勤职业精神的楷模和骄傲。
探索长征中的“老后勤”精神，其精髓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
——坚信理想，坚信胜利，坚守岗位。
长征“老后勤”精神，与整体意义上的长征精神相一致，其核心是坚定的革命信念。后勤前辈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必胜的信心，坚守岗位，恪尽职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高度评价这种精神的力量：“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无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
长征以艰苦卓绝著称于世，长征后勤尤其艰苦。大部队离开根据地，在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中艰难转战，一路上军情紧急，行军路线盘桓往复，千回百转，庞大的队伍、繁复的作战、大量的伤亡以及难以生存的恶劣自然条件……保障部队“打”、“走”、“吃”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凶险，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困境，无论物资筹措任务多么艰巨，后勤前辈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民族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坚信这个事业必定胜利，并为了胜利，尽最大的力量，以最大的牺牲去完成保障任务。长征中军委总兵站部撤销了，部长杨立三改任保管处处长，后又兼军委机关粮秣队队长。岗位一再变化，职务越来越低，他竭尽全力为军委机关解决给养问题，并尽一切可能为后续部队多留一些粮食。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过草地时高烧不退无法行走，杨立三又当了担架员，六天六夜守护高烧的周副主席，和同志们轮换着把他抬出草地。这样的例子在后勤中比比皆是。红3军团在湘江战役后甩掉所有辎重包袱，全部“家当”只剩下一担银元，轻易舍不得动用，从湘江边一直挑到大雪山。挑夫倒在了雪山上，供给部部长周玉成自己挑起担子，翻过雪山。卫生部门数度裁减，始终不变的是哪里有伤员哪里就有医护人员。部队断粮不断炊，没有粮食，炊事员哪怕烧锅野菜汤烧锅开水，也要让同志们暖暖肚子烫烫脚。红3军团一个连队，为了不让一个战士牺牲在雪山上，炊事员们坚持挑着6、70斤的炊事担子翻越雪山，见有人倒下，就赶上去喂生姜、灌辣椒汤，2名炊事员永远留在了白雪覆盖的峰顶……这个连队在长征中除了战斗减员，没有因饥饿牺牲一人，而9名炊事员却没有一人活到陕北。也正是这种信念的力量，激励全军指战员同心协力、顽强奋斗，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饥寒困苦，共渡难关。
毛泽东曾在长征中说过这样的话：“吃苦是光荣的事，没有今天的苦，就没有明天的胜利。当然，这种苦只有我们才能吃得下去，因为我们深信革命一定能够成功。”这段话准确揭示了支撑“老后勤”精神的深厚思想底蕴。
——应机遂行，不拘一格，竭力保障。
关于长征的后勤，一直有各种说法，一说是长征无后勤。因为长征一无后方补给基地，二无完整的后勤机构，仅留了一些粮秣人员、医护人员、炊事员、担架员……。一说是长征全军是后勤。因为后勤已经超出了后勤部门范围，是全军的职能、全军的事了。这些说法，恰恰反映了长征后勤的特殊性：顺应形势、顺应变化，及时调整，因地制宜，应机遂行保障。这一特色派生出长征后勤一个突出精神特点。
中央红军、红二、四方面军三支主力部队的长征，都是在十分仓促的情况下临时决定、立即付诸行动的。长征初期，特别是中央红军的“大搬家”，教训极为惨痛。在失败面前，红军迅速自我调整，忍痛舍弃辛苦经营起来的几乎全部辎重物资，改变过去依托根据地、统一保障的一整套做法，从黎平会议、遵义会议到转战扎西，完成了后勤整编。适应部队长征的行动特点，撤销军委总供给部、总兵站部，成立军委先遣工作团，为部队探寻前进道路，为军委机关筹措物资，并且对部队筹粮筹款实施计划指导。各部队粮、款自筹自供，后勤机构大幅度精简，只留下军团、团两级机构，人员充实到战斗部队。这样，砍掉了“尾巴”，激活了全军，保证了有利条件下歼敌制胜，不利条件下轻装急进摆脱敌人。
各红军主力部队的行军路线虽然不同，但同样都身处敌区。根据沿途不同地域的不同情况，物资筹措灵活采取不同方式，基本上采用一打（打地主、土豪）、二缴（战场缴获）、三借（向富裕人家借）、四买（用银元购买）的办法来解决粮食和物资需要。在地瘠民贫、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主要以购买或实物交换的方式筹集物资，只要不遇到武力抵抗，一般不打土豪，不没收。对于武力对抗红军的，还击俘其反动头目，征发其财产；如能悔悟，则以赔偿损失的方法取得红军所需要的物资。
当筹措物资极度困难，粮食匮乏严重威胁红军生存时，全军上下紧急动员，万万火急，“以最大力量坚决克服前进路上的粮食困难”，“动员每个指战员、杂务人员，均须亲自参加收集粮食并负责携带”。①非常情况非常办法，全军动手群策群力搞后勤。人人筹集粮食，挖野菜、摘野果，人人打草鞋、织毛衣。军委机关报《红星报》连续发表了《红6团在草地中的艰苦奋斗》、《为筹集充足的粮食而斗争》、《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等文章，表扬与批评相结合，进行具体指导。朱总司令亲自挖野菜、尝野菜，主持召开“野菜展览会”，指导大家识别野菜，总结草地生活经验，指导怎样选择宿营地、搭帐篷、找水、取火烧牛粪等等。不拘一格，人人动手，以变应变，举全军之力克服困难，创造了后勤史上的奇迹。
