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思想新趋向》

军事人才的兴起  
　　自然科学家的成就和社会科学家所取得的一定成绩，使战略问题的研究在理论方面和军事方面都受到了尊敬。研究战略问题的教授们同部长们和将军们一起进餐，而不是同马车夫和足球教练进餐。研究博奕论和行为特性的科学家们帮助伟大的将才们跟上了科学和技术的变革。1950-1969年的20年间产生了美国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团体（由肯尼斯·博尔丁、查尔斯·丁·希契、塞缪尔·P·亨廷顿、莫里斯·雅诺维茨、罗伯特·E·奥斯古德、托马斯·C·谢林等人创建），它协助制定了战后的美国战略。但这些创建人的个人影响不如几十年前的富勒和利德尔·哈特一辈人大。而研究战略问题的军事书中通常所讲授的社会科学，可能象福煦据以编写他的《战争原理》的战争历史一样，是教条式的。  

　　他们的战略因素对比表内的“精神”一栏非常简单，常常同过分强调拿破仑的格言“精神与物质之比为三与一之比”一样。这些栏目对“指挥员的技能，土兵的经验和勇气，以及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作出估价。克劳塞维茨知道，这些因素是部分独立的变数。“最明智的做法是不要低估它们之中的任何一项”。“这三个因素具有确实无误的效用”，其历史明证比比皆是。（克劳塞维茨1961年版，第183、186页）但是，美国的一些战略因素对比表却把国家的宗旨和国家的意志看作象国民生产总值一样，由战略家们为保卫特定的国家利益进行分配，而不将其反馈到国家意志或宗旨中去。美国的战略家们在1930-1949年的20年里同西方非凡的领袖们的“惨痛经历”，使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的研究冲突的人员难于看到方兴未艾的民主、民族和工业革命可能进一步改变“精神”力量的对比。于是，对那些据说曾驱使工业“穷国”投入战争的绥靖政策与遏止政策相结合的做法所表示的“泰勒式”的内疚情绪以及帝国主义者对其“半人半鬼的”老是“愠怒的人民”的犯罪感，会同时油然而生。  
　　关于最近的伟大将才的材料，在数量上很多，在倾向性上也很明显。人们很快都知道了一切有关阿道夫、蒙蒂和艾克 [ 注：指希特勒，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译注 ] 的情况，而对斯大林的情况还不及对查理曼大帝和孙子了解得多。鉴于战略是集体制定的，历史学家至今对丘吉尔和劳合·乔治或诸如斯乌兹、劳伦斯、莫那希、托洛茨基等非专业的军事天才的个人作用，仍在喋喋不休地争论着。因此把德国总参谋部在两次大战中的表现作为诺曼·F·迪克松的著作《论军事上无能的心理性质》（1973年）中所说的集体成果的例子来研究，还不是时候。对那些在60年代后期，在各种规模的冲突中，表现了在战略上无能的美国知识分子、政治家和军人们，也不必用这种方式把他们作为一个集体进行历史性的分析。  
　　关于冲突规模的观点是从广岛、早期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经验中发展起来的。这种观点并不新鲜。在克劳塞维茨和其他战略家对有限战争、人民战争和小规模战争的论述中曾隐约地谈到过。关于这类战争英国战略家C·E·卡尔韦尔于1869年写了一本陆军部手册。但1950-1969年的20年间，在军事科学中最早的重大变化是以多达六种的计谋替代拿破仑式战争的战略计谋。这六种计谋是：核战、常规战、有限战争、游击战、准国家级战争和外交恫吓。如果在伯尔尼会议上提出的一些建议对1919年的军事战略家来说显得陌生的话，那末大自“超级大国政治与世界秩序”，小至“准国家级暴力行动”这样一些题目，对20世纪30年代的军事科学家来说比对社会科学家来说还要显得陌生。被西方的无知的战略家称之为“非常规的”中国的会计制度，最终给多国联盟提供了几种新的战略计谋。在按民族来说是分裂的，而在战略上是统一的国际斗争舞台上到处都是这种联盟。在这张得失对比表上是收益，而在另一张上甚至可能是损失。投资和现金流动问题越来越取决于会计师“对自己的地位……时代精神以及战争本身的性质”的判断。军事专家们据以实施战争的各项规则，已经都变得需要重写了。每个实践家不得不按照自己所属社会和行业要求使用的光谱辨明方向。  
