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祥谈“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

　　解放思想是我们的一大法宝。4月30日9：30，为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30周年，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特邀请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做客先锋论坛，以“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为题接受访谈，与网友在线交流。

　　沈宝祥，江苏武进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兼职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兼及党建理论和中共党史。1977年筹办《理论动态》内部刊物，先后任《理论动态》编辑部主任、主编。

　　在上个世纪的“拨乱反正”期间，沈老先生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修改和编辑，并积极参加这一时期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有《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等文章发表。

　　访谈全文：

　　改革开放就是破“旧”创“新”，必须以解放思想为先导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先锋论坛。回顾改革开放的奋斗历程，我们在实践上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离不开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为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30周年，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特别邀请到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兼职教授沈宝祥做客先锋论坛，先请您和大家打个招呼。

　　[沈宝祥]：网友们，大家好。

　　[主持人]：我们今天将以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为题进行访谈。首先，我先介绍一下沈宝祥教授。沈宝祥教授是江苏武进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中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兼职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兼及党建理论和中共党史，1977年筹办《理论动态》内部刊物，先后任《理论动态》的编辑部主任、主编，沈老先生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修改和编辑，并积极参加了这一时期的解放思想大讨论。

　　[主持人]：沈教授，据说当时“一南一北”几乎同时酝酿出“实践标准”这一重大的论题，您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沈宝祥]：根据我的了解，当时确实南北都有人提出或者在写论实践标准的文章。北边是《人民日报》理论部在发表批判“四人帮”文章的过程中，碰到了是和非的标准问题，他们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的副所长、哲学家写了《真理标准论》的文章。南边是江苏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胡福明在批“四人帮”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如何分辨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问题。他考虑的结果，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

　　[沈宝祥]：还有中央党校，1977年复校以后，在800学员讨论总结“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胡耀邦同志提出实践标准，在讨论中，对这个问题有不同认识，所以决定写一篇文章，题目定为“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主持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先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网友想问问您，仅仅是时间上存在这种先后关系吗？

　　[沈宝祥]：不是这个时间阶段的问题，是历史发展的逻辑。“文化大革命”中把思想、理论各种是非颠倒了。中国要想向前走，就要把是非搞清楚，我们应该走什么路，这就牵扯到思想解放问题。必须要思想解放，然后才能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的伟大转折。用实践标准检验“文化大革命”，检验我们过去搞的社会主义，发现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应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十一届三中全会才作出一个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这是一个历史的逻辑，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必须先有解放思想，然后才有历史的转折。

　　[主持人]：更多的是逻辑的关系。为什么说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呢？

　　[沈宝祥]：改革开放就是破“旧”创“新”。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什么意思？我想这个意思主要是两条：一是，中国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要建设一个不同于原来的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社会主义,要建设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是不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就是一个革命性的命题，它引出了改革开放。破“旧”创“新”都需要思想解放，没有思想解放，就不可能破这个“旧”。比如说，不思想解放，就认识不到计划经济阻碍经济发展，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解放了思想，破除了传统的老习惯、老框框，才知道怎么样改革，怎么样开放。改革开放本身的性质就是破“旧”创“新”，就必须解放思想，以解放思想为先导，没有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不可能起步。30年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曾被指责是砍毛泽东思想红旗

　　[主持人]：在介绍您的时候，您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修改和编辑，这个文章对于解放思想，和中国当时复杂的情况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文章，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当时修改和编辑的情况吗？ 　

　　[沈宝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说是一个观点。在中央党校，胡耀邦同志提出了用实践标准总结“文化大革命”，在这个讨论中，大多数人拥护实践标准。但是，也有各种各样的认识，其中有一个代表性的认识，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标准就二元了。这是一种糊涂论。所以当时中央的哲学家，胡耀邦同志的主要助手吴江教授考虑进一步写文章讲明这个问题。针对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排除了别的标准。在吴江同志具体指导下，这个文章写出来之后，我们的《理论动态》进行了讨论，当时胡耀邦有一个规定，每一篇文章发表前，必须要经过《理论动态》的讨论。我也参加了这个讨论。讨论之前，认真看了文章，也做了准备，可以说也是一次参与了。最后在第二次审定文稿的时候，是在胡耀邦家里面，我带了稿子，当面给他看，他在那看了稿子以后，提出了修改意见，我把它记录下来。我是很少的一点参与。稿子的形成最后经过了很多人的手，经过《光明日报》杨西光同志，《光明日报》的理论部主任，还有其他同志，中央党校的其他专家，还有很多有关的专家，都看了，提出了意见，这篇文章是集体的劳动成果。

