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思想新趋向》

70年代与80年代常规作战理论的发展

引言  
　　常言道，将领们总是想打一场过去的战争。显然，这种说法多少是有些道理的，因为他们靠的是自己的经验、既定的军事原则和与旧武器相比没有多大改进的武器。由于新技术的采用总是逐步进行的，因此变化是缓慢的。对既定方法往往宁肯进行一些修改，也不愿代之以旨在充分利用新式武器所提供的机遇的新方法。  

　　现在，问题并不全在于有多少将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在于那些参加过二次大战的将领们依然受到当时坦克部队和空军发挥重要作用的某些战役的影响，还在于追随他们的人都曾读过他们的历史。所以，1945年战争的实践经验在今天双方有关欧洲常规战争的理论中仍清楚可见。当然，其他战争也提供了许多教训，特别是中东战争。这场战争中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试验场所，它以精力充沛而有才智的以色列人作为示范，测试了武器系统的战术运用和比较性能。值得注意的是，从以往的情况看，年轻的以色列将军们也重蹈了历史的覆辙。他们在1973年10月战争初期的挫折，是他们单凭1967年6月战争经验行事的结果。  
　　所以，可以说，70年代常规战争的理论大多是根据以往四分之一世纪内多次战争的经验是不无道理的。当然必须指出，在此期间核武器的问世起了重要影响。威慑政策而不是单纯的防御政策已成为某些国家安全政策的基础，这些国家都不得不考虑到核武器，并以此来确定他们的预算和改编军队。的确，早在50年代期间，常规力量在北约的战略中处于从属地位，仅起到进行核报复的绊索作用，用于对付突防和小规模的入侵之敌，而用核打击力量来对付大规模进攻。法国在以后很久所制定的战略中，规定常规力量的任务仅仅是确认大规模入侵行动已经开始。随后如苏联不立即停止进攻，法国将用现有的核打击力量袭击苏联的城市。在6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北约组织内主张加强战场核实战能力者大有人在。当时由于“大卫·克罗克特”导弹的出现，步兵连都将可能配备核武器。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种主张广泛运用核武器的思想本应收敛，但后来却变本加厉了。  
　　在北约组织中，主张战争初期就使用核武器的理论到1967年称之为“灵活反应”战略。“灵活反应”战略要求使用所需的各种规模的部队击败敌人的进攻，包括必要时使用核武器，但该战略显然要尽量推迟使用核武器，而把常规部队作为首先的防御手段（除非进攻一方一开始就使用核武器）。在欧洲以外在军事理论上仍主张打常规战争，因为那里没有核武器（尽管以色列可能会有一枚核弹），也由于人们认为如象在朝鲜和东南亚那样使用核武器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  
　　因为欧洲始终是主要的军事对抗区域，大部分军事资源用于这个方向，所以有必要先研究那里的常规战争理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欧洲战区  

