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心理战思想的战略学术价值

    战略学，是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规律，并用于指导战争的学科。它来源于战争实践，是战争经验的理论概括，并在政治的制约下，分析战争和各种因素及其内在的规律性，研究准备和实行战争的战略问题，阐明驾驭战争的理论。战略学是军事理论的骨干，在军事学术中居于主导地位。它在战争实践中随战争理论的发展而发展。从研究战争指导规律来说，它与战役学和战术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统帅并指导战役学和战术学，但又受战役学和战术学的制约。

    中国古代心理战思想中的战略思想内容，寓意深刻。研究中国古代心理战思想的战略学术价值，是一个宏伟的工程。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兵家、政治家尚无明确的战略学、战役学和战术学的概念，但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反映了这些思想。他们在用这些思想对战争指导经验进行理性总结的时候，始终贯穿了学术价值十分宝贵的心理战思想。

    一、中国古代心理战思想在国防建设中的战略学术价值

    国防建设，是为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备外来侵略和颠覆，而进行的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和斗争。它是一个战略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历来被政治家、军事家所重视。中国古代兵家认为，加强国防建设，必须加强国防心理建设。

    第一，要“居安思危”。《周易·系辞下》里说：“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强调要在三种情况下保持“三不忘”的心理。“若乃居安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惧，此谓燕巢于幕，鱼游于鼎，亡不俟夕矣。”（《将苑·戒备》）意思是说，如果居安而不想到危险，敌人来犯也不知道担忧，这叫做燕子在帐幕上筑窝，鱼儿在鼎锅里游泳，灭亡的命运就在旦夕之间了。所以，强调要“居安思危”。有了这样的心理，才会有相应的行动。“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左传·襄公十一年》）从战略角度看，“有备”就是加强国防建设，做好反击外来侵犯的准备。

    第二，要“富国强兵”。“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第十二）意思是，孔子说：“使粮食充足，使军备充实，百姓对国家就有信心了。”信心是一种心理反映，这里是指“足食，足兵”的手段去影响民众的心理，使民众对国家树立起信心。《银雀山汉墓竹简·七》中也说得明白：“国富则民从，民众则兵强，兵强则土广，王广则主尊，（主尊）则令行，（令行）则敌人制，（敌人制）则诸侯宾服，（诸侯宾服）则（威）立，（威）立则王者之翘治也，不可不审也。”意思是，国家富裕了，人民就多；人民多了，军队就强；军队强了，国土就广阔；国土广阔了，国君就尊荣，国君尊荣，命令就能得到贯彻执行；命令等到贯彻执行，敌人就会被战胜；敌人被战胜了，天下诸侯就会归顺；诸侯归顺了，就可以立威于天下；立威于天下之后，就能使王者之政兴盛大治，这是不能不认真研究的问题。历史上，确实有一些开明的君主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些理论付诸实践，有效地发展了经济，争取了人心，实现了自己的国防战略目标。

    第三，边防建设重在修德安民。边防建设是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沿着国境设防，并不是国家一产生就出现了的，而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国家的发展、战争规模的扩大而逐渐出现的。在战国时代，边防问题就引起了当时各诸侯国的重视。《管子》中就有专门治理边疆、加强边防的章节。秦汉以后，修长城、筑边堡、屯田实边，直到明代设置九边、部署海防，这说明边防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 ，都成了国防建设上的重大战略问题。历史证明，在边防建设这个事关国家战略的重大问题上，“在德不在险”、民为邦本、不专恃险阻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把争取民心，依靠民众作为加强边防建设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值得称道的。今天，虽然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人们在加强国防建设中，仍然把加强国防心理建设摆在重要的位置上。

