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思想新趋向》

1945年以来的战略思想

对现代战略创始人的回顾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对于澳大利亚人竟然为他1780年6月1日生日举行200周年诞辰纪念会，可能只会稍稍感到有点受宠若惊。至于他的《战争论》居然会当作宝藏一样去检验那些“完整体系”和“包罗万象的学说”，他也可能不会感到吃惊，因为他自己从不曾想到要根据仔细整理的“材料”去建立体系和学说。克劳塞维茨生于1770至1789年的年代里，在这个年代里，最杰出的将才的同事们往往把他的箴言编成“难题解答”，但克劳塞维茨认为这些箴言在1790至1809年的危机时期已经被打破了。在1810至1829年的年代里重新建立战略理论的工作上他起了重要的作用。在1818至1827年期间，他就融会贯通传统经验、现实惨痛教训和预测未来方面下大功夫进行思索和著书立说。而他的神圣的、受到严格训练并具有传统思想的同行们则进而将其汇集成和平时期的法则、均势论及军事科学。  
　　在克劳塞维茨于1831年11月16日逝世以来的岁月里，还出现过两次军事理论上的危机。昆西·赖特所著《战争研究》（1964年）认为这两次危机与战争、和平每60年大循环一次有关。军事理论的危机阶段、修改范例或重创阶段和释疑阶段都与托马斯·S·库恩所著《科学革命的构想》（1964年）中所提出的各阶段相似。根据1792年、1854年和1914年开始的重大战事和危机发生的日期，不难构想出在一个文明世界之中，军事理论每20年变化一次的模式，这种文明自克劳塞维茨诞生以来一直在扩大和加强战争的规模和强度，同时在扩大和加强平时备战的规模和强度以及现代称之为战略研究的规模和强度，并使强化军事的过程实现工业化。假如西方战略思想方面的危机如期于1970-1989年来到的话，这反映了1950-1969年期间释疑专家们的无能为力，他们无法将他们在朝鲜战争之后制定的常规战程式同他们为了解决核战争和非常规战争的新难题而匆匆忙忙构思出来的程式联系起来。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们仍在研究伟大的将才、伟大的战役、伟大的帝国，但是今天即令是他们，也要对他们集中论述的人物、制度及思想进行分析，以便为他们传统的研究课题增辉。  
　　和平时期解决疑难问题的专家们首先用“最新胜利者”的语言来研究“新近的惨痛经验”。但随之而来的，更好地赢得上次战争的任何一种体系，仍然反映了有关社会、国家和军事实力的一整套相互联系的思想，或按照罗伯特·E·奥斯古德和罗伯特·W·塔克的说法是反映了有关《力量、秩序和正义》（1964年）的思想。尽管成败得失对比常常可与战争赌博相比拟，但克劳塞维茨却把他们比作“贸易上的得失对比”或者说“更接近于政治，……是一种更大规模的贸易上的得失相比”。然而，从军事上计算得失和从政治上计算得失以及从商业上计算得失，它们之间是无法比拟的。它们的结果是不同的；对于一方来说是有所得，对于另一方甚至可能是有所失。同军事战略家必须在“原始的暴烈性……偶然性和概然性的作用……（以及）纯粹的理性的政策”这个战争的“奇异的三位一体”中保持内部平衡一样，每一项目都反映出各自的“深深扎根于主题之中然而在其相互关系中又千变万化的法规”。（克劳塞维茨，1961年版，第89页及149页 [ 注：指克劳塞维茨所著《战争论》，英译本。中译文参照1978年军事科学院根据1957年柏林德文本的译本。但因版本差异和作者零星摘录，译文均按摘录的英译句翻译。下同——译注 ] ）许多由此而引起的理论问题在即将发表的对爱德华·米德·厄尔的《现代战略创始人》一书（1943年）的阐述和评论中作了讨论。所以，总结一下战略思想在过去大循环的情况将会有助于说明“创始人”、“现代”、“战略”等字眼的含意在1980年看起来大大不同于1943年的那些事态发展。查尔斯·詹姆斯的增编新军语词典（1802年）并没有“战略”（由希腊字“将领”演变而来）的词条。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所指的“战略”是把计谋，即法国人的更多地依靠技巧而不依靠胆量去赢得胜利的“特殊才能”，同军事计算学，即“摆开军队阵势的艺术”结合起来。他们给指挥艺术增添了格言，这些格言是从历史、传记、兵书以及从早在公元前五世纪致君主的谏书中总结出来的。波斯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军事危机，与同时期的中国战国时期的危机一样，产生了游士说客以及论述战争很多方面问题的兵书。象色诺芬和孙子，这样古老的作家的计谋仍然能在腓特烈大帝的著作中找得到，这反映了相类似的农业社会在技术、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历来由于对固定的城堡里不断投入季节性的劳力而变得更加严重。  
　　开明的暴君的战略谋算实际上是以获利为目的的。“每个政府，”克劳塞维茨写道，“都拥有并管理着一座它总是力图扩大的巨大财产。他们进行战争的手段……是国库里的金钱和他们可以抓到的无业游民”。由于“每一方都能判断出对方在数量和时间方面的潜力”，因此象腓特烈这样“统率着有数量虽少但战斗力却高的部队”的伟大统帅，就能“把一个小国变成一个伟大的君主国”。克劳塞维茨对此没有规定任何固定不变的公式。但是，“一系列的命题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得到证明：防御是达到消极目的的较强的作战形式，进攻是达到积极目的的较弱的作战形式…以及战略性的成功可以追溯到某些转折点”等等，这意味着他的格言是支持那些取得“数量优势”的大多数的参谋计划系统的。“数量优势”是始于1792年、1854年和1914年的几次伟大战争中的“致胜的最普遍的因素”。（克劳塞维茨《战争论》，1961年英文版，第71、194、589页）  