 
北约战略  
　　北约内部经过了连续数年的激烈争论，才对“灵活反应”战略取得了一致意见。当决定采取“灵活反应”战略时，法国拒绝合作，脱离了一体化的军事组织，它宁愿采取它自己的对苏联领土实施快速核报复的战略，而不愿采取更多分等级的办法。另一些欧洲盟国对实施“灵活反应”战略也有各自的问题，而保持一支较强的常规部队进行防御则是战略固有的需要。它们认为需要建立强大的常规力量，因为常规力量与核武器不同，可以保卫国家领土，对付小规模突发事件。它们还认为常规部队能用作战争初期的威慑力量，也可为避免使用核武器创造机会。由于苏联核力量的不断增长，使用核武器的抉择是令人不安的。然而，它们不希望使常规力量过于强大，也不想建立单一的常规防御体系，因为这样做就不如采取一项明确表示准备使用核武器的战略，那会对苏联构成更大的威胁。它们也不同意在欧洲进行长期常规战争的主张。因此，欧洲各国不准备使常规力量强大到明显地使核力量在整个战略中处于次要位置的程度。由于省钱，实施这种政策是可行的。因此，显而易见，鉴于常规力量不足，威慑仍主要依靠核力量。  
　　翼侧 实际上争论主要是围绕中欧地区防御问题开展的，因为有关翼侧地区的战略尽管名义上看来相同，却要因地制宜。  
　　北翼 挪威厌恶核武器，不允许在其国土上部署核武器。该国地形崎岖，气候严寒，构成了以全国动员为中心的单一的常规防御理论。该国的轻型步兵和海岸炮兵可以在峡湾交错、交通不便地区牵制或阻滞敌人的战斗行动。为了改变数量上的劣势（挪威武装部队在数量上大大少于科拉地区的苏军师），就得依靠盟国的增援，并寄托于北约各国的海军能阻止苏海军进入挪威海。实际上，如果需要的话，也可实施核威慑，因为北约已部署有舰载、机载核武器。但是挪威的意向很清楚，要组织另一种防御体系。虽然由于苏海军力量的增强致使北约各盟国在挪威海的行动非常危险，对挪威北部的海上支援更为困难，但自1967年以来挪威一直没有改变其上述做法。  
　　丹麦对核武器的态度与挪威相似，但带有含糊不清之处：它不允许在其国土上部署核武器，但又购置了一些可以发射核弹头的双重功能的发射器（核弹头由美国存放到别处）。丹麦防务所面临的问题不同，它与中欧地区毗邻，国内地势平坦（与挪威北部的地形截然不同），并且容易遭受来自波罗的海攻击的威胁。虽然丹麦已制订了全国总动员计划并可望得到盟国增援和北约海军的帮助，但是在丹麦的防御思想中几乎肯定是有“灵活反应”战略中的常规防御阶段的。  
　　东南翼 表面上看，东南翼的战略比较明确。希腊和土耳其都要求能得到从基地或飞机上发射的核武器发射装置，允许在当地储存美国控制的核弹头。但是，至少在土耳其，从其地形和拥有强大而训练有素的军队来看，仍可能是建立长期的常规防御体系。因此，在中欧地区未动用核武器以前，土耳其很可能不会动用核武器，而如果中欧用了核武器，那时候战争的整个态势也就不得而知了。因此，“灵活反应”战略的实施情况可以各有不同，然而土耳其的防御看起来已今不如昔了。70年代时，由于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后美国国会对土实施武器禁运，土耳其的武装部队大大削弱。其陆军，装备低劣，多数又是步兵师；其空军，数量既少，机型陈旧。所以，土耳其反击机械化部队入侵的能力势必成为问题。要改变这种状况得花多年的时间，而土耳其当前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使形势严重恶化。加之，盟国对其在军事上援助的能力也受到限制。在东地中海水域的美国第六舰队原是一支突击力量，它的飞机和两栖部队可以参加该地区的陆战。但该舰队目前受到强大的苏联海军的威胁，苏海军有来自陆上基地的“逆火式”反舰轰炸机的支援。美国第六舰队只有首先取得海战胜利才能给希腊和土耳其任何支援。这就受到至关重要的时间上的制约。由于苏联必然十分重视控制土耳其海峡，目前北约盟国防御方面所面临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苏联在该地部署海军就可以阻碍北约向陆上投送力量的计划。  
　　中欧地区 按照实施“灵活反应”战略的逻辑，自从采用该战略以来常规力量应得到加强，并使其能进行较长期的作战。特别是空军不得不就打击常规武器目标（原先是核武器目标）制定计划，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实际上，北约的常规力量至今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加强，而苏联的力量却相当大地增强了，因此北约的相对实力水平还不如1967年时的情况。苏联在70年代采取了种种措施使苏联前沿师减少其原先对增援部队的依赖，从而减少了北约所预期的警报时间，因此北约本身要得到及时的增援就更加困难了。  
　　北约的常规地面部队完全处于防御态势，除能进行局部反击或空中突袭外，是没有进攻能力的。这种部署基于建立前沿防御的理论，以便守住领土并且就在两个德国的交接边界上实施威慑。可以这么说，自西德加入大西洋联盟之时起，显然保卫该国必须从保卫边界做起。而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建立的德军部队使早年建立于莱茵河和威悉河的后方防御有可能向前推进。  
　　前沿防御是出于政治和威慑作用的考虑，但人们经常注意到边界地区不是最好的据守和作战之地，而在纵深地区设置障碍或利用地形可能更易于防御。因此，一旦发生战争就撤出某些地方，这在军事上可能是可取的。如果把过多的军队部署在前沿阵地，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有可能被敌军穿插分割，削弱防御力量。显然，指挥官们可以有某些战术机动权，但他们必须固守前沿。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军事上讲舍此别无他途。  
　　军事布局 由于必须能在边境就开始进行作战，所以平时要在整个边境部署轻型装甲屏护部队和阻击部队，以便战时能得到预警。它们能为获取情报而战斗，并以强大的力量迫使敌人展开兵力，阻滞敌人的行动。这样，就为北约主力部队从通常位于后方的平时驻地进入作战地域赢得时间，也为增援部队的到达赢得时间。这些增援的分队和部队是以欧洲大陆国家的后备部队中动员来的，或者同来自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空军中队一起投入战区。由于增援部（分）队可以用预先储存的装备武装，只带个人武器的参战人员得以快速空运。  
　　在装甲屏护部队后面部署地面阻击部队，大部分是机械化部队，配有建制的装甲车辆，和具有不断增强的反坦克作战能力。这种以国家划分防区的防御体系，在政治上有重要意义而在军事上却有薄弱环节，因此这种看上去是线式的防御体系取决于各防区部队的多少和地形状况。紧接在地面阻击师后面的是装甲反冲击部队（尽管在一、二个较薄弱的防区内，装甲师或机械化步兵师也被作为阻击部队使用，因为除此别无其他部队）。它们的通常只配备轻型装甲的增援部队不得不用于反冲击。这种部队任务倒置的现象是由于兵力不足造成的。再往后，在反击部队后面，受各集团军司令或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作战控制作为战区预备队的，是战争初期就得以保存的或从后续增援部队中积聚起来的师或旅。  
　　战术思想 各个地区的战术思想可根据现有装备、地形和民族风格的不同而互有差异。美陆军善于依赖防御和重装甲进行消耗战，把敌人拖垮。美军的习惯是主要依靠火力，包括使用陆军的固定翼飞机和直升飞机提供的火力支援。德国陆军则侧重进行高度机动的作战，利用机动分割、消灭敌军的进攻部队。为此，德军发展了步兵能乘车直接参战的装甲车（这不同于使用只把步兵运往战场的装甲车）。英国军队计划进行纵向射击作战，防止翼侧突破，并以装甲部队实施反击。英军的战术既受到地面作战的影响，又受到缺乏足够的战役预备队的制约。  
　　各国有关如何控制战术空军的主张也有所不同。美国准备在中空大举使用战术空军，集中使用飞机对敌实施防御性的压制和遮断，用机载预警飞机引导防空战斗机拦截来袭之敌机。其他国家的空军则主张以少量飞机作超低空飞行，利用雷达盲区对敌实施突防。当然，理想的做法仍然是在尽可能的最高层实施控制，但是可以预计，战斗的混乱可能意味着飞机将由联队进行指挥。各国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讲是由于各国实力不同，但是各空军司令部可能都有足够的灵活性能使其作战行动适应实际情况。无论如何，日益加强的华约防空体系很可能迫使北约的大部分飞机都得超低空飞行。或许在今后，当巡航导弹能执行常规作战任务时，有可能用这种导弹来代替飞机执行部分任务。  
　　华约的作战理论 简而言之，华约拥有大量坦克和装甲输送车的作战部队。看来它的作战理论是大部队同时突击正面，以钳制北约的全部防御体系，并在作战初期隐蔽其主攻突破点，而用重兵只扑向二至三个地点。同时很可能另一路突袭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丹麦，以分割该地区和控制波罗的海的出口通道。装甲先头部队试图在比较狭窄的正面对北约防线实施突破，继之以日夜连续作战。必要时逐次替换其前锋师。战果将予扩大，突防得手的部队将成扇形展开把北约和其增援部队分割开。还可能使用火炮和火箭发射器来压制反坦克防御兵器。对其先头部队将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并对北约增援部队和司令部实施遮断袭击。其空运部队则可能打乱北约后方地域并占领要地。为干扰北约的地面、空中通讯和雷达，华约可能广泛采用电子战措施。也可能把使用化学武器作为一种重要的进攻手段，或者有选择地用来打击一些重要目标。  