　　通常是，最大的战胜国确定战后战略辩论的调子。所以1950-1969年期间，辩论的题目及使用的语言都是由英美决定的，如同以前曾经是由法国和德国决定的一样。上个十年中惨痛的经验已经体现在这样一些政治术语之中，如：“衰退”、“孤立”、“绥靖”、“马奇诺防线”、“闪击战”、“珍珠港”、“大屠杀”、“广岛”、“冷战”等。英美两国几乎同时作出的关于军队复员和实施威慑的决定，这些决定成了第一批难题，确定了第一批核战争的得失对比表，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与常规战争和有限战争传统利弊的关系。英美军事科学的思想库——以兰德公司为这类组织机构的代表和以战略研究所作为研究工作国际化的标志——早已解决了曼哈顿计划和美国战略轰炸调查中提出的难题。至于它们以后遇到的理论危机是由于它们必须解决的新难题的复杂性，还是由于过多地使用统计分析，抑或由于成就过大过快的专门化和教条主义所致，则无法回答。但至1970年时，用克劳塞维茨的话来说，一些有专门知识的军事人才的“分析迷宫”与战略的“生活现实”之间的鸿沟已经显得十分清楚了。（克劳塞维茨，1961年版，183页）  
　　对于英美在“胜利的顶点”上转向战略防御的做法，没有立即引起争论。防御的火力威力使波劳克得出结论认为，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看，战争已成为不可能。如今，用技术手段“从空中进行摧毁”，已变得极为便宜和容易了。伯纳德·布罗迪在《绝对武器》（1946年）一书中对其深远的含义作了探讨。但除了布莱克特外，自然科学家大多转向解决核技术上的难题，而社会科学家和军事科学家则转向解决政治和经济复兴的难题，以及和平时期的军事编制及军事行政方面的难题。在朝鲜的“警察行动”充实了近期战略问题的解决办法。虽然在力量对比中加上了中国，但遏止、威慑以及朝鲜战争以后相当多的减少军队仍然是符合英美政治、经济和领土利益的。英美在轰炸机和核武器上垄断地位的结束已经成了现实。俄国人在技术上迎头赶上的速度以及西欧和日本复兴的速度，更加强了美国把武器看作安全与繁荣之关键的观点。在1950-1960年的10年中，它们给西方带来了可以期望得到的安全和繁荣。而且正象因《导弹时代的战略》一书而名闻遐迩的美国作家布罗迪在他的克劳塞维茨式的巨著《战争与政治》（1973年）中所说，武器的使用，“在可能涉及中国和苏联的任何事情上都是十分克制的……尽管为这种克制付出的代价是遭到耻辱与军事上的失败”。（我在国际关系方面使用的术语是“持续的混乱”）  
　　英美的战略家由于专心于解决难题，因此很少写一般性的论著。利德尔·哈特在《威慑还是防御》（1960年）中曾希望最终能合乎情理地回到用间接的方法研究英国策略。对此，富勒的最后一本著作《战争指导》（1961年）未予支持，而其他的老将们则大发怀旧之情。由于出版者安排了一个乐观的结局，使得约翰·哈克特的《第三次世界大战》（1978年）成了写巴顿的书一样的畅销书。但亨利·埃尔克斯的《军事原理与哲学》（1965午）和《自由社会中的军事力量》（1979年）都因写得过于明智和合乎理性，而缺乏诱惑力。当年欧洲尚处于农业阶段，克劳塞维茨从来没有把技术看作是一个可蓄意操纵的战略因素。更奇怪的是，在一个咒骂技术破坏了如此众多传统体系和理论原则的时代里，竟然没有任何战略家仿效安德列·M·斯科特在《非正式突破：国家机器的革命》（1960年）中的做法，对电子和空中交通如何使政治、军事和思想体系互相渗透、分裂、变得脆弱以及可能不起作用的看法提出疑问。  
　　美国有许多论述空军战略和核战略的书不堪卒读。这些书充斥着种种名义上的区别，它们从大规模报复说起，再谈到灵活反应与有限威慑，最后又归结到互相确保摧毁战略，在学术上把19世纪法国和德国解决疑难问题的伙伴们都忘却了。赫尔曼·卡恩的《论热核战争》（1956年）为一种对社会来说有用的科幻小说事业提供了原料，这种事业使人们去《想不可想象的事情》（1962年）并忘掉了亨利·基辛格在《核武器与外交政策》（1957年）一书中提出的用扩散较小的核武器的办法进行较小规模报复的建议。基辛格以及卡恩的著作《论逐步升级：比喻和假想情景》（1962年）对于克劳塞维茨担忧的事情：“一旦障碍物（只因人们忽视可能发生的事情才造成的……）被拆掉，再将它们树起来就不怎么容易了。至少当事关重大利益时，互相敌对将以与我们今日相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克劳塞维茨，1961年版，593页）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对于互相都关心活下去的人来说，“衰减因素”已经在一条写进官方条例的条目（AR310-25）中显示作用：“有限的遭到唾弃的战争的说法已不再使用，也别无可替代之词。”  