——依靠群众，依靠政策，依靠纪律。
一般的讲，部队在孤立无援、涉险远徙，同时又缺乏基本生存条件的情况下最容易动摇崩溃；在机动作战、独立保障，同时又给养不济的情况下最容易军纪败坏、军民对立，终至覆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长征正是处于这样的情况，后勤筹措恰恰难上加难。但是，红军依靠正确的政策和严格的纪律，赢得了群众，把失败转变为胜利。
长征初期，根据各部队分散就地取给的情况，总政治部于1934年10月22日、11月10日发出《关于没收捐款暂行细则》和《关于红军中没收征发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详细规定了在白区筹款和征集资材的政策和方法，要求各部队“严格执行阶级路线，不许丝毫损害工农群众的利益”，没收捐款工作“由各级政治机关负责”。继而，又在1935年2月20日和4月14日的两个指示中再度强调，各级没收征发工作必须严格置于政治机关统一指挥下，“没收征发工作的群众路线与阶级路线必须绝对执行”。这些相关规定，从组织制度上保证了筹款政策和纪律的严格执行。
长征行军作战繁忙，但打前站人员一定要了解民情，准确摸清筹款的对象；打土豪，一定要先征求群众意见，张贴告示，公布土豪恶霸的罪行；分浮财，一定要分一部分没收财产给当地贫苦群众，以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一路上，《红星报》陆续发表了《消灭随意破坏红军纪律的行为》、《不要乱用苏维埃国币》、《找柴禾、火把不要侵犯群众》、《把遵守纪律提到生活的最高位》等一系列文章，严格群众纪律，尤其是筹款纪律。
当长征经过西南、西北的苗、瑶、侗、布依、土家、纳西、彝、藏、羌、回等少数民族地区，执行民族、宗教政策纳入后勤工作中。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及对苗瑶民的口号》、《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注意争取彝民的工作》、《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等一系列文件，具体规定了少数民族区域筹款的政策纪律。如在苗民区明确规定：“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对少数民族一不派捐，二不催粮草，三不拉民夫壮丁。各部队根据少数民族生活习俗，制定了诸如《番区十要十不要》、《回区十要十不要》等纪律细则，如，不经寨主同意不进寨，不经屋主同意不进屋，不杀耕牛，不伐树木，买卖公平，说话和气，以及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教经典，不得借用回民的锅碗瓢勺，不得在回民住处杀猪、吃猪肉等等。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10万红军集中在狭小区域内近两个月之久，当地藏民受反动宣传影响坚壁清野、逃避一空，筹粮极其困难。为了不损害藏民利益，总政治部于1935年7月18日特别发出《关于收割藏民麦子问题的通令》，要求各部队只有在其它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可收割藏民田中已熟的麦子；收割麦子，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迫不得已时，才收割普通番人的；收割普通番人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原因等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里，等藏民回来向红军领回粮钱。为保证通令执行，还“责成各政治机关与指导员向给养与割麦人员详细传达与解释”，“并每天派人检查”。对这种不得已的做法，毛泽东久久不忘，曾经对外国记者讲：“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
严明的政策纪律，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不仅解决了红军的基本给养，宣传了群众，播撒了革命的种子，而且有力震慑了对手。1935年3月6日蒋介石致电正与红军作战的四川军阀刘湘等，称：“前朱、毛匪部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获团总四人，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通电严饬其各部“勿为匪所利用”。
——着眼大局，着眼团结，互助共济。
长征中的巨大困难，有来自于敌人的，来自于自然环境的，也有来自于红军内部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红军各方面军之间、友邻部队之间、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的团结是长征胜利的前提和保证。后勤前辈为红军的团结做了很多工作，使克服经济困难成为红军紧密团结的坚强纽带。在最危难的时刻，把方便和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困难和死亡的威胁留给自己，后勤前辈堪称典范。