 
作战理论的发展  

 
华沙条约组织  
　　如上所述，华约作战理论似曾相识。它与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所欲采取的理论不无相似之处，但附加上苏军重视集团攻击和使用火力的观点。它主要依赖坦克和当年德军往往缺少的装甲机动能力，因为那时德军的装甲师很少。苏军师的火力很强，但后勤保障较差，要依赖后方的支援。对苏联来说，这种作战理论有点新意，但对这个战区来说并不陌生。苏联军人能否象当年各级德军军人那样在脱离统一指挥状况下迅速临机行事和苏联社会笃信统一指挥，是否允许军队如此行事，均难以肯定。或许，事情要比上述情况更需小心谨慎。  
　　在苏军拥有更多的装甲车、自行火炮及其他类似武器的同时，其作战理论也随之修改。早些年，苏联的军事著作中很强调这样的观念，即所有战争都可能是核战争，认为核武器是任何重要进攻战所必用的另一种火力形式，从战斗初期起必然不能排除核武器的使用。而现在核武器的精度更高和当量较小。但是，苏联地面部队在欧洲也取得了常规力量的优势。因此，苏军颇感兴趣的是试图首先用常规武器发起攻击，从而使华约盟国和苏联领土免遭因发起核攻击所必然导致的核报复。  
　　 70年代，苏联在军事著作和训练中以及装备方面都非常强调常规战争，并且增加了研制化学武器的投资，可能在战争初期以化学武器取代核武器。同时也发展了精度更高的SS-20中程导弹。西方担心这些导弹在常规攻击中会被专门用来摧毁北约的指挥、控制、通信系统以及核武器发射装置，瘫痪北约常规防御体系和战区核武器的报复能力。苏联是否已有这种计划，现在不得而知。但假如有，那就必须考虑是否会冒风险，会迅速遭到北约幸存下来的核系统或战区以外核武器的报复的问题。权衡利弊，华约采取首先使用常规武器的方案看来是很可能的。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北约的作战理论几乎从一开始起就以守住领土的重要性为其主要内容的。就常规地面部队而言，北约的作战理论始终是防御性的。北约部队从未当真想过要开进东欧，除了实施空袭外，也无此能力。  
　　北约的作战理论主要是以坦克对坦克为依据的。到了70年代后期，才慢吞吞地利用新式反坦克制导武器以增强步兵和轻装部队的反装甲能力，从而使坦克解脱出来能真正发挥机动火力的作用。依靠近距离空中支援在早几年很可能是不成问题的，但现在这种依赖性减少了，因为显然北约战术空军的数量少于华约，不可能夺取空中优势，而且还必需对密集的防空火力实施突防，故而抽不出飞机进行地面支援。尽管武装直升机的使用缓和了这种形势，但由于数量不多，必须节省使用。另一方面，苏联战术空军的任务已由过去主要用于防空（现在防空任务基本上由地对空导弹承担）转向利用适于进攻的新机型实施进攻作战。这就意味着北约防御部队应对过去被忽视的己方防空体系给予重视。如果不对北约自己的防空能力有所加强——而这是北约可以说最薄弱的领域之一，那么，北约得以充分利用广泛的资源和进行反击所需的机动作战能力可能将会严重地受到敌空中行动的制约。为进攻中的部队提供空中掩护，至少在有限的时间和地域内提供掩护，是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战斗师无论如何必须设法使其背腹免遭敌空袭的威胁，这就应重新强调使用机动的多管炮、地空导弹和多兵种防空武器。由于微电子技术的应用和机载预警控制雷达的发展，射击引导雷达系统已得到迅速的改进，从而可以侦察到低空入侵的飞机并引导截击机进行拦截。  
　　根据中东战争的启示，对付敌机的另一种办法是瘫痪敌方机场，即使是短暂的也好。为此目的，已专门研制了空中投射的弹药，特别是穿透地面的武器和燃气爆炸物（它对付防空系统也是很有效的）。由于北约机场少而拥挤，要尽力快速维修跑道和飞机，以便能临时抢修好，使之迅速恢复使用。  
　　由于华约正在迅速大规模地运用火箭发射器，目前对地面部队来说装备面积杀伤武器至关重要。然而北约也已装备了空中和火箭撒布雷装置，将地雷撒布在来犯的装甲车必经之路上，从而能困扰敌军运动，阻滞敌人的行动以至击溃敌人的进攻。燃气炸弹对摧毁敌军集结地也有很大作用。  
　　随着射速、精度和机动力的提高，火炮性能已有很大改进。但是采用导弹系统，其摧毁目标的能力超过了发现目标的能力。为了解决洞察敌情的老问题，目前正利用各种手段捕捉目标，如使用配有摄影机的无人驾驶飞机，或用电视实时传递信息。由于所装备的便携式步兵雷达和传感器可用来发出预警，夜视器材可以延长可见时间，现在部队掌握当面的动态就方便多了。  
　　指挥、控制和通信的方法，包括情报分发，已大大改进了，然而要处理现有的大量材料，并从中迅速作出适当的估量还是个难题。特别对前线部队来说，现在无线电联系比以前更加可靠、简便和容易掌握。但是电子干扰的阴影笼罩在上空，因为采用电子干扰就能压制整个通信网，或通过干扰武器系统的雷达打乱空中和地面武器的协同。因此，无论是使用者还是设计者对变频一事都必须注意。  

 
核武器的影响  
　　假如说电子战武器正在跃跃欲试，那么核武器也是不甘落后的。后者会对战场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  
　　常规作战要尽可能集中兵力，从排到集团军任何一级均应如此，才能夺取局部优势。但集中的部队却可能会成为核攻击的大好目标。所以，在有遭核武器袭击的危险时，部队必须尽可能地疏开，使用远程火力来覆盖各部（分）队之间的间隙。如部队集中起来了，必须准备好能立即疏开，并要保持良好的战术队形。这当然说来容易做起来难，然而如果部队始终处于疏开状态，那么就可能会在常规作战中失败。  
　　但是，果真会在战争中失败吗？核武器在这里再次出现，因为北约的战略是，当常规防御不能奏效时就要使用核武器。因此，核武器已成为前沿部队的建制武器。有些飞机具备双重作战能力，也就是说它们将按照自己的作战思想和原则，在常规作战阶段节约使用，而留到随后可能来临的核作战阶段使用。用巡航导弹代替飞机发挥战区核力量作用的好处是，能抽出战术飞机用于迫切需要飞机的常规作战。  
　　这里应特别再提一下法国。如前所述，60年代和70年代初，法国部队一直固执己见，只搞象征性的常规防御，对付大规模进攻的手段就靠用核武器袭击苏联领土。但是，1974年部署的“冥王星”近程战术导弹，其射程不超过75英里。无疑，这种导弹是与在德国的常规部队协同使用的，但在什么样式的交战中使用尚不清楚。这样，“冥王星”导弹的部署给原来的核报复原则造成了一些混乱。现在正在发展射程较远的导弹，但仅能达到在德国的目标（如果尽可能向前部署，就可达到在东欧的目标）。这种导弹可能携带强辐射（中子）弹头，以便减少一旦盟国领土遭受轰击时所可能造成的附带损伤。使用这种导弹的时机可能在常规战斗正推向法国之时，而不是在此以前。然而不管如何打算，1967年法国还不赞成的某种灵活性看来正在形成。在这问题上，可能提出冒昧的看法是，法国的核战略按照它自己的论点，完全是为了其本国的防御，而几乎与任何其他国家的防御无关。当然，看起来法国军队似乎很有可能参加在德国进行的任何战争（如果只因为德国是一个战场的话），而且只要北约军队打常规战，法国军队很可能也打常规战。所以，有关法国的常规作战的理论，过去一直是，现在仍然是有点含糊不清的。但今后其常规部队对于核武器的依赖程度将会比现在少些。  