    二、中国古代心理战思想在战争指导中的战略学术价值

    中国古代兵家支持正义战争，也反对穷兵黩武。《老子》说：以杀人为乐事者，是“不可得志于天下”的；孙膑说得更尖锐：“乐兵者亡。”《百战奇法》则进一步指出：依仗国大民众而肆意发动战争的，如同玩火一样，随时“将有自焚之患”。他们明白地看到“兵甲者，国之凶器也”，因而主张“慎战”，以“不尚战”为武德，尽量避免战争，用非战方式解决问题。即便是战争不可避免时，也不可盲目用兵，鲁莽作战，而要站在战略的高度谋求胜道。

    第一“庙算”在先。首先要对全局的战略形势和敌我双方的心理状态进行认真、周密的分析。《孙子兵法》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既然战前的战略“庙算”如此重要，那么，应该如何“庙算”，算什么呢？《孙子兵法·计篇》指出：“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这里所说的“经”、“校”、“索”、“情”，就是进行战略分析，是在对敌我双方客观物质条件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探索战争的胜负之“情”，即探索指导战争的规律。其中包括探索“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从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这七个方面，都是直接涉及到人的因素，都与政治、精神、心理因素直接有关。中国古代兵家对“先计”的要求主要有三：一是周全。做也胜败两手准备；拟定两套，乃至几套计划。二是严密。“欲谋行师，先谋安民；欲谋攻敌，先谋能粮；欲谋疏阵，先谋地利；欲谋胜敌，先谋人和；欲谋守据，先谋不失其迩。”（《虎钤经·先谋第十五》）三是深谋远虑。要有战略眼光，看到战争发展的可能趋向以及战争的全局变化。综上所述，有效的“先计”取决于战前的战略“庙算”，即对敌我双方物质因素和心理因素的正确分析和判断。

    第二，依靠民众。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作为被统治阶级的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对这个问题的认为，是一个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古代，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虽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但也有一些进步的军事家、政治家具有一定程度的重民、贵民思想。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兵家、政治家在指导战争中的心理战思想。一是发挥民力的战略思想。《商军书》中说：“有民者不可以言弱”，是指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充分发挥这种力量的作用，就无“弱”可言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关系国家存亡、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因素。只有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动员并组织起来，才能夺取战争的胜利。而要有效地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最关键的是使战争的政治目的与人民群众的意愿相一致，或者具备更多一致性。二是爱民利民的战略思想。中国古代兵家、政治家关于 民群众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一代伟人毛泽东曾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又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的这些科学论断，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群众对于社会发展和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这一客观真理。中国古代兵家和政治家虽然不能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去深刻揭示这一客观真理，但在战争与人民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许多精辟理论都是唯物的、辩证的，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第三，文武并重。中国古代的很多明君贤相都是文武兼备的人物，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文武并重的战略思想。《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中说：“经纬天地之谓文，戡定祸乱之谓武，自古不兼此二者而圣人，未之有也。”就连孔子也说：“以不教民战，是为弃之。”（《论语·子路》）唐太宗李世民说：“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帝苑》卷下）明成祖朱棣认为：“不可以武而废文，亦不可以文而弛武备。文武并用，久长之术。”（《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二）

    文武并重的战略思想在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一般的情况看，平时都以文为主，战时都以武为主。但又不是绝对化的，往往是文中有武，如和平时期所进行的大量战备活动；武中也有文，如战争时期所进行的大量政治、外交活动。中国历史上秦统一六国的活动，就贯穿了文武并重的战略思想，即“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所谓“远交”就是文，所谓“近攻”就是武。由于秦对这两者并用，运用巧妙，所以收到了统一天下的巨大效果。

    三、中国古代心理战思想在治军中的战略学术价值

    治军，主要是对军队的思想教育、行政管理和组织建设。如果相对于敌方的心理战，治军的首要任务就是巩固自己内部的心理防线，坚定自己的政治信念，抵御敌人的心理战，与敌人或不良习气争夺人心，使敌人的心理战阴谋不能得逞，使不良习气不能侵害军中人心。

