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思想新趋向》

对80年代有限战争和局部战争的展望  
　　最近苏联人对有限战争和局部战争的可行性所表现出的兴趣以及他们为应付这类事变所做的系统的准备工作可以反映出，他们目前的战略理论已经“成熟”。看来他们清楚地知道，在核时代，大国要可靠地实行有限战争的战略策略，必须先有可靠的核战略威慑力量来保障。理由就存在于威慑和有限战争的“必然性”之中：要使大国直接或间接介入的战争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就必须有战略（确保摧毁）报复力量作可靠的后盾，这种力量将减小升级压力，并为战争规定范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这样一类可靠的威慑性报复潜力，就容易受人摆布和讹诈，如同一方缺乏可靠的能保存下来的第二次打击能力时在战略上所处的境况一样。最近几年，苏联人已经达到了下列必要的标准：他们建立了一支强大而可靠的核威慑力量和一支庞大而现代化的一般任务部队。  

　　本作者在1970年向外交关系委员会提交的建议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首先要检查西方对苏联及苏美关系所持的某些根深蒂固的观点和误解。西方的观点是：（1）我们可以迫使苏联以同样的步伐与我们进行紧张的军备竞赛，从而在经济上把苏联拖垮；（2）我们仍然可以取得有意义的战略优势；（3）我们可以指望苏联或共产党集团内部会出现政治和社会动乱。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现实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厢情愿。如果作如下设想，倒是比较现实的，即（1）如果有必要确保均势，苏联将继续实现其军备计划；（2）苏联对向美国实施第一次打击或突然袭击并不真正感兴趣；（3）苏联的兴趣在于稳定耗资巨大的广泛的军备竞赛并尽量避免在有重大利益的地区与美国对抗；（4） 苏联为了寻找机会和向外扩张，也将不顾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结局，准备在世界上薄弱部位有选择地采取试探性的行动。  
 
　　在过去的十年里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能促使我改变我对苏联的军事和政治所作的这些估量。实际上，苏联好象是惊人相似地按照这种估量行事的。而且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设想，苏联在未来的十年里对这一政策路线会有重大偏离，因为上述的“与全世界政治力量结盟”的预测反映了当前苏联的观点和估计。  
　　 60年代中期，托马斯·沃尔夫评论道：“苏联刊物通常对进行有限战争的问题谈得很少，这与它对全面的核战争的重视形成了明显的对照。”沃尔夫认为，这反映出一直到60年代中期苏联人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发生他们最害怕的事变（大规模核打击）以及局部战争或有限战争固有的迅速或自动升级的可能性。但是，他又注意到，当时已经有一些迹象表明，局部战争和有限战争在苏联军事学说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尽管苏联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仍有不少含糊不清和前后矛盾之处，而且对有限战争也没有统一的理论，但是对局部战争的升级问题已经不是那么固执了。  
　　自6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在学术观点、作战能力和效用方面的立场发生了一些实质性变化。虽然苏联人仍正式坚持以前的反对有意地使用军事力量（除“正义战争”外）这种意识形态上正确的观点，但他们对70年代和80年代已经变化了的“实力的相互关系”的含义好象已作出了估价。到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苏联的分析家开始公开考虑苏联在核力量方面取得与美国均势地位的含义。接着在苏联公开的和内部的刊物上（回顾50年代和60年代的“战略问题辩论”时）展开了一场辩论，辩论的中心问题是核力量和常规力量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辩论中虽然听到了比较保守的观点，但现实主义者的观点仍占了上风，并阐明了苏联的新立场：  
　　在我们的时代，可能会出现在个别情况下使用常规武器来进行作战的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常规武器和武装力量传统军种的作用将会大大加强。必须对部队进行各种类型的作战训练。  
 
　　上文的作者是位著名的军事分析家。他当时就驳斥了那些认为，重新强调常规力量和有限战争的作用就是“否定当代的军事革命”，也就是否定或者降低战术核武器甚至战略核武器作用的人。他把这些落后的观点搁置一边，因为“人们不能同意这种意见”，接着他又对他那些态度不太鲜明的同僚们说：  
　　问题的要害是，进行武装斗争的新的可能性之出现， 不是由于不顾导弹核武器的存在，而是因为有了导弹核武器。 这种新的可能性不会降低导弹武器的战斗力，更主要的是，它们不排除可能使用这类武器。  
 