 
作战的激烈程度  
　　双方有关常规作战的理论均受到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毫不奇怪，这是因为欧洲处于二次大战的中心，而且当时所用的武器同今天的大致一样。可以这么说，现在部队的机动性更强了，尽管比较笨重。目前在中欧的步兵营装备有大量的装甲输送车和重型武器，因此也就面临着严重的保养和后勤问题。炮兵团都配备有装甲自行火炮和尖端的电子设备，还配有很多挖土机、起重机和其他机械设备。现在，地面部队的整个行动更为复杂，对保障的要求也更高了。  
　　因此，作战双方的火力大大增强，其精确度也大为提高。如同十月战争（后面要加以阐述）中所见到的那样，这就可能会出现战斗更为激烈，伤亡人数更多，弹药消耗更大的状况。这使得西方更加惶惶不安地感觉到，一旦打起大战可能动用核武器的话，战争是不可能持久的。所以，战场上及后备的战争物资现在均按照数星期而不是数月内所需消耗量加以计划安排的。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制定为了世界大战而对工业和人力进行全面总动员的规划。实际上，常规战的“鸡蛋”在数量上是有限的，而且是放在核武器“篮子”里的。  

 
展望未来  
　　上述常规作战的理论在整个80年代会保持不变吗？如果说欧洲联盟体系将保持不变的假设可以成立（这是本章阐述的目的），那就不得不说这种常规作战的理论将在整个80年代保持不变。但是必须进一步假设，核武器的发展会使这种常规作战理论持续下去（孤立地看待欧洲的常规作战理论是行不通的）。因为长期以来就有人声称，花费大量经济和社会代价的官兵齐全的大规模的陆军已不需要了，核武器不仅可起到威慑作用而且还可直接参战。减量装药当量的弹头（千吨当量以下）能立即对跨越国界的攻击部队实施报复，而无需进行复杂的常规战斗和退却。它们可以比坦克更有效地封锁边界。当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假如所有战争都是核战争，那么大西洋联盟就会感到有点难办。如敌方进行核还击情况会怎么样？强调提高核实战能力的言论可能令人向往，并将在科学技术的促进下付诸实施。但是，从美国的阿肯色看这种言论比从德国亚琛看这种言论更得人心，因此强调提高核实战能力的言论在欧洲似乎不可能占上风。守卫国土需要的是人员，看来不可能有别的令人满意替代办法。尽管欧洲战略大概是以核武器为核心，但常规力量看来仍将保持目前的地位和重要性。  
　　但是，人们也提出了其他一些节省人力、加强防御的措施。有人还建议要改组前沿部队，使守备师减少机械化程度和重装甲，把省下来的军费和坦克建立较严密和较大纵深的反坦克导弹防御体系和更多的反击部队。为有助于实现上述目的，与其靠众多的人员不如靠加强火力来守住阵地。即给小分队配备能覆盖大面积的远程武器，与此同时各小分队也保持相对地疏开了。或许大有可为之举，是充分地利用预备役人员，尤其有关反坦克制导武器以及轻型防空火炮和导弹方面更是如此。所有征兵系统每年都可提供大量受过训练的兵员，他们之中很少有人会被用于短期战争。可以把他们组成为数众多的反坦克部队、防空部队、轻步兵部队和工兵部队，以便形成纵深防御和替换出更多现役部队去担负一线任务。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样做的，德国和英国都将预备役部队按战斗序列编组以便迅速行动，但还不完善。尽管要花钱购置装备，但预备役部队的耗费要比现役部队节省得多，因为预备役部队的薪金少和用的装备也少。后备兵员可以而且已经为加强现役部队提供兵源，但是对预备役兵员使用得还不很够。而苏联就是把它整个军事体制置于这种预备役兵员的基础之上的。  
　　总之，在80年代欧洲常规作战理论似乎不会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当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会使某些作战行动发生重大变化，但发展新式武器系统需要很长的周期。现在，哪些大部分将在十年后服役的新式武器如今都已知晓。由于广泛采用了防小型反坦克制导武器的前装甲，坦克仍将对战场具有强大的影响作用。但其他装甲车仍将是易遭受攻击的，因为要制造新型号，那就耗资太多，重量也太大了。因此，反坦克导弹武器对坦克战的制约作用仍将持续下去。由于地雷和武器的改进，反坦克武器与坦克之间的抗衡将进一步不利于轻型装甲车。  

 
中立国和不结盟国家  
　　北约以外的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有它们各自的常规战争的理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个中立的或不结盟的国家——瑞典、瑞士和南斯拉夫，它们都以全民总动员作为国防的基础。  
　　瑞典已建立了国产的现代化武器系统和广泛的防御体系，可以使用从民团到装甲旅等一切陆军力量以及装备有导弹的海军和配有先进截击机的空军实施有力的反击。因此，其常规作战理论的内容是广泛的。包括从利用地形和气候的单纯局部防卫到使用部署的部队正面交战。在70年代里，除了使用更为现代化的武器和预警系统外，上述理论没有多大变化。其防御是建立在不结盟的国策和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之上的。无疑，北约组织的存在使其得到好处。但瑞典的问题是，强调本国自给自足使生产费用不断增加。瑞典本国要发展另一种先进的战斗机，很可能力不胜任，而且沉重的国防负担将造成突出的经济困难。看来，这个总的理论在80年代似乎要持续下去，这理论是植根于瑞典的政治态度之中的。但是财政上的拮据会迫使瑞典放弃雄心勃勃的武器系统的制造计划。因此，瑞典的防御体系就不那么强大了。但是它仍然能达成瑞典的目的，明确表示对这个国家的任何攻击都将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瑞士的情况与瑞典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也是以其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作为独立防御体系的基础。而建立这种独立防御体系的力量是广泛的，从步兵、山地部队、装甲部队到现代化防空部队。瑞士在经济上的负担不如瑞典那么沉重，部分的原因是国家用于发展武器的经费要少得多；另一个原因是国内有从事向国外出售的军火工业，而瑞典基本上是没有的。瑞士的作战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山地特点制定的。由于瑞士周围有别的国家作为缓冲，预警问题也不如瑞典那么突出。因此，瑞士的作战理论很可能保持目前的样式。一方面利用瑞士有钱搞得起的现代技术，另一方面又象瑞典一样善于吸收现代技术。  
　　南斯拉夫的情况则不同。政治上，它处于华约与北约之间的很敏感的地位。对西方来说，保持其领土完整的重要性是十分清楚的。假如南斯拉夫追随华约或被强占，那么北约将面临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苏联海军将进入亚得里亚海域港口，意大利边界将直接面临敌方威胁。然而，南斯拉夫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维护自身的独立，并且一贯坚持准备用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原来计划的举国上下的抵抗行动是以二次大战中的游击战为基础的，这种游击战充分利用了山地和勇敢顽强的人民，使侵略者在实施军事占领时付出很高的代价。  
　　 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突然引起了南斯拉夫对外来威胁的警觉，意识到它容易受到重装备的华约部队的进攻。因此，它重新审议了整个常规作战理论，全国各地区建立了有一百万人的国土防卫军（TDF），并有26万现役陆军、海军和空军作为后盾。国土防卫军的战术沿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在通常的步兵作战、山地战和装甲战中适时或必要时都可采用现役部队的战术，在空中和海岸防卫战中亦然。但南斯拉夫的问题是所有的装备都已陈旧，并且数量不足。现代化的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少，其飞机也远不是苏联空军飞机的对手。南斯拉夫因致力于不结盟，其作战理论是稳健的，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它即使使用现代化兵器亦难阻止敌重装甲部队穿越该国北部直至海边的进攻，它的为数不多的空军无力长期抗击现代化飞机的进犯。毫无疑问，抵抗行动会在山区持续不断，这样，就有可能开展使入侵者望而却步的持久战。因此，入侵南斯拉夫的代价将是昂贵的，对南斯拉夫维护自身独立的决心是谁都不会怀疑的。  
　　尽管南斯拉夫如能得到新的武器装备，打起来靠现役部队作抵抗和退入山区的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但只要南斯拉夫四分五裂的各民族仍能保持住一个完整的国家，那么它的作战理论就不可能改变。而南斯拉夫的种种经济困难有碍于它获得新的武器。况且西方也一直不愿给予更多的援助（因政治情势变化，这种情况可能改变，那不属于本章叙述的范围）。由于南斯拉夫的情况相当特殊，故其整个防御样式是非常有意思的。  