　　美国空军正式提出以“达到我们的具体政治目标”来代替“胜利”这个词。直到1964年，军事实力“在不超出全面战争的范围内，仍能直接使用……只要文职领导人认为它在具体的冲突情况下是适当的、可用的”，而且相信它“能相当准确和克制地加以运用”就行。“数量优势”是拿破仑时代打胜仗的“最普通的因素”。在布罗迪把战略说成是“寻求可行的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可行性仍然是按费效比、预算和宣传的数量来计算的。“导弹差距”和古巴危机令人对闪击战和珍珠港事件的回忆愈发难忘，这就不断地给空军、核武器、导弹和空间等方面的竞赛火上加油。  
　　第二任艾森豪威尔政府购买的武器比将军们要求的还要多，但它还是在这场“导弹差距”的总统选举中失败了。16年之后，在尼克松-福特政府期间不声不响的军火商们，对就任的卡特政府发起了一场类似的“导弹差距”闪击战。退休的军事情报官对中央情报局的数字提出了异议。在持强硬路线的学术团体的支持下，他们提出的投掷重量、百万吨当量、导弹、弹头和战术与战略轰炸机的数量使他们获得了足够数量的高技术性能的武器，来弥补其每况愈下的兵力数量上的劣势。俄国人的行动帮助他们拯救了神圣的三位一体的武器系统、16艘航空母舰、15个师和全志愿兵制的部队。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未批准生效，征兵登记开始了，民防工作停止了，各盟国被告知要调整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所以空中力量的威慑仍然是美国战略的核心，资源仍然是按统计分析法进行分配的。根据这种方法曾制造了原子弹。统计分析法还证明战略轰炸和自1945年起杜黑分子一直主张的成立单独的、起主要作用的空军的论点是正确的。法国人关于核武器充足量的新数学统计方法，是与相对论、哥白尼体系或供水系统氟化物污染统计法背道而驰的，也是与算术常识大相径庭的。  
　　数字能说明战略的物质因素（“军队的规模、编成、武器”等等）和数学因素（“保障与维修”）。数字对于其他的数学因素（“作战线”和“需要用几何学来计算的运动”）和地理因素用处则比较小。军队的配置是拿破仑时代战略学的基础，地缘政治学则是大战后几十年间的一个重大发展。英美战略家解决了40年代军队配置的主要问题。但在1945年和1954年，英美的常规部队进行了复员，结果使部队的数量比那些占据着世界岛屿中心并在朝鲜战争期间有效地利用了其内线的国家的主力部队还少。在困难的地缘政治条件下派出了类似的驻盟国的起绊索作用的常规部队，这部分地是由于不愿意引起可能导致新孤立主义和士气下降的问题。由于运输部队和常规部队的增加会产生征兵问题，并且会把拨给本可以通过重新选定目标进行再部署的远程导弹的资金截走了，因此美国空军坚持认为，整个“冲突的多种规模”是一个“不稳定的、统一的整体”。  
　　冲突的规模是不稳定的，但并非统一的，因为俄国人扩充了常规部队、加强了它的内线地位，并且日益威胁到西方盟国越来越脆弱和要求越来越高的外部联系。所以，英美关于常规战争和有限战争的新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战术性的，是依靠精确制导导弹的防御能力的。可以从1954-1973年的有限战争和游击战中学习某些东西，但这些战争发生的场所都很特别，几乎每一场战争都是在不同的地缘政治条件下，按不同的规则进行的。所以英美的准核战战略，与处于冲突规模的最高端的其它大国的战略一样，都是派生出来的和具有反作用性的战略。  
　　也许美国的解决疑难问题体系在理论上与法国和德国的第二帝国的体系同样呆板。虽然批评家们已看到了这体系的弱点，但是让拿破仑三世和威廉二世的谋臣们去改革一个保守的、有意分割的政体，几乎是不可能的。对1950至1969年20年间的这种看法，也许美国腔、宿命论和受虐狂的味道太多了。这些国家的战略家遇到的问题可能主要是心理方面的，而这些问题看来当真如此。遏止和威慑带来了三十五年的普遍和平。1970年的美国不是一个孤零无依的侏儒，但却是个可怜的僵住症患者。它的每一次的大力动作都由于内部的政治势力和军事势力而迅速停止。很少有军事历史学家考虑过，美国的内部矛盾与如此支离破碎致使政策常常互相矛盾的战略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发生在较早时候的例子是由军方引起的对入侵的恐惧，这种恐惧使大量英国地面部队在世界大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未能发挥作用。认为西方的国土防御和民防部队是挑衅性的观点是与之相似的，而传统的西方封锁和抵制政策会使整个西方联盟遭到同样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