　　要害抓得很好。在过去的十年里，苏联的理论和政策是紧紧遵循着这类推理的。这实际上意味着对使用或不使用核武器条件下的战区战争的责难有所缓和，以及为了适应“世界上政治力量结盟”的需要，常规力量将起重要的军事和政治作用。  
　　重视强调常规力量的重要作用以及以常规力量进行有限战争和局部战争的可能性，这从苏联国防部长最近的讲话中也能看出来。他说：“部队的火力、突击力和机动力已大大加强了，从而可能在战场上赋予它们以无需使用核武器即可完成的高度决定性的任务。”  
　　在过去的十年里，苏联人一直是根据上述三位一体的方式来调整其对外政策和军事理论的。再说一遍，苏联庞大的核力量是用来遏制西方并稳定与西方的关系的；其战区力量（包括核力量和常规力量）是用来加强威慑的，但一旦威慑失灵，也可以作为用于欧洲和亚洲地区的实战能力；而其常规力量则是莫斯科在第三世界推行新的扩张政策的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工具。苏联对在第三世界里现实的临机目标的看法，反映在这样一种观点里，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战斗的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社会主义世界的革命运动发展得如何和从殖民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民族走什么样的道路”。  
　　苏联在第三世界扩展的新机会，赋予了其常规力量以多种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进行局部战争的可能性。这种力量的核心作用已被最近五角大楼关于苏联战区核战争的一份研究报告的作者所证明。这位作者道格拉斯 [ 注：美军事专家。著有《战区核力量》等书。——译注 ] 说：虽然“这份研究报告开始是分析苏联对北约的核威胁的，……但在研究过程中搞清楚了……苏联威胁的真正核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其地面部队，特别是坦克集团军和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因此，即使苏联军事理论设想在欧洲进行的战区战争中使用核武器，但是苏联观点的核心问题实际上不是最初的核突击，而是那些可以称为扩张战果的军队。它们基本上都是常规部队，其训练和装备都是为了在核条件下作战，但都越来越关注“保持战斗能力而不过分依赖核武器”。  
　　当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第三世界时，我们发现常规力量和常规武器及其在局部战争中的运用方式，“是苏联扩大影响和霸权的主要工具”。既然这些地区是苏联最可能进行扩张的地区，而且西方的战略威慑力量在这些地区又起不了多大作用，苏联人就觉得他们对这些地区的战略是正确的。  
　　苏联用其常规力量来对第三世界施加压力的做法非常引人注目。苏联的扩张方针和策略都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不激怒西方或者避免激怒西方。在苏联人看来，其常规力量担当的各种作用中包括了充当反西方政权（阿富汗、叙利亚、南也门、埃塞俄比亚、伊拉克、安哥拉和利比亚）的保护人的作用，这是苏联在这些地区“发挥影响”的一个因素，是向它的仆从和代理人提供专业知识、装备和情报的一个途径。正如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大将所指出的：“苏联在现代条件下给正在进行革命解放斗争的人民提供援助的能力和援助的数量又增加了”。（叶皮谢夫还指出：“现正极大地重视苏联军事力量在世界各地区的存在，并得到有充分战略机动力的苏联武装力量的加强……。万一需要给那些为自由和反对帝国主义干涉而战斗的民族提供援助，苏联可能需要机动力强、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扩大苏联军事存在的规模和由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援助，这已被看成国际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总之，苏联关于有限战争和局部战争的理论是以已达到的战略核均势为基础的，反映了苏联当前和可预见的将来的政治和军事利益。这也表明，苏联将使它的战略作战、战区作战和局部作战的能力现代化并得到加强。关于苏联武装力量的新的全球性任务，格列奇科元帅是这样说的：  
　　在现阶段，苏联武装力量的历史性使命不仅仅限于保卫我们的祖国，……而且还要支援民族解放斗争，并坚决反对世界上任何遥远地区可能出现的帝国主义侵略。（1974年）