 
中东  
　　在60年代和70年代，中东是发展常规作战理论的最重要的地区。人们密切关注1967年和1973年的阿以战争的战术经验教训以及苏制和西方造武器系统的性能的较量。  
　　 1967年战争中以色列空军占了绝对优势，一举瘫痪埃及整个的空军，接着，在辽阔的西奈空域与地城内打乱埃及地面部队的行动，并逐个歼灭或驱散埃及部队。快速开进的以色列装甲部队在前沿指挥所的指挥下，利用空中优势，迅速地进行攻击，甩开移动缓慢的支援部队，依靠坦克的火力，打败了敌人，夺取了领土。但归还失地成了下一次战争的起因（我们至今深受其害）。  
　　以色列的这些陆战理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西部沙漠地的实践没有多大不同。以色列部队从将军到军士的各级指挥非常良好。空军高度专业化，指挥中心在快速往返的飞机支援下尽量发挥兵力兵器的作用。  
　　由于以色列国土的纵深浅，居民易受攻击，它总的战略是尽可能地将战争推向远离它领土的地方去打。因此，为了拒敌于一定距离之外，进攻就成了防御的手段。以色列的作战理论决不是一成不变和消极的，侵略与运动是它的核心。  
　　 1973年10月战争表明埃及军队吸取了1967年的教训，尤其强调对付以色列空军的绝对必要性。埃及对萨姆导弹和火炮防御体系方面作了大量投资，其结果是使以色列空军在运河区的战斗中遭到惨重打击。埃及步兵在战争初期发挥了反坦克导弹的作用，使重复1967年突进战术的以色列装甲部严重受阻，得不到随伴的步兵或炮兵来压制反坦克导弹。从那时起，以色列陆军就吸取这个具体的教训，它目前已拥有在二次大战的沙漠战中曾表明是十分有效的机械化步兵和炮兵。同时重新强调了诸兵种合同作战的必要性。  
　　十月战争至少说明了三点：第一，突然袭击的价值，甚至在处于激烈和持续对抗的中东战场同样可以达成战争的突然性；第二，反坦克导弹目前所能发挥的作用；第三，防空保护伞是怎么有效地保护防御阵地的。  
　　实际上，反坦克制导武器的作用被过分突出了，因为许多评论家以为坦克已丧失其作用，对坦克持一种极不成熟的否定态度。当然，坦克再不能象1967年那样所向披靡了，但只要运用得当，它仍大有用武之地。士兵们需要火力支援，他们需要在不利的地形上移动火力，他们也需要掩护火力支援和保护他们自己，而这些对坦克来说并非要求过高。  
　　埃及军队的防空设施在半固守样式的渡河作战中和在巩固运河彼岸阵地的作战中作用很大，但防空设施不能向前移动，掩护后来的进攻作战（包括在坦克对坦克的近距离的激烈对抗中，反坦克制导武器和机动性几乎不起作用）。显然，空中掩护是可移动的，而且目前已有大量的机动武器系统。尽管这些武器系统容易遭到电子战和反雷达武器与面积杀伤武器的攻击，但是，机动的防空武器系统还是能把战术空军作战的代价提高到这样的程度，即用地对地导弹可能证明比用飞机更合算（至少在防空体系中形成战斗飞机能够通过的间隙之前）。但是，密集的防空火力网同样会给己方飞机的行动造成困难，或许只有在适当的时机和适当的空域中才能出动己方飞机。  
　　尽管以色列1967年的胜利导致1973年的过分自信和促使埃及决心免蹈覆辙，不仅重振其精神而且改组了整个军队，1967年和1973年的两次战争都表明了指挥和士气是至关重要的。  
　　在未来这种类型的战争中，技术将越来越起作用。如果从以色列部队目前装备的具体情况看这一点还不明显的话，也要认识到这自然是弥补其军队数量少、地理条件差的必由之路。但是，技术的发展使以色列更难继续实行把战争推向远离其国土进行的设想，因为远程导弹能够以对方的人口作为人质，尽管双方互相的弱点可能减弱这一威胁。防空武器与压制防御手段一样，将受到极大的重视。电子战措施今后将广泛应用，它对地面通信和雷达系统的破坏作用可能相当大。的确，它能达成某种突然性，使所有的防御设施陷入暂时的混乱之中。但是，总而言之，这个地区和人民的特性，地形复杂和地域的狭小，气候良好和领土争纷等等，这一切都说明已为人所知的作战理论将会继续下去。而以色列人的独创性则能使其作战理论的发展与武器发展并驾齐驱。  