    治军的内容和形式很多，然而是要紧的是治心，心身一致才是治军的最高境界。三国时的徐庶“身在曹营心在汉”，曹操虽然得其身，但未得其心，所以难使徐庶为他效命。只有得其身又得其心，才能使其为自己效命，甚至得其心未得其自者，也能使其为自己效命。因此治军重在治心。

    第一，治军以“恤士为本”。《明宣宗宝训·谕将帅》中说：“古之名将皆以恤士为本，平日抚恤得其心，临敌际必得其死力。若素不能恤，徒以威驭之，缓急未必得用。”《国语·齐语》中主张将帅与士卒要“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张。”《练兵实纪·练胆气》里强调：“主将常察士卒饥饱劳逸，强弱勇怯，材枝动静之情，使之依如父母，则和气生。气和则心齐，兵虽百万，指呼如一人。”关于恤士治军的问题，讲得最精彩的恐怕要数孙武了。他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他既主张将帅要爱兵如子，又主张不要过分溺爱。过分溺爱会使士卒变得骄横，导致不能令行禁止，违犯了纪律已不能严肃处理，就更谈不上用来打仗了。这种辩证的恤士治军思想，至今仍然备受推崇。

    第二，“治兵以信”。《握奇经·八阵部述》指出：“治兵以信，求胜以奇；信不可易，战无常规。”“信”是治兵的方略，“奇”是制胜的方法。“信”在平时和战时都不可少，中不可变易的。《百战奇法·信战》说：“信则不败”，“上好信以任诚，则下用情而无疑，故战无不胜。”在中国古代，关于以信治兵的论述很多，事例也很多。燕昭王信任乐毅而致生，燕惠王不信任乐毅而致失败；诸葛亮信任士卒，广大士卒因而效忠于他；朱无璋为安抚降卒，使他们消除疑虑，便故意在降卒中挑选500人充当他的卫队，降卒们见朱无璋如此信任他们，无不为之感动。三万降卒便决心为他效命，成了朱无璋的忠实将士。若不以信治兵，就会上下离心，矛盾四起，难创大业。历史上的事例深刻地启示着后人，那就是：治国治军，不可无信。

    第三，治军以“先戒为宝”。《吴子·料敌》中说：“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这里的“戒”是警惕、戒备的意思。按照“先戒为宝”的思想，《吴子·论将》对治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备者，出门如见敌”；“戒者，虽克如始战”。就是说军队经常要有敌情观念，决不可骄傲轻敌，平时要保持“如见敌”的心理；胜利后要保持“如始战”的心理。《孙膑兵法·兵失》中说：“兵不能见福祸于未形，不知备也。”是说，军队之所以不能预见胜负于尚未见分晓之前，是因为不懂得战前做好充分准备的缘故。所以，高明的战略家应当预测出“福祸于未形”，从而有针对性地充分做好战前准备，做到有备无患。“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孙子兵法·九变篇》）其大意是说，不要有敌人不会来犯的心理，而要严阵以待；不要有敌人不会进攻的心理，而要有敌人无法攻破的准备。这些千载古训，至今仍被人们广泛遵循。每个国家都在一面发展经济，一面加强战备，并以此作为国家发展与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

    第四，治军要“预严纪律”。严明军纪是军队战斗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因素。良好的纪律性的养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它是一个由认同、接受、内化到自觉遵守的过程。因此，纪律建设是一个带战略性的问题。早在《周易》中就有“师出以律，失律凶也”的说法。把纪律视为胜利的保证。吴起也认为使士卒服从上级的命令，是治理好军队的根本所在。他说：“任其上令，则治之所由生也。”《明宣宗宝训·谕将帅》强调“师行须严纪律”说的是军队在出征之前，必须先有严明的纪律。荀子治军把服从命令放在首要位置，主张“顺命为上，有功次之。”（《荀子·议兵》）古人关于纪律的论述很多，关于以严明纪律治军的事例也很多。如曹操的割发代罪，岳家军的“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宋史·岳飞传》）等铁的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