几大主力红军会师，最令人激动场面莫过于各路红军各自倾其所有互相慰问。为了懋功会师，红4方面军成立筹粮队为中央红军筹集粮食、牛羊，仅红31军就捐献了衣服500件、草鞋1400双、毛袜500双、毛毯100条……。中央红军尽管经过长途跋涉已经褴褛不堪，仍然全军动员人人捐献。《红星报》报道，一声号召，中央红军干部团马上捐了790余元；军委纵队募捐700多元……。甘孜会师，红2方面军拿出几驮大洋和金子。先期到达陕北的红25军在与中央红军会师时，从仅有的7000大洋经费中抽出5000元，解救中央红军的困难。后来三大主力会师，红25军第73师将自己的全部家底分出一半给红二、四方面军……各部队相互帮助、相互支援，不是亲人胜过亲人的友爱亲情，激动、温暖着每个指战员。
走在前面的部队体谅后面的，尽力为后续部队留下一些粮食、给养；后卫部队不仅筹粮困难，最后连野菜根也难以挖到，承担了更多困苦和更大牺牲。当红4方面军第三次穿越草地，朱德特别指示，一定要留下一批牦牛和羊给担任后卫的红2方面军。作为全军的后卫，红2方面军克服重重困难好不容易筹集到一点粮食，除了解救自危，还要留出一些给被收容的同志，包括自己部队的和前面部队的……由于缺粮，仅仅在草地上，红2方面军就牺牲了2150多人。这种舍己为人、舍己救人的精神贯穿长征。断粮时刻，部队内部进行调剂，相互让粮，不少人把自己最后一把青稞麦让给别人，同时也把生的希望让给了别人。部队把宝贵的粮食留给伤病员，而一些伤病员为了减轻同志们的负担而“罢坐（担架）”，甚至宁可选择死亡。红2方面军收容队在草地上看到，由于饥饿倒下了许多同志，他们有的从昏迷中醒来，发现了收容队，就抓把野草盖住脸，像已经牺牲了同志一样，不愿再给同志们增加负担；有的两个人一个压一个摞在一块，显然是一个战士背着已昏迷的战友，而自己也倒下了；有的身边放着一把青稞，有的赤身露体，身边却叠放了一堆衣物，这都是留给同志们的……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在牺牲的最后关头，只想着为别人做些什么。正是这种互助共济、舍己为人的精神，使我们这支军队成为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吃苦最多，受累最多，要求最严。
美国人艾格妮斯·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记叙：长征中“医疗队最为辛苦”。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大雪山上，“伤亡的大多是后勤人员，如担架员和炊事员。”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在藏民区，“许多红军想去找头羊来宰，就没有再回来的”，“毛泽东告诉我，他们当时流行一句话叫‘一条人命买头羊’”！这些外国人笔下的长征，后勤前辈的艰险辛劳、吃苦牺牲精神跃然纸上。
长征中，粮秣人员要在部队出发前先行出发去搞粮食，宿营时又要分发粮食，走的路、遇的危险比别人多的多，被反动武装单个袭击残杀的粮秣人员难以统计,仅在茅草坪、卓木碉一带，两天内60多个外出筹粮的同志全部被匪徒残杀，耳、乳、手、脚都被剁去。炊事人员行军时要挑着比别人沉重的炊事担子，休息时要烧开水给大家喝，宿营时又要劈柴、做饭，早起晚睡，即便疲乏到极点，也不能延误一餐一饭。担架员、医护人员在靠野菜维持生命的情况下，先要照顾、治疗伤病员，轮换着抬伤病员，无私的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伤病员的生存。曾有三个担架员轮换抬一个伤员过草地，饥饿先后夺去了两个担架员的生命，只剩下一个人，硬是把伤员背出了草地。
工作艰苦但工作要求标准很高。长征中任何公共财物都无比珍贵，打破一个体温计都是不能原谅的，后勤前辈表现出极强的责任心。彭德怀要求财务工作必须准确，不能“大约”、“差不多”。他常说：“999与901都可以说是900多，但实际相差有98之多，你能差不多吗？”每个管理经费和物资的人都像宝贝一样揣着账本，里面清清楚楚记着每一笔账，决不马虎，直到长征结束以后许久才核实销毁。
由于条件格外艰苦，对后勤人员的纪律要求也就格外严格。长征刚开始，总政治部就三令五申，要“严厉的处罚破坏纪律违犯阶级路线的分子”，“严厉反对‘私打土豪’和工作人员一切贪污现象”，不允许任何违反政策和纪律的现象存在。红25军供给部长刘炳华，因为自幼生长在南方，从未见过北方的谷子，误将田里未抽穗的谷子当成野草，让马夫放牧并且割回一些当马草，差点被枪毙。后经军党委再三斟酌，确属不知而犯错，才以赔钱道歉作结。红2军团第6师第17团一位指导员，因在分发青稞麦粉时，为自己多留了一把而被撤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亲自签署处分决定，警示全军。红2军团会计科科长何坚因贪污500元大洋被枪毙，并以此为鉴，形成了红军《惩治贪污条例》。在那样的危难之中，每一个后勤人员仍然牢牢坚守着一条原则：凡是没收交公的东西自己一点不能动。
这种敬业、律己的高尚职业精神，不正是“老后勤”精神的真谛所在吗！
70年来，长征“老后勤”的伟大精神为一代代后勤人所崇敬、所继承、所延续，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雷锋精神、好司务长孙乐义“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精神，以及青藏运输线上“三个特别”的精神、抗击“非典”的“小汤山精神”等等，无不闪耀着“老后勤”精神的光辉。探索长征“老后勤”的精神遗产，使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我们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的新的事业中继续发扬光大，是我们对前辈，更是对未来必须履行的神圣责任。
（作者单位：后勤指挥学院后勤政工系党史党建教研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