 
波斯湾  
　　自从伊朗革命和苏联入侵阿富汗以来，对海湾地区的石油可能存在的军事威胁已引起了西方的极大关注。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倒台，使西方在这个地区的整个战略地位彻底瓦解。苏军入侵阿富汗进一步恶化了这里的形势，无形中开辟了一个西方再也无力抗衡的新战场。该地的油田距苏联比较近，而离美国却很远，显然西方在军事上面临难题。因此，苏联地面部队迅速进入海湾地区的能力比美国大得多。特别是苏联有八个空降师已部署妥当，能随时进行干预。除非美国在海湾地区部署一定数量的部队，否则这个不平衡状态不能逆转。但因为这样做在政治上可能行不通，所以美军现正十分重视如何能快速地向那里运输和使用部队。当然，要快速地从7000英里以外的美国调动部队，只能携带轻型装备。而在印度洋的海军陆战队则可能从水上仓库提取较重型的武器装备。但陆战队和地面部队都面临如何将装备从取货处运往最终作战地域的难题。海运太慢，而空运装备则数量有限。此外，必须为整个供给线，从降落机场、临时库场、运输路线到作战地域，提供空中掩护并且还必须采取空中攻击行动来对付敌方可能用空降部队夺占滩头阵地的袭扰部队。要做到这一切就要得到东道国家的默许（实际上是支持），而在苏联进行军事扩张的情况下或许可能期望得到东道国的默许和支持的。  
　　捷足先占者就构成有效的威慑态势，而随后到那里的就是另一回事了；苏军呆在那里越长，就越难把他们赶走。从当地的机场或从阿拉伯海和波斯湾上的航母实施空中行动粉碎苏联干涉是十分重要的（据说如果有足够的航母编队，空中行动是可能的）。显然，只要美国战斗机能打进敌运输机群，那就可以严重打乱敌人的空降作战行动。  
　　在波斯湾地区，例如在伊朗，发生地面战斗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有沙漠地作战、输油管守卫战、山地作战等。就沙漠地作战等而言，其作战原则明显地取决于及时得到的部队和装备，也可能取决于能够作出支援的当地部队。苏联的空降师拥有西方空降师无法匹敌的轻型装甲车，后者在作战开初阶段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反坦克武器和地雷。美国虽然没有太多的经验，但地面战斗中遇到的都是老问题，包括如何适应环境这个重要问题。而获得当地的经验是大有好处的。  
　　山地作战情况不大相同。投入山地战的任何西方部队在装备上将是很差的。进行山地战需要有战术机动性良好的轻步兵和轻型武器，并以战术空军袭击敌军部队相配合。虽然不应低估苏军所面临的问题，但山地战充其量也只能实施阻滞行动。  
　　一般认为上述山地战的某些要求难以做到，而不得不对这个需要采用以轻型部队远距离作战的战术原则的专题进行重新审议。在过去，美国已充分表明具有战略机动性，尽管基本上是用于象对以色列或欧洲那样实施增援行动，象对越南的缓慢的兵力集结，或者象具有大规模两栖作战能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所显示的那样。80年代仍要我们再度重视战略机动问题，但是，战斗部队紧急投入战场、准备好立即作战的任务要求更加迫切了。这里应公正地提及法国，它的确为此建立了一支干涉部队。这支部队在70年代曾用于非洲，并取得一些战绩。这显示了建立一支小型的训练有素的部队在快速部署时是具有多么大的决定性作用。英国过去也曾广泛用过这种战术，为此，它最近又组建了一支小型的伞兵部队。  

 
结论  
　　除了在论述地面战斗时附带说到的海军投送力量的任务外，本章没有试图叙述海战战术。本章只概述了空战战术的某些方面，也没有研究维护国内安全、反暴乱和丛林战等问题。  
　　本章没有谈到越南战争，但越南战争在某些方面的确具有普遍意义：战略机动的作用，航母在陆战中的运用，包括使用武装直升机在内的战术机动以及确认尽可能用火力和装备而不用人力去解决问题的美国的民族风格。次要方面的战术如非致命性毒气与高爆炸弹结合使用，也有一定意义。通过越南战争加速发展起来的精确制导导弹——灵巧炸弹——目前已为各国的常规作战原则普遍采用。  
　　呈现在面前的总的情况是，在西方地面部队的作战理论经历了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而不是象坦克或飞机问世后所引起的和曾刺激平时军事思想的那样一场革命。苏联对常规作战的做法是着重专心考虑自身的安全和与西方保持均势，而不是如他们的军事学说所要求的优势。其结果是苏联已经建成一个具有与其特定攻防目的相适应的、在作战理论上连贯一致的强大的军事机器。  
　　大多数军事机构中都存在着惰性和阻力。由于装备费用昂贵，装配新式武器的过程不仅速度缓慢，而且要几经周折，在盟国间情况尤其如此。在白手起家重建军队的时候，象一次大战后的德国、立国后的以色列、二次大战后在现代化浪潮推动下的苏联，离经叛道之说和彻底的变革易被接受。当然，逐步的改变不一定是错误的，但其原因多半是由于官僚政治和军种间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旧势力秋毫无犯，而新事物极难脱颖而出或得到好报。  
　　在象欧洲这样的战区中（或许今后其他地区也一样）要撇开核武器来确定常规作战理论，那是不可能的。对欧洲的发达国家来说，完全依赖常规部队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审慎的，所以防御政策和战略应作相应的调整。那时常规部队的作用，小则起绊索效应，大则形成坚固的壁垒，以便同时提高威慑水平和核门槛。这是两项完全不同的任务，但是实践中可能很难分清。对一个普通士兵来说实际上倒没有多大关系：不论实施哪一种理论都是要求他挺身而出，冲锋陷阵。  

80年代的世界——战略上的问题及回答

布尔教授和辛诺特海军上将在结论中已经谈了与自己专长的领域有关的重要题目。前一位提醒我们说，战略是为政策服务的，他要求我们对大国态度的现行趋势是否明智提出疑问；后一位概要地论述了应该考虑的主要因素和战略计划制订人为对付80年代预期的挑战而正在采用的若干方法。现在由我对各撰稿人探讨的主要问题以及可能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上的重要趋向作一个概述。  

 
全球性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看，有两个世界意义的特殊问题显得很突出，一是80年代国际关系的性质看来肯定会比70年代更加严峻；二是虽然有这样的趋势，超级大国避免彼此交战的劲头仍象过去一样足。80年代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不只是苏联入侵阿富汗造成的后果，而且更是因为两个超级大国根深蒂固的敌对而引起的。阿富汗问题加剧了它们的竞争，但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缓解它们之间更基本的分歧不会起什么作用，这种分歧只有通过东西方谈判才能处理。尽管各方在未来几年内将继续认为必须与对方抗衡，但有迹象表明，双方都知道无节制的对抗只能导致它们之间的均势越来越不易控制。同样，不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军事理论和力量结构不相称的情况应予承认，其原因要搞清楚，不相称的范围应缩小，以利世界和平。  