　　由于普鲁士总参谋部在1866年和1870年的成功，使得战后的战略计划工作几乎统统归那些训练和后勤专家们负责。鲁道夫·冯·凯默尔雷所著《十九世纪战略科学的发展》（1904年）公平地把功劳分给了腓特烈大帝、拿破仑、若米尼、克劳塞维茨和赫尔默特·冯·毛奇。但计划者的威望越高和越孤立，他们就越感到难以用“探索的……头脑”，采用“综合性的而不是特殊的方法”去认识“他们在通常情况下会疏忽或只有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思索之后才会理解”的和平时期新因素。克劳塞维茨与他推崇仿效的孟德斯鸠一样，认为每个战略家的计谋“必然是受其自身地位的特性、时代精神……以及战争本身的性质所支配”。这些将会使他称之为精神、体力、数学、地理以及统计等战略因素的内部素质发生变化。（克劳塞维茨，1961年版，第102、112、183、594页）  
　　费迪南·福煦的《战争原理》（1903年）强凋在战斗中要用“充分的准备……和因受到激励而倍增的数量”去粉碎“敌人的精神和物质力量”。若米尼根据几何学原理提出的“连续地把部队投入战区的关键地点和敌人的交通线上”的理论，要求尽快地在关键地点上部署尽可能多的兵力。在福煦称之为“仍在变得越来越具有民族性质……越来越威力巨大……越来越激烈”的战争中，“人的因素的优势”将使进攻得以进行下去。所以，法国人的报仇雪恨和德国人的英雄史诗都强调英勇的进攻。新达尔文主义者关于他们新帝国的解释给了所有西方的利己主义当头一棒。陆军的战略家们几乎没有探讨过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对十八世纪海军战略的箴言所作的新达尔文主义式的汇编。而且陆军和海军的战略战术都不曾正式受到过有独立的科学专家或外交政策专家的怀疑。在新帝国的官僚机构中“按部就班”的欧洲的总参谋部同吉利奥·杜黑称之为“活生生的、行动中的和运转着的国家”安全脱了节。  
　　凡军人在平时都需在思想上常备不懈。他只有用杜黑所说的“回顾过去”、注重现实、想象未来的办法，才能从事自己的事业。但这样做可能会打乱已成为教条的、排斥一切怀疑及怀疑者的理论原则，所以和平时期的战略家能解决老的难题，而持怀疑态度的人倒可能成为无人称颂的预言家。在1770-1789的20年间，吉贝伯爵曾于1772年问道，如果一个民族在欧洲兴起，它有一支全国动员的民兵，一项确定不移的扩张计划和……一个廉价的发动战争的系统（这个系统靠打胜仗而生存，它不会由于财政方面的考虑而放下武器），精神抖擞，资源充足，管理井然有条——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局势将会怎样呢？（吉贝，1803年）吉贝遇见腓特烈之后自己宣称放弃这种猜测，但这个猜测是如此准确，以致1830-1849年间的怀疑分子主要关心的事，就是征召来的拿破仑式“国家民兵”的效忠、后勤保障以及指挥问题。  
　　 1890-1909年期间，怀疑产生在技术、经济和政治方面。军人对于他们的速射武器的战术效果的怀疑已由波兰籍犹太经济学家和银行家伊万·S·波劳克汇编成六册统计集，取名《从技术、经济和政治关系看战争前途》（1898年）。新武器的出现会造成战术和战略的僵局、经济的崩溃和政治革命。战争在政治上已成为不可能了。波劳克的观点遭到了压制，但这些观点对第一届海牙会议的召开，以及对尔后的用统计方法研究现代战争曾有过某些影响。1911年，第一个国际组织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波恩建立。它打算“科学地，不带任何褒贬地”研究战争。当时的情况是，研究委员会的课题，……如论战争的经济和历史原因及后果、和平时期的军备、国际生活中的一元化影响等问题都没有被看作是与战略学有关的一部分。  
　　 1914年灾难过后有66年了，历史学家仍对科学的战略批评家和在实力均势、军备控制和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危机迹象进行分类。F·W·兰彻斯特使用了一种数学公式来确定飞机在战争中的效能（1917年）。杜黑认为它们可以“分化瓦解各个国家”。J·F·C·富勒、B·H·利德尔·哈特等人想出了机械化地面部队实施闪击战的主意，另有一些人发明了新的潜艇作战和两栖作战战术。富勒认为，“进行工业化战争需要……（1）政治权威；（2）经济上的自给自足；（3）国家纪律……；（4）机械化武器及平时的准备工作。在“长期停战”期间，各大国都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战略。一旦战略重新成为军事和政治的共同事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就为调整战略作出了贡献，正是由于这种战略上的调整，西方国家和苏联才在1945年取得了比拿破仑更伟大的胜利。但是，对“大战”有这样的认识，即战争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业，不能交由将军们去处理。另一种思想则认为战争是太重要了，不能交由任何一群领袖人物或追随者去处理。而前一认识往往不能被后一认识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