　　[沈宝祥]：最后由胡耀邦同志两次审定。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主持人]：您当时编辑这个文章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不同观点的人，他们对您的观点有没有质疑的声音？

　　[沈宝祥]：这个文章起草、修改过程中，大家都是同一个观点，在内部，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当时顾忌到这篇文章的发表会引起强烈反响，会有人批评指责，我们是有所顾忌的。但是没想到，反馈来得那么快，给我们上纲上得那么高，这确实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主持人]：当时有没有心理压力，或者说有没有自己的一些什么看法？

　　[沈宝祥]：我们那时候脑子也没有想那么多，1978年5月10号，在中央党校参与下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六刊发表，那是5月10日。5月11号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当天新华社把这个文章作为国内新闻的头条向全国转发了。5月12号，北京的《人民日报》——党中央的机关报，还有影响很大的《解放军报》，以及一些地方的报纸全文转载。5月13号，全国多数的省级报都转载了，一下子影响就很大，一些人认为这个文章很好，但是有些人认为这个文章很坏。5月13号上午我们接到通知，说下午到胡耀邦同志家中开会，那时候，有一个《人民日报》的负责人也来开会，胡耀邦开会的时候说请《人民日报》的同志介绍情况。那位同志说前一晚接到一个电话，把电话的内容跟我们说了，其中有几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大概是“这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很坏很坏，要砍倒毛泽东思想指导的红旗”。砍毛泽东思想红旗，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了，我们知道了这个情况。文章发表的时候，估计到会有人指责这篇文章，但是没想到这么快，上纲那么高。给我们扣这么高的帽子，他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那天人民日报同志介绍情况以后，我们主要议论这个事情。1978年5月13号下午，胡耀邦提出，写一篇文章，“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他说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批驳了那种指责。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做客先锋论坛

　　解放思想总体来说是全方位的，每个时期有侧重的一方面

　　[主持人]：现在看当时发生的事情，对于您来说，意义非比寻常。广东现在也正掀起思想解放运动，为什么后两次的思想解放运动总是从广东发起呢？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沈宝祥]：根据我的了解，广东的同志由于接近香港、澳门，接近外界，对外面的情况了解比较多。近代史以来，中国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就出在广东，这不是偶然的，像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等。从改革开放来说，我看到了广东当年的一个省委领导同志写自己的回忆录，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叶剑英同志也是广东梅州人，他给广东同志讲，解放了那么多年了，我们这个地方还那么穷，有什么办法能够发展快一点，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呢？这位同志跑到香港去找有关人士征求意见，香港的一些企业界人士、知名人士跟他们讲，你们要吸取国际上的好办法，比如新加坡自由港，还有我们台湾搞出口贸易加工区等等这样的方式，就可能加快发展。我们省委的同志听到这个意思以后，很受启发，回来以后就跟同志们讨论研究，就提出来要实行特区的政策，当时不叫特区，是特区的政策、特区的办法。它接近外部世界，接近香港，对广东人的思想启发，和内地相比有一个有利的条件。所以两次的思想解放都是从广东开始，我想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广东有特殊的条件，有历史的原因。近代以来它都是比较开放的，它临近港澳一些地方，对那边的情况了解比较多，得到了不少启发。我想这是主要的原因。

　　[主持人]：您如何评价目前汪洋在广东发动和组织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呢？

　　[沈宝祥]：这次十七大以后，广东省委的领导同志提出广东要思想大解放，而且组织大家讨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是排头兵，在贯彻十七大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广东也应该成为排头兵。所以，广东首先要解放思想。我认为这位省委领导同志提的很好。我也去过广东，广东的同志热烈地讨论这个问题，大家在研究广东为什么还要继续解放思想，广东要在哪些问题上继续解放思想，广东怎样解放思想，我认为这是很好的，广东正在探讨这个问题。

　　[沈宝祥]：我个人回顾总结30年来的改革开放，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解放思想必须要看清问题，抓住焦点，不能够泛泛而论。抓住焦点，应该是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共同的研究。广东正处在这个过程之中。我相信他们能够取得很大的进展，我也相信他们能够在新的一轮思想解放中成为排头兵。