 
地区性因素对超级大国的影响  
　　尽管在武器技术和战略力量方面超级大国与国际社会的其余成员之间的差距在增大，但双方将不得不对各自的盟友和不结盟国家的观点给予比70年代更多的注意。苏美之间的战略僵持常常为其他国家，如英国和印度提供机会，使它们能获得某种起缓和作用的影响。其他国家的主动行动虽然不总是为超级大国所欢迎，但能起到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正如T·B·米勒博士提醒我们的，随着军事上不很强大的成员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的增长并且对其主要的盟国引导的方向更加感到不安，联盟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这种趋向长期以来在北约内部是显而易见的。对罗马尼亚表现出来的独立性和新近在波兰发生的事件，苏联认为还是不进行军事上干预比较明智，这些都突出地说明在华约内部也存在着实际的合作问题。两个联盟系统中的欧洲国家很可能在处理东西方关系中比过去任何时候起到更大的作用。它们作出贡献的机会，如象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这样的机会，也将可能增大。欧洲仍然是对立的军事部队集中得最多的地区，对于世界上其他地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永远不应该让这些部队用来执行它们的主要使命。幸好，欧洲国家有最强烈的动机使这些部队彼此不应发生对抗，它们将根据这一动机积极行动。  
　　在世界各地的其他国家变得越来越自信了。特别是中国、印度和日本在国际关系上正在发挥比过去更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战略方面。尽管它们看问题的角度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它们利益相同的地方却越来越多了。三国都认为需要增加自己的战略力量和独立性。中国和日本，也许还有印度，它们所关心的是苏联增强其军事实力的速度，尤其是它在远东地区部署常规部队。中国和日本对美国在紧急情况下是否有能力和愿意部署对抗部队，也是有怀疑的。  
　　自1976年以来，中国的政策发生了180度的变化；日本最近宣布愿意长期增强其防务能力，这些都预示着80年代将发生更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很可能会以实现新政策的形式，而不是以对政策给予极端扩大化的形式出现；两国都承认在发展战略力量的速度上受到严重的限制。尽管如此，全世界的战略问题思想家对这些新的势力中心将不得不给予更多的注意。虽然印度80年代在甘地夫人领导下的政策与其70年代的政策不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拉奥教授指出，在同样的领导下，印度在印度洋使用海上力量的能力正在日益增强。看来印度很可能会增强其实力以改善自身的战略环境。  
　　其他不结盟国家，特别是掌握着重要资源或处于主要战略势力地位的国家，似乎非常可能在决定超级大国及其盟国的地区性和全球性政策时，既要求有发言权又能听到回音。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加强了其政治决心、经济力量和军事能力，外国将比70年代时更难于轻视或支配第三世界国家了。同样，它们的支援和合作将更为重要。特别是中东和非洲国家，尽管被内部的分歧，在许多情况下是被外部力量同国内危机四伏的政府的分歧搞得四分五裂，但它们仍将在世界事务中起更大的作用。因此它们可能为超级大国提供干涉的机会，这种机会尽管从短期看对超级大国来说是具有吸引力，但一旦利用上了，从长远看可能是不合算的甚至很有害的。  

 
80年代的冲突样式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四种公认的冲突样式在80年代看来将仍然是适用的，虽然与70年代相比，重点有所不同。在未来的十年里，核对抗、广泛地展开常规部队、有限战争和暴乱战都将继续发生，这是由更富竞争性的国际政治气候和出现更加多的潜在行动者促成的，但会受到对避免一场超级大国直接冲突的日益增强的关注所制约。  
　　在核战争方面，不能因为卡特总统1980年批准的有限核战争理论得到传播就对避免冲突的前景持过于乐观的态度。目前，苏联人没有表示有选择这种有限核战争的意向，他们要依靠全面的核报复来阻遏美国人采取这样的步骤。然而，由于苏联人的核技术在继续发展，他们可能获得与美国人相似的可以实施准确的有限打击的手段。有了这种手段就很可能会产生一种相类似的理论体系，从而使得从超级大国的观点看来有限核战争显得是越来越可行了。这场只有一个大国搞的战争游戏要长久地打下去而不使另一个大国升级到全面攻击，那是极端困难的。这样的冲突会走向何方，对升级如何又加以防止，情况完全不清楚。然而，如果这样的冲突成了两个超级大国实际的选择，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只是一个大国的选择，那末它们就将是必须立即进行研究的问题了。正如莱博教授提醒的那样，西方如在阿富汗危机之后在战略领域内采取重大主动行动必将产生复杂的影响。一方增加军事力量和发展新的军事理论，可以造成另一方采取抵销性的改革措施，结果只会使维持稳定的世界秩序变复杂了。  
　　在重大的常规战争领域内，我们面临着虽然不太引人注目但性质却是相似的问题。亨特准将指出，技术改革将迅速地继续下去的概率是很大的。这一趋势将以不同的方式对不同的国家带来影响，对某些现有的战略均势的稳定性有所改善，而对另一些战略均势的稳定性则有所削弱。在这方面需要特别关注的地区仍然是中东和非洲，那里快速的政治和经济变革既促使了军事力量的发展，又加剧了各该地区各国之间和内部的敌意。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里，军事能力在提高，这些国家的政府或许还要进一步发展这种能力，不过这种变化对地区的稳定性来说，既可以有积极的又可以有消极的影响。所有这些事态的发展更使一些外部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可以找到途径施加令人讨厌的影响。因此至关重要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应该维护基础牢固的政治独立，以防世界日益向两极分化。尽管情况错综复杂，但由于保持了多样化的力量结构，对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来说世界是处于更加令人放心的状况之中。  
　　有限战争战略，如科尔柯维茨教授提醒我们的那样，在80年代对所有的大国来说可能仍然是适宜的。它们被卷入第三世界局部性争端的可能性非常之大，以致它们必然会面临“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新的常规武器的杀伤力在提高，这就使得对于外部的大国来说不过是场局部战争，而对于地区性的参与者来说却是生死存亡的斗争这样一种更严峻的前景了。在发生利害冲突时，不管谁当美国总统，苏联会不会按科尔柯维茨的预测首先不予理睬，尚待分晓。他的看法是苏联人会发展一种有限骚乱战略，借此可以达到与有限战争相似的目的，但风险和代价都比较小，他的这种看法也许对80年代的世界来说实用意义更大。  
　　在80年代，暴乱与反暴乱技术对世界事务来说，不象在70年代那样重要。美国在80年代看来不可能卷入与越南战争相似的形势之中，虽然它可能给以间接的支持。美国不直接介入，其他西方国家就不可能自己直接参与了。与之相比，古巴人和东德人并没有表露他们不愿意代表他们心目中的第三世界“进步势力”去进行干预，而俄国人自己在阿富汗却遇到了困境。但难以相信俄国人会从这样的介入——不管是亲自参加还是通过盟友——中得到任何重大的长远的好处。如果他们没法使沙特政权发生动摇，或者在南部非洲制造混乱，那么，这样的判断就得修改，但至今这两种前景出现的可能性都不大。这两个地区肯定会有内部纷争，但俄国人能否长久地使它有利于自己，则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分歧的解决与遏制  
　　为了在80年代维持稳定的国际秩序，显然需要进行更大的努力，在分歧爆发成武力冲突之前把它们解决了，对于那些无法用这种方法解决的分歧，则要减少其影响范围。虽然80年代的国际政治气候看来不妙，因而在维护和平过程中的问题变得异常难以解决，但在各领导人之间至少对失败的后果有了更广泛的了解。对于通过双边和多边外交、军备控制协定和合情合理的军事政策可以起到建设性作用，认识的程度也有了提高。限制战略武器会议第二阶段条约可能证明是个不起作用的文件，但签字双方可能继续遵守它的条款，因为舍此而外无所依从。军备控制不仅为广泛的人道主义宗旨服务，它还可以减少浪费，并把军队中一些效能差的部分去掉。除非美国和苏联政府有一方严重地违背两国继续共处的心照不宣的条款，否则就很难说在未来五年内，在东西方的紧张局势中不会出现某种缓和，这种缓和将使讨论新的虽是有限的军备控制协定成为可能。这种协定如想真的获得成功，就必须既包括常规武器也包括核武器在内，这是因为超级大国在这两个方面的均势中，都存在着差异。  
　　各个国家必须对发展健全的政治-军事关系给予密切的注意，把它作为维持稳定的国际秩序的过程的一部分，这种国际秩序可以容纳对社会正义有利的改革。正如米勒教授指出，政界和军界领袖相互依赖才有效力，一方应该了解另一方的问题及其权力的局限性。政治家们及其文职顾问们应该进一步提高适应现代战略的能力。军事领导人除保持其职业上的胜任能力外，还应更缜密地研究其政治头头们的问题和目的，以便更好地为他们服务。  
　　最后，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技术变革高速进行的时代，维护和平的工作会得到更有经验的舆论界的支援，国内如此，国际上也如此。这些思想并不十分适用于限制公开讨论战略问题规模的苏联及其某些盟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但对于其他国家却越来越重要了。因此在80年代，职业上与战略思想有关的，特别是在大学和新闻界工作的有关人员，应该大力促进更加广泛地讨论这些问题。就象战争是十分严肃的事情，不能交给将军们去处理一样，关于国际关系和维护和平的思想也十分重要，因此不能局限在分析人员、政府顾问和军界的圈子里。  