结论  
　　 80年代，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军事战略是协调一致的。它向来试图向第三世界扩大政治和军事影响，现在又有了这样做的相应能力。目前它实行扩张的锋利工具就是其常规力量及局部战争和有限战争的理论。而且这种理论的政治指导方针规定使用非对抗性的、间接代理的、驻扎在盟国的军队，在苏联以南的薄弱地区作战。几十年来，苏联一直十分注意区别代理人之间的战争与包含巨大危险性的政府间战争。后者具有使苏美两国军队正式直接对抗的可能性，因此应尽量避免。而前者可以通过向游击队、代理人部队或在其控制下的政府军提供援助和支援的方法进行，冒的风险比较小。  
　　为了在第三世界探寻临机目标，苏联需要遏制美国的战略优势，并在它的两个最暴露、最危险的翼侧——北约国家所在的欧洲区和中国亚洲区——建立起可靠的威慑力量和实战力量。苏联以巨大的人力和装备为代价，已经达到了这两个目的，并由此引起了西方和中国的深切疑虑。然而，苏联扩张的目标既不是欧洲也不是中国，而是苏联以南地区，特别是海湾地区、中东和非洲。  
　　苏联人认为，在政治上取得直接好处要靠在第三世界审慎而间接地使用常规力量，而不是靠政治上作用不大的战略核威慑。苏联最有影响的评论家之一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说：“显然，核力量作为一种政治武器，它的实用性越来越小了”，因此，“为达到合乎情理的政治目的”，这种武器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小了”。当然，这丝毫不是贬低庞大的战略核力量所起的重要而具有决定意义的威慑和遏止作用。贬低了战略核力量，常规力量和战区力量就会变为没有什么价值了。简而言之，苏联人建立了战略威慑力量以后，可以放开手脚地加紧从事冒险的但又是诱人的向南扩张的活动。苏联人毕竟是善于领会西方威慑战略的精神实质的，这种战略一直认为战略威慑力量越稳固，冒险使用低档部队以达到政治目的的愿望和自由权就越大。  
　　俄国人“又重新发现”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伏龙芝元帅这两位早已去世的革命战略家的明智和中肯的见解。这两位元帅宣传过“革命战争”的福音，其中包括如下的作战原则：不是沿宽大的帛亘战线正面（如斯大林防线），而是在敌人防御中选择若干点，实施高度机动的、进攻性的、大纵深突击的、空降的作战行动；利用突然性、隐蔽性、欺骗和先机制敌；发挥装甲兵、炮兵、机械化步兵的重要作用以达成高速机动性、突然性、部队的疏开配置和目标防护（这几点与核战场环境的关系尤其大）。对这些“革命战争”的作战原则正在进行修改以符合现在的情况，并用于指导当前的训练和学术研究。  
　　苏联的政治和军事行动的主要动力是辩证的。从克劳塞维茨那里学来的驱使人“尽力进攻”的观点，由于有了关于避免“冒险主义”的起节制作用的列宁主义的警告而变得缓和了。然而，列宁主义关于不要犯冒险主义（以及不要因为铤而走险或玩弄愚笨的伎俩而遭致丧失一切）的告诫的强大的节制作用正在消失。苏联人现在感觉威胁是小一些了，他们感到比过去更安全了，也更强大了，而且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象过去那样团结得坚如磐石了。  
　　毫无疑问，苏联正致力于把第三世界的薄弱地区作为有利可图的目标进行渐进的、非挑衅性的但又是持久的探索。为了在80年代对这些地区施加影响和投入部队，他们正在聚积所需的军队、武器及技术。他们的理论、战役战术原则以及军队训练计划是和这些目标相一致的。  
　　过去，当与另一个超级大国发生直接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时，苏联人一直采取避免对抗的方针。80年代，这种状况将会发生急剧的变化。苏联现在至少和美国一样强大，而且在最可能发生对抗的地区，苏联在后勤供应方面是有充分保障的。由于美国具有前面提到的传统，加之苏联的力量近来已经变得强大了，因此两个超级大国在亚洲、波斯湾、中东或非洲等地区的对抗，是有非常不祥之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