　　[主持人]：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们的网友也向您提了一个问题，我给您念一下。

　　[网友黄晨灏]：有人说解放思想属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您对此有何看法？

　　[沈宝祥]：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解放思想，经济体制改革也需要解放思想，其他方面的改革，也需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的范畴，我认为不能局限于政治体制改革，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在每一个时期，它有侧重点。这一个时期着重一方面的，那一个时期着重另一方面，但是总的来说解放思想是全面的。从30年来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我们解放思想重点还是在经济方面。经济方面的地方有两个特殊的方面：一个是否定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另外一个重要的东西，与此相联系的，否定过去那一种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提出以公有制占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两个都是解放思想的两个焦点问题，一个是把所有制改革，突破了老框框，一个是硬性机制改变了，我觉得范畴还应该广义地来看。

　　[主持人]：不局限于某一方面。

　　[沈宝祥]：每个时期可能有侧重的一方面，但是总的来说都是全方位的。

　　[网友奎木狼]：近年来，互联网政治持续发展正在改变着我国的政治生态，您认为网络参政议政对进一步推动解放思想有什么样的积极作用？

　　[沈宝祥]：网络成为一个很广泛的社会现象，我们几次看到中央领导同志，胡锦涛同志、温家宝同志都说他们从网上看东西。去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领导干部要适应互联网政治的需要》，我提出一个观点，互联网是一种直通车，一个普通老百姓上网，也许总书记中央最高领导人看到这个东西了，他不用一层一层地转，它是一个直通车，互联网政治有它的优点。我们的领导干部，中央到地方都很重视互联网，都主动上网，和网民沟通，互联网政治在我们社会中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它对我们的政治生活、对我们的解放思想，将来会起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个情况越来越明显了。

　　以“三个有利于”标准衡量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

　　[网友脆豆豆]：您曾经说过解放思想就是不断地反“左”，您认为当前还有哪些“左”的问题呢？

　　[沈宝祥]：有的网友提出解放思想是不断的反“左”，是不是这样呢？解放思想主要是反“左”，这是我在一篇文章中讲到的。根据30年来的情况来看，在解放思想中，在改革开放中碰到的主要障碍是“左”。农村的改革有人说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引进外资还有人也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凡是我们改革一些新的举措，一些人都说我们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左”的思想。长期以来，所谓搞“阶级斗争”就是反所谓的“资本主义”。所以在解放思想中，在改革开放中，一个很重要的争论是姓“资”还是姓“社”之间的争论。这就是“左”思想的特殊表现，实际上我们解放思想主要是反对“左”。

　　[沈宝祥]：当然在解放思想过程中还有“右”的思想，但是“左”和“右”的思想相比，“左”的干扰更大。大家可以回顾30年的发展历史就很清楚。

　　[网友]：中国的改革是从政治体制领域开始的，您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沈宝祥]：我认为要用事实来说话。我们中国的改革最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民搞“大包干”，后来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改革突破了人民公社的体制，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体制，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讲，这种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改革也触及到政治体制。但是，当时农民搞“大包干”，主要是从经济上考虑的。当时一些领导干部支持农民搞“大包干”主要是考虑如何加快生产力的发展，从主观上说是从经济上考虑的，就是说并没有明确的把它作为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改革实际本身也冲破了人民公社的政治体制。所以我觉得实际和认识是有差别，首先这种改革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时也突破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但是在人民的思想上主要是把它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如何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来考虑的。

　　[沈宝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当时的重点还是在经济方面。我说的是“经济方面”，当时还没有搞清楚经济体制是怎么一回事，以后才逐步明确要改革经济体制，这个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主要是经济方面。在政治方面，实际上也提出重要的东西，比如说集体领导、反对突出个人等，这都还说不上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是说领导有改进，但是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提出毕竟还是晚了一点，到十三大以前，邓小平大讲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把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提出来了。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网友]：一些地方领导说在搞改革，进行思想解放时候，做法会和现行制度、政策或者办法有冲突，网上众说纷纭。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是非判断标准是什么呢？

　　[沈宝祥]：这个问题提得很有意思，这是改革开放、解放思想中经常碰到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恰当的认识和处理，就很难推进思想解放、推进改革。解放思想就是要说新话，这个“新话”可能是任何人都没有讲过的，也可能是要否定别人的话，要修改已有的话、否定已有的话。这时就发生矛盾了。有人说，你的意见与原来的不一致，与文件上说的不一致。如果这样的话不能说，这就谈不上解放思。邓小平提出要敢想、敢说、敢闯、敢冒。解放思想就应该有这样一种精神，这是基本的、首要的。在这个前提下，有一些话在什么场合讲，怎样讲要考虑，并不是说解放思想就要到处乱讲。首先要肯定解放思想就是敢于说新话，敢说与现有的话不同的话。如果说人家讲一句话，你就要动不动说这是“噪音”、“杂音”、“不保持一致”，那么就不要解放思想了。当然我刚才讲了，我这里说的“讲新话”，并不是到处乱说，这也要说清楚了。就是说要领导和被领导都要注意，大家都来恰当掌握这个问题。