撰稿人简介

　　罗伯特·奥尼尔 1971年以来任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主任。自1977年起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级研究员。曾于1955—1958年在澳大利亚陆军中供职。著有《德国军队与纳粹党》（1966年，伦敦）、《越南任务》（1968年，墨尔本）、《武元甲将军：政治家兼战略家》（1969年，纽约）、《1951—1953年朝鲜战争中的澳大利亚》第一卷《战略与外交》（1981年，堪培拉）、第二卷，《战斗行动》（即将出版）、《战略核均势》（编著）（1974年，堪培拉）、《不安全！印度洋和大西洋上的武器扩散》（1978年，堪培拉）。  
　　西奥多·罗普 自1938年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教授欧洲史、海军史、军事历史和技术发展史。也曾在哈佛大学，美国陆、海军军事院校，美国军事学院，新加坡大学和澳大利亚皇家军事学院任教。目前正在完成一部涉及英语世界中一大政治问题的军事征兵史。在他和唐纳德·M·舒曼对E·M·厄尔的《现代战略的创始人》（1941年）一书进行补充与述评后，即将对他自己的最著名的一部著作《现代世界中的战争》（1959年）作修订。  
　　赫德利·布尔 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巴利奥尔学院研究员。1955—1964年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1964一1967年任英国外交部军备控制与裁军研究室主任，1967—1977年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著有：《军备竞赛的控制》（1961年，伦敦）、《亚洲和西太平洋：走向新的国际秩序》（编著）（1975年，墨尔本）、《混乱的社会：世界政治秩序之研究》（1977年，伦敦）。  
　　沃纳·希林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兼该校战争与和平问题研究所所长。在美国战略方针的分析方面有广泛的著述。著有《战略、政治与防务预算》（与波尔·Y·哈蒙德和格伦·H·斯奈德合著）（1962年，纽约）、《欧洲安全与大西洋系统》（与威廉姆·T·R·福克斯合编）（1973年，纽约）、《美国的军备与变化中的欧洲》（与威廉姆·T·R·福克斯、凯瑟琳·M·凯莱赫和唐纳德·J·普恰拉合著）（1973年，纽约）。  
　　杰弗里·朱克斯 自1972年以来一直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系的高级研究员。在1967年参加该系之前，于1953年—1967年期间曾在英国国防部和外交部供职。他在苏联的军事历史、海军政策、外交政策和同第三世界（包括印度洋在内）的关系等方面著述甚广。著有《1945年以来苏联战略思想的发展》（1972年，堪培拉）、《苏联海军政策中的印度洋》（1972年，伦敦）和《苏联在亚洲》（1973年，洛杉矶）。  
　　罗曼·科尔克维茨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兼任该校国际和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1961—1966年在兰德公司和1966—1970年在防务研究所当过研究工作人员。著有《苏联军事与共产党》（1967年，普林斯顿）、《苏联与军备控制》（1970年，约翰·霍浦金斯），并在《苏联政治中的利益集团》（1970年，普林斯顿）、《军事实力在政治上的使用》（1980年，伦敦）、《常规战问题：苏联的例子》（1980年，纽约）等书中均有文章发表。  
　　约翰·乔根·霍尔斯特 挪威王国外交部国务秘书。1967—1976年任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主任，于1976—1979年任国防部国务秘书。著有《为什么谈反弹道导弹导弹？导弹防御争论中的政策问题》（编著）（1969年，纽约）、《安全、秩序和炸弹》（编著）（1972年，奥斯陆）、《通向北欧安全的五条道路》（编著）（1973年，奥斯陆）、《统治海洋的新时代》（编著）（1976年，纽约）、《北大西洋的新的战略因素》（编著）（1977年，奥斯陆）、《超越核威慑：新武器、新目的》（编著）（1977年，纽约）。  
　　肯尼斯·亨特准将 英国大西洋委员会主任。曾任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任陆军军官约30年。现在是萨里大学的客座教授和下院特别防务委员会专职顾问。著有《没有法国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66年，伦敦）、《防务、技术与西方联盟》第5卷、《70年代军事技术的需要》（1967年，伦敦）、《用更少的人力进行防御》（1973年，伦敦）、《第三次世界大战》（合著）（1978年，伦敦）、《亚洲的安全》（1979年，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