　　[沈宝祥]：总的来说就是要发展民主，在民主的氛围中，人们才可能畅所欲言。当然民主应该也有纪律，在民主氛围中遵守一些纪律，所以当年邓小平说“民主是解放思想重要条件”。至于在改革中有一些地方搞了一些新的创造，这个“新的创造”可能和原来的制度、原来的政策、原来的办法有矛盾，它突破了老的东西，突破了老的框框。决不能简单的以某一个文件、以某一个人的讲话为标准，不一致就认为是错误的，加以约束。而是要按邓小平所说的，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衡量一个新的举措，新的办法、新的模式是不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是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是不是有利于国家，要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样才可以推进改革。

　　[沈宝祥]：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一个科学的标准，我们必须以“三个有利于”标准衡量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这样才有利于继续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

　　嘉宾沈宝祥在线与网友亲切交流

　　邓小平是真理标准讨论的最有力支持者和最高领导者

　　[网友]：邓小平在和胡耀邦谈话时曾经表扬《理论动态》是一个好班子，小平同志为什么发表这番评论，另外，他对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给予了怎样的支持？

　　[沈宝祥]：邓小平同志是我们党内最早批评“两个凡是”的政治家，他是解放思想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1977年4月，邓小平给党中央写信提出要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后，他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讲了要坚持实事求是，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1977年7月22日，他又找胡耀邦同志谈话。他认为，《理论动态》发表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好文章。同时他又讲到《理论动态》这个班子是好班子，肯定了这篇文章，肯定了胡耀邦组建的这样一个班子。这是对我们很大的鼓励。胡耀邦第二天就召集我们开会，传达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我们的确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鼓励之下，我们更加努力来做解放思想的工作。

　　[沈宝祥]：邓小平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解放思想的支持和领导是多方面的。他自己几次发表重要谈话。第一次是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二次，在1977年9月视察东北时发表了多次谈话。第三次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时候，他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三次讲话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些讲话尖锐的批评了“两个凡是”，精辟地阐明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明确地提出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概念，可以说这个作用很大。在实践上他采取了行动，找一些同志谈话，除了刚才讲的支持胡耀邦同志以外，还找另外一些同志谈话，让他们不要压制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不要设禁区、下禁令，所以我在自己的书中写了这样一句话，“邓小平是真理标准讨论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高领导者”，这是我经过研究以后得出的结论。

　　[网友脆豆豆]：您好！您认为十七大报告中有哪些新提法体现了“思想解放”？

　　[沈宝祥]：十七大报告确实体现了“思想解放”，全面讲很多，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讲一下。

　　[沈宝祥]：比如说，十七大把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整合起来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比原来前进了一大步。原来我们都是分别讲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现在，我们把这些都整合起来，我认为这就使理论上的思想解放前进了一大步。在政治方面，十七大提出，要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和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解放。把权力加以分解，分解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权力是需要受到制约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容易产生问题，而权力又只有用权力才可以制约，如何用权力进行制约，就是把权力分解。过去我们的权力没有分解，不分解的权力是造成权力过分集中的一个重要条件。不分解的权力也是形成绝对权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十七大把权力加以分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解放，有一些同志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这方面的思想解放还需要深入，这个思想解放就破解了邓小平曾经指出如何来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问题。我认为意义很重大，这方面的解放思想需要大力的推进。 　

　　[沈宝祥]：十七大还提出，要给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也是一个很好的思想解放。搞民主政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就应该知道情况，就应该能表达自己的意见。知情权、表达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解放。十七大已经提出这个解放思想的题目，我们要把这篇文章继续作下去。十七大有很多东西是体现了思想解放，我只是举了这两个例子。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借鉴人类文明成果

　　[网友你是风儿我是沙]：沈教授，今天我们纪念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是什么？

　　[沈宝祥]：真理与标准的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思想大解放。30年来，我们都是在这个思想解放的影响下前进的。今天，我们来回顾、总结这一段历史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真理标准讨论30周年的时候，我们应当科学的回顾、总结这一段历史。首先要搞清楚这次大讨论的历史必然性，这个大讨论是中国“拨乱反正”的需要，是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需要，不是偶然的，理解当年解放思想的历史必然性，就能更好地理解当前继续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沈宝祥]：其次，我们要总结这次思想大解放的经验来推进当前的思想解放。我在这里想简单讲几点：

　　[沈宝祥]：第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它创造了一种通过讨论来解放思想的方式。大家都知道，在此之前，我们习惯于搞“大批判”，就是大批判开路。所谓“大批判”就是用压服的办法在解决思想认识的问题，它的基本做法就是无限上纲、施加政治压力。实践证明，这是一种错误、不成功的办法。真理标准讨论就创造了通过大讨论这样一种方式提高人民的思想认识，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当然，通过讨论的方式推进思想解放要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民主，只有在民主制度保障之下，在民主的氛围之中才能开展讨论，解决思想认识的问题，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

　　[沈宝祥]：第二条经验，就是解放思想要同实事求是相结合。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有一些年轻的同志可能不知道，我们在1958年也曾经大讲“解放思想”，那个时候口号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八个字，没有强调解放思想要同实事求是相结合，只是强调要破除迷信，结果出了大问题，造成了严重的弄虚作假、浮夸，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我想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肯定是汲取了1958年的教训。

　　[沈宝祥]：第三条重要经验是解放思想要抓住问题的焦点，解放思想不能够泛泛而论，要抓住问题的重点，要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同时要用很好的思想武器，用正确的理论破解问题，你说它不对，不对为什么，对的是什么，要用鲜明的理论讲出来，这也是条重要的经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就是以实践的标准推倒了“两个凡是”。1992年，邓小平用“三个有利于”标准澄清了姓“资”、姓“社”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经验。当然这个经验要总结还可以总结若干条，我着重讲三条，也是我们这次回顾真理标准讨论30年重点考虑的问题。 　

　　[沈宝祥]：第三，通过回顾真理标准讨论30周年，我们要很好的思考当前怎么样继续推进思想解放、深化改革开放。我想这个意义我就讲这三条。

　　[网友一江明月]：嘉宾好！您认为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该如何做到“解放思想，大胆探索”？

　　[沈宝祥]：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很敏感，也是很复杂的问题，它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个问题本身我们应该解放思想来对待，就是说我们不要回避这些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是我们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十七大也提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深化”这两个字就比原来有所前进。我们的政治体制存在着弊端，这个弊端邓小平早就把它讲清楚了，这些年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大家都认为还需要加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认识跟十七大提出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应当说是一致的。

　　[沈宝祥]：经济体制改革要解放思想，政治体制改革更要解放思想。政治体制改革要解放什么思想？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解放思想：

　　[沈宝祥]：第一，要从高度集权、排斥民主的思想、观念、习惯中解放出来。邓小平早就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最大弊端就是权力高度集中，集中于某一个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体制问题。这高度集权体制是从哪里来的？邓小平说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受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他们搞的是把权力集中于一个领导人手中，而我们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受他们的影响很深，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要认真的研究，清除那种影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长期以来是封建专制主义，也是一种高度的集权，我们也受到了很深的影响，在我们实际生活中，高度集权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官本位”还明显的存在。集权就排斥民主，很多不符合民主的要求的思想观念存在，这方面需要逐步加以清除。

　　[沈宝祥]：第二，要从把人类文明成果简单的等同于资本主义这样一种思维中解放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要大胆借鉴人类的文明成果。30年来，我们已经大胆了借鉴了很多人类文明成果，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不是我们中国固有的，原来是没有的。它是人类的一种文明成果。邓小平把它从资本主义剥离开来，引进到我们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很重要、很成功的范例。在这方面还需要继续解放思想。有的人担心，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认为这种担心不必要，“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借鉴”就不是“照搬”。我们必须要在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不要太害怕，要解放思想。

　　[网友大刺猬]：您如何看待党内民主对推动社会主义民主的作用，如何寻找突破口使党内民主和党员主体地位得到落实？

　　[沈宝祥]：党的十三大提出，通过党内民主来给人民民主以示范和推进，以后不断强调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执政党，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对这个问题我们也要做具体的分析。党内民主要能够带动人民民主，它就要走在人民民主前面，这才能带动。在这个方面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发展党内民主的任务很重。比如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早就是常任制，人大常委会做经常工作，我们党代表的常任制到现在还处在基层试点阶段，又比如说，开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提案权，我们开党代表大会就没有提案。在这些方面要去带动人民民主那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我们要加紧发展党内民主，使其能够更好地带动人民民主。

　　[沈宝祥]：朋友们，上面所谈的是我个人的一些认识和体会，不一定那么准确，同大家交流一下，谢谢各位，再见！